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应是《左传》之前贵族教育的文献
不少专家注意到，《春秋事语》与《左传》相似，故认为《春秋事语》沿袭《左传》而来。比如裘锡圭先生鉴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左丘明的传人“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认为《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2]李学勤先生也主张，《春秋事语》将《左传》文字简化归并，本于《左传》而兼《谷梁》，属于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为《左传》非伪作说提供了佐证。[3]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唐兰先生认为《春秋事语》是不属《左传》系统的另一种古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4]刘伟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5]诸家的看法差别颇大，但都发现《春秋事语》和《左传》等文献存在很大的相似度，又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艺文志》若干文献中战国学者传述《春秋》或其他历史知识的记载，认为《春秋事语》是选本。这样来看，《春秋事语》之所以成为选本，无论是《铎氏微》还是《公孙固》，都和《左传》的传授有关，自然属于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若干文献有相似度只能说明，这些文献可能存在共同的“源”，恐怕不能判定谁前谁后。并且依据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左传》《国语》的写定已经到了战国时期；如果《春秋事语》是它们的选本，则《春秋事语》的写定必然在战国以后。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合理，《春秋事语》反映出比《左传》《国语》材料更为原始的特征。赵光贤先生曾指出，《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在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教材里有“语”和“志”，一者记言，一者记事，《左传》记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取自“语”和“志”。[6]赵先生的推论很有道理，《春秋事语》或类似文献[7]完全可以是《左传》的来源。而这样的文献在《左传》之前出现，旨在通过历史片段教导贵族守“礼”，同样是上古时代史官进行历史教育的产物。笔者在赵先生的基础上详申述之：
其一，战国时人把春秋故事删削成《春秋事语》的目的何在？张政娘先生说：“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读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春秋》《世》《语》等等作准备。”[8]说它是“儿童读本”是有问题的。如果《春秋事语》真是令学生学习的读本，则应做到两点：一是情节生动，有充分的可读性；二是说理简明扼要，寓善恶存褒贬于叙事。这样才能使得读本易于被学生接受，后世如吕祖谦为诸生课试之作的《东莱博议》、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编纂的《帝鉴图说》，皆摘取典籍之中寓善恶存褒贬的生动文字，并在文选之后加上编纂者恰如其分的按语。但《春秋事语》并不如此。一方面它只交代非常简略的事件梗概，仅何人何事，明显缺乏生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嵌入评论人的点评表达编纂者意图，这些评论颇为深奥费解。所以《春秋事语》的受众，应不是儿童。郭永秉先生指出，《春秋事语》各章内容大致意在教给读者历史上人君、贵族的成败经验教训，特别侧重于因失德、失言或不讲究策略计谋而招致祸端甚至导致灭亡的教训，并无明显的编辑体例[9]，这是合于实际的看法。从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来看，事实上郭先生所说的重德、不失言、讲究进退策略，就是周代的“礼”，如：《春秋事语》之《伯有章》中闵子辛谓：“吾闻之，□□事君无罪，礼下无惌（怨），议贤让能，同立（位）之人弗与□，□德守也”；《宋荆战泓水之上章》中士匽谓：“诸侯失礼，天子诛之，兵□□□也”；《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中鲁人谓：“礼成而不反（返），恶【于】诸侯，无所归惌（怨）”。要之，春秋时代虽然有礼坏乐崩的现象，但不少人还把“礼”看作约束贵族行为的、天经地义的法则；到战国时这种观念才出现显著的瓦解，正如顾炎武所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周末风俗》）[10]。《春秋事语》恰与之吻合，一个非常鲜明的目的就是要教育贵族“知礼”；其受众，也不应该只限于儿童，而是数量庞大的受教育贵族群体。[11]其手抄本在马王堆汉墓中出现，墓主人是轪侯家族，也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各家都注意到《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与楚王言对太子“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记载，这则说明当时“语”在楚国贵族教育中很重要。从申叔时的话中可以看出，这类文体的著作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楚国用“语”等文献对贵族进行教育已然是常制，其他诸侯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做法。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事语》完全可以是《左传》等大部头史著的原始材料；换言之，当时一系列“语”或者“事语”都充当了历史教育载体的角色。
其三，《春秋事语》在语言和编纂上都体现出很大的原始性，如果我们把它视为春秋后期战国前期贵族历史教育的讲稿，这样的现象就容易理解。《春秋事语》每章各记一事，其中无明显的逻辑关系。张政娘先生说它“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拿《春秋事语》与《左传》一致的内容进行文句比较的话，不难发现《春秋事语》文句粗糙，它应是贵族保傅随机笔录而成；《左传》经过作者仔细的打磨润色，情节也更为生动，不能不说是后出转精。如果流畅生动的《左传》在前，相对粗糙的《春秋事语》在后，《春秋事语》作为《左传》的文选，则非常不合情理。值得注意的是，《鲁庄公有疾章》言“五月，公薨，子烦即立（位），公子庆父杀子烦而立公子启方”。据《左传》及《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庄公并非薨于五月，而是八月，日在癸亥。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鲁庄公三十二年为公元前662年，夏正五月辛酉朔，公历4月11日，第三日为癸亥；八月己丑朔，公历7月9日，无癸亥。则鲁庄公之死应为五月，可见《春秋事语》是夏正，而《左传》应是周正。如果说《春秋事语》是《左传》选本，完全没有必要更改历法。最可能的是，作为原材料的《春秋事语》用了和《左传》不同的历法，到《左传》这里进行了统合。[12]
其四，先秦史著从前叙事体发展到叙事体，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趋势，历史教育的范本也不例外。晁福林先生指出，三代传统史学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说理范式，转向以叙事为中心的新范式。在这个范式下，《左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国语》一书则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范式的痕迹[13]，可谓切中肯綮。这样的趋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尚书》中如周初八诰，《逸周书》中如《世俘》《度邑》等一些可靠的记载，以及《诗经》中所保存的诸多商周史诗，都被学者们公认为研究商周历史的真实资料。但这些内容带有很大程度的明德明理的教育功能，编纂者力图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表达借鉴过往、对人规箴的现实目的，这和后代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不难发现，《诗经》《尚书》《国语》等资料中历史信息的考察并不严格，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不求精确，历史信息旨在为说理服务，为了说理可以增删内容，甚至像《国语》不少段落还能从史官的角度润饰史实。[14]“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文史通义·书教下》）[15]，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历史信息精确的史著成为时代需求，像《春秋》经传为代表的有明确历史意识的典籍就应运而生。人们以《春秋》作为传达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6]，应该就有这一变化的些许影迹。“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的《春秋事语》，就是前叙事体史著的典型代表之一。
其五，《春秋事语》存在若干《左传》没有的史事，说明贵族历史教育的范本和《左传》并不十分吻合。残损较为严重的《燕大夫章》不见于任何文献，《韩魏章》类似《战国策·赵策一》首篇《智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另外，《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晋臣用间谍诬陷秦臣晓朝，晓朝被秦君所诛杀的内容，不见于《左传》，而见于《韩非子·说难》；《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有士说指出蔡人“今听女辞而嫁之”的情节，也不见于《左传》等其他文献。可见《春秋事语》和《左传》的故事来源并不一致。按常理，既然是选本就不应该存在原书中没有的信息，而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战国时写定的《左传》流传到今天有不少内容亡佚。最好的解释是，《左传》基于《春秋事语》等一系列文献有所遴选。
此外，《春秋事语》还具备许多早于战国时期的特征。比如，《春秋事语》第十六章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和《春秋》经传的史事相对应；其文字简短古朴，和战国诸子精工于语汇修辞的做法截然不同；所述的故事，也比较平实，无诡怪离奇的情节，与战国诸子书中的传说故事有别；当事人的对话与评论者的点评，也就事论事、鞭辟入里，与《战国纵横家书》中纵横家人物的汪洋恣肆、侃侃而谈的风格迥异，和《左传》里那些长篇大论的对话也不同。以上这些，都能说明《春秋事语》的时代很可能早于写定《左传》等文献的战国时期。它恰能反映先秦贵族历史教育面貌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