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指出，出土古书越来越多，导致研究者越分越细，只有文字训诂和学术思想史两种研究路径还在勉力坚持，乃至一些研究者根据现在的研究情况，认为出土文献不足以重写思想史。其实，出土文献确实有可能重写思想史、学术史。此中的关键，不是新出土简帛对传世文献的补充，而是由新出文献引发的我们对过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观念、预设的深刻反思，由此引发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出土文献能够改变我们过去研究思想时所持的观念和预设，用新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来研究问题，那么，势必就要导致对思想史的重写。

目前关于古书的形成，就存在有“同文”分析法，认为很多古书篇章的“同文”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由此才出现了“同文”篇章。这比过去认为是抄袭更早的书而形成篇章的看法进步不少。不过“同文”这种看法现在也有不足、过时之嫌，古书篇章之间是“族本”关系的说法已经出现了，而且要注意“同文”或“族本”之间存在公言与私义之别的观念也随之而生。

关于古书的学派，也出现了新看法，主张由师承而不是宗旨来区分学派，这对于用“六家”、“九流”等来区分出土古书学派的方法提出了批评。

这些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观念、方法的改变，已经产生了不少成果。譬如关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学派、年代，迄今存在35种之多的不同说法，但仔细分析，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而天人合一之公言下，存在多种私义，天人合一不能算作中国特有的思维。

本书的论述，有不少是作者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一步一步反思、推进而来的。因此本书的编写也大体上照顾了这一趋势，而为了体现出土简帛古书，有一些内容从略，如学派的区分。本书也比较注重西方汉学家的一些学说，也与之进行了讨论。

本书适用于大学以上水平的教研者阅读，也是专门的研究，适合简帛古书、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文明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