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旧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反对旧军阀的斗争
（1）陆荣廷控制两广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革命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因形势所迫，利益所系，1916年3月，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并发表讨袁檄文。袁世凯死后，陆荣廷命桂军进入广东。段祺瑞组阁后，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其亲信陈炳焜为广西督军。1917年春，北洋政府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其亲信谭浩明改任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这样，陆荣廷就控制了两广军政的全部权力，称霸一方，时称“北冯南陆”和“北张南陆”，在政治上与冯国璋同为副总统候选人，在军事上与张作霖南北称霸。当年秋季，旧桂系的势力又扩大到湖南。
（2）孙中山策划讨伐陆荣廷
旧桂系在广东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重征各种税收，大肆举借内外各债。文化专政，无所不用。民众声援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竟遭拘捕。孙中山发表宣言，声讨陆荣廷。他积极扶持粤军陈炯明部，号召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联合讨陆。1920年夏，陆荣廷先发制人，进攻驻闽南漳州的粤军，孙中山下令陈炯明奋起迎战。由于粤籍官兵倒戈，桂军将帅不和，陆荣廷败退广西，粤军占领广州。次年，孙中山又命令陈炯明直奔广西梧州，许崇智直指桂林。湘军、黔军、滇军、赣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配合粤军共击桂军。桂军刘震寰于梧州倒戈，沈鸿英宣布“独立”，陆荣廷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遁入越南。陈炯明粤军控制广西后，8月，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省会设在南宁。马君武上任后，提出了禁烟、禁赌、整顿金融、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开采矿山、建立新军、发展交通等计划，力图实现新政及改造广西的愿望。但随着粤军离桂，孙中山所率北伐军因故返粤，旧桂系残余势力卷土重来，马君武无法主政，次年5月便辞去省长职，广西又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
2.两广统一和桂军北伐
（1）广西三方势力
粤军离桂后，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广西逐步形成了三支较大的势力：一是从旧桂系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沈鸿英部，有部众近2万人，在政治上依附北京政府，主要活动在桂东北和湘粤边地区，随时觊觎着八桂“霸主”的位置；二是重返广西，图谋东山再起的陆荣廷及其旧部，收容旧部2万余人，在政治上继续投靠北京政府，占据南宁龙州一带以及桂中、桂西地区，企图凭借昔日的声威，做着“广西王”的美梦；三是新崛起的原旧桂系下级军官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部，有兵力1万多人，他们接受过近代军事政治正规教育，以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为后盾，其势力由弱趋强，有“经营八桂”的抱负，控制着广西最富庶且离粤又近的桂东与桂东南地区。
（2）李宗仁等统一广西
为了实现统一广西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利用陆沈矛盾激化之机，决定采取联沈倒陆，先陆后沈，各个击破的策略。1924年4月，沈鸿英在桂林包围了前来抢占地盘的陆荣廷，陆部南宁、柳州等地守军驰援桂林。随后，李宗仁、黄绍竑则抓住战机，乘南宁防守空虚，攻占了南宁。接着，又与沈军联合，占领柳州。陆率残部突围入湘，后通电下野，转赴上海、苏州，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其左右江一带的余部见大事不妙，或逃跑或归顺。桂中、桂南、桂西成了李、白、黄的地盘。
1925年年初，沈鸿英偷袭李、白、黄后方基地桂平。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粤军李济深部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多次激战，沈部大部分主力被歼灭，沈通电下野，逃窜广东，出逃香港。与此同时，和沈早有密约的云南军阀唐继尧，则派滇兵从桂西右江和桂北两个方向分别直指南宁和柳州，企图取道入粤，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针对唐继尧滇军的进逼，在民众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下，李、白、黄部又联合入桂的李济深等部粤军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共同出击滇军。入夏，攻占被滇军占据的柳州，迫使滇军弃邕退回云南。至此，广西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统一。接着，于南宁成立广西省民政公署，广州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督办；黄绍竑为民政长，主持全省政务；白崇禧为参谋长。广西民政公署的建立，标志着新桂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和新桂系统治的建立。从此，广西进入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核心的新桂系统治时期。
（3）两广统一
广西统一后的次年，在新桂系的支援下，广东也实现了统一。广州国民政府为争取两广统一的尽快完成，“使两省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一致的应会中国大局”，于1926年1月底，派出汪精卫等到广西慰问援粤桂军将士，并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进行商谈，李、黄同意“毫无保留地统一”，并派白崇禧到广州，进一步协商两广统一具体事项。3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了“两广统一方案”，即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之命，处理全省政务；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导监督。不久，李、黄、白的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参谋长为白崇禧，党代表为黄绍竑。全军设九个旅，共有37 000多人。改组成立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省主席，两广实现了统一。两广统一，增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力量，为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及北伐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4）八桂将士出师北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积极推动下，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紧锣密鼓地准备。1926年4月，倾向于广州革命政府的湘军唐生智部遭吴佩孚军进攻而陷入困境，桂军第七军一个旅迅速北上，与援湘的广东方面的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取得援湘之战的胜利，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军长李宗仁率领的第七军（即桂军）与北伐友军第四军、第八军一起，在两湖英勇作战，重创吴佩孚军，占长沙，入武汉，捷报频传，战功卓著。后又奉命支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所率中路军，征讨江西孙传芳部，战绩颇多。接着，向安徽挺进，占据有利地盘，拖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友军在京沪一带的作战。黄绍竑则留守南宁，防止滇军东进，破坏北伐后方。
此外，投身北伐战争的广西将士还有李济深，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北伐第四军军长，广西苍梧人（今苍梧县有李济深故居）。白崇禧，北伐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广西临桂人。陈铭枢，广西合浦人，爱国名将。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参与指挥过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十九路军总指挥、京沪卫戍司令官、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代院长等职。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要职。今合浦县有陈铭枢故居。李品仙，广西容县人。廖磊，广西陆川人，在北伐第八军任职。程思远，广西宾阳人，参加了北伐战争。
3.中国共产党反蒋独裁的斗争
（1）八桂先进知识分子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时代潮流。一批在省外求学或工作的广西籍先进青年，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到反封反帝的斗争实践中。他们还自觉地担当起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黄日葵、谭寿林、宁培英等是典范。
黄日葵，广西桂平市桂平镇人。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罢学归国，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后转学英文系本科。五四爱国运动时，是一名组织者。1920年，与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开始将如《社会主义浅说》等进步书籍邮回家乡，让乡亲们传阅。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西籍最早的共产党员。后来，又与在京的广西籍学生谭寿林等联络，从事向家乡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谭寿林，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今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震华村潭岭屯）人。五四运动期间，读中学的谭寿林就是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英文班，后入国文系。受北大同乡进步青年的影响，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曾利用假期回乡之机，在县中和街坊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1923年，又与黄日葵等人联络北大的广西籍学生，成立新广西期成会，并创办《桂光》半月刊，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寄回广西发行。
宁培英，广西陆川县人。五四爱国运动时，是县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广东高等师范法科求学时，一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不断把进步书刊寄回家乡中小学。他负责编辑的《群言》，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运回广西发行。此刊拥有众多读者，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八桂大地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在广西工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学校和民众中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如高孤雁（龙州县人，壮族，在县下冻乡赤光小学任教）、朱锡昂（博白县人，在省立九中即今玉林高中任校长）、韦拔群、雷经天、陈勉恕、陈培仁等。
（2）广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和广西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梧州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然后向广西各地发展。7月，中共广东区委调派中共党员龙启炎到梧州担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开展党的工作。8月，又派共青团员周济到梧州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和广西省立二中教师，协助龙启炎工作。9月初，龙启炎任书记，在梧州建立了广西共青团支部，通过报纸和开办劳工夜校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宣传国民革命运动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梧州的工农革命运动由此蓬勃发展。
经过精心的部署和准备，1925年10月，中共梧州支部在梧州马王街义路码头《梧州民国日报》社内正式成立，代号“梧竹枝”，龙启炎担任书记，还有党员周济、钟山、李血泪、李省群、李天和等。这是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2月，又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代号“梧祝迪”，谭寿林任书记，负责领导梧州、桂林、桂平等地支部的工作。1926年夏，为适应广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南宁地委，书记为陈勉恕，下辖南宁和左右江的党组织。此外，在柳州、桂林、桂平、容县、玉林、平南、贵县、苍梧、武宣、宾阳、东兰和左右江以及原属广东的北海、防城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党的支部。
（3）韦拔群与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发展
韦拔群，广西东兰武篆人，壮族。青年时代，求学于宜山庆远和桂林，并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考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救国救民的信念；回乡后又率家乡有志青年前往贵州参加“护国军”讨袁战争。1920年，在广州参加了受孙中山支持的广西籍人建立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积极参加讨伐旧桂系陆荣廷的革命活动。1921年，27岁的韦拔群回到东兰，开始从事农民革命运动。次年，曾三次带领农民攻打县城。1925年，他与战友陈伯民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受到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农讲所结业后，受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运特派员回到家乡武篆，指导农民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在武篆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斗争实践的结合，为右江地区培训近6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右江地区农运的蓬勃开展。至1926年底，右江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农会会员10万人；农民武装2 000多人。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东兰惨案”发生后，他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揭露惨案真相，迫使广西省当局承认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进一步促进了东兰农运的发展。到1926年12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有会员78 000余人，农民自卫武装500多人。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东兰是名副其实的广西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中共中央对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4）革命低潮时广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军斗争
北伐战争前后，蒋介石为达到其专权独断的目的，不择手段，打击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力量。新桂系在广西也应声而起，对共产党人的打击进一步升级。拘捕了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架空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黄日葵职位，把广西省党部的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几乎全部“清洗”掉。接着，在上海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在广西又开始实行全省范围的“清党”反共行动。大肆通缉逮捕中共党员，刑判中共党员，屠杀革命志士。中共党员高孤雁、廖梦樵、黄士韬、钟山等被杀害，谭寿林、周济、龙启炎、李省群等遭通缉被捕，莫文骅、吴西、陈漫远等被判刑，各地农会干部及群众被惨杀的也不少。广西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运动也受到严重的摧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面对新桂系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广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英勇无畏的反击。1927年5月，在中共广西地委负责人邓拔奇、宁培英等人的领导下，苏其礼、古天民及邓誉声等党员，在桂平成立了广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武宣平、南桂平三县农军对敌行动。中旬，他们率领三县农军三千多人，分路围攻桂平三江大平土豪刘瑾堂家，与敌交火五昼夜才主动转移。不久，苏其礼等又指挥三县的瑶、壮、汉农军数千人在平南、大同等地出击反动团局，前来助剿的新桂系军也被击溃多次。7月，在右江一带，地方党特支书记余少杰和严敏与农运负责人韦拔群、陈洪涛（壮族）、黄治峰（壮族）、黄书祥（壮族）等建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左右江、南宁一带农军革命斗争，并组建右江农民自卫军，下设第一路农军、第二路农军、第三路农军，由韦拔群、黄治峰、余少杰与黄书祥分别统领。8月初，余少杰和黄治峰指挥第二路农军在奉议县仑圩（今属田阳）暴动，生擒当地团总黄锦升等人，消灭部分团局武装。下旬，黄书祥率第三路农军攻打果德县城（今属平果），守军只好弃城而逃，农军缴获大批武器。8月至9月间，韦拔群指挥第一路农军两千多人，包围已入凤山县城的黄明远营，战斗持续了十多天。11月，在桂南一带，邕宁县吴圩等成立邕宁农民自卫大队，并与左县（今属崇左）、养利（今属大新）等地的农民武装一起作战，攻占了左县县城。12月，在宁培英的指挥下，平南容县交界的劳五区农军分队，突然暴动，毙5人，伤2人，并高喊“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广西”的革命口号，令反动当局十分震惊。
广西地方党组织先后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新桂系的屠杀政策，粉碎了反动派试图以武力剿灭革命力量的企图。虽然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受挫或失败，但相当一部分革命骨干和武装力量或分散活动，或转移山区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通过这些武装起义，广西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了锻炼，逐步积累了斗争经验，为后来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以及广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5）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四大派系（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争夺权力和地盘，酝酿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夏，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逃往香港，广西政局由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持。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请求中共派干部到其军政部门协助工作。中共中央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出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陈豪人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广西，与原先被派回的朱锡昂、雷经天、俞作豫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他们被分别安排在省政府、公安局、警备总队等要害部门担任要职，一面积极做好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一面恢复、建立和健全中共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整顿政法机关，清除、逮捕反动分子；镇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首恶分子；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下令实行民主，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拨给东兰、凤山农民一个营的武器装备。
1929年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组建广西教导总队，并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向其兄俞作柏、表哥李明瑞推荐，由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并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他们到任后，派大批中共党员和骨干改造驻守南宁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撤换反动军官，并在部队中发展中共党员，从而使这三支拥有几千人的武装队伍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中。
随着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广西工农运动也迅速恢复和发展。1929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雷经天为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的广西省农民协会。9月，在南宁津头村又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雷经天、何誓达、严敏、聂根等同志组成中共广西特委，并决定派人分赴左右江筹备武装起义。
10月初，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之时，广西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受汪精卫之徒的游说，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的真诚劝告，仓促决定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结果俞、李出兵不到十天，便败退南宁。亲蒋的粤军军阀陈济棠趁势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引起极大骚动。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张云逸当机立断，决定把三支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经过精心安排，由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地区的龙州，并护送俞作柏、李明瑞同往龙州。不久，俞作柏取道去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参加革命，领导起义。随后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指挥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溯右江上驶百色。张云逸等则率领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共2 000多人，从陆路护送前进。这就是南宁兵变。
10月下旬，经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的周密部署，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在雷经天、黄治峰指挥的田东、田阳等县农军的配合下，一举歼灭熊镐控制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共1 000多人，缴枪700余支。与此同时，韦拔群等指挥的东兰、凤山农军，重创当地的土豪武装，先后解放了东兰、凤山县城，从而为举行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1929年10月30日，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后改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宣告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11月初，在得知中共中央关于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时，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和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下，革命武装人员和数千群众，在百色城举行大会，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军部直属队，李谦、胡斌、韦拔群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队长，全军共4 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壮族子弟约占半数以上。广西东兰县壮家子弟时年15岁的韦国清也参加了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功勋卓著，被授予上将军衔。
1929年12月中旬，邓小平等一批干部前往龙州。邓小平在龙州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当天上午，在龙州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邓小平任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任一、二纵队队长，全军约2 000人。同时，大会宣布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在百色起义的同一天，右江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今田东）平马镇召开，工会代表、农民代表、士兵代表80多人出席。大会决定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3人为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雷经天任主席。此后，右江东兰、凤山、百色、恩隆、思林（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果德（今属平果市）、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凌云、那马（今属马山县）、都安、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河池、恩阳（今田阳区）、镇结（今属天等县）等县相继建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天保（今属德保县）、隆山（今属马山县）等县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政权，从而形成了16个县连成一片，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在龙州起义的同一天，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逸任主席。随后，左江地区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崇善（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县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成了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在革命低潮时，我党与执掌广西政权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建立较好的合作关系的有利条件下组织和发动的。它吸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在中心城市先举行起义，而是直接把正规军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会合，才宣布起义的，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经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给左右江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艰苦斗争中发展
1929年冬，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重新执掌广西政权，随即对革命民众进行反扑。1930年3月，新桂系调梁朝玑率兵4 000多人进犯龙州。留守龙州城的红八军二纵队等1 000多人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被迫撤出。二纵队队长宛旦平、广西特委委员严敏等壮烈牺牲；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分别在广州和南宁被敌人杀害。一纵队在队长何家荣等人的带领下，按邓小平的指示，转移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他们沿中越边境、滇桂边境北上，经数月艰苦转战，于同年10月在今乐业县上岗村与前来迎接的红七军会师，余下的三百多人编入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新桂系军阀又派重兵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主力转移到黔桂边界活动，1930年5月攻占黔东南军事重镇榕江，歼敌两个营，缴枪400余支，并缴获大炮、迫击炮数门。随即回师右江，于6月初消灭桂军警卫第四团，一举收复百色、恩阳、奉议、恩隆等县城，因此红七军声威大震。在此前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组织右江各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并采取有力措施，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人数大增。至10月，红七军发展到7 00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壮族青年；农民赤卫军有近万人。
1930年10月，受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令红七军东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地。次月，红七军进抵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三个师，总指挥为李明瑞，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参谋长为龚鹤村，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三个师分别为：19师，师长为龚鹤村（兼），政委为邓小平（兼）；20师，师长为李谦，政委为陈豪人（兼）；21师，师长为韦拔群，政委为陈洪涛。接着，红七军主力7 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他们过宜山，到罗城，打融县，入三江，转向黔桂湘边，入湘境，1931年1月又转广西全县（今全州县），其间红七军强打强攻，兵力损失严重。于是军前委决定放弃攻打城市的危险做法，拟将队伍开到粤湘赣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同时缩编队伍为三个团。接着，过灌阳，入湘南，进粤西北，遭敌围攻，伤亡极大，于是决定北上与朱、毛红军会合。3月，到达江西永新县，红七军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冒险主义的做法。随后与兄弟友军在江西打了好几个胜仗，并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7月22日，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并编入红三军团系列，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红七军历时九个月，行程达7 000多里，历经桂、湘、粤、赣四省，大小战斗一百余次，英勇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原来的7 000多人减至2 000多人。但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即与陈洪涛、黄松坚（副师长）等返回东兰和凤山等地组建21师。1931年1月，21师在恩隆县宣布成立，下辖四个团。1931年3月开始，新桂系先后派廖磊部与黔军王海平部、粤军陈济棠部等勾结，对右江东兰、凤山根据地进行三次疯狂的“围剿”。在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以及韦拔群、陈洪涛等直接指挥下，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仅第一次反“围剿”就用地雷炸死、炸伤的敌官兵不下一千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针对敌人的严密封锁，红军弹尽粮绝之时，为保存革命力量，又灵活化整为零，分头到右江下游地区或黔桂边区，积蓄力量，俟机歼敌。在敌人第三次“围剿”中，南丹的红军战士又和地方的赤卫队联防抗敌，激战数昼夜，因敌众我寡，退守山中宁死不屈，有的战士抱住敌人跳崖壮烈牺牲。1932年10月，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正准备分头转移的时候，韦拔群于19日凌晨被叛徒杀害于东兰西山赏茶洞，终年39岁。不久，陈洪涛也不幸被捕，牺牲于百色，年仅28岁。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但是余下的红军游击队仍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广西白区的工作，1930年10月，重建了以吴茂祥为书记受南方局领导的广西特委，委员有黄德普、张第杰、麦锦汉。1931年6月，根据实际情况，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机关设在贵县，由詹恒祥负责，成员有麦锦汉、陈嘉良、谢锐、陈岸、张第杰、杨建南，主要领导南宁、玉林、贵县的工作。不久，因叛徒招供，特委又迁到邕宁。后来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郁江特委遭破坏，特委委员只剩下陈岸一人在玉林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特委所属各地组织也几乎均被破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广西各地的地方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1936年11月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广西工委，陈岸任书记。广西党组织又继续领导民众投入抗日救亡大潮中。
（7）红军长征过广西，浴血奋战渡湘江
1934年9月2日，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经湖南，突破桂军防堵，从全县东南的清水关进入广西。他们英勇善战，经灌阳文市过灌江，经全县石塘、麻市，在凤凰渡过湘江。在资源县石溪村，击落国民党飞机一架。10日，按中央军委电令，为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迅速进入湖南城步县。让尾追而来的桂军望红军留下的“此处是湘桂交界处，不劳桂军远送”木牌而叹。
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八万余人，经湘南过灌阳县东北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向湘江挺进。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设置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从三面夹迫红军，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优势，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决定多路强渡湘江。红军左翼的红四师从兴安县界首涉渡湘江，占据光华铺，与那里的桂军独立团对峙，以控制背后的界首渡河点。红四师与桂军血战三天三夜，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红三军团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率领下，奉命赶到灌阳新圩，阻击桂军的三个师对红军的侧击，激战三昼夜，粉碎了桂军妄图拦腰截断红军左翼、吃掉红军一部的迷梦，保证红军迅速抵达界首，抢渡湘江。
红军右翼的红二师，快速从全县大坪过湘江，并北上控制脚山铺，与从湖南远道而来的红一师协同阻击南下的湘军，随后又与红一军团部及所属二师经大坪过湘江，执行掩护红军大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全县凤凰附近渡口渡过湘江。
红军强渡湘江时，彭德怀设指挥部于界首，指挥红军渡湘江。红军在界首镇搭起两道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率领中央纵队从这里渡过湘江。至2日晚，经过七天七夜血战，红军主力胜利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恶战，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惨痛的教训下，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逐渐改变态度。
○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遗址：新圩阻击战战场遗址位于新圩乡枫树脚、杨柳井一带，为都庞岭山脉之一。1934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红三军团第五师及军委炮兵、红六军十八团等先后在此阻击由恭城返回灌阳之敌，新圩阻击战牺牲红军2 000多名。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此壮烈牺牲。
光华铺阻击战战场遗址距兴安县城北约10千米。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为掩护红军首脑机关撤退，红三军团战士在此与从南部包抄过来的桂系军阀激战了两天三夜。战斗中，红军十团团长、政委相继牺牲，千余名战士血染沙场。如今，此处已建起光华铺阻击战牺牲战士的坟墓。墓侧分立杨成武、张爱萍、张宗逊、张震等6人题词。古柏参天，橘园青青，先辈们长眠的地方，成了一处对年轻一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4年，著名作家魏巍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来到界首光华铺红军烈士墓前，缅怀先烈，心潮澎湃。回京后，魏巍与聂荣臻元帅共同向国务院建议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以抚慰烈士英魂和教育革命后代。
脚山铺阻击战战场遗址北距全州县城16千米。1934年11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此展开了对湘军3个师的阻击战，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搏杀，终于保障了中央军委安全渡过湘江。脚山铺阻击战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于全州县才湾镇脚山镜附近。
红军渡过湘江后，花了两天时间，越过兴安县、资源县交界的险峻高山老山界，到达资源县塘洞等地。1934年12月6日到达龙胜江底，毛泽东当晚就住在江底。10日，红军住在龙胜平等乡龙坪。国民党特务为破坏军民关系，在这里纵火烧民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组织红军奋力抢救，保护了一百多间民房。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纵火犯，发款救济灾民。至今仍保存有当年保护的红军楼。13日，红军最后一支收容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湖南通道县，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老山界：位于兴安县华江瑶族乡与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塘桐之间的猫儿山山脊上，起于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终于资源县两水苗族乡，海拔1860米。岭陡峰峻，最陡一段有3 700多个坎，十分艰险。1934年12月4日下午，中央军委一纵队开始翻越老山界，6日，中央红军3万余人分别从不同的线路翻越了老山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都步行翻越。因此，为了纪念，1987年5月，老红军将领陆定一同志重返这里，为当年伟大的红军精神所感动，欣然挥毫题写“老山界”。现已在当年二纵队翻越的高峰观景处，立有陆定一《老山界》一文的碑刻及纪念碑亭。
红军长征在广西历时约一个月，与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同胞结下深厚的情谊。红军到达龙胜泗水乡，与曾参加过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的小头领冯书林等人座谈，红军表示坚决支持瑶民起义，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并在吞龙岩（今叫红军岩）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和“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大字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鼓励瑶民坚持斗争。瑶民群众为教育后代，永记红军的教导，怀念红军，在山崖壁上刻上诗文：“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
（8）广西战役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于1947年在横县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经过艰辛的斗争，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桂前夕，全省已拥有十多个支（总）队四万多人的游击武装，并先后建立了桂北、柳北、桂东、都宜忻、桂中、桂东南、桂中南、左江、右江、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十多块游击根据地，一些县、区、乡建立了革命政权。
同时，各地党组织继续发动游击武装活动，抢夺敌人占据的军事据点和交通要道，攻占部分县城。动员各族人民筹集粮草，成立支前委员会或各种后援会、运输队、粮食供应站、茶水站、向导站、洗衣队等，做好各项支前准备工作。为加强领导，经中央批准，1949年9月底，成立广西省委，张云逸任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为副书记。这些都为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的追逼下，败退回广西的白崇禧集团拥有五个兵团共12个军30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加上逃窜到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4万多人，总兵力近20万人。白崇禧企图依靠其经营已久的广西地盘，勾结云南、贵州国民党残部，组织“西南联防”，负隅顽抗，等待救援，同时又做撤退海南岛和南逃越南的准备。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以及白崇禧的企图，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为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作出兵分三路挺进广西，围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广西的战役部署，即以四野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两个军共8个师约10万余人为西路，由湘西奔袭黔、桂边，占领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池，关闭白部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以二野第四兵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及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4个军共12个师约18万人为南路，由粤西远距迂回粤桂边的信宜、化州、廉江、博白一带，切断敌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构成对白部的钳形包围；以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3个军共10个师约14万多人为中路，集结于湘、桂边待机，“示弱”于敌，以抑留白崇禧于桂北，待西、南两路形成钳形合击态势后，适时沿湘桂铁路及其以东地区突进，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
11月6日，西路军在湘西南发起进攻，揭开广西战役的序幕。接着，由黔东入广西环江、河池、南丹、三江一带。白崇禧见西逃无望，以为我南线兵力薄弱，急令其主力第三、第十一兵团火速南下，控制粤、桂滨海地区，掩护全军从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或流窜越南。11月底12月初，解放军南路大军在广东廉江、信宜及桂东南陆川、北流、容县、玉林、博白一带发起了第一次围歼战，将桂军敌第三、第十一兵团及粤敌第十三兵团残部基本歼灭，俘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粤桂边指挥部中将司令喻英奇，毙敌第十一兵团司令胡若愚，使敌精锐丧失，逃海迷梦破灭，部署打乱，陷入总崩溃的境地。与此同时，西路军一部继续西进，直插南宁以西地区，一部直向柳州、宾阳，于11月25日进占柳州，并解放河池、百色、忻城、宾阳等地，12月4日南宁解放；中路军沿湘桂线南下，11月22日解放桂林，并抵荔浦、武宣，占富川，入贺县，于25日解放梧州。
在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围歼和追击下，白崇禧见败局已定，急令各路残部向钦县、龙州一带撤退，企图从海上窜琼，或逃入越南。解放军各路大军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顽强作风，日夜兼程，以每天75～100千米的速度追击。12月2日至7日，我军先后于钦县及其北面的小董圩发起第二次围歼战，歼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队及第十一兵团大部等4万余人。接着，又在中越边境的宁明、思乐、龙州、上思一带歼敌第一、第十兵团等各部残敌2万余人，并解放桂南边境各县。12月11日，我军又冒雨勇追，攻占祖国南大门镇南关（今友谊关），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的城楼上，由此广西战役结束，广西全境解放。
在广西战役中，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各地游击队除大力做好各种支前工作外，还积极配合南下解放军拦截、围歼、追歼敌军，共歼敌1万多人，解放城市28座，为解放广西做出了重要贡献。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市等地下党广泛活动，搜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情报及档案资料；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利用各种关系，争取一批国民党高中级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加速我军胜利进程；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城市，使四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广西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一次战果大、代价小的成功战役。历时35天，运用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战术，共俘敌15万余人，歼敌17.3万余人，除敌第一、第十七兵团残部及其他零散残敌2万余人逃入越境，白崇禧集团全部被歼灭。此役解放城市80座，缴获大批各种枪炮和军用物资。广西战役的结束，标志着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彻底崩溃，广西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取得胜利。
1949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南宁。3月，建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建立90多个县人民政府。随后，各县逐步建立乡村基层人民政权。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广西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