以《春秋》教人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学案，孟子和一批今文经学家力主孔子作《春秋》，但也有学者尖锐地反对。司马迁称引老师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也认为孔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汉书·艺文志》）。而反对孔子作《春秋》的学者，主张《春秋》本身是鲁国的史书，和战国魏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文字相仿；且《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1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这时孔子十岁，则在孔子幼年《春秋》已然成书，孔子是不可能把官方的鲁国史书拿来删削的。
今天看，《春秋》是鲁国官方史书不假，全部《春秋》是孔子首创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问题在于，何以孟子、司马迁、班固都众口一词《春秋》是孔子所作，如无一定的理据，众多学人如何相信？又何以是鲁《春秋》而不是他国史书传世成为《五经》之一？《春秋》和《左传》的关系十分密切，《左传》的可信度又很大，其中屡屡有“仲尼”出场品评，这些话难倒都是假托？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完全揭开谜底。前文曾说，孔子开创私学，亟需的是教材。这时鲁国官方的《六经》就很顺理成章地成为孔子教学的蓝本，这是古文经学家主张《六经》为古代文献的史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势必要对古代经典进行遴选、组合以及叙述、解读，这就是今文经学家主张孔子作《六经》的史实基础。就《春秋》而言，孔子很可能依据鲁国的官方史书《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中韩宣子见到的《春秋》是《鲁春秋》，区别于孔子以后的《春秋》）进行改编，并参照当时众多的文献推行“比事”“属辞”的《春秋》之教。
“比事”“属辞”为《春秋》之教，即排比史事，连缀文辞，通过一系列特定的语汇实现儒家伦理道德的善恶褒贬。这应当是孔子以前鲁国史官就已经采取的做法。但如果没有《左传》就很难弄清《春秋》微言大义的原委，那么《左传》出现之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左传》是战国中叶的产物）《春秋》又是如何读懂的？实际上，在监察制度尚不健全的上古时代，史官的教化作用就不可替代。从著名的齐太史、董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官把事情梗概用“比事”“属辞”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不是秘而不宣，而是当庭宣布，造成社会舆论给贵族以直接的震慑，而当时贵族无权干涉（赵盾不能干涉太史记载“赵盾弑其君”就是典型的例子；崔杼即便杀了齐太史及其弟，但也迫于舆论而舍其少弟），则《春秋》说的不是陈年老账，而是当下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做法被孔子借鉴，不同的是鲁史《春秋》说的是时事政治，而孔子整理的是历史文献，借陈年旧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教育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践土之盟中，“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这就是孔子修订《春秋》的典型过程，既是对晋文公的批评，也是对周王权威的回护。《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这时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并且“以示于朝”。赵盾不满，和太史董狐进行辩驳。“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于是孔子评价：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这应是孔子改编鲁史《春秋》时，针对史书中“赵盾弑其君”的记载而发出的感叹，说明孔子沿用了前代史官的“比事”“属辞”，从而对弟子及时人进行善恶是非分明的儒家伦理教育。
孔子是处于春秋战国转折关头，应时代需求全面总结历史文化并对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思想性升华的大学问家。后代学者提出“六经皆史”，试图扩大史学的内涵并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用。而事实上，历史教育本身就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不以空言说经，试图在历史变化中寻求规律、找到教化人心的人物事件与一系列历史现象。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领域产生一系列大转变，带来社会秩序大动荡与道德人性大滑坡的春秋时代，历史的内在进步，需要通过社会的外在堕落表现出来，于是崛起与沉沦、创造与毁灭、文明与野蛮相反相成。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捕捉到历史发展的许多侧面，看到了道德崩溃、社会秩序紊乱的同时，也看到了制度文化演进的历史规律，并且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历史责任感承担起重整社会秩序、教化人心的伟大事业。除了进行伦理道德说教之外，孔子更采用了在历史变化中、不同历史现象的比较中、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叙事批评中打动人心的方式，其效果是显著的，许多做法堪称经典。
【注释】
[1]孔子一生颠沛流离，追寻救世的策略，试图力挽狂澜，恢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期“有道”的社会秩序。他坦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并且“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如果是孔子只看到历史退化的一面，就意味着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社会的滑坡成为不可挽救的宿命，那么孔子终生所追求的救世之“道”，就没有多大的社会作用了。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5页。
[3]赵世超：《巫术的盛衰与西汉文化》，《瓦缶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赵世超先生的观点受弗雷泽的启发。弗雷泽《金枝》曾指出：宗教和巫术的实质区别在于，“统治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有意识的和具有人格的，还是无意识的、不具人格的”；“宗教，作为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所认定的是两个答案中的前者”。“巫术或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取决于机械进行的不变的法则。”就此看，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中，的确有巫术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区别，可能是夏商两代的差别；而周人的文化从巫鬼世界中走出，树立了崇尚人事的价值观。这与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夏商周三代社会“忠”“敬”“文”的概括很相似。
[4]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5]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