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
弄清楚了“学派”，我们再来看如何判定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
当前讨论简帛古书学派的方法，多是将这些佚籍中的章句或词汇、思想（包括特别的思想词汇）和传世文献的对应内容作比较，根据传世文献的学派属性说明出土文献的学派属性；或者根据一些信息与古书或《汉书·艺文志》等的记载相比较，说明其学派属性。
比较两段文献相应的章句或词汇、思想这种“同文”的方法，有一定的作用，但恐怕还需要结合对应部分的质和量以及语境等因素，来具体分析，否则容易产生问题。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如刘笑敢指出在简帛考证中使用“类同举例法”的现象，他反对“简单地依靠‘类同举例’法来断定出土简帛的学派、作者和年代”。他所说的“类同举例法”，就是根据类同的章句或词汇来判断文本的学派（实际上也应该加入根据思想相近来判断学派）。这是一篇重要的反思方法论的文章，可惜很多问题尚未展开。而且他谈得多的是根据“类同”文献来“怀疑甚至断言甲书和乙书属于同一时代或同一作者或同一学派”[11]，但其实古来也有不少人根据“类同”文献来争论两种文献或几种文献之间是“引用”或“抄袭”的关系；而且有些“类同”文献是属于“言公”的内容，恐不能当作学派区分的标志。不论如何，使用同一种文献比较方法，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这个方法存在一定的疑问，在使用时不可草率。不能根据自己所找到的“类同”文献，就匆匆立说，而应该注重分析“类同”文献的代表性等问题。
针对简帛古书学派判定众说纷纭的现象，李存山就曾经提出要注意某一或某些证据是否只能推出一种结论（即自己所持的观点），或者说是否可以排除其他的结论和观点。就目前楚简研究的情况看，许多成果还属于“假说”的性质，凡“解说各异”者恐怕大多因证据不足而难成定论。[12]
至于根据一些信息与古书或《汉书·艺文志》等的记载相比较，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古书颇多佚失，我们对于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了解得非常有限。我们实在只不过是凭借几部古书，如《史记》以及《孟子》、《庄子》等子书，来理解甚至是推测、假想战国时候的情况，此中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东西。不但战国时期思想状况的许多具体细节我们不清楚，就是学术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当时人的思想习惯、学术制度等“常识”，我们也不清楚。甚至战国到秦汉之间有着怎样剧烈的变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也不清楚；就是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具体细节、以及中秘书与外书的差别、今日所传之书与中秘书的关系，也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环节。我们只不过是凭借有限的几部书，以管窥天乃至捕风捉影罢了。我们要时刻反思、存疑，承认我们对于这一时段的局限、无知。《汉书·艺文志》所收书，相对于先秦秦汉而言，佚失或因故未收的有不少。而且其中的许多书，经过了一定的整编，最大的问题是，如前所述，“九流十家”是刘歆的创制，并不能如实反映先秦“百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即使找到了对应信息，也往往会在随后谈论学派时将刘歆的“九流十家”搬出来。
比如上博简中的《鬼神之明》篇，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篇是《墨子》佚文。猜想得出这种结论的主要原因不外是简文谈到了鬼神之明，这符合墨家的思想。而儒墨为先秦显学，墨家的材料应该在出土简帛中有所反映。其称《墨子》而不是《汉志》中墨家类的其他子书，自然是因为今天只有《墨子》基本保存了下来，与简文的词句以及思想有对应之处。
可是简文也说到“鬼神有所不明”，《墨子》虽然谈到了“善者或不赏”，却并未涉及《鬼神之明》篇的“暴者或不罚”的问题。笔者曾指出《论衡·福虚》记载的《董子》佚文与简文相关：“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十九〕年，（缠）〔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后来果然有学者根据此认定《鬼神之明》属于董子佚文。[13]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董子的话属于机智的归谬和反驳，而不是像《鬼神之明》这样单独的立论。又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末尾对举颜回、盗跖之事，对天道的怀疑，和《鬼神之明》对于“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之说，如出一辙。我们难道要说司马迁是董子的后学吗？从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孔子厄于陈蔡答子路论穷达的故事，以及《墨子》所记来看，“善者或不赏”早已为人所认识；则“暴者或不罚”也将不久被人所体会。由此而得出“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或者怀疑天道，似乎并不需要一定属于某个著名的学派。
其实如果一定要说墨家在战国时代也很有影响，我们不必求助于出土了墨家的文献，实际上把《鬼神之明》的作者看作“反墨者”，也同样，甚至能更好地表现这一点。[14]
再比如前述《慎子曰恭俭》的例子，为什么有学者会认为这里的“慎子”是儒家，不是法家的慎到呢？或许就因为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认为法家和儒家的言论截然不同。可是简文确乎合乎慎到的思想，特别是提到了“势”。而且今存《慎子》佚文就有“《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15]，这也很可能是慎子教授弟子的内容。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儒家、法家两家不同的成见，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即使按照传统意见，法家吴起、韩非，也都和儒家有渊源关系）。当然，我们如果一定要假设先秦还有一个儒家的“慎子”，著作大多佚失了，而且儒家慎子的佚文羼入了法家慎到的《慎子》，似乎也可以。但是这种观点所需要的假设太多了，不可信。
上述的举例，一个要求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一个反对保留其他可能性，看似相反，但其实目的一致，都反对拿“六家”、“九流十家”的学派观念来看待新出土的简帛古书。
笔者认为，判定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要多从师承渊源和师说着眼，既从古书内容方面考虑这一点，也从有关的文献记载来寻找有关的线索。
比如《慎子曰恭俭》，此篇在引用“慎子曰”之后有“故曰”这样的解经体，慎子语中也谈到了“势”等和慎到思想相关的内容[16]，因此这一篇应该就是慎子学派的作品。
再比如《五行》，有学者认为《五行》虽然成书较早，但作者或非子思。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确定荀子批判之语都确有所指，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之说。当然，先秦诸子作品多数是学派之作，也由此而导致竹简与帛书《五行》有所不同，而且《五行》与《中庸》的核心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今天，我们恐怕拿不出比荀子所见还坚强的证据，否认子思首唱仁义礼智圣五行之说。关于帛书《五行》所载的“传”文部分引有世子之语，较为妥当的看法，应该是作传者采世子之语作为传文的补充，世子本人与《五行》没有太多关系。此外，荀子虽说过“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但是孟轲之和，未必是作传。即使确实是他作传（当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这也是称引师说，恐不得视为自成一家。《五行》的传文以及帛书《德圣》，恐怕都应当视为子思学派的作品。
不过简帛本身和传世文献中，可以利用的资料太少。所以有朋友质疑笔者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且认为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和刘向刘歆等差不多的，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办法，只能遵循他们的老办法。也有朋友虽然赞同笔者反对“六家”、“九流十家”，但是说在上课的时候，“九流十家”还是得用，否则学生们难以更好地把握出土的简帛古书。
可是，笔者说过，刘歆的“九流十家”是“诸子”下一级的纲目名称，再其下仍有“诸子百八十九家”，诸子百家仍然在这里依稀保留着，为什么不可以撤掉“九流十家”这一级纲目名称呢？也许有人觉得缺少了“九流十家”，诸子下面的细目太多了。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的形成很晚，就能知道现在之所以觉得不可行，只不过是因为书多了。但是先秦汉初的人也会觉得诸子书太多吗？那时候个人所能保存的书并不多，大家口里称“百家”，但是所举出来的人并不多，这很可能就是所参考的书不多，惠子之书也只不过五车。刘向刘歆父子是给皇家校书，才显得多。可同是给皇家校书，《汉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张良、韩信就没有给兵书分类，到任宏才分为“四种”。这也就是说，六艺之九种，诸子之十家，诗赋之五种，兵法之四种，数术之六种，方技之四种，这一级纲目名称，有一些是可以没有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改换为别的分类模式的。
而之所以说“九流十家”还是得用，恐怕只是因为这个框架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诸子和兵法、数术、方技本来是不可分割的，甚至从学术整体上来说，它们和六艺、诗赋也是不能分割的，《庄子·天下》篇就是这样的意见。《汉志》的分割是因为专家校书等原因造成的，引起了后世的不少争论。这也就是说，按照别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譬如我们在儒法斗争和唯心唯物的框架下，也一定能划出一个诸子的分类。当然，如何找到一个更好的分类办法，还有待研究。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九流十家”不符合先秦秦汉初的“学派”观念，更知道“九流十家”是“百家”之上的一级纲目，我们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寻找出土简帛古书具体所属的百家学派了。但是由于资料缺少，实际能定案的古书并不多。不过不能定案，并不意味着我们简单定案就解决了问题，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阙疑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在先秦时期，这些简帛古书的作者或学派，肯定是有人知道的。
余嘉锡曾专门举秦始皇读《孤愤》、《五蠹》不知其为韩非作，汉武帝读《子虚赋》不知其为司马相如作之例，说“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杨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以之为“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名之证也”[17]，这一点间接说明了考究古书学派之难。然而从余所举《诗经》等经书之例也可以看出，古书虽然不题撰人，但是作者或可见于书内，或有据《诗序》可考者——虽然不可尽信，但推想其初可考的作者，当更多。惟因流传久远，故有一些湮灭无闻或有传闻异辞。有一些辞赋作品序中乃至文中也有作者的消息，如银雀山汉简《唐勒》。在一个学派内部，宗师作品或弟子各以所闻记录的宗师之语，撰人本非必需，因为从游者不至于数典忘祖。章学诚曾说：“古人书不标名，传之其徒，相与守之，不待标着姓氏而始知为某出也。”[18]学派间的交流，虽然有的是俨若水火，像儒墨之互攻，其内部的小宗派之间的相绌，但是往往也有切磋琢磨的效果，使各自的观点、特色鲜明，当时人观书就可以论学派。
由近出楚简，可以推想当时文化发达地区学术信息交流之便捷，恐怕并不比后来魏晋之时差多少。据此言之，则学界中人，若不是乡间陋儒，必然能熟知天下文化名人。由《论语》来看，即便是隐士，也听说过孔子的言行。因此孟子、庄子虽然生在同时而彼此书中均未言及对方，当是有一定的缘故，不能说二人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是故古书虽然不题撰人，但是博学通人有可能尚能知其作者、学派。一书远播，初传者应该尚知晓学派、作者等消息。古代有采诗之官，有瞽史，列国邦中，当也有主持学术之人，如守藏史、博士之类。齐宣王可能是因为好名而开设稷下学宫，战国四公子、吕不韦则养士，这些都促进了学术交流。不过秦禁游士，韩非之书传抄到秦国后，长于深宫的秦始皇，即使知道韩非，恐怕也未必知道《说难》是韩非所作，故需要李斯告诉他。汉初朝廷以黄老治国，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游梁而作《子虚赋》，他的朋友辈邹阳、枚乘等肯定知道。汉武帝奖掖经学，诸子多依附诸侯王，所以汉武帝不知道《子虚赋》的作者，也很正常。汉武帝的狗监杨得意或许并非学者，他知道《子虚赋》为司马相如所作，乃是因为“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所以古书虽然不题撰人，但是作者仍然自表所作，有著作权意识（诸子虽“言公”，但公言之下尚有私意）。秦始皇、汉武帝所问的人，乃李斯及狗监，多为近侍。如果广而问之，应该仍然有知道者。所以古书虽然不题撰人，而其作者、学派，仍然有迹可寻。《韩非列传》说“申子、韩子皆着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则即便不题撰人，存其书的“学者”也知道是谁（或哪一派）的书。譬如司马迁论庄子，提及《渔父》、《盗跖》、《胠箧》，而这三篇并无提及庄子之处，倒是《胠箧》多以“故曰”引《老子》，很像解经体。司马迁以之为庄子作品，自然也是根据所见所闻。[19]
因此今日所见的郭店、上博简中的古书，今人虽然因为不知其作者或学派而百般揣测，但墓主人至少传者仍然很可能知道。譬如对于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讨论其作者，有子游、子思、公孙尼子、世硕、子弓或其学派诸说，也有认为与荀子乃至道家、杂家有关者。其实我们能知道的是：《性情论》无子游之语，则《性自命出》的主体部分很可能与子游学派无关，最多恐怕只能说《性自命出》篇在流传过程中采纳了子游之语，可见子游的影响。此篇的主体部分应该早已经形成，但是在流传时已经出现了差异。而出现两个传本，则或能说明此篇较有影响且流传较广，其作者可能早已经自立门户，可以自成一家。只可惜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一家学派的名称，还不能准确地称呼它，应该阙疑。是故汉廷校书，必须要找博学通人及旁门专家，备一时之选。然而其时间在秦火之后，又加之年岁久远，所以也多有不知撰者名氏学派者。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出土的简帛古书，首先是要抛开“六家”、“九流十家”的框架，然后再用“百家”来考察其学派。如果参考资料不足以判断学派，那我们就阙疑，或许将来新的材料会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即便有一些简帛古书的学派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我们也应该尊重古代作者的著作权，不要随便张冠李戴。
新出土简帛对当今学界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一定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上文主要是就笔者所见所想，提出了一些意见，不足之处或许甚多。但如果能够抛砖引玉，使得更多的朋友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探索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体系，则出土文献的贡献，就不仅仅是多提供了几个文本而已，它会大幅度地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注释】
[1]清华简《傅说之命》，鄙意只是《说命》的“族本”，未必是儒家的《说命》。参拙作《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参见拙作《读上博八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一辑，中西书局，2012。
[3]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第6页；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第6页。
[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第139—140页。
[5]《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汉志》只是提供了一个皇家藏书的目录，可以供我们参考。但今人在据之讨论问题时，不免将内中书籍当作先秦至汉代的书籍总和，或汉代所有藏书的总和，或不免认为其子书经过校重之后，就是某一子书的所有作品，这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想法都是不对的。虽然如今很多书已佚，但《汉志》毕竟记录了很多书籍名称，且有分类，可以相互比照。此处只是将《汉志》当作一个框架以分列文献的先后，不是要把出土古书用它来归类。但对于《晏子春秋》、《子思子》、《尉缭子》这类后世通行的书籍名称，以及《礼记》与《大戴礼记》的分别等，不依《汉志》。
[6]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实际上多与《说苑》、《新序》等相应，此为韩自强定名，《文物》1983年第2期的介绍并无定名。
[7]参见拙作《上博〈慎子曰恭俭〉的学派属性研究》，《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8]此下一节，详见拙作《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9]陈鼓应：《〈彖传〉与老庄》，《易传与道家思想》，第7页。
[10]参见拙作《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11]刘笑敢：《略谈简帛考证中“类同举例法”的局限性》，〔美〕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
[12]李存山：《郭店楚简研究散论》，《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13]徐华：《上博简〈鬼神之明〉疑为〈董子〉佚文》，《文献》2008年第2期。
[14]顺便可以说一句，如果学者们不是在一开始就明确地说《鬼神之明》是《墨子》或《董子》佚文，只说《鬼神之明》是墨家后学诸子书中的某一篇，譬如《缠子》或《汉志》墨家类《墨子》之外的某一家，可能是受到董子的诘难之后反思出的结论，那我们还真不好全然否定之。当然，这个意见需要太多的假设。
[15]参见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第195页。
[16]参见拙作《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
[17]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不题撰人》，《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58页。
[18]〔清〕章学诚：《知非日札》，《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401页C。
[19]按：《鬼谷子》也有《胠箧》篇，今存佚文。司马贞《史记索隐》在《田敬仲完世家》指出：“庄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886页）；《长短经·反经》引有《鬼谷子》这一段的上下文（“丛书集成初编”0596，第68—69页）。《北堂书钞》卷148引《鬼谷子》佚文有“鲁酒薄而邯郸围”，均与《庄子·胠箧》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