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言与私义

（三）公言与私义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章学诚著名的“言公”之论：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

但是我们对此说还未曾进行过仔细的分析，只是强调它对于“同文”的重要性。对于“同文”而言，在篇章语言相同、相近的情况下，其所要表达的思想看起来是相同、相近的。由此进一步考察下去，即使没有相同相近的篇章语言，但有很多观念、关键词是相同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言公”。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在运用相同、相近的篇章来谈论问题，或者运用相同相近的观念、关键词来发表看法时，这些公言既可以是学派内部所传的言论，是一家、一学派、一大宗派的公言，如儒家谈的“守约”，“慎独”，他们对于诗、书的讲论；也可能是学者自己收集的众人皆见的辩说材料，是天下的公言。天下的公言当然会让百家都来讨论，但这天下的公言其实就是起于一家一派，渐至于一家一派的公言，天下的公言。可是既然说当时是百家争鸣，那么学者们组织这些公言或者运用大家都熟悉的观念、关键词来讲说自己的观念和思想时，就必然在公言之下隐藏着自己的一家之言或自家的目的。这个私义的问题，目前尚重视得不够。

唐君毅在论老庄年代时，曾经谈及公言，但所重在公言之外的不同：“老庄之言之似同者，亦可同出于前之为道家之说者之公言。章实斋文史通义，固有古之学者‘言公’之论矣。则徒由其言之似同者，亦不足遽定其思想之相承。又若只就其言之相承而同者以观，则有老无庄，有庄无老，皆不为少，亦无甚学术思想史上之价值。如老之外必有庄，庄之外必有老，则吾人固可只重观其不同何在，其思想之出现之先后，亦无足轻重也。”^[93]

本书所重则在公言内的差别。有很多篇章语言相同、相近的文献，在目前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作为校勘之用（虽然确实有这种作用，但是公言之下的思想差别仍然值得探索）；有很多研究古代哲学范畴的书，对于公言下的私义尚挖掘得不够。

比如同是讨论“道术”，《庄子·天下》篇就列举了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或还有惠施（或认为属《惠施》篇）等对道术的不同体认，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说及的道术里面都涉及着物。彭蒙、田骈、慎到“齐万物以为首”，但是就目前的资料看，田骈和慎到的“齐物”是不同的，他们和《庄子·齐物论》以及《孟子》所载许行的齐物之论也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重视了一些私义，比如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二人对于“性”的定义是不同的。但这在目前只是老生常谈，《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性”，就未必是性善之性^[94]；《荀子·劝学》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不苟》篇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是一种不同于性恶的积善成性说。佐藤将之认为积善成性说与由礼而来的化性起伪论是不同的两个进路^[95]，则荀子的人性论当进一步讨论。可是《劝学》篇与《大戴礼记·劝学》、《子思子·劝学》有同文内容，《不苟》篇经廖名春先生考订是荀子早期的作品^[96]，则荀子性论的早晚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荀子·劝学》与《大戴礼记·劝学》、《子思子·劝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讨论。

很多同文文献还有待于更深入的分析，譬如郭店简《穷达以时》公布之后，很多学者根据同文分析法来断代，甚至怀疑郭店楚墓的年代断定有问题。笔者虽然批评了这些意见^[97]，但尚亦步亦趋地按照对方的思路考察其说之可疑处，尚未明确地认识到所搜集的同文还应该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系统，不同系统的同文之间存在思想差别。如关于陈蔡之厄，《论语·子罕》所述大概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吕氏春秋·慎人》、《庄子·让王》、《风俗通·穷通》等均说及此语，并强调陈蔡之厄为幸。这些话与《穷达以时》、《荀子·宥坐》及《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孔子家语·在厄》等所记主旨不同。《荀子·宥坐》虽也讲天人之分，近于《穷达以时》，但是偏重于“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有君子固穷的味道。这或许就导致了荀子的《天论》说：“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干脆不讲天时，而将困窘作为君子之节操。因此，《穷达以时》与《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分属于不同的系统。据后二者以论《穷达以时》的时代与之相近云云，不仅方法上存在问题，而且思想上也不同，不足为凭。

【注释】

[1]罗根泽：《〈管子〉探源》，周勋初选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页。

[2]旧文曾从郑良树之说称为“重文”，还曾称之为“对文”，也容易引起误解。

[3]何志华曾讨论了“古人据异文为注”的问题，指出“毛亨曾参考三家《诗》异文”，《孔子家语》王肃注、《国语》韦昭注，以及《淮南子》高诱注，都曾参考异文。何志华：《高诱据〈文子〉注解〈淮南子〉证》，《〈文子〉著作年代新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4]按：“威”，当作“桓”。

[5]〔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第353—354页。胡兰江女士曾节引此文，并指出：“这种依照相同的字句去判断学派归属的做法本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它让我们在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搭起一个桥梁，为我们的释读提供方便，并可以借此纠正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但其作用仅此而已。如果一定要赋予它更多责任，把它作为推论的主要依据，恐怕就不可取了。”胡兰江：《七十子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63—64页。

[6]〔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24页。

[7]《经义考》卷138引作“胎教”，当从。

[8]〔元〕郑元佑：《侨吴集》卷7，《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文渊阁本，第503页A。

[9]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69页。按：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言公》上中下三篇，列举了不少事例，上引文为其主旨，所说或可能有得于郎瑛。

[10]〔唐〕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第50—51页。

[11]〔清〕顾观光：《文子校勘记》，《四部备要·子部·文子》，中华书局，1989，第45页A。或以为作者为钱熙祚，恐不确，参见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第57页。

[12]〔清〕孙星衍：《文子序》，《问字堂集》，中华书局，1996，第89页。孙星衍还说：“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叠出。”但是据《汉书》，淮南王受诏是作《离骚传》，不是《淮南子》。《淮南子》是否因为淮南王准备入朝觐献而使“宾客迫于成书”，史无明文。

[13]见唐钺：《尹文和〈尹文子〉》，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唐钺：《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第293—299页。

[15]如郑良树《从重文的关系，论〈列子·黄帝〉的流传》、《从重文的关系，论〈列子·说符〉的流传》，其他论《晏子春秋》的成书等文，也用了相近的方法。均见于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16]郑良树：《论重文现象与屈宋作品年代考释》，《百年汉学论集》，学生书局，2007。

[17]参见诸祖耿《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的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凤凰出版社，2008。张烈：《战国纵横家辨——兼与徐中舒诸先生商榷苏秦等问题》，《战国秦汉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赵生群：《〈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8]参见拙作《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9]萧敬伟：《今本〈孔子家语〉成书年代新考——从语言及文献角度考察》，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12月。

[20]宁镇疆：《由〈孔子家语·论礼〉说〈礼记·仲尼燕居〉的一处衍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

[21]参见拙作《上博〈诗论〉“怀尔明德”探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2]唐君毅已指出《庄子》内篇性命未连用而外杂篇连用之，但并未据之定内篇早出，唐君毅：《原命上：先秦天命思想之发展》，《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39—342页。原载香港《新亚学报》，第六卷第二期，1963。

[23]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第31页。

[24]刘笑敢：《〈庄子〉内篇的年代》，《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5]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14页。

[26]〔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清〕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卷75，上海书店，1988，第411页A。

[27]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附别集》卷2，第一册，中华书局，2004，第117页。

[28]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附别集》卷9，第二册，第421页。

[29]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68页。

[30]浦江清：《逍遥游之话》，《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21页。

[31]〔德〕哈隆（Gustav Haloun）：Legalist Fragments，Part Ⅰ：Kuan-tsï 55 and related texts，Asia Major（New Series），Vol.2，1951，pp.85—120.

[32]潘重规：《韩非著述考》，《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二）》，香港大学中文系，1966，第106页。按：郑良树等认为《忠孝》非韩非作品，潘重规则认为是，详后文。

[33]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34]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0页。

[35]古国顺：《史记述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第408页。

[36]裘锡圭：《释〈子羔〉篇“铯”字并论商得金德之说》，《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8页。

[37]陈鼓应：《〈彖传〉与老庄》，《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第16页；陈鼓应：《〈彖传〉与道家的思维方式》，《易传与道家思想》，第26页。

[38]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第81页。

[39]李学勤：《〈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186页；原载《管子学刊》1991年第1期。

[40]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古文献丛论》，第199页；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1]赵俪生：《〈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

[4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三联书店，2000，第208页。

[43]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第217、218页。

[44]参见王葆玹《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年代——兼论郭店与包山楚简的时代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45]罗根泽：《〈管子〉探源》，周勋初选编《罗根泽说诸子》，第322—326页。

[46]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第20页。

[47]李学勤：《〈齐语〉与〈小匡〉》，《古文献丛论》，第183页；原载《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

[48]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66、273—274页。

[49]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36页；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第343页。

[50]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65、368页。

[51]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93—394页。

[52]刘笑敢：《略谈简帛考证中“类同举例法”的局限性》，〔美〕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一）：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3]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附今译）》，《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第400—401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54]刘起舒：《〈洪范〉成书时代考（附今译）》，《尚书研究要论》，第414页。按：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订补本）》在论“汉今文二十八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时，认为《小旻》是引用《洪范》。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第17页。

[5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第1158—1159页。按：这当主要是刘起釪的意见。但是据《顾颉刚日记》，顾曾校改刘起釪关于《洪范》的文章，不知有何意见。裘锡圭在讨论公盨铭文时，附带提及《小旻》与《洪范》的关系，引述了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看法，其中第三种“二者间无直接关系”应该就是刘起舒的看法，裘的意见是“《小旻》袭《洪范》的可能性为最大”。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70页。

[56]原注［三］：《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复斋漫录》以为李后主盖用此语。古诗中类此者正多。如曹丕《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戴叔伦《织女词》：“难得相逢容易别”。但这里是人人心中的一句普通话，即便相同，也不必看作用典。

[57]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8—19页。

[58]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第76—77页。

[59]参见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

[60]参见拙作《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2001年8月27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书评：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7辑，2007。均收入《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61]刘彬徽：《关于郭店楚简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7页。按：“并流传于后世”之“并”，疑为“也”或“亦”之讹。

[62]参见拙作《〈庄子·胠箧〉之“十二世有齐国”补论》，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3]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64]参见拙作《清华简〈金縢〉初研》，张德方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5]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夜〉中古佚诗试解》（《夜》同《耆夜》），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陈致：《诗书礼乐中的传统——陈致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6]李峰：《清华简〈耆夜〉初读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2012年6月20—22日。

[67]参见拙作《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68]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24—225页。

[69]当然，目前这种一源众流说尚处于初步出现阶段，使用者在总的倾向上有这种想法，但尚未明确其规则，故在运用时还不严密。如“现有的四个出土简帛《老子》古本，形成了由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由萌芽到成熟的完整链条”之语，或许稍偏离了总倾向。

[70]按：其实郭店本《老子》所谓“绝伪弃虑”当读为“绝为弃作”，参见拙作《再论郭店〈老子〉的“绝弃”》，《简帛研究》2016年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1]〔日〕池田知久：《尚处形成阶段的〈老子〉最古文本——郭店楚简〈老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

[72]〔美〕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第200页。

[73]〔美〕罗浩（Harold D.Roth）：Original Tao：Inward Training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参见〔美〕罗浩《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邢文、陶磊、严明、何金俐译，学苑出版社，2009。按：本书凡引用英文而云参见中译本者，所用译文为笔者参考中文而译出。

[74]李若晖：《郭店竹书老子论考》，齐鲁书社，2004。按：此原为作者硕士论文，武汉大学中文系，2000年6月。

[75]宁镇疆：《〈老子〉“同文复出”现象初步研究》，《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宁镇疆：《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兼论帛书本在〈老子〉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地位》，《中州学刊》2001年第4期。二文并载：《〈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

[76]李畅然：《郭店〈老子〉和帛-今本五千言关系之我见——从文本对勘上检验早于郭店时代的“全本”〈老子〉存在的可能性及条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7]王弼本之外诸本多作“天下皆谓我大”，非“我道大”。然“大”乃“道”之名。

[78]蒙文通：《〈老子〉佚文》，《道书集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巴蜀书社，2001，第121—122页。

[79]按：严遵本名庄遵，因避讳改，今改回。

[80]《道藏》，第17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814页B。

[81]今《韩非子·显学》作相夫氏，《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渡边卓指出：宋本《广韵》的“伯”字行“载有‘《韩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因此知道，很古版本中，（相夫氏）显然是载为伯夫氏”。参见〔日〕渡边卓《墨家思想》，宇野精一主编《中国思想之研究·（三）墨家、法家、逻辑思想》，林茂松译，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4版，第82页。

[82]参见周凤五《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考释》，《中国文字》新廿四期，艺文印书馆，1998。

[83]参见拙作《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84]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第224页。

[85]参见刘殿爵《〈孟子〉的本文》，《采掇英华——刘殿爵教授论著中译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86]风仪诚：《战国两汉“于”、“於”二字的用法与古书的传写习惯》，《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81—95页。

[87]邢文：《〈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88]廖名春：《郭店简〈性自命出〉的编连与分合问题》，《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89]丁原植：《楚简儒家性情说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第205—206页。

[90]参见拙作《清华简〈金縢〉初研》，《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中西书局，2017。

[91]参见拙作《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92]参见拙作《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93]唐君毅：《道家之起源与原始型态》，《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40—141页。

[94]参见陈大齐《孟子待解录》，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

[95]〔日〕佐藤将之：《荀子哲学研究之解构与建构：以中日学者之尝试与“诚”概念之探讨为线索》，《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34期。

[96]廖名春：《荀子新探·著作考辨》，文津出版社，1994。

[97]参见拙作《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再考》，《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