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应属于对贵族进行教育的“简”书
如果说《春秋事语》是《左传》之前的作品，那么它出现的意义何在？张政烺先生认为，《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主张对太子“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17]俞志慧先生基于《春秋事语》、慈利楚简《吴语》、上博简等出土文献，进一步指出，“语”是一种古老的文类，是古人知识、经验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其体用特征是“明德”，这是它区分同时期其他的文类的身份证明。因而，只要是围绕这种体用特征编选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也不论是重在记言，还是重在叙事，都可称之为“语”。[18]按照这种理解，《春秋事语》应该是春秋时期贵族“明德”教育的范本，并且《春秋事语》中也有大量教导贵族明德明礼的内容。但是，先秦典籍对某一概念的定义，未必是严格的本质性定义，很有可能是描述性定义。比如正如申叔时所说，“春秋”是为了“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世”是为了“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诗”是为了“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处”是为了“知上下之则”；“乐”是为了“疏其秽而镇其浮”；“故志”是为了“知废兴者而戒惧焉”；“训典”是为了“知族类，行比义焉”。[19]我们很难说“耸善而抑恶”“知上下之则”“知废兴者而戒惧”“知族类，行比义”不属于“明德”，况且申叔时也明确说“世”要“昭明德”、“诗”要“导广显德”，则“明德”一定不是“语”的本质性特征。正如王青先生指出，先秦时期许多文体都或多或少地与“明德”有关系，“语”文体的最初形式就是简单说理性的语言记录，正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形式，它才会被称作“语”，其内容偏重在“记言”。[20]这一看法切中“语”的特征，为我们思考《春秋事语》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我们仍会问，“记言”的“语”的意义何在？窃以为《春秋事语》是古人曾经提及过的“简”书，其中有记事的部分（“事”），更有相当内容是记言（“语”）。这些内容，就应是《左传》一类以事解经文献的基础，是先秦贵族开展历史教育的原始载体。
古人又有“简策”之说，见《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等文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指出：
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21]
各国史官对大小事的处理不同。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纵然文献中有字少书简，字多书策的说法，但“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小大，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22]。孔颖达此说得之，此处简策之别应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记录方式，绝非字数之别。按《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冬十月，郑伯率领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报复宋人入郑之仇，但这些内容《春秋》经不记载。于是《左传》作者解说：“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23]对此杜预注曰：
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24]
大意是说，之所以《春秋》经与《左传》之间出现内容上的不一致，是因为古代史官拥有两个不同的记录系统。如同杜预所说，一个是“承告”，一个是“传闻”。“承告”的内容是“国之大事政令”，即按照官方的制度，本国史官到外国通告其国内已发生的事件；“传闻”则是弥补“承告”的不足，记录的是“非将君命”的内容，即以史官自己的途径对历史的补充，会包含史官对事件的解读，囊括事件的原因、过程、结局，乃至史官的价值观，它是一种非官方的形式。“承告”为官方制度的产物，所以记录在正式的“策”书上；“传闻”是非官方的记录，用“简”书来表达，两者不仅载体不同，而且有着质的区别。宋人魏了翁曾说到这两种文献的不同：“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25]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也明确将古史书分为简、策两类。[26]如果说，先秦史官有“君命”、非“君命”两类不同的资料来源与记录方式，当无大碍。
之所以说《春秋事语》是先秦史官的“简”书，是因为几点：
第一，《春秋事语》大量文字和《左传》惊人相似，如果像魏了翁所说“经据策书，传冯简牍”，那么《春秋事语》同样应该是“简”书。只不过“简”书是一个庞大的“所言其事小”家族罢了。
第二，《春秋事语》把“事”和“语”合一，交代出事件的来龙去脉，蕴含了作者重德崇礼的价值观，可以看出这是经过作者的精心编纂的。这就是杜预所说的“非将君命”的“传闻行言”，即由史官个人完成的、编纂得比较缜密的史学作品“简”书。即便说各诸侯国像《春秋》一样的大事记“策”许多内容近似，但各国史官也会有各式各样的“简”书，因为这和史官个人的信息渠道以及知识结构相关。而《国语》中申叔时言对楚太子“教之‘语’”，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简”书是一类数量众多的文献。
第三，《春秋事语》现存16章，每章着重记载的是贵族生活的某些有因有果比较具体的细节，绝非《春秋》经一类的大事梗概。尤其是所记之言，不是主人公不采纳的劝告，就是事后诸葛一样的评论，基本对事态发展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这应是史官个人道听途说的“传闻”记录（乃至于史官比较合理的想象），符合杜预所说的“小事简牍而已”的标准，属于“传闻行言，非将君命”的范围。
要之，《春秋事语》约2000余字，规模虽然远不及18万字且编纂缜密的《左传》，但所记史事，上起鲁隐公被杀，下迄三家灭智氏，文字内容和时间跨度与《左传》相仿，仿佛已初具《左传》体系与规模，也应有其编纂的思路。不难想象，《左传》是在包括《春秋事语》等众多小部头“简”书基础上编纂而成的鸿篇大“简”。以《左传》为代表的史学著作，成为今天了解春秋时代历史与上古文化制度的重要依据，而《春秋事语》则是出于教化的目的，试图通过若干历史场景中贵族的对话来说明贵族守“礼”的必要性，两者的侧重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