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士者”的倡导
《道德经》中多处勾勒出不少古代“隐逸”之“士”的形象。比如郭店《道德经》甲本第八、九简，今本《道德经》第十五章：
长古之善为士者，必非（微）溺（妙）玄达，深不可志（识），是以为之颂（容）：夜（豫）乎奴（若）冬涉川，猷（犹）乎其奴（若）畏四邻，严乎其奴（若）客，涣乎其奴（若）怿（释），屯（敦）乎其奴（若）朴，屯（沌）乎其若浊。竺（孰）能浊以静者，将舍（徐）清。竺（孰）能疕（安）以往（动）者，将舍（徐）生。
《道德经》所说的“古”当为“小国寡民”的时代。“长古之善为士者”具备谨慎、戒惧、庄重、博大、敦厚、包容的品格，这些品格能让他们在浑浊动荡的局面中安定下来，归于澄净（“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在安逸的状态中，懂得获得新生（“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所以他们“微妙玄达，深不可识”。这些是上古时期对“士”的精神要求，是文明初始的艰苦社会条件的产物，与《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的描述吻合。就历史的发展来看，战国以前文武不分职，《周礼·地官·保氏》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表明，“士”在战国以前身兼文武刚柔各种技艺与思想素质，“微妙玄达，深不可识”应即此。“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飕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第二十章），“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第二十二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十八章）。精神上遗世独立，行为上藏而不露、委曲求全、与世无争的状态，被《道德经》看作古人与天匹配的最高法则。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领地小、人民朴；城邦内部和谐圆融，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血缘纽带的脉脉温情，人们淡化个人得失，谋求本城邦的生存与发展成为成员的第一要务。
“士”这样的特点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历史特点吻合。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既有阶级分化的道路，又有社会管理职能强化的道路。后者对于中国上古史来说较前者更为普遍与重要；中国早期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建立在众邦之上的社会权力组织。[18]社会统治管理职能不仅仅是中国早期国家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样，历史对氏族部落酋长素质的要求就非常高，他们须是《道德经》中“微妙玄达”“深不可识”的“士”。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社会的基础构成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而氏族部落的酋长不仅是自然生成的首领，更要对生产力低下的生产生活环境、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做出对策，成功驾驭时局，才能带领全部氏族部落成员走出危难、繁衍生息。也就是说，氏族部落首领的社会统治管理能力，是该氏族部落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从文献中人们很容易找到上古时代部落首领不遗余力地勤于政事、任劳任怨、体恤民众生活，甚至因公殉职的例子。如《国语·鲁语上》记载：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
如果说“微妙玄达”“深不可识”是《道德经》中“士”的境界，那么中国上古时代氏族部落首领这些事无巨细、泽及子民、可歌可泣的史迹，就是其史实基础。首领们为了使氏族部落得以长盛不衰，尽最大能力发挥着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管理职能：第一，对农事极其关注。稼穑之事为氏族生存之本，先是“能殖百谷百蔬”的烈山氏之子柱、传承稼穑之业“勤百谷而山死”的稷，再是“能平九土”的后土、“勤民事而野死”的舜，这些率民从事农事的氏族部落首领最先被先民列入祀典。像“能序三辰以固民”的帝喾那样职掌星辰历法的氏族部落首领，他们能正确地提供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也被先民当作功臣加以隆重地祭祀。第二，稳定社会秩序。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固然有刀光剑影的一面，也同样有秩序和谐的一面。“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契为司徒而民辑”“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即在氏族社会内部建立种种制度、妥善处理财富分配问题、制定对氏族成员的惩罚措施，并且对扰乱秩序的不法之徒进行严厉打击或试图感化，借此来实现氏族社会的和谐。氏族社会之所以在温情脉脉中得以长期生存，氏族部落首领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对部族做出了巨大贡献。“障洪水而殛死”的悲剧人物鲧、“能以德修鲧之功”的英雄禹、“勤其官而水死”的水官冥，对治理水患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些上古氏族部落首领之所以拥有高贵的地位与权力，是因为他们通过伟大的政绩对氏族部落的生存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功发挥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管理职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安以动者，将徐生”“微妙玄达”“深不可识”等等高尚的品格，与其说是道家对“士”的玄化，不如说是以道家为代表的史官文化对中国上古历史经验的提炼和总结。
这些要求在“小国寡民”时代并不稀奇，但与春秋战国以来“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却相冲突。这些遗存被老子所看重，成为《道德经》教化人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