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出土了大量的古代竹简、帛书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思想文化之冰山一角，也让研究者们的“结论”、“定论”得以检验，乃至反复、更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重写，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双向交流。有一些学者寄望于出土文献能引发文艺复兴，然而在拉丁语系的话语系统中，汉语学界的影响极其有限，中国有无哲学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几代中国学人。紧追西方思潮，用反向格义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学问，用嫁接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来论证中国思想的价值，靠译介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古代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度，这种思想入超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看起来将长期存在。近些年中国境内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也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等热潮，有不少学者试图构建新的中华学术系统，接着讲中华学术；也有不少学者正发掘新的话语体系，中国也加大了外译国内学术的进程。但在拉丁语系的强势话语之下，需要具备何种学养才能让外国的思想弄潮者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华学术？在中国大陆中西分科的体制下，中国的后来学者如何才能层出不穷地讲中华学术？这恐怕是目前争风流者所不能承担的问题，也是许多决策者未曾过问的问题，所以很多学者并不看好中华话语系统的轮流坐庄。未来的中华学术话语如果不能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海纳百川，百家争鸣，则仍然只能作为取材之山，囿于一隅。

其实学术本无中西之分，道理并无语系可隔，四海之内，心同理同，只有认识之早晚而已。百余年来，中国的落后与挨打，使得国人特别要在文化上与西方争长短，才刻意划分了一个中西，很多研究都有画地为牢之嫌，大违前贤先哲之心，与汉唐盛世乃至明末清初的心态、眼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中国做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注意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分中外。

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以来，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诸子学的著作，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可谓相当深入，要想写出点新意和创见，相当困难。好在近些年来，出土了大量的简帛古书。笔者这些年也一直在从事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尤其喜欢研究诸子学的作品。这些出土文献对于我们研究先秦的思想史，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分歧，需要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