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
孔子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有礼坏乐崩的现象，但是周代制度文化仍旧有极大渗透力，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生当东周之衰，贵族阶级犹未尽坏，其时所谓学者则惟礼耳”，那么孔子关注的人物，也都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家。衡量这些人物的准绳是什么呢？当时社会认可的礼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除此以外，还有世功的因素。因为孔子意识到守礼与否和社会安定富足与否，并不是一个问题。前者是法度层面，后者是成果的层面，孔子的态度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他很重视齐国的政治家管仲，《论语·宪问》说：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八佾》说：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对管仲的这两处评价差别很大。我们应注意到《论语》二十章的编纂中，每一章可能有一个大致的主题。《八佾》很多内容围绕着贵族“守礼”展开，《宪问》基本围绕着“为邦”之道展开，两者都是古代国家的重大政治话题，也是孔子品评人物的标准。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以尊王攘夷为方针获得霸主地位，并且确立了齐国的立国之本：“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他把齐国划分成士、农、工、商“四民”，“勿使杂处”，使人们各安其居，职业世袭；他提倡齐国寓兵于农，“作内政而寄军令”，把乡里基层组织和军队组织相结合，让国家牢牢掌握军队，并且节省了常备军的开支、精兵简政，加强了国君的集权；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家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改革，按土地的优劣确定纳税的等级，国家按等级收税，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使农民稳定在土地上而不迁移；连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论文集也托名为《管子》。
管仲可谓大政治家，他的一系列变革不仅推动了齐国社会的进步，使得齐国迅速强大起来，而且为“尊王攘夷”的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个霸主。孔子对管仲的功绩是耳熟能详的，他对弟子中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非但不为主上而死，反而辅佐主上的仇人齐桓公的说法进行澄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不看好臣为君死的“匹夫匹妇之为谅”，因为那是自缢于沟渎而不为人知的小节小信。而管仲做的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事业，乃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样的功绩远不是匹夫匹妇的小节小信能比拟。孔子基于世功的角度，能容忍管仲的若干瑕疵。事实上，管仲做的是“尊王攘夷”的霸主事业，维护的是齐国乃至整个周王朝的社会秩序，肯定的是周王的权威，这也即当时的礼，也就是说世功的最终落足点不仅不违礼，而且还是礼之大者；而他认为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的个人恩怨就显得微不足道，只能是“匹夫匹妇之为谅”。孔子通过比较国家利益的大节和主上家臣之间的小节，试图让弟子明白节义也有大小之别。被孔子表扬“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的子夏曾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这样的看法放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上，也是合适的。
但针对“管仲之器”“管仲俭”与“知礼”，孔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器”指器量，孔子也是以礼来衡量管仲的）。“三归”“反坫”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管仲有奢侈而且僭越之举。当然这些现象应该都是在得到齐桓公首肯或者默许的前提下出现的。《左传》僖公十二年中，周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推辞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周王说：“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于是“受下卿之礼而还”。所以管仲获得了《左传》中“君子”的赞许：“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左传》中管仲的行为和孔子“管仲之器”“管仲俭”与“知礼”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三归”“树塞门”“反坫”等物是齐桓公有意为之，甚至得到了齐国社会的普遍认可。《论语·宪问》中有人问管仲的为人，孔子说：“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伯氏”作为大贵族，受到管仲夺三百邑的处罚到“饭疏食”还没有怨言，足见管仲在齐国君臣民众中的威信。孔子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之后，有弟子以“管仲俭乎”为由反驳老师“管仲之器小哉”的认识；孔子批评管仲有“三归”之后还有人反问“然则管仲知礼乎”，这说明在孔门弟子中，不少学生和齐国民众一样认可管仲的违礼之举，否则断不会有此疑问。从《论语》这两则的语境中，不难看出孔子弟子们认为管仲的道德短板体现在为公子小白效忠而未给公子纠尽臣节的个人小节上，反而对管仲的违礼并未给予重视，这说明弟子只识其小者而未见其大者。孔子是博闻君子，既然对“三归”“树塞门”“反坫”都很谙熟，那么对管仲的功业更是了如指掌；他以史实为依据，教给弟子在纷乱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识其大者，这样达到了教人守礼的目的。
比孔子略早的郑国政治家子产，是春秋末叶就享有令名的贤大夫。他执政期间，在晋楚大国之间谋求郑国的生存空间，推行“作封洫”“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等一系列措施，成为春秋时期改革的先行者与重要的法家人物。孔子对他盛赞，为学生树立了典型。《论语·公冶长》说：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子认定他“有君子之道”，是从为人处世是否守礼的角度说的。“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应是孔子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评价。《论语·宪问》中，孔子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所谓“惠人”，应是与民惠政之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子产谏毁乡校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子产临终告诫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但“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兴兵剿灭萑苻之盗，尽杀之。孔子闻之感叹：“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这里的谏毁乡校、宽猛相济都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表扬，“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及子产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事实上这样的评价非一般贵族可及，“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这句话表明孔子对晏子的评价不及子产。子张曾经问孔子：“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说：“忠矣。”子张问：“仁矣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子张又问：“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孔子说：“清矣。”子张问：“仁矣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即便令尹子文能做到“忠”，陈文子能做到“清”，但他们都不知“仁”，因为“忠”有可能是愚忠，“清”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趋利避害、标榜清高，只有子产是在“行己”“事上”“养民”“使民”方面的知仁守礼之士。耐人寻味的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晋国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但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提出异议，这一年孔子十五岁。但现有资料显示孔子一生未批评子产铸刑书事件，其原因，似乎不能说孔子不知此事或此事发生时孔子太年轻，应另有原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史墨认为，赵鞅子铸刑鼎是不得已，若修德，则可以免祸。这与孔子的思路应是一致的。郑国正是由于贤大夫子产在，能够化解铸刑书这一场政治变革带来的矛盾，故此孔子不谈其危害。
孔子和弟子们讨论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是常见的教学方式。在其评价和与弟子的探讨过程中，孔子对历史人物的史实了如指掌，他论据清晰，能够一针见血指出历史人物的得失，而且在其中贯穿着他敏锐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