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楚竹书中的“君子”修己

任继愈先生曾就郭店楚简的内容评道：“（郭店楚）竹简的内容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社会情况。再过约百年即秦汉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历史，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统一的前夕，各地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有识之士，都在自己的地区为统一天下构画蓝图。竹简也反映了这一统一天下的理想……这一时期各国各学派都有他们的设想，方法不同，目标则一致。”[492]战国诸子均意识到，无论何种学说，如在“政治上无所用，其学必不长久”。[493]正如《汉书·艺文志》所云：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是故“法家者流……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

清人王先谦亦指出，法家严刑峻法的目的，实在于“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这与孟子所言的“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墨子所主张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荀子所提倡的“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等，均“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李零先生曾经以郭店儒家简为例指出：“它（儒家）对‘天’的关心，主要还是作为政治命运的关心；它对‘人’的关心，也主要是作为政治动物的关心。”[494]因此，笔者以“政治思想”来指代楚竹书中所反映的先秦思想。

刘泽华先生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时曾提出注重“共识”的研究手法，“注意那些共同的资源、共同的话题，不拘泥于、纠缠于学派具体的判定区分，将研究对象本身作更为细化的分析”。[495]近年来，在出土文献的刺激下，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如美国学者齐思敏和戴梅可认为，“汉代以前及西汉的思想家们，跟后期非常严格的、标准的模式相比，本质上似乎都属于‘杂家’”。[496]刘泽华先生的学生、以色列学者尤锐（Yuri Pines）在研究战国时期的思想动态时，关注的是战国诸子的共同遗产，强调的是战国诸子共同关注和普遍认识的理念，从而界定出战国诸子共同关注的话语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战国时期思想变迁的模式。[497]

就目前所出土的战国楚竹书文献而言，战国诸子出于“致治”目的而对共通“母题”的讨论，均呈现出思想多元、兼容并包的局面，这表明战国时期的思想氛围也是多元的，文献流传为战国诸子提供了共通资源，而对读者（使用者）而言，学派性并非其所关注的重点。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埋藏时段集中于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楚竹书，对于推究战国诸子的政治思想至关重要。按照“六家”“九流十派”的标准，楚竹书“子”类文献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并兼及墨家、法家、兵家及纵横家等。[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