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寡民”的历史经验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言“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故“自隐无名”可以视作其学说的显要特点。前辈学者指出，《道德经》的历史观有着很大的复古色彩，比如第八十章中著名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人们多认为，此章把昔日原始氏族部落的面貌当作理想的乌托邦，但专家指出“小国寡民”的问题如果作为隐逸思想来看，似乎更恰当[4]，此论甚是重要。仔细推绎这一段记载，固然夏族、商族、周族皆经历过“小国寡民”的时代，但《道德经》的“小国寡民”理想，应不是建议统治者回归到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氏族部落时代，而是提倡统治者效法商周时期大都邑之外的氏族部落的管理模式。这应是商周时期实际存在的历史现象。
其一，《道德经》“小国寡民”之语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保小寡”之语一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邾人灭须句，须句因是鲁僖公之母成风的母家，故须句子奔鲁，成风对鲁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杨伯峻先生注此“小寡”，《道德经》之“小国寡民”即指须句。[5]须句为太皞之后，与鲁国联姻的华夏族小国，它和春秋时代的大都邑有别，周人称为“小寡”。从考古资料来看，鲁国曲阜故城的周长11771米，东垣长2531米，西垣长2430米，北垣长3560米，总面积在八九百万平方米；齐国临淄故城大城周长14158米，西垣长2812米，北垣长3316米，东垣长5209米，南垣长2821米，总面积在一千三百万平方米；滕国故城周长2795米，南垣长850米，东垣长555米，北垣长800米，西垣长590米，总面积在四五百万平方米[6]；滑国故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中部宽700米，南部宽500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总面积在一两百万平方米[7]。东周时期各国多僭越违制，国虽小而城不小。那么鲁国所称呼的“小寡”之国，城址面积一定比上述见于经传的封国小很多，应即与中小型聚落相仿佛。如专家调查研究所示，伊洛河流域12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两周聚落86处，每个聚落平均面积4.85万平方米，包括10万、20万乃至6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其中从数千到3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占总数的70%以上。[8]文献中的小聚落也有不少，童书业先生就曾论及《论语·公冶长》中“十室之邑”这种小村邑的普遍性，言“是等小邑盖与书社井田相近，一二十家村聚耳”[9]。西周金文中常见的“万邦”应即众多的“小寡”之国。故无论是城址还是中小型聚落，“小国寡民”在商周时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二，《道德经》此处已暗示，此小国已经进入到文明时代。文中言“有什伯之器”而非没有，民能“远徙”但“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并且社会已经文墨，但统治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说明此“小寡”之国已经有了军队和众多发明创造，并且国与国之间存在交流，其文明程度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值得一说的是，商周时代区域间的远徙不绝于书，除战争之外还有很多痕迹，比如殷墟妇好墓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10]，陕西淳化县境内的商周之际的黑豆嘴类型铜器包含来自青海地区乃至西亚的因素[11]。陕西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出土的两个蚌雕人头像，皆高鼻深目，属白色人种的大月氏、乌孙。[12]但这种远徙在商周史上并非常事，各个地区之间独立发展是最显著的特征。比如西周宝鸡峪泉墓地与茹家庄、竹园沟两处西周墓地相距三五公里，此地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竹园沟等处墓葬中常见的与巴蜀文化有关的尖底罐、柳叶形短剑等器物，而其组合以典型的先周、西周墓葬的铜器与鬲罐为特征。由此可见峪泉墓地应属中原典型的周文化墓葬，应与竹园沟等处墓地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13]两地近在咫尺，但各自的文化差异明显，相互干扰很小，这与《道德经》的“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颇为吻合。
其三，《道德经》此处说让“小寡”之国的人民而并非小部分统治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这与文明社会以前的经济条件不吻合。固然是政治理想，但势必有经济条件支撑才能得以实现。专家经推算，“刀耕火种”的条件下，夏代亩产40斤左右；商代亩产60斤左右；西周亩产80斤左右；直到战国李悝变法时，亩产120斤左右[14]，则在原始氏族时代的亩产量更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西周庶人家庭仍“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感叹“无衣无褐，何以卒岁”。[15]倘若说《道德经》中的“乐其俗”是因为有种种宗教思想情结存在，那么生活条件困苦的史前时代，先民筚路蓝缕、节衣缩食，如何能“甘其食，美其服”？氏族部落间为了争夺适宜居住的领地、食物水源等重要的生活资料，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始终存在；野兽出没、灾难频繁，自然条件异常恶劣，如何能“安其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的生活状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条件的产物：物质资料增长，贫富差距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面对灾年政府有较为充盈的物资储备。而春秋以来铁器牛耕推动生产力飞跃，战国时期各国推行授田制以稳定农业生产，国家府库殷实的情况，倒与《道德经》所说有些相似。那些“小寡”之国不可能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其国家机器简单，贫富分化不剧烈，所以倒能够出现《道德经》所说的情况。《道德经》看到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对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因素同样是社会进化使然。
“小国寡民”应是《道德经》基于商周文明社会时代的氏族部落情况构造出的，它们的面貌跟同时期的大都邑迥异。就此而言，作为周室守藏室之史、对商周掌故相当谙熟的老子，提出这样的政治理想，旨在以历史经验教化人心。商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小寡”的氏族部落，是老子思想的蓝图。《道德经》希望借此摆脱人类进化带来的繁缛的国家机器，乃至纷乱的物质世界，也即其历史教育的落足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