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派的新认识
上述出土文献中，引起学派讨论较多的主要是诸子、兵书、数术类文献。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学者们充分利用传世文献等工具，大概将简帛古书在现有条件下所可能属于的学派都罗列了出来。即使研究者有新的解读或新证据、新想法，也只不过增加一种新的学派可能性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观念的变革。就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问题而言，如果不反思我们对于学派的认识，不试图对学派进行一些限定，那么我们仍然将停留在毫无意义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有关简帛古书学派判定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什么可以作为学派判定的标准？由此而来的问题自然是：什么是“学派”？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成为一个学派？[8]
何为“学派”，有关的问题比较复杂。其关键是我们后人对于“学派”的认识和先秦的“百家”、司马谈的“六家”、刘歆的“九流十家”掺杂在一起。胡适认为先秦本没有“六家”，冯友兰则认为先秦有“六家”。冯友兰在大陆学界的影响比胡适要大；我们的治文史之学必先通目录学的教诲，也有意无意暗示我们，要“宗刘”。所以当前学界在讨论简帛古书的时候，往往拿“六家”尤其是“九流十家”的观念去看待这些先秦和秦汉初的简帛古书（当然也包括《汉书·艺文志》兵家的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以及数术类的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类的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下文如非需要，不特别标注）。我们常常以为对于新出土的知名和不知名的古书，用“六家”、“九流十家”等非常适合于整理这批文献。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个思维框架，见到简帛古书就会拿出这个分类框架，将新出土古书补入旧框架之中。虽或时有差舛，小有修补，比如采用几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如道法家、黄老学派等，但是在根本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思维框架本身可能会有问题，它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
有一段时期，我们倒是抛开了这个“预设”。我们曾一度重视唯心唯物的斗争观，于是所有的哲学史、思想史都以此问题为中心。但是后来我们渐渐发现，唯心唯物并不符合中国古人的思维，是强古人以就今。因此学界很快在适当的时机抛开了以唯心唯物的斗争观为主线的哲学史、思想史，只可惜又回到了“九流十家”的老路上。
学术研究，忌讳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古人。可是“六家”和“九流十家”就是这样的一种后设思路——虽然它们的提出者在当时或并未特别强调要这样去看古人，但是我们今人一旦使用这种框架去看先秦秦汉的思想界，就是以今观古了。
我们曾经详细分析并指出，“百家”和“六家”、“九流十家”同是使用“家”，但是含义并不相同，而先秦至汉初更喜欢用“百家”，“百家”比“六家”、“九流十家“更适合于用来谈论当时的学派。刘歆的“九流十家”是“诸子”这一级之下的纲目名称，再其下是“诸子百八十九家”，诸子百家仍然在这里依稀保留着。从刘向的《别录》佚文看，仅《孙卿书录》及《列子书录》略微谈及了儒、道之学，刘向眼里的学术是儒、墨、道、刑名等学，“九流十家”是其子刘歆的创作。这不仅表明父子二人对于学术的划分大不相同，而且表明用“九流十家”看待学术的思路，甚至并不能被西汉末年的人全都接受。
故我们现在若将战国秦汉初期的一些简帛古书归为“黄老”学派、“道家”、“法家”，则这些名称即使能符合某些汉代人讲宗旨的习惯，但是未必很符合先秦人和其他汉代人更重视的讲师承的习惯。
见于战国时期的儒、墨之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它们有时指的是有学术师承渊源的学派，有时指的是学术宗旨意义上的学派，二者并不相同。战国时人更重视学术师承渊源这个意义上的学派。我们在讨论出土简帛古书的时候所谈的儒学或儒家，往往就是用的学术师承渊源这个含义，指的是孔子后学。其实《庄子·天下》篇曾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邹鲁之士”指的是邹鲁之地的学者。这个地方虽多孔子后学，但是未必凡是儒生，就肯定都是孔子之徒。如前所说，《吕氏春秋·当染》载周平王使臣史角往鲁讲郊庙之礼，被鲁惠公留在鲁，“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而《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淮南子》所说“儒者”很可能包括史角后人，由此可见熟悉《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未必有统一的师承授受渊源，并不专指孔子后学。因此，出土简帛古书中有一些讲礼仪的篇章，或许并不是孔子后学的作品。
另外，一个大的学派往往分裂成几个学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分裂后的诸派之间，往往以各自的小宗师为首，小团体之间则互相攻击，势如水火。这时在外人看来，虽然从学术兴趣、范围上讲，他们似乎仍然可以看作一个学派，但是在学术师承渊源这个意义上，早已不能作为一个学派了。孔子身后有七十子携其门徒周游各地，老子的弟子关尹子、文子等也各成一家。余嘉锡曾指出：“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则自名为一家之学。”
因此，先秦秦汉初的一个“学派”，应该是指有学术师承渊源的人所形成的一个团体，他们以宗师的学说主张为分门别户的标准（就极端的情况而言，一个人即使没有弟子，或虽曾有弟子但是弟子们后来尽弃其学，此人也可以视为自成一家）。许多学派的传承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只有不同弟子所记下或传述的先师之言，而且经典在传抄中也经常被改动（这也就是说，弟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新学说，如果尚不足以自成一家，则仍然算作原来的学派）。学派著作之总集，就是一家之书。当然，古书多单篇别行；在汉代被整理成的一家之书，或有佚失，或有误附，或因主题而被归入不同类别，和理想状态中的学派著作总集不完全相同。
以上谈的是“学派”，笔者据之认为对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派，判定标准是学派师承渊源和师说。只有存在师承渊源并且称述师说者，才是某一学派的人。如果其学虽出自某一派，但是已经自成一家，那就不是原来学派之人了。因此，对于出土的简帛古书，“六家”、“九流十家”内的称呼都不适用，只有以其宗师之名为学派名称才合适，如慎子学派、庄子学派，或孟氏之儒等。汉代经学的传授之中，师承渊源和师说正是立博士的关键，这当是根源于先秦习惯。
“学派”之源流既明，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后世所命名的学派名称，可能并不合乎古代的习惯。如“思孟学派”、“稷下学派”、“道法家”等等。“思孟学派”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因此，如果一定要称呼“思孟学派”，那很可能只宜于在一种意义上来说，才不致产生矛盾。那就是着重于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这之中很大一部分，当主要就是荀子所说的关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理论。而孟子与之不同的思想，像性善这些内容，就属于“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了。至于“稷下学派”，虽然古代东西方也有以地域为学派之名者，但是我们一般都能根据名称得知其人物和思想主旨。而“稷下学派”则人物不定，思想不一致。而“道法家”，或作为黄老的别名或否，所指对象和思想主旨也往往各自不同。
由“学派”的含义，我们也能明白，后世人所认为的一些学派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思想特点，其实是源于模糊的学派区别之后的归纳，而且是屏蔽掉共性之后的排他性归纳，往往把“言公”的内容当作了一家之私义，因此多数是不可作为判定学派的根据的。譬如陈鼓应的“道家主干说”曾经很有影响，他认为：“至少从周初开始，中国思想中就存在着两大传统：即自然主义的传统和德治主义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末期分别被老子和孔子系统化，从而开创了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儒家和道家。儒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伦理、政治问题上，因而对自然天道方面的问题不甚感兴趣，而道家则大谈太一、有无之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宇宙学说。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宇宙论传统无一不从道家那里汲取了大量养料。”[9]其实先秦本来没有学术师承意义上的道家，何谈道家的特点呢？孔子后学、其他学派也有谈宇宙论的，怎么能肯定所有的宇宙论一定是从道家那里来的呢？再比如说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谈论到父慈子孝，主惠臣忠，有学者马上会调出儒家思想作为原型来思考问题，会认为凡是有这些思想的人，应该都属于儒家或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实际上，孔子之前早已有了类似的理想，先秦诸子很多人在谈论社会人伦时，都复述了相近的话（这是“言公”），但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不一致（这是“私义”）。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人用来干世主的言辞，很可能和教授弟子的言论颇不一致，这只要看一看上博简《慎子曰恭俭》就可以明白。无怪乎有些学者看到此篇的内容后，会怀疑这个“慎子”应该是儒家。[10]
过去我们经常从思想特点上来区分学派，这看似和师说相关，好像也兼顾了一点师承，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或许是受斗争哲学的影响，或因儒墨之相非、儒道之互绌的影响太深，往往以为不同学派的思想之间，处处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只有个别学派综合了诸家之说。其实古代人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应该是像后来人一样，会有不同的言论，但多数都是一些常识性的看法和言公的内容。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反映了学派的特点，他们只可能是在某些点上体现出了本学派的特色，成其为一家之言。因此即使是孔子，也可以说天之不言，也可以闻弦歌之声而戏言“割鸡焉用牛刀？”而《公孙龙子·迹府》所载公孙龙和孔穿的辩论，也很好地说明了“一家之言”就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特殊观点：“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其实据《吕氏春秋·应言》记载，公孙龙对燕昭王讲过偃兵，《吕氏春秋·审应》则记载，公孙龙对赵惠王谈过偃兵要“兼爱天下”，“偃兵”之议，当时多有，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个作为公孙龙的特别思想。
当然，上面所定义的“学派”，并不能涵括古代的所有问题。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些依托前贤如黄帝、伊尹的著作，理论上我们应该考察实际的师弟子之间的授受，而不能以为这个学派真以黄帝、伊尹为宗师。不过对于新出土简帛中的相近内容，我们似乎仍然可以归入此名之下。只不过托名黄帝的内容非常多，我们最好还能有所区分。先秦秦汉时期还有一些依托名人而另有内容的著作，如《管子》，有一些篇章记有管子之事，有些篇章则没有记管子之事而且彼此内容不同。这些篇章似乎应该分开看待，还有待具体研究。先秦秦汉时期还有可能是根据一定主题或名人搜集而成的书，如《晏子》，似乎也并非学派著作，但是类似的内容我们似乎仍然可以归入《晏子》；至于《孔子家语》能不能算作孔氏家学有目的地搜集、整编而成的著作，则还可以讨论。先秦秦汉时期还有以赞助者为主名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鸿烈》等等，其既为一时汇聚之作，我们似不能视此类为学派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