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楚竹书所见战国早期的社会与学术图景

根据出土简牍的墓葬年代，可知楚竹书的下葬年代大都在战国中晚期，其中慈利竹书最早，在战国中期前段，长台关竹书的时代与之接近。[166]九店621号墓在战国中期后段。出土郭店竹书的墓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李学勤先生指出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根据清华竹书的文字特征，李学勤先生推断其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即公元前300年前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受托对清华竹书无字残片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167]九店56号墓在战国晚期。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的检测，上博竹书距今为2257±65年，[168]则经科学方法测定的竹书年代约是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194年，但是竹简年代应该不晚于白起拔郢之年（公元前278年），因此，上博竹书年代范围约是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278年。由此可知，以郭店竹书、上博竹书和清华竹书为主体的战国楚竹书的下葬年代约可厘定为公元前300年前后。

文献资料匮乏、零散是先秦史料的重要特点，东周时期最缺乏的是两段时间，其一是春秋早期，其二是春秋末期与战国早期。对春秋末期与战国早期来说，《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左传》记事稍晚，终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专记战国史事之《战国策》，其记事始于赵、韩、魏三家分晋前二年“知伯索地于魏”，即公元前455年，但《战国策》涉及的史事在“魏君驱十二诸侯朝天子”，即公元前342年之前事记载较少，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397年等四十余年史事基本空白，[169]且其内容多为策士纵横捭阖之辞，并非专主记事。加以书中不实之处甚多，故远非系统全面。《史记》作为战国史的最主要著作，于战国初年的历史记载甚略。[170]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战国纵横家书》记事集中在公元前299年以后，已进入战国中后期。《春秋事语》有《韩魏章》记“三家反知伯”事，约当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171]惟此事亦见载于《史记》《战国策》，并非以往未见之新史料。

春秋战国之际本为历史转变之重要时期，然文献资料恰恰于此段最为粗疏，故历代史家深以为憾。正如顾炎武在《曰知录》中所言：“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此一来，清华竹书《系年》有关战国初期的记事便显得弥足珍贵。由于反映战国初期学术发展状况的传世文献几近无存，楚竹书同样给这段湮没不闻或残缺不全的学术史、思想史以重光的可能。楚竹书既为了解战国早期史事、年代、地域、学术、思想等均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也为探究“君子”思想含蕴转化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