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为期
天地阴阳，人在气交，出入升降，无器不有。作为天地气交的产物——人，是阴阳交合的一个结果，有负阴抱阳的内在结构，有阳为阴之使、阴为阳之守的阴阳关系，有生化、运化的运动形式，有升降出入的外在表现，这样一种存在，这样一种状态，不仅被千百年来的经验所验证，也是严谨的哲学思辨的结果。因是之故，所谓病理改变，或表现为阴阳分离，或表现为守使不平，或表现为生化、运化障碍，或表现为出入升降异常，而治疗所追求的，就是恢复常态，以平为期。
我们凭什么可以恢复人身的正常状态呢？物与我、病与常、药与食，都是天地阴阳气交的一种状态、一个结果，这是治疗所以能产生作用的根本原因。人的存在与活动是阴阳气交的体现，也是阴阳气交存在与活动的具体事例。外在的气交活动介入生命过程，与改变人身的力量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所以，当我们施予药物，给予安慰之时，药物、安慰都是作为改变人身的力量而出现的，与造成疾病的力量也是一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在自然面前，只有纯粹的道，没有高低贵贱、亲疏好坏之分。治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的治疗，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方法的，都与改变人身、疾病的力量完全同一，而不是外在于人身、疾病的。具体说，对阴阳分离者，急欲使之交合阴阳，对阴阳偏颇者，急欲使之冲气以为和，对生化、运化不利，升降出入异常者，急欲使之合乎恒度，特别是，当异在于人的实邪客居体内，要想方设法驱除之，以恢复纯粹。所有这些治疗，都是内在于生命活动的，都是改变人体状态、疾病发展的力量，人体自身的活动、调节，是可以容纳它们，利用它们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治疗其实就是根据人体内在的规定性，给予它变化的外在条件，促使它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是而已。
那么，如何利用人体内在的规定性呢？
中医治疗有许多原则，第一个就是治病求本；通俗说，就是要搞清楚针对谁；谁才是我们的敌人！
医者皆知治病必求于本，而且一般认为，这个本就是指阴阳，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化，从内在规定、治疗依据去理解它。病症是疾病的外在表现，病证是疾病的内在病理，引起内在病理改变的原因才是病变之本，才是治疗所针对的对象；治疗必须针对病本，依据所以发生病变的道理，否则就是关山远隔，不切病机，治必无效。
如病症是头晕、面赤、小便黄、大便难、下肢厥冷，病证是厥逆，病理根本是什么呢？肝阳太过，肾阴不足！怎么治疗呢？“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为什么“壮水之主”就能“以制阳光”呢？因为大气有升无降这个病理改变是肾阴不足、肝阳失守造成的，只有补足肾阴，使肝系代谢、回流恢复恒度，才能令大气肃降，恢复正常；换言之，大气有升无降这个病理改变的原因，才是治疗必须锁定的目标，而阳为阴之使、阴为阳之守这个关系才是我们施治的依据。
再如，治病要讲正治、反治，或逆治、从治。病症与病证统一时要“正治”“逆治”，所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病症与病证不统一时要“从治”“反治”，所谓“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为什么“微者”要“逆之”，“甚者”要“从之”？微，就是病势较轻，病症与病证统一；甚，就是病势较重，上下、表面寒热、虚实不统一，脉症不符。所谓病势较轻，无非是正气未损，人体还有纠错、调节的能力；反之，病势较重，人体正气已伤，纠错、调节能力衰微，出现了悖逆的病症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纠正，这才出现了病症与病证不统一的情形。所以，对前一种情形，我们要直接用药物祛除病邪，用正治、逆治法，对后一种情形，我们要用药物扶助正气，调和阴阳，有条件、有本钱了再去祛除病邪，甚至但问正气，不计病邪，以养代治，带病延年。为什么治法如此不同，大异其趣？原因是，在后一种情形，病理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正气不足、纠错能力下降，而治疗的依据是“形不足者，益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治疗时所针对的根本，必须是“精气夺”，不能是“邪气盛”；如果一味驱邪，那对象就搞错了，效果不会理想，甚至病还没治好，人却早死了。
不仅如此，治病求本、治疗最根本的依据还在于以平为期。治病以平为期，所根据的是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基本原理。阴阳彼此呼应、守使关系正常，是为无病平人，否则便是有病。既然无病是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那么阴阳平衡当然可以作为治疗所秉持的原则了。但是，在应用这一原则时，我们又要将其具体化。因为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是一个总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具体表现却在周身大气的循度升降，在一脏一腑的正常生化、运化，在局部三焦的营卫和谐。脏腑生化运化，大气升降出入，守使关系都正常了，阴阳不能不平衡，气机不能不冲和，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以，在我们无法明确治疗依据时，可以将以平为期奉为圭臬，立法制方，遣药施治。
实事求是、紧扣病证特性是第二个原则。治病，但知大概，不解精微是不行的，治疗必须适切患者、病证、治法的特殊性，摒除妄见，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诊断就是证明，可以先有假设，不可以先有妄见，事先就认定患者必患此病，不加证明，或拿捏不准，便施药石，这是典型的粗工所为，成则偶然，败则必然，多半偾事。
患病的是具体、个别的人，不是人体模型。人秉承先天，身心处于自然、社会之气交，患病也必然是人各不同，都有特殊性。治病是治疗个体，不是人体模型，不是实验动物，见病不见人，道理再好，没有效果，甚至损人正气、伤人寿数，这就背离了医道。
诊断不仅要证明病证的客观存在，还要证明病证的特殊存在，而且必须精确。首先，辨析病位就要精确，三焦四部，病祸所在，不宜含混。病在水系，必以卫气水津失常为主；病在气分，必以水谷生化、脉宗气运化不利为主；病在血系，必以营气运化障碍为主；病在火系，必以营气生化不利为主；病在精神，必以调节失常为主；病在转枢，必以寒温偏颇，升降无伦，出入异常，三焦不通，营卫不交为主……对于病位特征，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不能等闲视之。其次，寒热、虚实反映了病证属性，必须确切弄清孰寒孰热，孰虚孰实，对象要精准，不可含糊。如表热，究竟是水系热，还是气系热，应当细辨之。皮肤热在水系，要用麻黄汤，肌肉热在气系，要用桂枝汤，治法是不一样的。正气虚，邪气实，这是虚邪；正气实，邪气实，这是实邪；正气虚，邪气虚，这是真虚；邪气虚，正气实，这是假虚。有形实邪，不计数量，都属于实；调节不利，不论程度，都属于虚。有形实邪，在所必去；无形虚损，应当缓调。不从有形无形、正邪关系去精确把握虚实，必然施治无法，针对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机体，乃至一脏一腑、一经一系都有升降出入。观乎出入，可以知生化；观乎升降，可以知运化。治病必须把握升降出入的特性，借以刻画病机，立法施治。一脏一腑、一经一系，乃至周身大气的升降出入情况都弄清了，辨证才有标准，论治才有依据，立法、制方、遣药才不会陷于盲目。
病有常也有变，治有补也有泻。疾病之常是病理决定的，疾病之变是病证特性决定的。不知病理，攻补无据，但知病理，不知变化，关山远隔，滥杀无辜。补是调补，不是一味呆补；泻是移泻，不是一味攻伐。补，针对的是不足；泻，针对是有余。不足当补，补的同时又要调，使偏颇程度、性质不一的阴阳关系恢复正常；有余当泻，泻的同时要移，对不同实邪施用不同方法。所以，有补敛，有调补，有补泻，不能只持一端，不随病证特点而变化；有泻，有消，有移，实邪不同，治法也不一样。驱邪为急，施以泻法；补虚为急，治以补法；驱邪、补虚均不可少，则攻补兼施。补中有调，泻中有移，紧扣病证特性，才能提高疗效。
一种疾病，有萌发，有渐盛，有衰落，有转折，有虚损，有消散，发展阶段不同，邪正盛衰不一，治法必须相机而变，适切病证时相。病在萌发、渐盛，应逆而折之，以祛除病邪为主；病在衰落、转折，应攻补兼施，扶正祛邪；病在虚损、消散，应弥补正气、收敛精华，以养代治，丸散缓图，饮食调息，带病延年，不可再施以针石、药物。
《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凡药皆毒，凡毒皆偏，药物对人实质上就是一种刺激。凡刺激必使人处于风证状态，也正是由于这种风证状态，才能拨乱返正，治病救人。药物伤正，固然是治疗应当适度的理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其时，用其治，不仅于病无益，反而不能切中病机。疾病初起，正气不虚，用正用逆，正当其时，不求祛除病邪，好好利用强盛的正气，反而弥补正气，敛邪深入，必然永无愈期。病入衰落，事有转机，不扶正则无力纠正病态，不祛邪则正气不能恢复，有故无殒，必须攻补兼施，扶正祛邪。病入虚损，病邪渐次消散，病者虚不受药，攻伐不能假正气而祛邪，精华亡失无以为继，痰瘀实邪淤积三焦，处处风证，稍加刺激，变证蜂起。当此之时，急治偾事，缓图有功，只有给予患者高度适应的食物，调息营卫，稳固中焦，收敛精华，以养代治，才能逐步恢复生机。所以，阳明病初起，张仲景治以白虎汤，口渴了就加人参；胃家实，初用大承气汤，正气不足就用新加黄龙汤；阳明病去，剩有余热，则用竹叶石膏汤，不为治病，但求调息。叶天士反复申明络病治法，药用虫蚁，辛香流散，通补治虚，剂用丸散，重药缓投，用意也在分清经络，针对病证特点而施治。总之，不能实事求是紧扣病证特性，周全照顾病患、病位、病性、病势的特性，遵从疾病发展、邪正变化的规律而妄加毒药，必使阴阳反作，疾病深固，永无愈期。
治病精诚是第三个重要的原则。治病，当然以能够治愈疾病为准则，治疗方法应以简便、有效为贵，以综合施治为上。如治痿痹重证，病所偏远，单用汤药不易见效，应内外结合，配以丸散，施用多种治疗方法，各尽所长，以病愈为准，不应固执一隅，墨守成规，甚至偏狭于陋见，唯我独尊，耽误治疗。
《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医家误，强识病，并不识时莫强认，谦躬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
“医家误，不克己，见人开口便不喜，岂知刍荛有一能，何况同人说道理。”
医有定见固然不错，特别是难决大病，医者科学严谨的作风、洞悉往来的执守能增强患者信心，共克顽疾；但也必须广泛听取意见，不拘于陈见，不囿于陋习，以病愈为期。因是之故，医患之间相互信任，医者尽其本分，患者正确对待都是十分重要的。
《素问·五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固执于鬼神，不信客观诊断的，你无法给他讲清楚防病、治病的至高道理；害怕治疗的，你无法给他讲清楚治法的高妙；排斥你治疗的，病就不能治愈，治了也无功——都归功于偶然和鬼神了。
谨守治病原则，一只脚已踏上了正确的轨道，而要落实原则，还必须讲求治法。
治法是治疗方法、效用的综合。效用，是治疗方法所能产生的效果，即机体物质、功能、调节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每一种治疗方法都可能产生多种效果。因为某些治疗方法常用而且必需，治疗效果显著而且明确，所以被概括、固定下来，上升为治疗大法。根据治疗效用而选择治法，这是一个常规的立法思路。
中医治病方法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祛邪、扶正两类，前一类针对有形、无形病邪，后一类针对物质精华亡失，调节、功能异常。当然，扶正、祛邪也可以联合使用。如解表，通常是祛除无形病邪，攻下通常要祛除有形实邪；清法、温法、补法都属扶正范畴，祛湿、活血、消癥一般用攻补兼施法，如此等等。还有一类治法是针对药物本身的，或反佐引经，或减毒增效，或缓冲调和，这在方制中叫使药，在治法中可以叫通调，是扶正、祛邪之外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治法。
祛风法：为祛风而设，别称很多，如疏风、熄风、安神等。在内外刺激下，组织、脏器、系统处于紧张敏感状态，引起种种不适，是为风证。风为百病之长，是一切疾病的基础，一切疾病不过是风证病态的进一步发展演化。祛风法的核心是平复持续紧张敏感的交感神经类型的反应，主要效用有清热、镇静、止痛，流行营卫，缓解拘急敏感病态，对抵御各种致病因子袭扰，拨乱反正有明显效用。银翘散、消风散、川芎茶调散、大秦艽汤、羚角钩藤汤、镇肝熄风汤等都是运用祛风法的经典方案。实际上，风证是普遍存在的基础病变，是一切疾病的底色，不管治什么病，立法、制方都应考虑有无祛风的必要。
发汗法：为调和体温而设。发汗法的实质是用药物人为地将应激时相推进到汗出热散的阶段。水系周流外周三焦，流行组织浅层，能调和血容、血压、体温。内外刺激，组织应激，水系流行不利，发热的同时，或恶寒，或怕风，总不能顺利地进入汗出热散时相，组织拘急不舒，代谢产物、病理产物堆积，卫气循行障碍。当此之时，需要用药物激发机体潜能，人为地推进应激时相进入汗出热解阶段，从而周流水系，缓解应激损伤。用发汗法，卫气循行不利，若见于皮肤，就要与疏风结合使用；若见于经脉，就要与通经结合使用；若见于肌肉，就要与解肌结合使用；若见于脏腑，就要与温中结合使用，如此等等。发汗法的核心是激发调节潜能，推进应激时相，目的是周流水系，主要有流行水系，升降大气，调和营卫，清热除湿，消肿抗炎，缓急止痛，祛痰平喘，利尿通便等效用。
清热法：为治疗各种热证而设。清热法的核心是利用药物抑制过于亢进的应激反应，提高副交感神经类型的兴奋程度，将应激时相拉回到热散阶段，主要效用有镇惊熄风，清肃大气，流行营卫，消肿止痛，利尿通便等。发热强度有区别：郁热最低，发热其次，热甚较高，亢盛最高，必阳极似阴。发热也有虚实之分：虚热属功能性、调节性发热，因阴阳不平，或物质精华不足、机体紧张代偿，或转枢不利引起，热度不高，有一定规律，或往来寒热，或暮夜热甚；实热属病邪刺激发热，因应激亢进引起，热度高，或持续不解，或疾如风雨。所以，清热法也分两类，一是补虚清热，令阴阳冲和，一是祛邪清热，清除内外致热因子。如阴虚发热，应滋阴清热；外感发热，宜祛邪清热。若虚实不分，或敛邪，或伤正，必使病深难解，越治越重。
祛邪法：为祛除实邪而设。祛邪法的核心是祛除病邪刺激，纠正病理状态，清除病理产物，主要效能有平衡阴阳，流行营卫，祛除实邪，改善组织生存状态，清热解毒，祛风镇痛等。实邪分有形、无形两类。郁证是一种郁积、凝结而不能散发的病态，也是最常见的无形实邪。大病初愈，或久病缠绵，三焦痰饮积聚，组织瘀血水肿，经络不通，营卫不行，中枢调节衰弱，组织调节失敏，内毒素郁积，组织变性、变形，这时必须恢复正气，攻逐有形实邪。所以，祛邪法是多种多样的，或化湿，或逐饮，或泄水，或消痰，或消肿，或排脓，或解毒，或活血，或止血，或消食，或杀虫，或散瘕，或消癥……。营卫流行不利，便是无形实邪。无形实邪既成，有形实邪必生。有形实邪刺激，营卫流行更难，无形实邪愈重。所以，无形实邪不祛，有形实邪难削；有形实邪不消，无形实邪难祛。
攻下属祛邪法之一，为攻逐中心三焦病理性淤积而设。中心三焦出脉宗气，生化营卫，为生气大源；流行气血，交换物质，为通衢大道；升降大气，转枢阴阳，调节、滋养、治疗必借道于三焦才能发挥效用，为阴阳之使。但是，中心三焦最为脆弱，凡情志激越，饮食劳倦，内外刺激，营卫病变，脏腑生化、运化失恒，都将祸乱三焦，遂令脾胃更虚更实逆乱，有形、无形实邪郁积，填塞道路，断绝表里，代谢产物一变而为病理产物，病理产物久留不去而成毒素，循经流散，周身经脉、组织、脏器无不被祸，病生百端，久必虚损，变证蜂起，不可收拾。所以，五脏皆病，独取中州，或理气，或清肃，或通便，或利尿，或消导，或增液，或滋养，或固涩……总以流畅三焦，攻逐实邪为法。攻下法的核心是祛除病理产物，疏通三焦，周流营卫，纠正应激后遗症，修复受损组织，主要效能有理气、通便、利尿、活血、化痰、逐水，肃降大气，抗炎消肿，活血止痛，通畅上下表里等等。如大承气汤能清热解毒，活血抗炎，理气通便，攻逐实邪，恢复脾胃功能。大黄附子汤更进一层，将温暖命门、攻逐实邪相结合，对肠道松弛、络结实邪者，治用卓效。吴鞠通五承气汤，特别是宣白承气汤、增液承气汤、新加黄龙汤则再进一层，充分考虑了脾胃虚损、寒热、升降等病理特性，针对性更强。
和解法：为调和阴阳，交合营卫，纠正转枢异常而设。和解法的核心是抑强扶弱、顺接阴阳、交合营卫、流畅三焦，主要效用有恢复阴阳守使关系，流畅营卫，疏通三焦，使精神调节，营卫生化、运化，大气升降，水谷出入合乎恒度。少阳主阳系运化转为阴系生化，阳明阖而太阴开，少阴主阴系生化转为阳系运化，厥阴阖而太阳开。少阳转枢不利，则有升无降，卫不交营，少阴转枢不利，则有降无升，营不交卫。营卫不交，水火不平，则三焦不通，上下厥逆，表里乖戾。所以，和解法必以抑强扶弱、平衡阴阳、恢复守使关系，升降大气、流畅三焦、交合营卫为法。如小柴胡汤，用柴胡、黄芩清肃少阳，用半夏、生姜通降三焦，用人参、甘草、大枣补益胃气，既能抑强扶弱，更能通畅三焦，促进营卫交合。吴茱萸汤用吴茱萸、生姜温煦少阴，通泄三焦，促进营气交合卫气，用人参、大枣补气和营，促进卫气交合营气。营卫交合，上下表里通畅，生化、运化顺接，大气升降，水谷出入自能循度。
升降法，或理气法，属于和解法的特殊类型，核心是条理气机，交合营卫，纠正厥逆病态。少阳、少阴转枢不利，营卫不交，必使三焦不通，营卫生化、运化障碍，痰淤积聚，大气升降、水谷出入逆乱。厥则当至不至，逆则去而不返。三焦当实不实、当虚不虚，当通不通、当涩不涩；水谷当出不出、当入不入；大气当升不升、当降不降；营卫当至不至、当返不返，营卫不平，交合不利……凡此种种，都是气机逆乱的表现，治宜调和升降，顺接生化、运化，疏通上下表里。其实，任何病理改变都必然包含升降出入异常，三焦营卫不通，或厥逆，或拘急，势不可免；任何药物，实际上都是一种刺激，必然造成气机改变。所以，治疗任何疾病，使用任何药物，都要将调和阴阳，纠正或利用气机改变，作为重要考量内容。如桂枝汤本为解肌，照理说，补气发汗更为直截了当，却偏偏配以白芍，而且辅之以甘草、生姜、大枣，这绝不是为了满足君臣佐使的方制要求，而是为了通调阴阳、和畅三焦，以求获得治效。再如镇逆法，用治上逆重证，用药多取质重金石介类，但同时要少佐宣发、流利之品，否则恐怕旧疾未去，新病又起。
补虚法：为补足阴阳，调治虚损而设。补者，完衣也。衣裳原来是完整光鲜的，现今残破了，要缝补它，使之完足，是为补虚。所以补虚法的核心是补益阴阳之不足，主要效用有填精、滋养、回阳、温里、清热、补血、补气、固涩、舒缓等，总以弥补物质、功能、调节之不足，以平为期，补而能使，充实持久，恢复纠错能力为法。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构造和状态，是组织、脏器、系统，乃至整个机体得以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阴阳不平，守使无度，就是虚弱；阴阳并损，调节衰微、失敏，就是虚损；阴阳离绝，就是生命消亡。若细致而言，则水为阴，气为阳；血为阴，火为阳；精为阴，神为阳。水气不平，或寒或热；血火不平，或虚或实；营卫不平，转枢不利，不得顺接，或厥或逆；精神不平，或阴或阳。凡此种种，必然祸及组织、脏腑纠错能力，经脉不通，三焦阻塞，气机或厥或逆，组织或紧张拘急，或松弛不用，都属虚弱不足。若营卫并损，精神不足，中枢调节衰微，外周调节失敏，则病入虚损。所以，凡补虚，必须精确锁定对象，滋长生化源泉，切合虚实程度，明确守使关系，疏通使用道路，这样才能知所应补，补而能使，使而不竭。
中医治法大抵如此，数量不多，但要用好、用活，还必须看准时机，抓住病机，不能盲目滥用。一般而言，病证初起宜攻，继之宜攻补结合，再之宜补，最后宜调、宜养。病发之初，不急急祛邪，非其治也，所以发汗、清热常用；疾病渐盛，正气已虚，纠错能力有所下降，一味蛮攻，只会偾事，所以要攻补兼施；疾病后期，病邪已去，正气大虚，组织损伤，急当调息，反大力攻伐，大谬不然，宜多用补法，且辅之以饮食消息，以养代治。总之，用什么治法，要根据病机情况、邪正多少，参合天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在实际临床，其实很少单独使用一种治法，通常都要在系统考量的基础上，结合数种治法，综合施用。单独使用一种治法，叫对症治疗；结合数种治法，综合使用，叫系统治法。人体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个局部的变化势必引起系统性反响；同时系统状态也必然影响着局部状态。所以，不把病证放在病理改变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就不能明其意；病理改变，不从系统的观点去考量，就不能知其理。意义不明，病本不清，如何立法制方？所以，要想充分发挥治法效用就不能脱离系统考量、综合应用。系统治法，就是把病证放在系统中综合考虑，通过改变系统整体，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经典中的系统治法，首推运气学说的五脏生克气味阴阳治法。从具体辨证施治的角度看，运气学说这一套推法是有价值的。首先是辨证。如，当我们确定上焦心火太盛，那么依照运气学说，立即就能知道肾水不足、肝火精确度盛、肺念受祸，是一个厥逆病理，再结合病证发展时相，就能预判病本、病机了。其次是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揽子方案。
如厥阴司天、少阳在泉这种情况，以司天论则“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以在泉论则“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阴阳关系无非生克制化。太过不及之化，有齐化，有兼化。齐化太过，我盛不能克，只能平之；兼化不及，胜者可以兼并代替我。平则齐，兼则治。“平以辛凉”，是说清肃肺气，以平抑肝气。“治以咸冷”，是说清肾以治相火。佐，辅助之谓。以手助手为左，以口助手为右。右手为主，左手助之。“佐以苦甘”，苦入心，甘入脾，调和心脾，以助清肃肺气、辅佐肺气肃降。缓，宽缓之义。泻，移泻之义。宽缓脾，移泻肝，无非是疏通道路，减毒增效。收，收捕之义。发，射发之义。射礼，三射而止，每射四矢，所以十二矢为一发。“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是说收束肝气，使心气运化有度。总之，生克制化，无所不在，病理改变由之，治病救人准之。
运气学说的五脏生克气味阴阳治法，其实是五行生克、气味阴阳系统治法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就在于天地阴阳、左升右降这个标准模型，五行生克、气味阴阳这两种治法。
五行生克，以五脏配五行，借五行生克解释五脏关系，借阴阳守使解释脏腑生化、运化功能，原是藏象学说的核心内容。所以，病理改变就可以理解为五脏生克关系，脏腑生化运化、守使关系的异常改变。比如说肺病，就是心火克肺，或木火刑金，或土不生金，不是腑脏自身有病，而其他脏腑的影响，使之生化、运化太遇、不及，是为病；所以，治疗当然就是要恢复正常的五脏生克关系，脏腑生化、运化，以及阴阳守使关系了。从这个理解出发，判断病证，实施治疗，就是系统的五行生克治法。
五脏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脏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生者，进也；使之萌发、茂盛，因而有助于对方增强、显现出功能。克者，服也；使之削弱，甚至替代之，因而令对方隐匿、消散其功能。阴阳交合，无非生克，无非制化。五脏间生克关系，充分体现了生克制化的玄妙，也体现了亢则害、承则制的道理。与此相应，在治法上，就应该虚则补之，实则泻之，通过补泻五脏，调和阴阳，以恢复正常的生克关系是谓平。
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黄帝问：“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意思是，把病证、四时、五行结合在一起进行治疗，怎么就对了，如何就错了？岐伯解释道：金木水火土五行，交替主持，更贵更贱，决定了人的死生，治疗的成败，其中关键就是要确定五脏生化·运化之气的强弱，以及知道死生的恒度。就是说，金木水火土五行，有相生，有相克。五脏配五行，随四时阴阳变化而交替主导。五脏的相生相克，能决定生死，决定治疗成败，关键是要确定五脏变化之气的强弱，也要知道生死大限。
《素问·藏气法时论》：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肝苦急，急食（咸）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肺苦气上逆，急食（甘）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主，灯中火主，也就是灯火中最亮的中心火焰。治，理也，就是使之有恒度、条理。所谓“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就是说，肝在春天主导机体活动，通过足厥阴、足少阳使机体活动有条不紊，合乎四季阴阳恒度。苦，即酷，酒厚为酷。所以，苦既代表心的运化，也泛指太过。急，衣小为急，拘急紧张之谓。咸，原作甘，但整体看，宜作咸，是以气味代称脏腑，不是直指药物气味，后面的苦、甘也是一样，分别指心、脾。“肝苦急，急食咸以缓之”，意思是，肝本主春，但运化太过而拘急紧张了，就要赶快治肾以宽缓它，使它松弛下来……以此类推，整段文字的意思是：
肝本主春，通过足厥阴、少阳治理，使生命活动有条不紊，但运化太过而拘急紧张了，就要赶快治肾以宽缓它，使它松弛下来；心本主夏，通过手太阴、太阳使机体活动谨守恒度，运化太过了，赶快治肝约束它，通过约束肝的运化而规范心的活动；脾主长夏，通过足太阴、阳明使机体活动井井有条，太过了，湿浊淤积了，赶快治心干燥它，通过增强心的运化而使脾干燥；肺本主秋，通过手太阴、阳明使机体活动守持恒度，运化太过了，不能肃降，赶快治脾下流其气，通过约束脾的运化而清肃肺气；肾本主冬，通过足少阴、太阳使机体活动合乎恒度，运化太过了，水津枯竭，赶快治肺使它润泽起来，通过宣散肺气而决开腠理，罗致水津，疏通卫气。
五脏苦，是讲脏气太盛，运化太过，不合四季阴阳变化之恒度，未至而至改变了五脏间的生克关系，属五脏实证。所以，五脏实证，治在相生：肝盛治肾，心盛治肝，脾盛治心，肺盛治脾，肾盛治肺。
《素问·藏气法时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苦）泻之。脾欲缓，急食（酸）以缓之，用（酸）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苦）以收之，用（苦）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甘）以坚之，用（甘）补之，咸泻之。
散，分散之义。欲散，就是肝想使藏气分散出去，换言之，就是肝气虚，不能自主分散。为什么不能自主分散呢？是因为肺气太盛，压制了肝气，所以要治肺；治肺就是补肝，同时也要补益肝气。所以，“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意思是，肝气不足，不能将藏气分散出去，要赶快治肺，用治肺这种办法补肝，同时也要补益肝气本身。软，当作“輭”，丧车也。心欲软，就是心力衰竭。心力衰竭，应当赶快治肾，用治肾来补心，同时补益心气。缓，宽大舒缓，与间同义。脾是生化水谷精华的，生产的节奏太慢了，间隔时间太长，这是脾气不足。脾气不足，要赶快治肝来补脾，用治肝来移泻脾气，同时要补益脾气。收，捕也，约束降服之义。肺气有肃降，无宣发，仿佛被束缚住了，即肺气虚。肺气有肃降，无宣发，要赶快治心来补肺，用治心来补肺，同时要移泻肺气。坚，硬也，也就是有冬无春，阴寒太盛。肾阴寒太盛，要赶快治脾，用治脾来补肾，同时补益肾气。
藏气不足，五脏生化不利，是为五脏虚证。欲，就是能力不足而欲足。所以，五脏虚证，治在相克，同时也要补益自身藏气。因为克制胜己，则无异于补己，这是基本思路。所以，整段话的意思是：
肝气不足，赶快治肺令肝气散发，用治肺以补肝，用补肝移泻肝气。心气不足，赶快治肾令心气强盛，用治肾以补心，用补心移泻心气。脾气不足，赶快治肝令脾气宽厚，用治肝以补脾，用补脾移泻脾气。肺气不足，赶快治心令肺系收肃，用治心以补肺，用补肺移泻肺气。肾气不足，赶快治脾令肾气坚实，用治脾以补肾，用补肾移泻肾气。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病在肝，夏天应当痊愈，这是自然痊愈；夏不愈，甚于秋，这是五行相克；秋不死，相持于冬，这是五行相生；病愈于春，这是藏气旺盛而愈。所以，“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肝病如此，心、脾、肺、肾四脏之病也莫不如此。所以，治疗的策略应当是“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肉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用毒药攻邪，这是治疗，用五谷、五果、五肉、五菜滋补，这是以养代治，“形不足者，益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这个治法思路，可名为气味阴阳治法，欲明其理，必须结合中医方药理论。
古人管用药叫遣药，意思是，制方犹如排兵布阵，用药就像调兵遣将，一副拉开了架势，要和病邪决一死战的样子。那么，什么是药呢？
天地上下，万物气交，变化之道，独立不改，周行不殆，无形而永恒。道之变，一生二，二生三，三则为多，多则至极，极则变化。因是之故，万物都有负阴抱阳之内在构造，都有特定的变化恒度，都能通过出入升降与外在交流，都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以偏对偏，事物无非因偏极而变；万物于我，无非因偏而毒，因毒而变，因变成药。所以，万物皆药。
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然后成其形质，性有所偏，然后成其物性。物无性，则不可区分；能区分，则必有所偏。物之于我皆为偏，是我生命变化的条件。生命之变，或生或长，或病或死，万物之偏于我，非毒即养。所以，物之于我，因偏而毒，因毒而药。毒即药性，即物性，即偏性，即气味之差。药，所以叫药物，不叫食物，是因为它为性太偏，不像食物，人畜无害，如是而已。
药物之性，气为阳，味为阴。气，就是药物之于我的运化之力，寒热温凉平是也；味，就是药物之于我的生化之能，辛甘酸苦咸淡是也。因是之故，药气能调节脏腑、经络运化，或以温热令其兴奋、紧张、亢进，或以寒凉令其安静、抑制，或但取其滋味，以平为贵，所以性属阳；药味能补益精华，滋养脏腑、经络，支持、规范运化活动，所以性属阴。药物对于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外源刺激，令机体处于紧张敏感状态，但是，正因为它是一种刺激，所以才能以偏制偏，以毒攻毒，调和阴阳，恢复生机。
六腑属阳，反主生化，五脏属阴，反主运化。六腑能实不能满，五脏能满不能实。实者，富也。满者，溢也。六腑生化，能够富实，但不可以泛溢；五脏运化，能够充溢，但不可以富实。所以，药物，能够助长六腑生化之能，但不可使之泛滥无度，拥有流散五脏运化之力，但不可使之富实独行。
《素问·至真要大论》：“五味入胃，各归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喜者，鼓也；鼓动、激发之谓。五味各有所喜，就是五味各有特别的鼓动、激发作用。所以，某些药物特别能鼓动、激发肝系代谢、回流。某些药物特别能鼓动心主输出、推进循环。某些药物特别能激发脾系生化水谷精华，滋养机体。某些药物特别能助长肺系回流、输出营卫。某些药物特别能滋长肾系升清泌浊，规范卫气循行，沉降大气，变化生机。喜则滋长，久而增益脏气，增气太过，五脏充溢独行，六腑泛滥无度，反而成为损伤机体的根源。
药之物性，气为阳，味为阴，这只是大概，其实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药气论，温热相比，热为阳，温为阴；寒凉相比，寒为阴，凉为阳。平为气，淡为味，其实差不多，有气无味，有味无气，如酒似酒，无偏无倚，是为平淡。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对于阳系来说，辛甘能发散运化之力，属阳，酸苦能涌泄运化之力，属阴；对于阴系来说，咸味能涌泄生化之力，属阴，能渗泄生化之力，属阳。肺系回流、脾系生化，不仅是阳气发散的基础，也是三焦疏浚的机关，能开启阳系、促进运化，所以是阳；肝系代谢、回流，肾系升清泌浊、变化阴阳，不仅是阴气生长的基础，也是三焦流泄的通衢，能开启阴系、促进生化，所以是阴；胃气综合生化之阴、运化之阳，有味无气，有气无味，如酒似酒，所以微偏于阳。气归六腑，运化为阴，功成为阳；味归五脏，运化为阳，功成为阴。所以，药物气味，于肺气则或能收束，或能散越，于脾气则或能宽厚，或能约束，于肝气则或能干燥，或能润泽，于肾气则或能衰弱，或能坚实，于胃气则或能鼓动，或能制约。所以，针对病本，紧扣病机，依据生克制化关系，因纠正病变所需而施用药物，调和阴阳，恢复正气，这就产生了气味阴阳系统治法。
人身上下，天枢以上为天属阳，天枢以下为地属阴，所以心、肺、胃属阳系，肝、脾、肾属阴系。阴阳生化、运化气交，太过不及，必使对方某脏某腑呈现病志，生化、运化质量脱离恒常轨道，这是病。欲治此病，一方面要治主病腑腑，名为治；另一方面要协调病脏闰腑所在系统间的关系，此名佐；更要调和对立系统中引起病变的脏腑，此名平，并且调和对立系统其他脏腑的关系，此名补满阴系病，发于阳，治阴和阳；阳系病，发于阴，治阴和阴，这样的方案，必得依靠为物气味才能实现，所以叫气味阴阳治法。
叶天士用药首推气味，更以润燥、刚柔、升降考量药物性能。比如治中风，他认为“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也”，提出“缓肝之急以熄风，滋肾之液以驱热”的治疗原则。柔肝则主酸甘化阴，认为“酸能柔其阴”“甘能缓其急”；清热则主辛凉，认为“情志变蒸之热，阅方书无芩连苦降、羌防辛散之理”，微凉轻散可以熄风。他认为水不涵木是内风盘旋的根本原因，“肾液不荣，肝风乃张”“肝血肾液内枯，阳扰风旋乘窍”。所以调和肝肾关系是治中风的一个关键，“大凡肝肾宜凉宜润，龙相宁则水源生”。熄风，多选介类重镇，认为“凡肝阳有余，必须介类以潜之，柔静以摄之，味取酸收，或佐咸降，勿清营络之热，则升者伏矣”。在调和肝肾关系时，叶天士开提出了奇经治法，认为肝肾不和与奇经虚损密切相关。如治一人，“热自左升，直至耳前后胀；视面色油亮，足心灼热，每午后入暮皆然”，治以茶调散不应，遂断为“此肝肾阴火乘窍”。病因是“男子精亏，阳不下交”。治法：滋填阴药，必佐介属重镇。药用熟地黄、龟甲、山萸肉、五味子、茯苓、磁石、黄柏、知母，以猪脊髓为丸缓图。结果“试以安寝，竟夜乃安”。再如，治一人“虚劳三年，形神大衰，食减无味，大便溏泻，寒起背肢，热从心炽；每咳必百脉动掣，间或胁肋攻触”，判断“种种见症，都是病深传遍”，治以“四君子汤以养脾胃冲和，加入桑叶、牡丹皮，利少阳木火，使土少侵，服已不应”，于是“想人身中二气致偏则病，今脉症乃损伤已极，草木焉得振顿？见病治病，谅无裨益”，考虑“益气少灵，理从营议；食少滑泄，非滋腻所宜”，遂决定“暂用景岳理阴煎法，参入镇逆固摄”，最后药用人参、秋石、山药、茯苓，以河车胶为丸，这就是调和冲脉、督脉了。天土制方，向以药味少，药量小，疗效显著闻名于世，究其所以，气味阴阳治法必为其独有心得。不传秘诀。如治虚劳案，大便溏泄当属脾系病本阴系，先和阳系，所以主用四君子汤补心脾，更加桑味、丹皮和心肺，肝脾。治之无效，马上转移重点，用紫阿东、山药、茯苓、秋石和调阴系，只用一味人参固本清源，且药甲丸散，以养代治，轻录至极，又丝丝入扣，不愧为一代宗师。
药物能集中、特定地滋长某脏某腑生化、运化之能，扶正祛邪，这是它的偏性、毒性使然，是作为外源刺激引起组织、脏器，乃至机体应激使然。万物皆药，食物当然也是药，但特殊之处在于，食物是人类千万年来通过实践对自然之物的选择。每一种食物，人体都能充分适应，每一种食物都包含着人体所必需的物质精华。食物并非没有药性，有的还很猛烈，如酒、醋、姜、葱、香料等，但食物作为药物的突出特点在于，人是能充分适应的，即便是身患重疾也能适应。所以，治虚损病，当患者不堪药石，虚不受药之时，就只能用食物滋养，以养代治，带病延年了，这样才能治病无损；同时，在使用猛烈药物时，也很有必要辅佐一些食物，以冲抵、缓和毒性，提高疗效。张仲景制方多用姜、枣辅助麻、桂，既能减毒，又能增效，一举两得；对病入虚损者，或小麦，或百合，或粳米，将养为先，治病其次。食物于我，有的营养特别丰富，如人乳、海参、乌鸡、羊肉、雀卵、鸡子黄等，能滋长精神，恢复正气。所以“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对虚不受药，攻伐难消者，用食物将养，以养代治，乃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同理，当药物荼毒、大病初愈之后，更应该“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肉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了。
药物据其气味、功效归为不同种类。中医界定生理、病理不离物质、功能、调节三位一体的综合，相应的，药物分类也是一分为三：攻逐实邪的一类，可名为祛邪药；调节生化、运化的一类，可名为调气药；补益物质精华、增强纠错能力的一类，可名为补虚药。
祛邪药，攻逐有形实邪之药也。病邪刺激，机体应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代谢产物，若输运不及，就会化作病理产物，生成内毒素，令组织失养，甚至变性、变形。为攻逐内外有形实邪，消除刺激，疏通三焦，削除异生组织，改善内环境，则取诸药物攻逐实邪之能。
消食药属祛邪药，含有多种消化酶、维生素，如脂肪酶、淀粉酶、维生素B、维生素C等，又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如鸡内金含有胃激素，使胃液、胃酸分泌显著增加，增强机能，强化运动，令胃肠迅速排空。
泻下药也属祛邪药，能排除肠道宿食、积滞，清热解毒，抵御应激性溃疡，使水液从大小便排出，消除水肿。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大黄牡丹皮汤均能促进胃肠道活动，纠正胃肠道失养病态，改善血供，促进侧支循环，加强微循环过流，又能抗菌、抗炎，抑制脓肿、粘连，减少炎性渗出，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
利水药归为祛邪药，有利尿作用。如猪苓利尿作用强大，效果肯定，茯苓对肾性、心性水肿利尿作用显著。大部分利水药都能清热通淋，且清热与抗菌有关，如茯苓、猪苓、木通、泽泻、萹蓄、车前子、半边莲都有抗菌作用。此外，利尿药能降血脂，抗脂肪肝，降压，能利胆保肝，促进胆汁分泌，减轻肝细胞肿胀、脂肪样变性坏死，还有抗炎消肿作用，调节消化系统功能，能抗肿瘤，抑制癌细胞DNA 合成，提高巨噬细胞产生TNF的能力，增强机体免疫力。
瘀血是一种综合征，包括一系列的病理改变：血液浓、黏、凝、滞；微循环过流缓慢，微血管变形、收缩、闭塞，甚至消失，血浆渗出；循环动力不足，冠状动脉血流量减少，心肌失养，血流量、血氧含量减少，血流速降低，以及更为普遍的外周回流不利。活血药能改善血流动力学，扩张外周血管，强化器官灌注，扩张冠状动脉，增加血流量。如当归、丹参、赤芍可直接抗血栓形成；川芎、红花、桃仁、三棱能拮抗凝血；当归、川芎、牡丹皮、红花、益母草、山楂、延胡索、没药等改善微循环，养血活血，破瘀止痛。此外，益母草、红花、蒲黄能加强子宫收缩，乳香、没药、延胡索有较强镇痛作用。活血药还能祛瘀抗炎，增强免疫力，如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渗出，改善局部循环，促进炎性渗出吸收，抑制纤维组织增生等。
此外，逐水药能泄水利浊，涌吐药能致吐，驱虫药能杀虫去积，祛痰药能祛痰、消痰、化痰，解毒药能抵抗致病因子、消抑毒素……这些药皆以攻伐为性情，祛邪的同时，也容易损伤正气。
调气药，调和脏腑功能之药。脏腑功能障碍，即生化、运化不利，五脏气争，六腑不洁失序，为恢复脏腑功能，则取诸药物调气之能。调气药种类很多，如祛风药、清热药、温里药、安神药、开窍药、平肝药、理气药等。
祛风药主要有清热、镇静、镇痛，缓解交感神经类型兴奋的效用，多混杂在解表、清热药中。由于作用病位、特点不同，这类药又分为祛风药、安神药、熄风药、解痉药、开窍药，等等。祛风药很少单独使用，因为诸病皆起于风证，又多杂有风证，祛风与其他治法常不能截然分开。比如解表，祛风可以解表，发汗也可以解表，常常是祛风、发汗一起用而统称为解表，但其实，麻黄、桂枝之类的祛风作用是通过发汗、推进应激时相实现的，完全不同于薄荷、桑叶、菊花之类，后者是通过祛风而解表，鲜有发汗作用，名为辛凉解表其实不妥，该叫祛风解表才好。
清热药主要是抑制中枢、脏腑功能亢进，多兼有其它功能。如清热而能燥湿的有黄芩、黄连之类，兼能解毒的，有金银花、连翘、板蓝根、蒲公英之类，兼能抗病毒的，有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大青叶、鱼腥草、黄芩、黄连之类，兼能抗阿米巴原虫的，有黄连、白头翁、鸦胆子之类，兼能抗疟原虫的，如青蒿之类……清热与解毒常并称，但解毒其实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牡丹皮、知母、黄连之类能减弱细菌毒性，射干之类能对抗透明质酸酶，使细菌不易浸入组织，苦参之类能增强肝细胞色素功能，金银花、黄芩、黄连、穿心莲之类能增强机体消解内毒素的能力。清热解毒药一般对免疫功能有积极影响，如白花蛇舌草、穿心莲、黄连、黄芩、蒲公英、石膏、鱼腥草、大青叶、金银花、牡丹皮、赤芍、山豆根、青黛、山慈菇等，皆能增强免疫功能。清热药主要是抑制脏腑功能亢进，对中枢也多有解热、镇静之功，如犀角、石膏、知母、金银花、大青叶、栀子、牛黄之类；此外，对外周主要是降低血压，改善血流变性质，抗炎消肿，如黄芩、牡丹皮可降压，连翘、金银花能抑制炎性渗出，缓解关节肿胀，黄芩、黄连、金银花对肉芽肿有对抗作用。清热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才多艺，如牛黄可强心，黄连、苦参能抗心律失常，黄芩能保肝利胆，等等。
温里药主要是增强脏腑功能的。如强心、抗心力衰竭有附子、乌头、细辛、干姜、吴茱萸之类；提高肠胃道张力，加强排气，降逆镇吐有吴茱萸之类；镇痛、镇静有附子、干姜、肉桂、细辛、吴茱萸之类。附子还能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增加皮质激素分泌，有补阳作用。
补虚药，增补物质精华、补益精气、恢复机体纠错能力之药。先天不足，或患病日久，精气耗竭，外周调节失敏，物质精华匮乏，机体、系统、组织纠错能力下降，则取诸药物补虚之能。补虚药最不好界定。精气夺则虚，物质、功能、调节构成精气，若局部，或周身缺损，则为虚。所以，凡能弥补物质、功能、调节不足的药物都属补虚药，但这就与调气药，甚至祛邪药重叠在一起了。如清热，或温里，说是调气，其实也属补虚；滋阴常与清热并称，壮阳常与补气混同。所以，补虚还是应限定在弥补物质精粹、提高调节能力，以及相关的固涩、止血等几方面，核心作用是提高纠错能力。
比如，阳气虚可表现为皮质激素水平低下、性腺轴不调，鹿茸、淫羊藿可直接刺激性腺轴，补骨脂、菟丝子可促进性器官成熟，人参、黄芪、枸杞子可增加性激素分泌；阳气虚还表现在甲状腺素分泌不足，基础代谢率偏低，人参、灵芝、党参、甘草有皮质激素样作用，能提高甲状腺素水平。补虚，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气，如人参、党参、黄芪、当归、鹿茸、苦参有抗心律失常作用；鹿茸、人参、党参、黄芪、当归、阿胶能促进造血机能改进；补气药能促进小肠吸收功能，调节胃肠运动，抗溃疡，加强胃黏膜保护，恢复化源；补阴药能使消化道腺体、唾液分泌增多，迷走神经兴奋增强，促进胃肠排空。补虚药多有强壮作用。如黄芪、何首乌、麦冬能提高应激适应力，抵抗器官功能衰竭；人参、黄芪能增强正性肌力，促进肝脏、脾脏、骨髓等器官蛋白质合成；麦冬对蛋白质代谢有调节作用；人参、白术、地黄、枸杞子、淫羊藿能降低血糖；枸杞子、女贞子、黄精、人参、黄芪、淫羊藿、骨碎补能降低血脂；人参、当归、肉苁蓉、党参、黄芪能清除自由基；猪脑、鹿茸、白蒺藜、黄芪、白术、五味子、鸡子黄、何首乌、女贞子、漏芦能提高体力、脑力，减轻疲劳感；人参、党参、白术、黄芪、冬虫夏草、熟地黄、白芍、当归、阿胶、鹿茸、补骨脂、灵芝、麦冬、枸杞子、女贞子能提高免疫力；人参、黄芪、党参、何首乌、灵芝、刺五加、枸杞子有健脑作用，如此等等。
当然，我们理解中药必须立足于气味阴阳，只不过用实验说话显得更清晰，好理解而已；同时，这也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药分类不过大体仿佛而已，很难严格区分。只具有一种效能的药物很少，许多药物是一身三能，多数药物性兼两能。如生地黄，《神农本草经》谓之“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除痹，生者尤良”，可见有活血、填精、清热之能，身兼两类效能。现代药理实验也证明，生地能增强心脏收缩力，降血压、血糖，影响皮质醇代谢，有镇静，止血，抗炎作用，与《神农本草经》描述一致！现行的中药分类，其实与《伤寒论》六经辨证暗合，彼此重叠甚多。如解表药被单独列为一类，但表证很复杂，很难说解表是一种药性。表证有两类，一类是非特异性的，叫虚邪致病，如风寒、湿热等刺激引起的表证，一类是特异性的，叫实邪致病，如病毒、细菌等引起的表证。治疗前一类表证的药物应归为调气，后一种应归为祛邪。表证也分内外，如风湿就是一种内源刺激引起的表证。所以，治疗表证的药物，虽然都叫解表药，其实是一分为三：攻虚邪的，抗实邪的，治风湿的。麻黄、桂枝、金银花、连翘之类，既能抵御致病因子，又能疏散虚邪，或发汗解表，或疏散风热，虚实兼理。抗风湿药，如羌活、独活之类，多能抗炎利湿、消肿止痛，缓解炎性反应；多数抗风湿药还能调节免疫功能，如青风藤、秦艽、独活、防己能提高痛阈，雷公藤、五加皮、独活、豨莶草、青风藤能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不少抗风湿药，或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或有皮质激素样作用，或通过肾上腺皮质系统而发挥作用，如秦艽、五加皮、雷公藤、威灵仙、青风藤均能兴奋下丘脑-垂体系统，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兴奋肾上腺皮质，使皮质激素合成、释放增加。所以，抗风湿药常被认为有“补肝肾，祛风湿”之能，这里的“补肝肾”只是“抗炎”的另一种说法，与真正的补虚不同。
药物的三种效能，正好与人体抵御疾病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人体抵御疾病，初则积极抗邪，继则功能逆乱，最后病入虚损，药物性能因其所偏而有祛邪、调气、补虚之能。人有积极抗邪，药有祛邪之能；人有脏腑功能逆乱，药有调气之能；人有精神、外周调节不利，药有补虚之能。抗病三阶段，彼此互为因果，密不可分，药物三效能，如影随形。进而言之，从治法说，对抗病的第一个阶段、药物的第一种效能，对应的治法是祛邪；对抗病第二个阶段、药物第二种效能，对应的治法是调气；对抗病第三个阶段、药物第三种效能，对应的治法是补虚。抗病、药性、治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也决定了制方的原则：以切合抗病形势为第一要求，或突出祛邪，或突出调气，或突出补虚，或因势组合，在辨清病证，抓住病本、病机，综合考量邪正力量对比之后，选择适宜治法，制定治疗方案，调兵遣将，扶正祛邪。
其实，原本是没有什么方剂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治疗方案，或方子。然而，有些方案适用范围很广，效果显著，所治病证又颇具代表性，药物组合别有巧思，这就固定流传了下来，成了方剂。这么做有很多好处，一是便于循证索方；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减化裁，就能适应病证特性，方便制定方案；第三，更重要的是，方剂能表示某种病理改变之下的病症表现、治法、用药，就像一篇实验报告，不仅效用肯定，而且具有理论价值。所以，从方子，到方剂，再到方剂学，两千多年下来，遂演变成了专门的学问。
方子从何而来？从病证判断来，从邪正盛衰来，从治法来，从遣药来。组一个方子，常规的思路，或从考虑祛除病邪开始，看看要不要配合调气，甚至补虚，或从考虑补虚开始，看看要不要配合调气，甚至祛邪，或从调气开始，看看要不要配合祛邪，乃至补虚，标本缓急，什么急迫，就先考虑什么，视正邪多少再考虑是否配合、从哪些方面配合。如疾病初起，正气不衰，脏腑未乱，组方时应主要考虑驱邪；邪正相持，脏腑功能逆乱，内外实邪袭扰，应主要考虑祛邪、调气；疾病末期，病邪犹在，脏腑衰弱，正气不足，应综合考虑补虚、祛邪、调气；病入虚损，虽有组织损伤，实邪干犯，气机逆乱，转枢不利，三焦不通，但患者虚不受药，只好以养代治、丸散缓图、带病延年。
治法不同，方制不同，何以故？因为正邪多少不同。病证初起，祛邪为主，疾病后期，补虚为主，这都是对症治疗。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正气已虚，实邪未怯，应通畅三焦，培植正气，扶正祛邪，这是系统施治。所以，治法之用，或对症治疗，或系统施治，都要看正邪多少。对症治疗，要解决的问题相对单一，比较集中，通常使用一种治法，或以一种治法为主，无需复杂，也不能复杂，方制必然简单。如发汗法，就应当一鼓作气，一战功成，所谓“汗之不以偶”是也，立法必须单一明确，制方必须简单；回阳也一样，立法明确，制方简单，药少量大。系统施治，病证复杂，要解决的问题分散繁多，通常不能以一种治法贯穿始终，必须把疾病放在一个系统中综合考量，以恢复纠错能力作为治愈疾病的基础。如温经汤，用吴茱萸、生姜调和足少阴，转枢阴阳，用当归、芍药、川芎、阿胶、牡丹皮入厥阴，通补任脉，用人参、麦冬、甘草补益脉宗气，用桂枝、半夏温通冲脉，交合营卫……兼顾了整个血系。胞宫瘀阻、月经不调虽属局部病证，却与血系全体相关，若不用如此复杂的方案，焉能治愈？
进而言之，正气、邪气对疾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同的作用，决定了不同的治法、方制。正气是人体纠正病态、抵御病邪的潜能与模式，它的多少代表了人体的抗病能力。邪气是引起疾病的不良刺激，它决定了疾病的性质、复杂程度。正气、邪气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病势的缓急、严重程度。无正气则不能抵御病邪，即使大量使用药物也无济于事；病邪轻，但凭正气就可以祛邪返正，无需药物帮助；病邪重，只靠正气不足以抵御疾病，必须求诸药物。所以，病证初起，正气未虚，径直祛邪即可，或发汗，或清热，单刀直入；病证后期，正气虚损，既不能有效纠正病态，也不能使药物正常发挥效用，大量使用药物只会损伤正气，所以只好先顾正气，以养代治，待有了本钱，再去祛邪治病。
但是，上述情形只是理想，实际临床要复杂得多。因为每个病患都不是白纸一张，每个病患多少都有些基础病变，都有体质差异，都有生活环境、条件之不同，即使感受病邪，见症也会多种多样，必须从不同找出相同，又要紧扣相同，照顾不同。如患者原有气机不调，那就要先调气作基础，同时祛邪；如患者原有正气不足，那就要先补虚，同时驱邪；如患者已成虚损、气机不调，复感实邪，那就得祛邪、调气、补虚一起来。所以，组方遣药，先要整体考虑，适切缓急之情，抓住主要矛盾，辨证施治。
更妙的是，如此这般组方遣药，无需刻意强求，自然会形成方子的君臣佐使结构。君主神明，所以一个方子主要干什么，这是由君药决定的。臣者，效犬效马，所以为君药效命、驱使的就是臣药。佐者，以手助手，所以辅佐、帮助君臣药的就是佐药。使者，交通四方，宣布王命，协和上下，所以为实现君臣佐药效能开辟道路的就是使药。一个方子，要祛邪，要调气，还是要补虚，总得有个重点，体现这个重点的药物，就是君药。祛邪、调气、补虚可能涉及许多方面，靠君药自己难以独立完成，这就要求臣药的配合。一个方子，通常不会只管重点，常须兼顾，或祛邪为主、调气配合，或祛邪为主、补虚配合，或祛邪为主，调气、补虚配合，或调气为主，或补虚为主，再配合其它……为主的，自然是君药，配合的，辅佐、帮助君臣的，当然就是佐药。如麻黄、杏仁发汗驱邪、周流水系，这是君臣药，但没有心主的支持，那就没有发汗驱邪的本钱了，所以还必须用桂枝温通心主，以辅佐麻黄发汗驱祛。然而，无论君臣药，还是佐药，都属外源刺激，必然引起组织风证，所以还要缓急解毒；无论君臣药，还是佐药，虽能祛除病邪，鼓动、或抑制脏腑生化、运化，增强调节能力，但病邪祛除了，功能增强或减弱了，调节能力强大了，物质精粹增多了，如果不知去处，了无所用，当然也是不行的，所以还必须启用使者，让药物效能特定地体现在某一方面、某个组织，达到某种效果。此外，中心三焦为通衢大道，十二经、五脏六腑之海，任何药物都必须通过阳明、在冲脉的治理下才能传布出去，产生治效，所以又必须通畅三焦，交合营卫；一个方案是离不开缓急解毒、引经为使、疏通三焦、交合营卫之药的。如麻黄汤，甘草缓急解毒、交合胃气，就担当了使药的角色。总之，只要针对祛邪、调气、补虚确定主次，周全考虑配合，争取最大治效，自然就会形成君臣佐使结构，无需刻意追求。因是之故，最基本的方剂结构，必然是一君一臣一佐一使，简化一点可以不要臣药，更复杂一些则增加君、臣、佐、使药，全面照顾病证特征，这样就形成了种种变式。
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治疗方案，病证情势不同，方子自然也要随之而变。如独参汤证、十枣汤证之类，病势急迫，刻不容缓，或补虚，或祛邪，用药必须单一，量必须大，效用必须肯定，不敢驳杂。如生脉饮治脉宗气虚损，药用人参、麦冬补虚、调气，五味子守而兼补，用为使药，只求补虚，稍加调气，绝非祛邪。病入虚损，虚不受药，必须以养代治、固涩补虚。如四乌鲗骨一茜草丸，药用乌鲗骨、茜草，以雀卵为丸，饮以鲍鱼汁，只有茜草是正宗的药物，海螵蛸在药食之间，雀卵、鲍鱼汁则纯然为食物，且丸散缓图。然而，一般情形下，都要根据病证特性、正邪关系、病位所在，明确治法，灵活安排祛邪、调气、补虚主次构造，组方遣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乏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调气补气的方剂，制方遣药，首先要准确判断正气多少、邪气盛衰、缓治急治，然后才能确定方子的结构。邪气所来，有阴系，有阳系，产生的病证有表里有阴阳，或见于内，或见于外，治病用药有轻有重，以恰好周全其标本为原则。所以，群一臣二，这是治标之法，君二臣四，这是周全标本的说法。君二臣三也是周全标本，但以治为主，君二臣六也是周全标本，却是全面照顾。阳系病治标即可，阴系病要全面周全。为汗法不用偶方，攻下不用奇方。阴系病宜甲减法，阴系病宜用补法，减法用药气味轻薄，补法用药气味厚重。如此才能周全标本，因为病所远，药味薄，或病所近，药味厚，都不协调。所以，表病，无论用奇方、复方，服法宜小促期间，里病，无论用奇方、偶方，服法宜宽大其沟，前者可一日九服，后者可一日两服，治标不效则兼治根本，这叫复方、偶方、厚重之方；厚重之方不效，则用反佐治法。用寒热温凉不一般办法，治标本表里病性不一致的病证。
至于以偏、以毒攻邪治病的方子，药物自身的毒性、偏性不是遣药的标准，能治病、克制病邪才是标准。所以，针对病邪制方遣药，君一臣二，不需佐药，这是病轻药轻，方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需要佐药辅助，这是病缓药缓，方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必须仰赖佐药才能治病，这是病重药重，方制之大也。攻邪小制，无需辅之调气，直接攻伐；攻邪中制，必须辅之以调气，五脏调和，然后病邪可去；攻邪大制，不但要辅之以调气，更要辅之以补虚，发挥佐药的效用，无所不用其极。攻邪既要遵守“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治则，又要灵活选择、组合治法，遣药必以适切病邪特征为准则。如大黄
虫丸，药用
虫、水蛭、虻虫、蛴螬、干漆、桃仁活血破瘀，这是攻邪，同时用大黄、黄芩、白芍、地黄、杏仁清热，这是调气，而用甘草为使，方制之中也。鳖甲煎丸，药用
虫、蜣螂、蜂房、鼠妇、凌霄、桃仁、丹皮攻邪，用鳖甲、大黄、硝石、柴胡、黄芩、半夏、厚朴、射干、葶苈子、石韦、瞿麦调气，用党参、干姜、桂枝、阿胶、白芍补虚，方制之大，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用大制攻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