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七十年代化学系的教授们以及我同恩师杨石先教授等的情谊
叶挺镐
1959年我入读南开大学化学系。
大学一年级时由王继彰教授讲授无机化学。王教授仪表堂堂，讲课时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很受大家欢迎。之后学分析，由余仲健和史慧明教授夫妇执教。我对余先生的有机分析很感兴趣，他当时讲授的柱层析分离技术很新鲜，后来我工作时派上了用场。之后是周秀中教授的有机课。周先生讲课时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清脆，内容环环紧扣，还偶尔向学生提问，使得我们必须聚精会神，随时准备应答问题。此外，还有贾同文和赖城明老师的物化和物质结构课，也很有兴味。之后就进入较深入的专业学习阶段，由陈茹玉教授和王积涛教授讲授有机合成，高振衡教授讲授有机化学结构理论。这三位都是有学术成就的留美教授，高振衡先生又是从哈佛大学出来的很有声望的学者，我们自然听得格外用心，也真正开始入门有机化学。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教授们重视我们的实验训练。当时负责我们有机实验课的是杨华铮老师。第一节课是弯玻璃管，她精彩的演示我至今仍有深刻印象。她后来是元素所的骨干，博士生导师。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何炳林教授，他是杨石先教授的得意门生，留美学者，有“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之誉。他曾是我们研究生各届混合班的班主任（当时研究生人少），对我们十分亲切。记得夏天时他喜欢穿一件新颖的黄色多孔尼龙短袖衫，他会带着广东腔对我们说：“这可是高分子做的衣服哟！”于是我们大家都投以好奇和羡慕的目光。后来在我们研究生中果真有人进了化纤学院。
1964年，我被录取为陈天池教授的研究生。陈先生是留美教授，也是杨石先教授的得意门生。他知识全面，思维敏捷，品德高尚，既精力充沛又富组织能力。当时他是杨校长的得力助手，元素所的初创者兼副所长。他不仅收我为学生，而且待我如同自己子女一般，周末常邀我到他家吃饭并布置我学习课题。
我最难忘的是陈先生特意安排我同杨石先校长见面。记得那是个周末下午，按约定时间他领我进入杨老的书房。陈先生毕恭毕敬地向杨老介绍了我。当时我十分紧张！杨老坐在他书房的大桌子后面很慈祥地问我基础课和英语的学习情况，接着又问我的专业爱好。当知道我对有机磷和杂环化学感兴趣时，他便很有兴致地谈到了希拉台尔、阿尔布蜀夫，又从生物碱谈到杂环农药……到此时我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了，并真正感受到了这位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的大海般的内涵和磁石般的吸引力！告辞出来后我很兴奋，陈先生对我说，杨老工作繁忙，这次特意领我来是让我聆听杨老的教诲，开阔眼界，走成才之路。我对陈先生的安排深为感动！
在元素所读研究生期间，我又认识了李正名先生。李先生是杨老在南开培养的得意门生，大学就读于美国，当时是元素所二室负责人，是我业务学习的具体指导者。他后来给了我很大帮助。
到了1966年，开始了“十年动乱”。陈先生等所有教授都受到了波及，唯杨老因其崇高威望和周总理的点名保护才未受波及。我常于晚间悄悄去看望陈先生，并约当过杨老业务秘书的李毓桂先生一起去看望杨老。李毓桂先生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待我甚好。为不耽误研究生的学习，我在元素所李毓桂先生的实验室坚持着学习和能做的实验，对此杨老和陈先生都私下表示赞许。
1968年，研究生开始被分配。当时全国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处于瘫痪状态，研究生没人要。陈先生又悄悄领我去求助杨老。杨老当时很为难，动情地对我说：“我很想留你，但我虽为校长，目前却办不成事。”他沉思良久，还是提笔给我写了两封推荐信。我拿着杨老的信和陈先生偷偷给我的路费，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研究所找到了这两位长者。遗憾的是他们当时都已是“泥菩萨”，帮不了忙。最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农科院杭州茶叶研究所。离校前我向杨老和陈先生辞行。杨老深情地对我说：“不管到哪里，你都要坚持学习，我希望将来你能返回学校。”陈先生更是千叮万嘱要我想得开，但想不到这竟是我同陈先生的永别！
1969年我到茶叶研究所不久，又奉命到丹阳湖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不久之后就得知陈天池先生不幸身亡的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悲痛之余立即给杨老写信。当时杨老因为失去了一位徳才兼备的助手而心情沉重。此后他更加关心并移情于对我的指导，我们经常通信，相互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师生之情。
1970年我返回杭州茶叶研究所后，同陈宗懋研究员一起开展了茶叶中农药残留量的分析研究，杨老给予我鼓励。当时我们用柱层析法去除茶叶中的色素、多酚类及脂类等杂质，再采用简易的薄层层析法进行农药残留量测定，工作很快就取得进展，我还写了专论文章发表。这期间我曾托人捎上一包明前龙井新茶给杨老，不久便接到杨老的来信，他对这种茶叶的清香很赞赏！我便很有兴味地查找了一些文献，写成了《茶叶中的香气成份》一文。其成分一般人难以想象，竟有数十种之多。
1974年下半年，我调离茶叶所到温州农药厂工作。回温前借调化工部筹备全国农药情报会议。这次会议于1974年底在杭州屏风山召开，杨老和李正名先生等都来了。杨老应邀在大会上做了《国外农药进展概况》的报告，我们师生终于在杭州重逢！
从1975年开始，我在温州进行农药马拉硫磷副产物的分离鉴定和合成工艺研究，并取得了进展。这期间我还曾相约几位同学拟翻译费斯特的《有机磷农药化学》一书，我向杨老请示，不久即接到杨老的回复，并附来了有机磷专家张立言先生的信，原来张先生已在翻译该书。之后我们又着手另译一本，终因时间耽误未能出版。后来李毓桂先生又约我共同编写《化学物质命名法和化学文献查阅法》，该稿经杨老审阅，后来成了那时化学系研究生的讲义。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我悬念杨老的安全当即疾书问候，不久接到杨老长达4页的复信。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艰难经历。信中还提到独身的老年女教授朱剑寒先生和钟浈孙先生，都因非常时期无力自卫而终日惶恐，杨老又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两间房子给她俩居住。已经高龄的他在地震期间还得关照她俩的安全和生活，足见杨老的品格是多么的高尚！这封信我至今还完好保存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接到了杨老的一封令人振奋的来信。原来在科学大会期间他向方毅副总理提出请求，将包括我在内的以申泮文先生为首的九位同志调回元素所。他建议我珍惜时机回所工作，再争取机会赴美进修一至二年，树雄心立壮志把科研搞上去。此事很快得到落实，南开大学和天津市人事局派人专程前来温州联系具体调动事宜。可是由于当时的一些复杂情况，我最后未能成行。我一直为此事深感内疚，曾三次前往南开向杨老解释，杨老不仅表示谅解，而且继续支持我在外地的科研工作。
后来，在杨老和李正名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我在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含氮杂环杀菌剂的研究和开发中取得了进展，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年杨老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我即转津去看望杨老。先生已垂垂八十七高龄矣！我望着他那苍老的容颜，心里有说不出的敬重和依恋！我要求留个合影，想不到这张合照竟成了我和恩师的永诀的纪念！
1985年2月下旬，我接到杨老逝世的噩耗。我立即赶赴母校，向我尊敬的恩师杨石先教授的遗体深深地鞠躬，做最后告别！
在杨老逝世之后，李正名先生继续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至1987年5月，在李先生的帮助和推荐下，我作为访问学者直接从基层企业顺利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化学系进修。我在那里进行了两年多的认真的学习和工作，在活性有机磷抗艾滋病药物合成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多篇合作研究论文发表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后来我又婉谢了美方教授的热情挽留，于1989年底回国。(https://www.daowen.com)
临离开美国时，美方教授曾向国务院引进办和温州市市长写信，对我的工作给予评价：“叶先生在这里的工作十分高效，他已一再证明自己不愧为一个很有能力、具有献身精神、技术精湛、勤奋好学的合作者”，“我敬佩这位有能力的多产的同事，不管什么时候，他要回来做进一步的访问，都将受到欢迎”。
事实上，这些成绩和评价无不源于我有一位好的老师——杨石先先生，以及在他带领下的南开化学系像陈天池先生、李正名先生这样的优秀教授队伍对我的培养和指导。
1989年回国之后，我又同李正名先生的课题组合作，开发了含氮杂环速效杀螨剂并投入工业化生产。后来我又受聘到了温州市工科院，负责配备有现代仪器的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和运作，联合当地院校培训人才，并为正在蓬勃兴起的当地化工等企业服务。
在我退休并于2002年移居美国之后，我同李正名先生等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在2009年和2017年回国探亲期间，我都曾专程北上南开，拜访李正名先生和元素所的师友们，并去看望陈天池先生留在南开的女儿陈辉。此外，我每次都到杨石先先生的塑像前向他致敬默哀！
时光荏苒，而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我在大洋彼岸，仍然会时常思念恩师杨石先先生和陈天池先生，以及化学系和元素所当年那些教导、帮助过我的师长们。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要永远感恩！
作者简介：叶挺镐
浙江瑞安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7年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农科院杭州茶叶研究所研究助理，温州农药厂总工程师，温州农药研究所所长，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温州市开放实验室主任。1987—1989年留美访问学者。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化学工业部劳动模范（1985）和浙江省劳动模范（1986），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图1 化学系研究生和教授合影（摄于1964年夏）
前排左二陈茹玉教授、左三何炳林教授、左五陈天池教授、左六杨石先教授、左七邱宗岳教授、左八高振衡教授、左九朱剑寒教授、左十王积涛教授、左十一陈荣悌教授、左十二贾同文教授
第二排右一叶挺镐
图2 同杨石先校长合影（摄于1983年春）
图3 同陈天池先生的女儿陈辉在陈先生遗像下合影（摄于2009年8月2日）
图4 同李正名院士合影（摄于200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