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引起的问题
近些年大批简帛古书的连续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郭店楚墓战国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出土之后，有些学者提出了重写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口号。
这样的一种期望，渊源有自。清代以来的学术，照梁启超所说“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1]可是，这一进程，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完成。比如就材料而论，在当时疑伪书的风气之下，复先秦之古，几乎无书可凭。如今战国秦汉时期的大批简帛古书出土，不能不令人寄予厚望。
然而与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上博简）初发布时学界参与范围的广度、频繁的各种学术会议所烘托的热度相比，其后的影响可谓急遽降温。虽然近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北京大学藏汉简（以下简称北大简）也出现了不少内容，特别是有关于《尚书》部分篇章和《老子》的较完整文本出现，但是仍不能比肩于1998年至2002年之间的风流。于是，有学者质疑重写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可能性，更甚者则否定出土文献的价值，还有人对这些材料本身的真伪提出了疑问。
这些情况的出现，有值得重视的原因。虽然对于学术的盛衰、评价，应该是百年之后讨论的问题。但是学术研究本身的每一步，都关乎着日后的评价。如果流风所至、积弊渐深导源于今天的一些不小心的话，那么适时反思，就非常必要了。
目前出土的简帛古书形成了一个热潮，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出土了很多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乃至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文献；二是出土文献盘活了一些传世文献，并带来了重新研究过去的学术思想史问题的契机；三是出土文献对我们过去研究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或范式提出了挑战，新的研究范式亟待建立。
就学术思想性内容比较强的一批简帛古书而论，上自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第一组（安徽大学藏简中有相关内容，但长台关简可能不止一篇，除了和安徽大学藏简相应的申徒狄和周公对话之文外[2]，或许还有别的内容[3]），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仪礼》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尉缭子》、《六韬》（或认为当称《太公》）等，河北定县（今为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文子》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五行》、《九主》、以及《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篇、《周易》经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藏简有相近的《为吏治官及黔首》，江陵王家台、北京大学藏秦简也有相近内容）、《语书》，睡虎地77号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诗经》、《庄子》等，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盖庐》，湖南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宁越子》等，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归藏》，下至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本书名为《天常》[4]）、《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及四组《语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经公布的九册中的《孔子诗论》（本书遵循学界通称为《诗论》）、《䊷衣》（即《缁衣》）、《性情论》（主体同于《性自命出》）、《子羔》、《鲁邦大旱》、《从政》、《容成氏》、《恒先》、《彭祖》、《周易》、《仲弓》、《内豊》（通称《内礼》）、《曹沫之陈》、《三德》、《鬼神之明》、《慎子曰恭俭》、《孔子见季
子》（通称《孔子见季桓子》）、《凡物流行》、《子道饿》（此篇实际讲子游事），清华大学藏战国《尚书》类作品、《楚居》、《系年》、《筮法》、《殷高宗问于三寿》、《管仲》、《子产》、《心是谓中》等篇，北大简《老子》及其他篇章，以及安徽大学藏战国简《诗经》等篇章，荆州夏家台战国楚墓《吕刑》、《诗经》，不少学者就文字隶定、字词释读、竹简编联、思想内容、学派归属等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有些几乎到了难以复加的程度，比如就学派归属问题而言，马王堆帛书《五行》经传以及后来的郭店简《五行》，已有不少于35种意见。有些研究结论已经达成了共识，有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当前，不仅关于简帛古书的专书、学位论文数量繁多，数以百计，杂志报纸文章更是多以千计，专门的研究网站上的网络文章则日新不断。如今的研究，不仅是要引用书籍、期刊、网络上的文章，书籍、期刊的出版日期要细化到月份和日期，而且还要留意网文后不断更新的评论，学者间私下的信件交流。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样有吸引力而又日渐困难的研究领域，势必让猎奇者浅尝辄止，各种媒体鱼龙混杂。就冷静的研究者而言，却一方面让圈外人望而却步，乃至质疑出土文献的价值，一方面也让一些圈内人知难而退， 日缩其囿。在一批新材料出来之后，会形成一个短暂的研究高潮，之后逐渐仿佛消于无形。只有某些人或研究团队，专心于某一研究方向不断推进，两大畛域逐渐清晰：文字训诂，学术思想史。
二者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向，在今后也需要继续推进。然而就“重写”这样的宏大目标而言，二者实不足以当此重任。文字训诂只能帮我们深入理解文义，学术思想史也只能帮我们澄清一些学术思想事实，均不足以“重写”。
对于“重写”，仅有材料是不够的。材料方面，或许能出现一些新的、曾经佚失了的重要材料，补充史实，但这只能算是补写学术思想史，不是重写。比如《五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这就是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是子思学派的重要作品。但这个材料只是帮我们补充了一个子思学派的作品，还不足以改写或重写思想史。所以，有学者认为出土文献并不能导致重写思想史或学术史。也有学者认为近几年强调出土文献太过，要重新强调研究传世文献的重要性。于是，也有学者认为这几年强调的“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中国古典学”等有问题。
其实，传世文献是文献，出土文献也是文献，二者相辅相成，本来不宜做太大的区分。但由于近些年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使得出土文献似乎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乃至有些人以为研究者是专研出土文献者。虽然有些出土文献的研究主要借力于出土资料，但是从没有决不依靠传世文献者。平心而论，就出土文献的质量和数量而言，虽然有重要的内容出土，但很难说有能够和传世文献相颉颃的内容。但若就此而言出土文献只是补写了思想史、哲学史的部分内容，不足以改写思想史[5]、哲学史，那就是避虚而就实了。
李零说：“简帛古书的发现，它的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发现了多少以前从未见过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几个罕见的古本，为我们重新阅读现存古书增添了校勘和注释的线索。我认为，其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虚的方面，即我们对古书体例，对文本演变，对古代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换一下眼光。务虚胜于务实。”[6]
笔者也认为，出土文献确实有可能重写思想史、学术史。此中的关键，不是新出土简帛对传世文献的补充，而是由新出文献引发的我们对过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观念、预设的深刻反思，由此引发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出土文献能够改变我们过去研究思想时所持的观念和预设，用新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来研究问题，那么，势必导致对思想史的重写。这时的重写，应该和单纯的模仿西方流行观念改变而亦步亦趋的视域改变有所不同，而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所引发的变革，是观念和材料的双重改变。
比如，我们过去有很多关于伪书、晚书的争论，对于一些书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书有一些“定论”，但是经过多次简帛古书的出土之后，我们才发觉先秦秦汉许多古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远非如后世书籍一样是在定点形成且可以按时间先后来排队的。由此，学界发现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于此最为有见，而胡适按古书时代排队来处理先秦秦汉材料的“祖孙法”这个重要的操作方法便存在预设上的漏洞。因此，由胡适等人所确定的一些研究结论，必然要随着观念的改变和材料的增加而改观。同时，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在写作时并没有看到简帛材料，在今日也有补充、修正的可能性[7]。
再比如和古书形成紧密相关的简帛古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也需要一种观念的变革。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归属，根源于传世文献所引发的学派观念及判定方法。可是，同是从传世文献出发，引用相近的方法，却对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结果，一个《五行》就有35种结论，有些人前后期的结论是不同的，这表明我们现行的观念、方法可能有问题。而《慎子曰恭俭》篇，则突出地表现了文字考释对思想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慎子的思想关键词“势”被释读出来后，仍然有人认为此“慎子”并非“慎到”，那恐怕是因为其所讲的公言有太多的其他思想家的特点，而私义被关注得不够了。
此中有一个很值得讨论公言与私义的问题，比如很多人都说“天人合一”是我们中国的特有思维，果真如此吗？在早期中国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一公言下，有多少种私义？
类似的值得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妨说，我们需要一种视域倒转，是由从传世文献来看出土文献，转到从出土文献来重新审视传世文献上面，并且要进行中西比较。一旦作为源头的先秦秦汉不仅要改变观念来重新认识，而且材料也增加了，则后世的许多问题也必然将要改观，需要重写。
笔者的研究视野有限，下面就古书篇章年代、学派判定以及和古代思想的有关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6页。魏源已经言及复古两变，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第242页。早于梁启超，叶德辉也在《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中言及相近内容。叶德辉之说后来还被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引用，杨宽后来又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称道顾颉刚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及《国学概论》中信奉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之论，并且说要复虞夏之古；但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就不用梁启超之说了。蒙文通、朱维铮也有相近说法，分别见蒙文通《经学导言·绪论》，《中国哲学思想探原》，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朱维铮《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第56页。
[3]李锐、卢坤：《信阳长台关楚简索隐》，《华夏考古》2016年第3期。
[4]郭沂先生指出“闻之”当与前断开，并重排简序，重新命名为《大常》。见郭沂《郭店楚简〈天降太常〉（〈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笔者根据时贤研究成果，间以己意编连释读该文，命名为《天常》。
[5]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曹峰：《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李零：《结语：古代学术遗产的重新理解》，《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第432页。
[7]参见拙作《〈古书通例〉补》，《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