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的形成过程
既然《春秋事语》作为先秦的“简”书，那么它一定经历了史官的加工整理。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把史著分成了“记注”和“撰述”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27]
这虽然是清儒的观点，但很能说明先秦史家的问题。“记注”近似于国家政令的原始记录，如实地保存了古代的历史信息，“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类似于书法严格的《春秋》经一类的“策”书；“撰述”国家政令，带有史官的加工整理，“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反映出史官个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类似于《春秋事语》《左传》一类悉心编纂的“简”书。章学诚言“诸史皆掌记注”，而把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经过加工，才是属于“撰述”的“简”书。那么它如何“决择去取”“例不拘常”，从而发挥史学的教育作用，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话题。窃以为，人们能够依据现有资料梳理其形成过程。
其一，史官势必掌握大量“记注”。这些“记注”来自原始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春秋》经那样大事记性质的国家档册（即“大事书之于策”），由历代任职史官接续书写，是正式的国史。它记事非常简略，具有世代相传的严格的书法规则，避讳甚多，即后人所谓的微言大义。另一类史书是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史官的笔记来源于史官的个人渠道，重在前因后果，用来弥补大事记的不足。故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史官一方面依照一定的书法把它简略地记入国史，另一方面则把详细的经过记入自己私人的记事笔记。[28]这种笔记一定是史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否则大事记无法卒读，亦不可能发挥史学的箴规教诲作用。《春秋事语》中也存在这种史官私人笔记的痕迹，为贵族教师完整描述事件所必需，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简要的叙事，这应是当时各国史官的共识，谁都可以笔录下来。比如《燕大夫章》在篇首简要交代燕国侥幸胜晋而庆贺的背景，之后就是子车的居安思危之语；《韩魏章》与《战国策》《韩非子》等文献不同，虽写智伯与韩赵魏三家的斗争，但并没有张孟谈与三家密谋的离奇的情节，仅仅是交代水淹晋阳之后智赫的厉害分析；《吴伐越章》对吴人把越民刑为阍人守周的事件交代得很简略，与《左传》的文句很吻合。像这三章叙事的情节平实简短，未掺杂过多猜测演绎，这些内容应是依据“传闻行言”的记录，被贵族教师看到并加以引用。
另外一种是叙事比较复杂，但又不能否定其情节的真实性，一种可能是《春秋事语》作者取自各国史官的笔记，另一种可能是合理性的演绎。《鲁桓公少章》记载，鲁惠公嫡子桓公年少，其庶兄隐公代摄，公子翚建议隐公：“胡不代之？”但“隐公弗听，亦弗罪”。这样的宫廷密语，一定不为人知，应系演绎。《晋献公欲袭虢章》叙述了在晋灭虢、虞战事之前，晋国君臣对虞国的政治局势进行剖析，晋献公担心宫之柯是灭虢的障碍，臣子认为宫之柯人微言轻，不足为惧。灭虢、虞之役是晋国史上的大事，这样的文字由晋国国君身边的史官记录下来，应是符合情理的。其中，宫之柯也曾劝谏虞君“夫晋之使者敝（币）重而辞庳（卑）”之语，在晋伐虞之前晋国史官不可能听到，应是灭虞之后，晋国史官依据的补记。《吴人会诸侯章》记载吴人会诸侯，卫君后至，“吴人止之”，子赣（贡）见太宰喜（嚭）说以利害关系，吴人遂作罢。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的人物，在春秋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并不为怪。关键是，子贡对太宰嚭的话，他人如何听得？这些话，卫国人听不到，因为卫君一干人等均被排斥在会盟之外；如果是太宰嚭事后告诉他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讲述此事明显是在彰显太宰嚭的过失。有可能是子贡在事后告人，被鲁国史官记录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经隐公十一年、僖公二年说的是“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虞师、晋师灭下阳”，这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人们势必要结合《春秋事语》《左传》铺陈的事实，春秋笔法才有意义。[29]《春秋》经哀公十二年说的是“公会吴于皋阜”，这与子贡太宰嚭的对话相参看，不难发现子贡太宰嚭的对话是和哀公随行的鲁国史官所记。这都能说明各国史官笔记的真实性：这些内容合乎情理，为事件发展所必需，可知《春秋事语》的作者不仅听到了“传闻行言”，也见到了他国史官的笔记，为贵族教育的开展做了铺垫。
其二，史官势必要在“记注”中遴选，这是贵族教育的关键一环。《春秋事语》仅存16章，字数约为《左传》的1%，但已经从鲁隐公被杀，写到三家灭智氏，横跨春秋史。则这16章一定有代表性。郭永秉先生言，《春秋事语》交代了历史上人君、贵族的成败经验教训，特别侧重于因失德、失言或不讲究策略计谋而招致祸端甚至导致灭亡的教训。[30]前文已说，此即周代之“礼”。《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观社：“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31]言史官通过记录国君行为，来引导国君合乎“礼”。由此可知，《春秋事语》最重要的遴选标准，就是通过违“礼”而亡的“书而不法”的反面教训，来教化贵族知“礼”守“礼”。
另外，如果和《左传》相比，不难发现，《春秋事语》摒弃了许多离奇的情节，这也很可能是出于对贵族教学的考虑。王和先生指出，《左传》原书主要由两部分材料组成，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可视为当时的史官实录；二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往往《左传》里那些长篇大论的对话，多属于此。就后者而言，有些事情虽有一点史影，但已大大失真；还有另外一些面目全非的，则根本不可凭信。[32]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事实上已经在贵族中口耳相传很久，这些内容情节生动，也属于“传闻”。包括《左传》中吕相绝秦、魏绛和戎、季札观乐等长篇政论，过于细致流畅，恐为传承者所托。《春秋事语》未曾采纳这样的辞令，体现了贵族历史教育的朴实叙事风格。
其三，史官在遴选“记注”之后，突出文本中比重很大的“语”，尤其是带有预言性的核心之“语”，它们是教育贵族守礼的中心环节。《春秋事语》中的核心之“语”，按照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事后的评论，这种言论基本可视为盖棺定论，包含了主人公的是非曲直，对事态的发展已无任何作用。如《杀里克章》虽残，但能看出只有第一句交代梗概，下面所有话都是对晋惠公忘恩负义、众叛亲离的批评。第二种是当事人对主人公的规劝，因为主人公的行为已经出现明显的不妥或是错误，行将给自己带来灾难；但往往主人公并没有采纳这种规劝，最终酿成悲剧。如《燕大夫章》在篇首简要交代燕国侥幸胜晋而庆贺的背景，之后就是燕大夫之弟子车的居安思危之语，子车之语不被采纳，最终燕国蒙难。《伯有章》中，郑国执政大夫伯有和贵族公孙黑（子皙）交恶，闵子辛指出，居高位者应“事君无罪，礼下无怨，议贤让能”，不应和同僚剑拔弩张，伯有不听，最终被杀。第三种是穿插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预言，预言的讲述者有可能是当事人，也有可能和主人公没有太大联系，只是对事件道听途说，一语成谶。《宋荆战泓水之上章》中，宋襄公认为“君子不击不成之列，不重伤，不擒二毛”，士匽指出“兵有三用”，并且“上下无隙然后可以济”“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宋襄公不听，故败绩。其中士匽恐怕和宋襄公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对事情有感而发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语》中的核心之“语”，有别于《左传》的“君子曰”以及《公羊传》的点评，绝非空洞的道德评论；而是基于失败教训，设身处地的、带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经验总结。《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记载蔡夫人荡舟，齐桓公“怒而归之”，但并未与蔡夫人决断，“蔡人嫁之”。士说预言：“蔡其亡乎。夫女制不逆夫，天之道也。事大不报怒，小之利也。”士说设身处地从蔡国的利害关系分析，言“小邦”事“大邦”要“养之以□好，申之以子□，重以……”，批评蔡国不遵循以小事大的规矩，招致齐国之怒。并且“今听女辞而嫁之，以绝齐，是□怨以□也”。这里的“女辞”，可能是蔡夫人之辞，蔡夫人被休回家，任性使气，让母家把自己另嫁他国，激怒齐桓公侵蔡。在春秋列国逐鹿的进程中，人们关注的是晋楚大国的动向，《左传》对郑国的骑墙态度也有不少描述，但极少从蔡国的角度分析历史发展。士说之言，代表齐桓公时蔡人的看法，由此也可见贵族教师的独特视角。
《宋荆战泓水之上章》中士匽指出，“兵有三用”，也就是三点军队调动的合理性：一是“邦治适（敌）乱”，二是“小邦□大邦，邪以（攘）之”，三是“诸侯失礼，天子诛之”。而宋襄公发动战争的目的与此并不吻合。士匽还认为“上下无卻（隙）然后可以济”“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这是克敌制胜战术；“以逆使民”，是战争失败的原因。这里士匽考虑问题很现实，迥异于《公羊传》对“礼”的空洞鼓吹[33]。商周时期即便战事以“礼”约之，讲究信义，也不可能不考虑用兵的合理性、克敌战术等现实因素。如果撇开了这些因素而探讨“礼”，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是缘木求鱼（宋襄公是为泓水之战的失败责任开脱，《公羊传》则旨在标榜儒家的伦理观念，均非实事求是）。相比之下，士匽之言更接近当时的实际情理。
《鲁庄公有疾章》中，庆父杀子烦，立公子启方，召公子侑，“公子侑俱入”。闵子辛对此评论，“君以逆德入，殆有后患”。这一段评论非常晦涩，但可以肯定，闵子辛这里不是批评庆父，而主要是对公子侑颇有微词。庆父之乱在鲁国历史上是大难，后世把庆父作为乱臣贼子，把公子侑看作救世之臣，而闵子辛的评论明显不同。这说明闵子辛尚没有把公子侑脸谱化，评论者结合当事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该何去何从进行判断。
其四，依据已有材料，做章法上的排定。刘向《战国策序》言，在中秘之中《事语》和若干门类文献共存，《事语》一定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窃以为体现在用途与章法的排定上。[34]以“事”为线索，以“语”为主要内容。为了引出人物评论，必定立足于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境，要交代事件的梗概；“语”为针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处于重头戏位置的箴言；如果主人公违反“语”势必有败亡的结局。这样的安排才使得《春秋事语》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以上认识虽然带有种种推论痕迹，但能反映出先秦历史教育文本形成的大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