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历史教育
老子与《道德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疑团重重。不仅《道德经》文本玄奥深邃，而且老子其人在流传过程中亦真亦幻，老子本人与《道德经》的关系更是见仁见智。自从1922年梁启超写《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质疑《道德经》以来，学者们围绕着老子与《道德经》产生了近一个世纪的争议，梁启超、张寿林、钱穆、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谭戒甫、张西堂，以及胡适、张煦、唐兰、黄方刚、高亨、马叙伦、刘汝霖、郭沫若等学者都融入到这场讨论中，分歧极大。随着马王堆、郭店以及北大汉简《道德经》的出土，人们又对这一场争论产生了新的认识。这里，我们不拟考证老子与《道德经》的年代，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按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老聃李耳、老莱子与晚一个世纪的太史儋都是老子。他们被司马迁放置在一起，应当有共性存在；不可否认，三位思想家都带有浓重的历史观念：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有人说，司马迁交代了一笔糊涂账，但今天来看，司马迁这样的说法不应该是空穴来风。老聃李耳是周室的守藏室之史，也是孔子眼中的长者与博闻君子，如此才可能发生他对孔子以长者角度的人生教诲。[1]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在继位问题上王室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不服，将周敬王丐驱逐出洛阳王城，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丐复位，王子朝见难以应付，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晋国的对头楚国，以示其正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为复位而努力，最终未果。王子朝及其党羽的这一举动，不仅给当时周王朝政治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影响到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保存：大量东周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后代阙如，很可能与此相关。这样旷日持久的最高统治者的内讧，一定会影响到守藏史老子。老子的安稳宁静被打破，不得不避难，于是有了出关著《道德经》的行为。就此而言，《道德经》的内容，是思想家基于春秋末叶的乱局，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关照，带有很强的历史感。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修道而养寿”，记载很是简略。晁福林先生认为，老莱子应该是山东的莱国遗民，迁徙于楚，因为寿考而称老。[2]隐士深居简出，其履历很少为人所知。晋皇甫谧《高士传》言，老莱子生逢楚公室发生白公胜之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蓬蒿为室，枝木为床，饮水食菽，垦山播种”。有人言于楚惠王，楚惠王于是驾至老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楚王说：“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应允；但楚惠王走后，老莱子妻采樵而还家，对他说：“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鈇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老莱子妻遂“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人“莫知其所终也”。其言论战国时也有人称引，足见也有门徒传播其学说。《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孔子说：“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战国策·楚策》载“或谓齐黄曰：‘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庄子·外物》载，孔子曾经遇到过老莱子弟子。弟子向老莱子描述孔子：“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认定这是孔子，对孔子说：“邱（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闭其所誉”。“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孔子的生活年代和楚惠王时期的老莱子相差不远，但《庄子》中描述老莱子与孔子对话，而且还是以长者规箴的口吻说出，恐不真实，应是庄子门徒编造出的对孔子的戏谑讽刺之语，但也说明老莱子在庄子门徒眼中有一席之地。老莱子娱亲的故事为人熟知：“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作婴儿自娱，着五采斒斓衣裳，取桨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鶵鸟于亲侧”（《后汉书》注引《列女传》）。就一般人而言，这样的细节外人都是难以知晓的，何况老莱子为方外之人；他根本不是崇尚孝道的礼法之士，这个故事无疑是汉魏时期人们宣传儒家纲常的附会。从以上可以看出，老莱子是看透历史沧桑的楚国隐士，战国以后人们多有称道。
司马迁交代的第三位老子是太史儋，仍是周王室的史官。“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概括了周秦历史的发展趋势，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谶语。但至于司马迁看到什么“史记”，今天已经难以知晓。这在秦人眼中是秦献公时期的大事，不仅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有载，也在《周本纪》《秦本纪》中有载，但所载时间不同。《老子韩非列传》说它发生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则此时在公元前350年前后，已经是秦孝公时期，不是秦献公；《史记·秦本纪》《周本纪》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应该是在周烈王二年、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此说应更合理。秦献公是战国中期的秦君，曾迁都栎阳、“止从死”，革除殉葬陋习。太史儋的表述也有不同：《老子韩非列传》说“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纪》载“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儋见秦献公讲的谶语，应系秦孝公崛起前后秦国社会上流行的舆论。[3]司马迁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应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太史儋对道家学说也做出过贡献，并且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但这样的看法并不占绝对优势。
从这三个老子的身份来看，老聃李耳、太史儋都是史官，他们对周代的典章制度一定不陌生；老莱子可能是莱国遗民，隐居于楚，也会带有遗民的怀旧色彩。如果说《道德经》完成于此三者之手的话，那么他们的目的，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求规律来教化人心。《汉书·艺文志》中班固主张，“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不少学者也认为《道德经》是史官文化的产物，这应当是不错的。但其中哪些内容体现了先秦史官的思想？反映了史家怎样的教育意图？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