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德”的思辨
按照司马迁所说，老聃李耳的身份，是春秋末期成周的守藏史，不是贵族中的平庸人物，更不会是无学无文的赳赳武夫，而是一个谙熟周代意识形态的博闻君子。老聃彬彬有礼，渊博谦恭，自隐无名，他一定秉承了周人的礼乐文明，在许多方面能够代表周代的时代精神。这种身份在老子书中有没有体现？肯定是有的。周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制度洋洋大观，在《道德经》中最重要的痕迹，就是“道”与“德”的思辨。
中国古代的“德”观念特别复杂。在商末的甲骨文里，“德”作“■”，是一个人的眼睛看路的样子，这个字也有学者读为“省”，系视察、巡行之意，彼时这个字尚与后世的仁义道德不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周人的“德”已经产生了变化，西周金文中有“德”，作“■”；在西周中后期的金文中，“德”字加了心，表示跟人的思想有一定的相关性。周人重“德”，认为重“德”保民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商纣王在西伯戡黎之后，臣子祖伊劝告商纣王，纣说“呜呼，朕不有命自天！”（《尚书·西伯戡黎》）和商纣王咎由自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人。周人非常谦恭，在克商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结出天下是有德者居之，天意眷顾与否在于统治者有德无德，有德无德要看民心所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这个“德”非常宽泛，对遵从天命、制度、规律的实践，就是守德。这个“德”包含了后代“仁义道德”之“德”，但要宽泛得多。到了春秋以后，随着思想家的精神飞跃，“德”的仁义道德属性才日益凸显。在马王堆本《道德经》甲乙本中，《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很可能西周时代最重要的观念不是“道”，而是“德”。老子作为周之守藏室之史，势必体现着周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德”作为其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就成了《道德经》的重要构成[19]。
“道”是《道德经》立论的中坚概念。没有“道”，也就没有万事万物。道好像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先有了理念世界，后有了现实世界；前者是“道”，后者是“德”。“道”的概念应是老子的创制。“道”的本义就是道路，篆书的“道”就是“首”在岔路口张望的样子。周代意识形态中，已经有“道”的概念。《尚书·洪范》说“遵王之道”“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君奭》说“我道惟宁王德延”，《康王之诰》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这些“道”都可以视为方法、原则。《论语》中也有大量的“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等。“道”为儒家的秩序。有鉴于此，《道德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用“道”来称呼宇宙的终极规律，是因为它和道路一样都具有规律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某物混沌而成，先于天地而独立存在。它不能被改变，也没有人能改变；它不断地运作，永不停息，这就是天地之母。老子不知道天地之母的名字，如果让强行命名，就姑且用一个“道”字称呼它。当然这种称呼不免牵强，因为道不可能用有限的语言来形容；如果它有特点，那就是“大”，“逝”“远”“反”都是大道派生的属性。在“域中四大”里，道为首位，是自然的产物。老子宇宙终极规律称之为“道”，是区别于寻常方法、原则、秩序的。请看《道德经》第一章著名的言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寻常方法、原则、秩序的“道”可以讲出来，但宇宙第一动因、终极规律的“道”不可以阐述与命名，因为语言是有限的，一旦形容出来，一定把无限的大道剪裁得体无完肤了。从周人意识中的寻常的方法、原则、秩序里抽象出世界第一动因，应是老子的贡献。
特别有历史感的是，老子还用“道”和“德”的思辨描述了东周以后历史退化的过程。《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这一过程就是周代社会礼坏乐崩、人心不古的过程。“德”不仅是“道”造化的产物，也代表周代最高意识形态。“失道而后德”的状态，似乎和进入东周之后王道衰微，但周王权威尚存的历史现象是吻合的。随着历史的发展，霸权迭兴，周王室的政治秩序受到了冲击，于是孔子创制出“仁”试图救时之弊，此过程应是“失德而后仁”的过程。战国以后兼并频仍，兵燹不断，强凌弱，众暴寡，“仁义”的风靡也是在儒家思想成为显学的战国时期，此应是“失仁而后义”。东周末叶权力已经下移，学在民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失义而后礼”，原先作为“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内史过语）、“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引子产语）、“所以本也”（《左传》闵公元年仲孙湫语）的“礼”，已经完全下移、改弦更张、愈发形式化，成为服务于新兴军功贵族的理论工具，“失义而后礼”应即这样的现象。异化了的“礼”只剩下躯壳，所以是“忠信之薄”“乱之首”；诸子百家皆称“前识”，是为“道之华，而愚之始”。这样的历史过程，自然不是春秋末叶的老聃李耳可以想见，但是说它代表了战国后期人们的历史认识，应当无大碍。至此《道德经》的语言，火药味已经相当浓厚，针对性非常鲜明，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