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那座桥
中医的学术体系由理、法、方、药构成。知道了正常的生理、不正常的病理，你只是掌握了理。然后，把理用到临床，找出不正常的证据，推断疾病发生、发展、预后的情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展治疗、护理、康复，让不正常回归正常，这就是诊断、治疗了。诊断如过桥，桥这边是理论，那边是治疗。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治疗却是实际操作，而要想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一步步建筑、走过诊断这座桥，根据诊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才能治病救人。那么，怎样建桥、过桥呢？办法是各有巧妙不同，但总体来讲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证明，或证伪。在掌握了一些线索后，提出一个病证假设，然后有目的地排查，最后证实，或证伪假设。如：患者主诉发热、汗出，这就是线索。根据这线索，我们先假设她患了太阳中风，然后再排查：看舌：舌淡苔薄；按脉：脉浮缓；问之：颈项强痛……皆符合太阳中风的病证特征，这就证实了原初的假设。但如果，患者又说她大便稀溏、小便清长、正在经期、量多色红，那怎么办呢？这就要走第二步了——解释病症，明确病机。我们掌握了一些病症，也明确了这些病症归属于某种证，是某种病理状态的反映，但同时还有一些不常见，甚至矛盾的病症混杂其中，这就要用你所掌握的理论去解释了。比如上面这个例子，患者大便稀溏、小便清长，这是一个脾胃虚寒的表现，那么原初断定的太阳中风就要修正为脾胃虚寒、太阳中风了；同时，患者正在经期、量多色红，这就是一个脾胃虚寒、血分瘀热、太阳中风的病证了。这可能吗？还有什么证据？从病理上说，这当然是可能的。查问病史，知道她发热、汗出之前，月经先至，性情急躁，与人口角，而且久有大便不实。于是，我们就能解释所有病症了：她是先有肝木犯脾、月经恰至的病理基础，又与人口角、感受外邪刺激而发病；她的病证显然不同于其他人，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在我们给她治病时必须给予考虑，预判这样一种病理状态会怎样演化，应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才能有针对性地治愈她的疾病。所以，解释的过程，一方面是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同时也是明确病证的特殊性，为确立治疗方案、开展治疗——立法、制方、遣药、护理、康复——做好准备。
诊断是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细分之，诊法与断法是不同的。诊法是外在的活动，断法是内心的推断，诊法多用技能，断法依靠思维，一个是外在活动，一个是内心活动，虽密切联系，但相互区别。同时，诊与查也是根本不同的：诊是有明确目的地排查，查是无目的地普查；诊是根据假设展开的，是一个医生经验、修养、技能的体现，查则漫无目的，或目的不明，左右摇摆，莫衷一是，甚至先定下一个结论，再去拼凑证据。传统诊法有望、闻、问、切，但实际临床又有几个医生会在每个患者身上把这四种诊法都过一遍呢？有经验的医生，谁不是根据需要去排查呢？教科书式的诊断不切实用，也没必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善诊之人，察色按脉，先辨别病属阳系，还是阴系，审察清阳之升，浊阴之降，了解脏腑中谁发生了病变，这才是根本要害。至于观察患者的喘息、谛听他的声音，了解他因何痛苦，根据脉动的沉、浮、洪、弦判断病机，按察脉的尺寸，看浮、沉、滑、涩的情形，推断病理，那不过是进一步的求证过程，绝不能毫无目的地普查。
中医诊断，或从外在病症推断内在病理，或从内在病理解释外在病症，不是“司外揣内”，就是“司内揣外”，最后要达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的境界。中医诊病的方法只是望、闻、问、切。望是用视觉，闻是用听觉、嗅觉，切是用触觉，问是语言交流，不要任何工具辅佐，全凭一己感知能力，直接而简单，为什么就能“察色按脉，如见脏腑”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这是古人假想的宇宙，也是中医心目中的人体标准模型。天地是万物的上下，是说天地上下，万物气交，都是自然演进的产物，所以一定要合乎四季阴阳变化之恒度，不合则为异，就是病。这是人之内在规定性的来由，也是诊断所以可能的根据。左右是阴阳之道路，是说万物与天地之间有一个交流机制：
《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这个交流机制，不仅是“生、长、壮、老、已”诸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诸病理现象的由来。作为宇宙之子，人拥有和天地父母一样的内在规定性，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出入升降的交流过程，维持其正常生理活动，表现出诸生命过程、诸病理现象，而根据这个模型和规律，我们就可以“司外揣内”，或“司内揣外”，从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定的对应关系，判断生理状态、病理改变了。
天地阴阳，人在气交，出入升降，无器不有，这个模型与老子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其实是一个意思。负者，有所恃也。抱者，怀抱也。阴是事物滋长、规定的力量，没有阴，事物将不能滋长、湮灭，也不能如此这般地拥有此时、此地、此种之属性，此种之形质；阳是事物变化的力量，没有阳，事物将不能发生，不能衰老；唯有负阴抱阳，阴阳冲和，事物才能壮大。阴为阳之守，阳为阴之使。阳改变事物也不能乱来，必须在阴的规范下进行，阴滋长万物也不能凭空，必须借助于阳而进行。阴阳不可分离，一旦分离，事物必将失去其固有的内在规定与变化活力，而崩解消亡。
所以，阴阳是否正常这是相对的，必须看对方的情况。从阴的一方面说，它的不正常，意味着相对于阳来说，滋长束缚太过，或滋长束缚不能；从阳的一方面说，它的不正常，意味着相对于阴而言，变化太过，或变化不及。这样一种偏颇状态，使得阴阳或失其使，或失其守，不能相互应和，相辅相成，事物也就不能合乎四季阴阳恒度地壮大了。所以，若一器内在地偏于阳，则外在必表现为升腾，若内在地偏于阴，则外在必表现为肃降。据此，我们也就可以凭着外在升降之异常，来推断其内部的阴阳关系与变化了。
天地阴阳，人在气交，出入升降，无器不有，这个模型可以说是诊断的第一原理。人，从整个机体，到一脏一腑，到经络，无非一器。作为器，形而上者是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内在规定，形而下者是出入升降的外在表现。内在之道，固然可以是正常的阴阳冲和，但也可以是不正常的阴阳偏颇。正常的阴阳冲和，自然于外在表现出合乎恒度的出入升降，不正常的阴阳偏颇，也必然于外在表现出不合乎恒度的出入升降。我们从外在的不正常的出入升降，推断其内在的阴阳偏颇，从形而下的表现，推测其形而上的道理，或透过现象看本质，或依照本质解释现象，“察色按脉，如见脏腑”也就有了根据。
《灵枢·外揣》：“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人体内在规定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就像日与月、水与镜、鼓与响的关系。日照亮月，才有影子；水成为镜子，才能浮现形象；鼓被敲击，才能传出声响。动摇前者，必有后者应和，从后者的应和，就能尽知前者之情。
但是，从日知月，从水知镜，从鼓知响，只解决了个体内外相应的问题，只能保证从个体的外在现象推测其内在变化，还不能证明它具有普遍性。简言之，我为什么知道，我在此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在彼人那里也照样存在呢？我为什么能确定，在我身上发现的标本相应的现象，在别人那里也是事实呢？直接说，“以我知彼，以心会心”为什么是可能的？其根据还在于“天地阴阳，人在气交，出入升降，无器不有”这一原理。既然人在气交是普遍的，则我与彼都是天地所生，都不能逃离天地阴阳的规律；既然我与彼都不能逃离天地阴阳的规律，都不过是一器，则我与彼就都有升降出入的活动；既然我与彼都有升降出入的活动，则我们与自然的交流就是同一的；既然我们有同一的交流，同一的出入升降活动，则我之出入升降，自然能代表彼之出入升降，我之出入升降的病理改变，自然也能代表彼之出入升降的病理改变，反之，彼之出入升降的病理改变，自然也能代表我之出入升降的病理改变。所以，知己就能知彼，知彼亦能知己；我以我心，就能领会彼心，你以彼心也能领会我心。这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使诊断具有了普遍意义，在自我诊断的同时，可以推想他人，在推想他人的同时，也可以自我诊断。“医者，意也。”以我之意，会彼之情，甚至以物之情，比类人情，这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构成了中医思维的特色之一。
《素问·示从容论》：“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援物比类，就是在说明、理解、解释生理及病理，制定治疗方案时，拿着自然现象和原理，比类于人体的病症和病理，甚至拿着改造自然的办法，用于治疗疾病。如眩晕、抽搐，我们怎么理解、解释呢？自然中的草木摇动与人体的眩晕、抽搐何其类似？自然中的草木摇动是因为风气吹动，那人体的眩晕、抽搐为什么不是“风气”吹动的呢？所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风内旋，吹动头目、肢体，则头晕目眩、肢体抽搐。而要治疗这种病证，当然就要“息风止痉”了。援物比类之所以是可行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万物皆在气交，都是禀受天地阴阳而生化、运化的。事物之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大量异质同构关系。由于内在构造类似，所以虽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外在表现也必将趋于类同，因此可做出某种程度的类比、推论，结论也可作为一种线索，开启思路，助益理解，形成治则。总之，天地阴阳、人在气交、出入升降、无器不有、内外标本、病症影从、援物比类、以心会心等，这些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既是传统哲学的直接推论，也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经验结晶。
诊断，不仅是看病的方法，在根本上，还是一种新的疾病观的体现。从诊断认识疾病，与从病理认识疾病，这是两回事。因为病理是要弄清疾病发生、发展的道理，诊断是为治疗服务的，两者虽密不可分，但各有侧重，不宜混淆。如对寒热这种病症，病理重在说明发生的原因、机制，解释其各种变化，诊断则重在证明它是何种病理的反映，判断它的程度，确定它的位置，估计它的影响，设想治疗它的办法，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两者处理的虽是同一个对象，但理解上侧重不同，结论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必须建立一种侧重于诊断的疾病观，从诊断的需要去理解疾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首先是致病原因，即病邪，它可分为内源的、外源的，无形的、有形的，虚邪、实邪。体内、体外的致病因子对应内源、外源刺激，这很好理解。传统上，虚邪指两虚相合之邪，即外在的不正之气恰与病态的机体相合，联合致病，是为虚邪；相应的，实邪就是不虚机体所对之邪，这是从病因、机体关系加以区分。但同时，虚邪也指无形病邪，在自然界是一种气候变化，在机体是一种病理状态；实邪也指有形病邪，在自然界如致病菌，在体内如痰饮之类。这些不同性质的病邪还可以相互结合，构成特殊的致病因子，如内源有形实邪，指的是痰饮、瘀血、内毒素之类的致病因子；内源无形虚邪，指的是厥逆、寒热之类的病理状态，如此等等。实际上，即使机体正气不虚，只要患病，就很容易形成实中见虚、虚中杂实的复杂局面。
如外感伤寒，从病因说，通常是虚邪致病，但不排除有形实邪混杂其中；从病理说，主要是卫气循行不利，病理产物淤积，既有虚，又有实；从虚实说，病邪侵入，正气必然不足，若进一步引起病变，病理产物淤积，虚实混杂，势所难免；从治疗说，治虚邪与治实邪完全不同，虚邪必调，用的方法是补、泻、和之类，实邪必攻，用的方法是消、吐、下之类，前者叫调，后者叫治，在经典，这分得很清楚。外源刺激，或为实邪，或为虚邪，侵入人体后，必然造成实中见虚或虚中杂实的病态.内源刺激，或有形，或无形，病理改变终是虚实混杂。所以，不管哪种情况，都一定会造成虚实混杂的局面，区别只在于虚实多少不同而已。
在古代，自然是生活的第一主角，在现代，社会是生活的第一主角。人遭受自然界刺激，则病患外感，遭受来自社会的刺激，则病患“紧张综合征”。从病因分析，“紧张综合征”的外源刺激，既有快节奏、高压力、逆自然的现代生活方式导致的虚邪，又有污染的空气、食物、水导致的实邪；内源刺激，既有意欲无穷、情志激越的虚邪病态，又有淤积的代谢产物，甚至病理产物、内毒素导致的实邪；内外合邪引起的病证，有交感持续兴奋、精神紧张、有升无降、出入异常的基础病变；有代谢旺盛，致代谢产物、病理产物淤积，血流变性质改变，上下腔回流障碍而引起的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特殊病变；有紧张、失眠、抑郁的中枢病变；有内分泌失调、自主神经紊乱的外周病变；有脉宗气亢进的上焦病，还有脾胃不和、二便不利的中焦病，甚至会有奇经调节、肾气出入异常的下焦病。“紧张综合征”是产生多种内源刺激的渊薮，虚实错杂，能进一步引起多种病理改变，使局部组织变性、变形、异生，病生癥瘕。如果说，伤寒、温病在古代最为常见，那么在现代社会，“紧张综合征”就如同古代的伤寒、温病一样普遍流行。时代变迁，纯粹的内源、外源刺激致病已不常见了，内外、虚实、有形无形病邪联合致病反成为常态，古今之不同，于斯可见。
其次是病位，即疾病发生的部位，这比较复杂。《伤寒论》以来的传统是把病位分为表里。表证主要是太阳、阳明、少阳病，里证主要是太阴、少阴、厥阴病。但这个划分不好理解，不容易把握，特别是阳明、太阴的区别。因为阳明是主肌肉的，太阴也是主肌肉的，但脾是为胃行其津液的，胃又是为脾准备代谢底物的，那究竟是谁主肌肉。主表证呢？其实，阳明是主阳系之里的，太阴是主阴系之表的，肌肉在阳系属里，在阴系属表，所以阳明、太阴皆主表证。只是阳明病变在表，是阳系里证，太阴病变在里，却是阴系表证。这就是说，表里是相对的，在阴系属表，在阳系则属里，反之亦然。而少阳、厥阴在阴阳两系之间，或以为属半表半里。同时，五脏属里，六腑属表，阴经属里，阳经属表，根本属里，标末属表……如此等等。
现代西方医学不讲表里，但讲基础病、继发病，认为基础病有三类：基础代谢障碍、免疫功能障碍、慢性消耗性病变，但这个划分与中医临床距离太远，不切实用。若从中医观点看，基础病也有三类：一是风证，二是脾胃病，三是虚损病，在此基础上，后起病证皆属继发病，这样一来，对治疗的指导意义就比较明确了。如患者先有大便稀溏，又有皮肤风证，复感受寒邪，治疗时当然要解表为先，但必须兼顾基础病，而不必纠缠孰表孰里。内伤病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若不用基础病、继发病的划分，有时候还真说不清楚，治疗也将漫无头绪，动手便错。所以，先不要管表里，只看有无风证、脾胃病、虚损病基础，再看继发病，这样才清楚明白，治疗时也不会迷失方向。
病位描述除准确之外，有没有指导治疗的价值才是最应该考虑的，为此，必须将中医之理融入其中。如外感表证，其实就是卫气水津病，内伤里证，多半是营气津液病，而卫气水津病、营气津液病的定位，显然更具体、更明确，在指导治疗方面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包含了中医之理。我们把病位确定在卫气水津、营气津液，气血定位、六经定位也就在其中了，以后治疗，无论是施用方药，还是针灸、推拿，甚至病后康复，就都有了依据。再如，阴阳划分，若作为疾病性质的分类，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意义不大，有时根本分不下去，若作为营卫定位的一种，反而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来。营卫流行经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大系统内连脏腑，外络皮肤、肌肉、孔窍，因脏腑性质而分为手足阴阳六经，同时也就将经脉分成了阴系、阳系。阴系连属肝脾，阳系连属心肺，阴系偏于生化，阳系偏于运化，而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实际是一身二性，性兼阴阳。所以，阴系病是与肝、胆、脾等相关联的经脉病，当然也包括肾系病，要害在生化不利；阳系病是与心、小肠、肺、大肠、心包、三焦等相关联的经脉病，亦包括胃系病，要害在运化不利。这样一划分，把阴阳局限在病位，不做过多引申，实际上也能涵盖原来大多数病性划分的内容，解释力更强，定位更切确，对指导治疗当然也就更有价值了。
把疾病定位在某脏某腑，这是最自然的了，但要注意的是，中医的脏腑概念不同于西医。比如精神病症，古时归于心、奇经，混杂了脑髓、肾精，又归之于五脏，相当复杂，莫衷一是，今天应重新定位。比如心包病，古时定位在心主，但心主只是心功的一部分，应归属于心。再如三焦病，古时混同于消化系统，今天应扩展其范围，归于微循环。古时的胆和今天的胆区别很大，古时的肾与今天的肾区别更大，古时的脾与今天的脾完全是两回事，古时的胃和今天的胃也大大不同……甚至，古时所谓的脏腑，与今天的脏腑，都不是一个概念，那么从疾病定位来说，应以哪个为准呢？脏腑辨证是中医诊断的精华之一，完全放弃，绝不可行；但是，古时明显不合理的，今天也要改过来，不然脏腑定位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焦部分定位、脏系定位的临床价值更大。三焦部分，自上而下分为四部：锁骨以上属精神，出精气，为至上之焦；胃中脘以上，锁骨以下出脉宗气，为上焦；胃中脘以下，回肠以上，出津液，为中焦；回肠以下，包括肾系，出水津，为下焦。所以，精气病，必在至上之焦；脉宗气病，必在上焦；津液病，必在中焦；水津病，根本在下焦。外周脏系有水系、气系、血系、火系，而运化转枢为生化归之于少阳，生化转枢为运化归之于少阴；中枢脏系有精系、神系，精气病、神气病、情志病、奇经病、虚损病皆定位于精神二系，而中脑-脑桥-边缘系统转枢兴奋-抑制、生理-心理过程，以及神气出入，为精神转枢系统。脏系是脏腑、经脉的综合，依据水、气、血、火、精、神而划分的系统，其生理、病理与三焦部分是对应的，没有脏系理论，三焦部分定位也很难讲得通。总之，脏系定位、三焦部分定位、阴系阳系定位、脏腑定位、营卫气血定位，构成了病变部位的概念，这是从诊断治疗的角度对疾病的重要刻画。
再次是病性，即疾病的性质，主要是寒热、虚实，但笼统讲毫无意义，必须结合病位才能用于实际。如寒热，在卫气，则交感亢进为热，血压升高为热；在营气，则代谢亢进为热，小便黄为热，大便干结为热；在阴系，则生化太过为热，生化不足为寒；在阳系，则运化太过为热，运化不及为寒；在脏腑，则寒热可比拟于四季，在冬性春、在春性夏为热，在夏性秋、在秋性冬为寒，有冬无春、有春无夏为寒，有夏无秋、有秋无冬为热。脾胃顺接，更虚更实，失其恒度，必生寒热。少阳、少阴、中脑转枢阴阳，以中正无偏为恒度，转枢不利，有阳无阴为热，有阴无阳为寒。三焦部分、脏腑六系，升降出入，阴阳守使，不仅要保证系统阴阳和谐，还要保证系统之间的平衡，系统对整体的适应。寒热表现就更为复杂，“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固然不错，但必须用对地方。对系统调节来说，为确保部分对系统、系统对整体的适应，就可能存在上热下寒，内热外寒，真寒假热，假热真寒的情况。三焦部分，精神最高。精出窍则为神，神为精之使，阳神出则热，阴神出则寒。阳为阴之使，阴为阳之守，有使无守则热，有守无使则寒。升降出入，因阳而升则热，因阴而升则寒；因阳而降则热，因阴而降则寒。如肺肾两系主卫气水津，若肾系有冬无春，水聚于下，回流不利，则肺系必因心脑失养而紧张代偿，功能亢进，于是上有肺系之热，下有肾系之寒，症见口渴、小便不利、肌肉
动，遂病成五苓散证、真武汤证。所以，局部、系统、中枢调节所表现出来的寒热现象，是有很大区别的。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实与不实，这是反应强度问题，既与病邪有关，也与正气有关；虚与不虚，这是调节能力问题，是各组织、脏器、系统纠正病理状态，恢复正常的能力，也就是抵御病邪的能力。与寒热相似，泛泛谈论虚实也毫无意义，一定要明确是哪儿虚，是什么虚。如精气虚，是中枢调节能力不足。脉宗气虚，是营卫运化能力下降，致输出不足，推动无力，而使呼吸效能低下。卫气虚，或因生化不足，或因运化乏力，或因调节不利，肾气虚弱，督脉无阳。营气虚，或因水谷不足，或因津液不足，或因回流不利，或因运化乏力，或因调节衰微。阴系虚生化不足，阳系虚运化不足。脏腑虚，可比之于四季阴阳，当至不至、不至反至，皆为虚。脾胃更虚更实，当虚不虚、不虚反虚、当实不实、不实反实，都是虚。少阳、少阴、中脑转枢，有阳无阴、有阴无阳，都是虚。脏系虚实、寒热，要看整个系统调节情况，看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对整体的适应情况，很难一言而终。总之，病位、对象不明而妄谈虚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明确了病位、对象的虚实判断，才能指导治疗。
古人讲病位、病性常以标本、缓急、逆顺为考量要点。
《素问·标本病传证》：“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治疗的规矩，一定要先明确病证的阴阳偏颇，先病后病的关系，适合逆治还是从治，标病、本病的传变。所以，在治法上就有病在标而治于标，病在本而治于本，病在本而治于标，病在标而治于本的区别；就有治标而得效，治本而得效，逆治而得效，从治而得效的不同。作为医者，知道了逆治、从治，就会按规矩办事，不受干扰，知道了标本传变的规律，就怎么做都是合适的；不知标本、逆从的道理而施治，那就是胡闹。
本，是树根。标，是树枝。树枝源于树根，树根生长树枝。标本，表面上是一个病位概念，及病证先后传变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病性虚的实概念。病证在标、在本，这是由病证阴阳偏颇的程度决定的，即机体纠正病理改变的能力决定的。而虚实程度又决定了治疗的方法——逆治或从治。因为正气不足、纠错能力下降才会产生标本不一的现象，才会有疾病先后的传变，进而才会有逆治还是从治的区别。所以，病证阴阳偏颇，适宜逆治还是从治，表面上是依据标本，实际上是根据机体的纠错能力：有纠错能力则逆治，无纠错能力必须从治。
《素问·标本病传论》：“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先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去而返者，谓之反；行有所得，谓之得。逆者，迎也；从者，随也。所以，治疗去而能返的病证，即治疗不虚之证，要用逆治；治疗去而不返的病证，即治疗虚证，要用从治。逆治，就是逆反病症而治；从治，就是顺从病症而治。以患病先后论，先病后逆，治先病；先逆后病，治先逆。以寒热论，先寒后病，治先寒，先病后寒，治先病；先热后病，治先热；先热后中满，治中满。以逆从论，先病后泄，治先病；先泄后生他病，治泄，一定要先调和治好了泄泻，再治他病。先病后中满，治中满；先中满后烦心，治中满。以正邪、标本论，大小便不利，治标，大小便正常，治本；实证，病发而传变于标者，先治本，后治标；虚证，病发而传于本者，先治标，后治本。要仔细辨别正邪虚实、病证缓急，根据情况调和之。不紧迫者，标本兼治、从逆并举；紧迫者，先治急迫。如，先有大小便不利而后生出别的病症，大小便不利为紧迫，所以要先治大小便不利。
标本、缓急、逆顺，笼统地说是先后、轻重问题，深究之则是虚损程度不同，所以有易治、难治、不治的区别。如腹胀、身热、脉大，内寒而外热，症寒而脉大，病症矛盾；如泄泻、脉洪大，症寒而脉热，脉症矛盾。脉症不相符应，事关虚实，原因就在于正气虚少，调节不利，不能全面纠正偏颇，抵御病邪，只是局部激烈抗邪，所以才会出现脉症矛盾。由于正气不足，不能抵御病邪，所以凡脉症矛盾，都属重症，古称难治。
从病邪、病位、病性界定疾病，与病理描述侧重不同，这种疾病观，适合诊断，方便治疗。从病邪界定，要明辨内外、虚实、有形无形；从病位界定，要辨析基础病、继发病，既要有脏系观点，又要有三焦部分观点；从病性定义，要弄清楚病位、对象，辨明寒热、虚实，标本、缓急，不能泛泛而论。当我们把这三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适合指导治疗的、较为完备的病证描述，其实也就回答了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部位，发生了一个什么性质，由于什么原理，产生了什么现象的病理改变的问题，建起了桥梁，跨过了深渊，到达了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