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文献不同文本的重复与差异

第一节　楚竹书文献不同文本的重复与差异

一、战国早期流传的多元文本

（一）商周王朝档案的传承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公共背景资源为诸家所称引，“语”类文献的广泛流传即是明证。其中，以“诗”“书”为代表的经典，在春秋中期以后逐渐流入各诸侯国，并成为各诸侯国教育贵族子弟及战国诸子教育弟子的教材，相关记载在东周文献中经常出现。[354]这些根据商周档案、典制、风俗等整理而来的典籍，不仅包含着商周以来的文献承传，[355]并对战国时期的学术与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荦荦大端，为“通”，为“变”。《礼记·经解》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孔颖达疏云：“‘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远也。”[356]宋人叶梦得进一步解释道：“‘书’之记述治乱，要使人考古验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疏通知远。”[357]《尚书·周书》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经验，以指导周人的政治活动。如《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疏通知远的思想，在清华竹书《保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保训》训辞中的三个典故，第一个讲黄帝；第二个讲舜，连带提到尧；第三个讲上甲微。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述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之间的关系，并勉励太子发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

上博竹书《周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符号。据陈仁仁先生研究，这些特殊符号标示原则包括“同符”原则三条，“异符”原则五条，这些原则的运用可为“变易”的历史意识之注脚。[358]孔颖达正义云：“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359]《周易》不仅以卦爻辞的组合、变化来表示事物的变化，还在卦爻辞中直接描述事物的变化，如《系辞上》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革》卦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变易意识在《左传》中也可窥见端倪。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史墨对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360]

“疏通”“变易”常常引致“鉴戒”。白寿彝先生就将鉴戒意识归结为《易·象传》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361]清华竹书《系年》亦体现出“采取成败”的编纂特征。[362]

“语”类文献中的“鉴戒”意识表现为关注社会现实，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历史经验应用于现实社会。关注现实的理念产生甚早，但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流行应与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史官制度的瓦解密切相关。约在宣王后期，周王室的史官世袭制度受到破坏，随后诸侯国的史官世袭制也遭到破坏。如《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述“数典忘祖”事。晋大夫籍谈之“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而籍谈本人对于此事却一无所知。[363]

（二）私家著述的兴起

春秋之前，“学在官府”。专业性较强的官职往往世代相传，是为“畴官”。随着平王东迁以及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天子甚至诸侯的权力相继下移。在此情况下，“学在官府”的局面自然无以为继。如《史记·历书》云：“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364]不仅畴人子弟流亡四方，周王室秘藏的典籍图册也散落民间，孔子曾慨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65]

与学术下移紧密相关的是私人学术的兴起。一方面，随着“畴人子弟分散”，其所掌握的专门学问与技艺势必在民间播散开来；另一方面，王朝与诸侯因礼崩乐坏，实力穷蹙，已无法正常维持原有的官学教育，致使官学日趋衰落。这些都给私学兴起提供了契机。

私人学术的兴起，是先秦史官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学界一般认为，夏商时期史官的职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天道，即掌管天文术数；二是人事，即保管典籍、记录时事、起草文书、宣达王命、献书规谏、讲颂史事等。西周时期，在职守方面，史、巫开始分离。在“鉴戒”意识的影响下，史官更为注重人事方面的职能，天道方面的职能相对弱化。[366]到春秋战国时，史家虽然开始以冷静的态度、自由的思想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但是长期形成的“以天释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仍习惯于用天命和卦象来表达自己对现实变化的关注和批判。[367]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与赵简子事，杜预注曰：“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人臣强壮，若天上有雷也。”[368]

（三）著述体裁的多样性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诸家“春秋”。[369]《孟子·离娄下》亦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唐刘知几将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家，[370]其中，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是《左传》《国语》。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出土了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战国末期，赵国史官纂辑了《世本》。[371]清人秦嘉谟云：“夫《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从《史记》始也。”[372]由此可知，战国时期，不仅有“世系”类史书的流传，而且有《国语》等“治国之善语”的结集。

虽然学界对《世本》的作者及成书时代仍有争议，[373]但清华竹书《楚居》的发现，充分证明“世系”类文献在战国时期已广泛流传，甚至出现了以清华竹书《良臣》为代表的由“世系”类文献衍生的文本。

清华竹书中还有不少脱胎于商周史官原始档案的“书”类典籍，如《赤鹄之集汤之屋》《尹至》《尹诰》等。值得注意的是，《保训》的形制虽然与清华竹书“书”类文献不符，其内容亦非西周实录，但仍反映了“书”类文献的训诫传统。

楚竹书“语”类文献的大量发现，不仅表明“语”类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流行，[374]还印证了战国时期学术著述体裁的多样性。相较而言，“世”“书”“语”等都还处于史学著作的初始阶段，但是它们却为《系年》等较为成熟的史书提供了素材。[375]

清华竹书《系年》自公布以来，有关其体裁、性质的争议就不绝于耳。体裁方面的主要观点有编年体，为李学勤先生等所主张；[376]纪事本末体，由廖名春先生首倡，得到许兆昌先生等的赞同。[377]性质方面，陈伟先生认为，《系年》可能与先秦佚籍《铎氏微》有关，冯时先生附和；[378]陈民镇先生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审视《系年》的性质与文类，认为它很可能是“志”类文献。[379]刘建明先生则怀疑，《系年》和《楚居》的结合体就是孟子所说的楚史《梼杌》。[380]刘全志先生以为，与《左传》相比，《系年》更接近于《春秋事语》，而其性质与汲冢竹书中的“国语”三篇相近。[381]

章学诚《文史通义》云：“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382]《系年》的编纂体裁，正是“因事命篇”“每事自为起讫”的“纪事本末”样式。对此，学界多有讨论。[383]这里主要补充两点：

第一，似不能将《系年》视作后世完备状态下的“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系年》每章都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事件本末，符合纪事本末体“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的特征。[384]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385]的最大区别是，《系年》各章没有列出独立的标题。但从表2-1所列的各章叙事主题来看，《系年》的作者根据主题不同，将所述史事作了有意识的分别。从这个角度来说，《系年》确已具备了“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386]

表2-1　《系年》各章叙事主题

除各章没有“自为标题”外，《系年》与“纪事本末体”的另一显著区别是《系年》虽然每章“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但在具体叙事上并未“详叙其始终”。如第三章叙述秦人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简史时，称“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387]便是略述。由此看来，《系年》虽然具备“纪事本末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与后世完备状态下的“纪事本末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第二，与《通鉴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相比，目前尚未确定《系年》有专门的“钞撮”对象。陈伟先生认为，《系年》与《铎氏微》有关。冯时先生进一步提出，《系年》与《铎氏微》当属同类形式的史书。[388]但据《史记》记载，《铎氏微》的“钞撮”范围不出《左传》，而《系年》在不少史事记载上与《左传》存在差异。此外，《系年》关于战国早期史事的各章亦不见于《左传》。

《系年》的编纂者具有较为明确的史料取舍标准，其突出表现是有明确的对象限定和时代断限。《系年》叙述的重点是平王东迁之后的诸侯国史事，因此有关西周史事的前四章旨在叙述春秋诸国兴起的契机。[389]《系年》是编纂者用“纪事本末”手法，将有关史料简化、融合后，再加以自己的理解，用楚国语言记述的独立史著。此外，《左传》中亦可见“纪事本末”的历史叙事方法。如《春秋》经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数字，《左传·隐公元年》从郑庄公出生说起，讲他不被母亲喜欢的缘由，母亲的偏心和弟弟共叔段的跋扈，接着记述庄公如何平息共叔段叛乱并与母亲决裂，最后讲述庄公母子如何和好如初。按照“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的标准，若以“郑伯克段于鄢”为标题，则《左传》中此类叙事亦合乎“纪事本末”的基本特征。白寿彝先生根据《左传》的叙事特点推测，“《左传》的原来形式也不一定完全是编年体，其中也包含有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甚至推测“《左传》本来就是纪事本末体”。[390]赵光贤先生亦指出，《左传》本是纪事体的史书。[391]

综上所述，《系年》虽然具备“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但与后世完备状态下的“纪事本末体”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此外，“纪事本末”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方法，不仅见于《系年》，在《左传》中亦可得见。《系年》的发现，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可能产生于战国早中期的观点提供了新注脚。

除“语”书外，楚竹书中还有大量可归入儒、墨、道、法等诸家学派的“子”书，其中以儒家书为大宗。由于早期“子”书具备“语”书的主要特质，故诸子书也可称为“语”书。如上博竹书《鲁邦大旱》即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开篇是背景“鲁邦大旱”，中间是哀公问于孔子，末尾是孔子与子贡的议论。此外，郭店竹书《唐虞之道》、上博竹书《子羔》均以尧舜禹等明君圣王的事迹来说理。因此，《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诗》、《书》、百家语”的说法。蒙文通先生认为：

殆诸侯之史曰国语；《国语》，《春秋》也。大夫之史曰家语；《家语》，亦《春秋》也。此秦焚篇章，《诗》、《书》、百家语有禁。史迁亦曰“百家杂语”。诸子书曰家语，曰百家，是固由大夫之史，沿《国语》之号转变而来，则晏子辈之《春秋》，谓之《晏子家语》可。《孔子家语》……谓之《孔子春秋》亦可。孟、荀、庄、韩之书，皆应以家语、以《春秋》名。[392]

由引文可知，“百家语”是由“大夫之史”演变而来的诸子之书。蒙文通先生的观点，符合早期文献产生与传播的特征。尽管许多“语”类文献都是由诸子创作的，但细究而言，以记述先秦史事为主的“语”，与专在表达诸子政治思想的“子”书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尽管诸子书也可被称为“诸子百家语”，但是它们和“语”类文献在外在表现形式和性质上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子”类文献的表现形式多为师徒问答，或君王与臣子问对，而“语”类文献多是围绕诸子（如孔子等人）的事迹展开的。

其次，“语”类文献多为叙述性语言，而“子”类文献多是议论之辞。

最后，李零先生曾就“子”类文献的“述”古特点指出：“这些诸子书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谈话背景。”诸子书的谈资主要来自“语”类作品，儒家喜欢讲唐虞三代故事，墨家喜欢讲夏禹故事，道家喜欢讲黄帝故事。[393]

总之，“语”类文献相当于一个资料库，经常为诸子所取材。诸子书中的“语”类文献的性质是，它们或者是同源材料；或者是更古之语类材料被诸子锻炼改造后，又被从诸子著作中抽离出来。“语”类文献的流传模式可概括为：语类材料→熔铸入诸子文章→从诸子文章中抽离。[394]诸子书的故事性要远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与再创造，故其回溯的事实取代了真正的事实。因此，“语”类文献在为诸子创作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诸子也在不断地丰富着“语”的内容。

二、楚竹书文献不同文本的差异与重复

（一）楚竹书战国文本叙述差异举隅

出土文献的叙述差异，笔者按照文献种类和重复情况作出如下分析：[395]

1.同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1）“史”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据清华竹书《系年》第十五章“陈公子征舒取妻于郑穆公”记载，夏姬是征舒之妻，而非其母。《左传·宣公九年》所记陈灵公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之间以“征舒似汝”相戏，可见征舒是夏姬之子。此事《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比《左传》稍详。同为“史”书，《系年》与《左传》《史记》的记载就存在差异。

（2）“语”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语”类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396]不同文本的叙述之间亦存在差异。如上博竹书《庄王既成》以楚庄王铸无射钟事入题，此事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都有不少记载。[397]学界认为，这些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在各诸侯国形成的不同版本。如许科先生认为，《左传》《国语》所见周景王故事、《曹沫之阵》所见鲁庄公故事和《庄王既成》所见楚庄王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在周、鲁、楚几国所衍生出的不同故事版本，“故事主题是借铸钟一事而讲理，但又据各国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相应的转换和改编”。[398]葛亮先生也认为：“《庄王既成》将鲁庄公铸无射钟的故事移植到了楚庄王的身上。”[399]

（3）“子”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子”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文献中常举尧、舜、禹、汤、文、武等圣人事迹，或朱、象、桀、纣、盗跖等恶人事迹，以为其说树立典型，其有关圣王明君的叙述亦存在差异。如《荀子·议兵》中有“四帝两王”之说，其中，“四帝”指尧、舜、禹、汤，“两王”指周文王、周武王。上博竹书《举治王天下》中有“夫先四帝二王”之句，是师尚父应对文王之辞。“二王”显然不是指周文王、周武王，与《荀子》中的“四帝两王”有别。疑“二王”是指夏禹、商汤，“四帝”则未详所指。

2.不同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1）“世”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①与“书”。清华竹书《良臣》曰：“唐有伊尹，有伊陟，有臣扈。武丁有傅说，有保衡。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

据《尚书·君奭》载：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400]

《良臣》将殷商与西周的“良臣”分别系于商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的名下。而据《君奭》记载，伊陟、臣扈等为太戊时良臣，而非商汤时良臣。

②与“子”。《良臣》曰：“黄帝之师：女和、人、保侗。”《吕氏春秋·孟春纪·尊师》曰：“黄帝师大挠。”

（2）“书”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①与“史”。清华竹书《金縢》称“周公宅东三年”，“宅”与“居”同义，“居东三年”则与《诗·豳风·东山》称东征“自我不见，于今三年”，[401]《史记·周本纪》称“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一致。[402]但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周公“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相差一年。[403]

②与“语”。上博竹书《竞建内之》所记殷武丁祭祀时，有雉雊于彝前事，与《尚书·高宗肜日》的记述相似。清华竹书《赤鹄之集汤之屋》也讲述了商汤射获一只赤鹄，令伊尹将其烹煮作羹的故事。

③与“子”。清华竹书《金縢》在“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后，明确指出：“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这与钱穆所称《荀子·儒效》主张周公称王说存在一定的差异。[404]

（3）“史”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①与“语”。仍以《系年》所记之陈公子征舒为例。《国语·楚语上》载：“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韦昭注曰：“公子夏，陈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为御叔郑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子南，夏征舒之字。”上博简《容成氏》不仅记述五帝，还涉及乔结氏、氏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上古帝王名号，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体系不同，应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种传说体系。

②与“子”。上博简《竞公疟》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晏子春秋·外篇·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所记述之内容近似。上博简《竞建内之》与《管子》之《霸形》《戒》两篇所记述之内容相似，只是所涉人物与事件背景有很大的差别。[405]

（4）“语”类文献的叙述差异

①与“子”。上博简《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公疟》等灾异类文献虽然都是借助灾异现象来表达“为善政”等政治理念，但是具体的人物、故事情节存在较大的差别。[406]

需要说明的是，上列文献的种种叙述差异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囿于目前发现材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有关同一主题（人、事）的重复出现是战国文本创造、流传的一个主要方面。如上博简《鲁邦大旱》涉及的“哀公问孔子”主题，清代马骕在《绎史》中专列《孔子类记一·哀公问》篇，汇集了《史记》《礼记》《大戴礼记》《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传世古籍中所见之材料。[407]

（二）楚竹书战国文本的叙事重复

出土文献的叙事差异又可归结为同一主题、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等的重复。

1.同一主题的重复

上博竹书《容成氏》不仅记述五帝世系，还涉及乔结氏、氏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上古帝王名号，明显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体系不同，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种传说体系。战国人既然知其名号，则势必有今人不知之相关史迹为背景。[408]郭店竹书《唐虞之道》则在五帝系统之外，提出“六帝”的说法。

《鲁邦大旱》中的“哀公问孔子”母题、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公疟》等篇的灾异主题以及上博竹书《庄王既成》中的楚庄王铸无射钟主题等均属此类。

2.同一事件的重复

勾践灭吴的历史故事，在先秦文献中共有四个完整的叙述文本，分别是《国语》之《吴语》《越语上》《越语下》《越公其事》。这些故事均从勾践败守会稽开始，到勾践灭吴结束。夫差未能一举灭掉越国，给勾践以喘息之机，勾践卧薪尝胆十八年，终于击败吴国，并拒绝夫差求成，最终灭吴。这是基本史实，故其记述与《春秋》《左传》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越公其事》《国语》具有一些共同的史料来源，如《越公其事》第一章和后两章叙述吴越决战与夫差求成被拒的过程，与《国语》几乎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就故事化程度而言，较之《国语》诸篇，《越公其事》的故事化程度较轻。《吴语》《越语》等或是叙述，或是对话。《越公其事》的表述方式是记事、记言和议论相结合。从故事化倾向来看，《左传》《越公其事》《吴语》《越语上》《越语下》，越往后其故事性越强。从史学角度来看，事情的真实性及其所体现的历史观念较之故事性更为重要。[409]

此外，上博竹书《平王与王子木》与《说苑·辩物》、阜阳汉简也存在相似内容，均属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3.同一人物的重复

清华竹书《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均涉及汤相伊尹（小臣），加上《尹至》《尹诰》，清华竹书中目前已发表五篇与伊尹有关的文献。此外，上博竹书《容成氏》中也记载了伊尹的事迹。[410]《汉书·艺文志》“道家”下有“《伊尹》五十一篇”。关于战国文献中的伊尹学派问题，[411]李零先生指出，战国时期有依托商周故事讲“阴谋”的一派，《汉志》将其列入道家，它以《太公》为代表作，《伊尹》等是同类著作，《鬼谷子》是其余绪。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中发现的《六韬》，其部分应属于《伊尹·九主》。[412]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中有“以设九事之人，以长奉社稷【8】”之语，或与《伊尹·九主》所谓的“事分在职臣”有关。[413]战国竹书中伊尹故事的重复出现，表明某一典型人物在多种文本记述中重复出现，是战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

（三）差异与重复现象的文献学分析

要想探究战国文本叙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首要需要考察不同种类文献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出文献分为“世”“书”“史”“语”“子”。其中，“世”以人为主，以时为轴。古人作史，第一中心是“人”，主要是“世系”或“谱牒”。谱牒是按氏姓、国族或家族的亲缘树谱来讲历史的史书，常见的是“某生某”“某又生某”。现存《世本》虽然是清人辑本，或说原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是这种帝系、王侯谱与卿大夫谱的渊源甚早。殷墟王卜辞中，对于商王世系即有明确的记载。如黄组卜辞《合集》35406即记载了从甲戌日祭祀上甲到庚子日祭祀大庚等十一王的完整祀谱。“世”类文献在西周金文中也可以看到。如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02837）中，时王列举“文王受天命，武王作邦，成王敷有四方”后，要求盂“型乃嗣祖南公”。西周初期王世与族谱序列的发轫，经过西周中期的发展，到西周晚期则出现了紧密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举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集成》10175）为证。东周时期，江陵望山楚墓卜筮祭祷简中记有墓主“悼固”多次祭祀其已故的五世先人。[414]新蔡葛陵卜筮类简中的祷祠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坪夜文君、子西等。[415]可见，“世系”类文献与卜辞、金文等带有档案文书性质的文献之间存在莫大的关联。

“书”类文献亦是由档案文书修饬而来的，二者的显著区别是后者已具有明确的主题，并依据某一主题将简册记录的周王言行改编为具有教化性或指导性的政治类文献。李零先生认为，即便早期古书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它也不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之种类。其之所以能成为后世意义上的“书”，恐怕是后人删选、改编的结果。[416]改编的方式，按照“书”类文献记言为主、记事为主及言事相兼三种类型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417]

其一是记言类篇章。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记录的周王讲话。因为特定的讲话时间短暂、目的明确，所以对讲话的记录能够做到首尾连贯，自为起讫。这样的讲话记录只需稍加整理，即可成为一篇完整的篇章。如清华简《皇门》记载周公训诫群臣望族应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助王治国。一般而言，记言类篇章的记录和改编几乎可以同时完成。

其二是记事类篇章或言事相兼类篇章。“书”类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是言事相兼型。如《康诰》开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418]交代时间、人物和事件背景，接着以“王若曰”开始记言。这类篇章改编自史官关于周王言行的记录。由于事件延续的时间有长有短，故史官需对相关的言行记录进行收集、提炼与改编，才能创作出主题明确的完整篇章。如清华简《金滕》“周公石（宅）东三年”，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能。

改编的具体时间与过程，已然于史无征。《墨子·明鬼下》为阐述“鬼神之有”的观点，曾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其中，以周之《春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事为最早，其余各国“春秋”记事都在周宣王之后。在此之前，不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夏书·禹誓》《商书》《周书·大雅》。《墨子》书中的这些引证，或许暗示出《春秋》之作，起自宣王之时。[419]“春秋”的撰作，既说明了“档案文书”改编为“书”的可行性，也激发了这种改编的自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周室“春秋”之修撰，带动了“书”“诗”的编录。[420]

“书”类文献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有三：其一是春秋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各诸侯国教育贵族子弟及春秋战国诸子教育弟子的教材。其二是成为宴饮会盟、臣下进谏、著书立说等的文化背景。其三是成为“史”书创作的基本主干材料之一。

“史”书的创作，关注的是人、时、事、地四项因素。其中，人的因素侧重在“世系”或“牒谱”，时间因素有“春秋”“纪年”，事、地的因素则有“书”所记言、记事。李零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数量也很大。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421]

“语”书的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者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的。[422]《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贤士、大夫的谠言高论，其与《尚书》记言的性质是有严格区别的。[423]下面概述的是《尚书》《国语》之间“言”“语”的细微差别。

《尚书》之“言”基本上是君王对臣下所发布的诰命，多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国语》的“语”多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委婉劝谏。《尚书》所记的言语局限在帝王或是周公、祭公等辅政大臣的范围之内，训话的对象是臣民。《国语》劝谏的对象是君王，“语”者出于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需要列举上古圣王贤臣的言行作为论据。

综上所述，似可简单推导出战国文献的一个线性发展模式：“诗”“书”“春秋”等“六艺”的改编，在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构成了战国时人共同的文化背景。“语”“子”等文献的编纂者借“不必果为我有”之言，使“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

由图2-1可知，战国文献衍生、流传的途径并非线性单一的。“史”“语”“子”等文献不仅取材于“世”“书”等文献，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借鉴的关系。清华简《良臣》《楚居》的发现表明，“世”类文献在战国时期仍有相当的创造活力。而史官创作技能的提升，战国时期私人学术的兴起，使得档案文书→书→史、语等的发展途径更加多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王子朝“告诸侯书”。其文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424]

结合清华简《系年》第一章简文不难发现，王子朝在回顾历代周王事迹时采用的“昔武王……至于夷王……至于厉王……幽王……”的行文结构，与《系年》首章“昔周武王……至于厉王……宣王……”的句式相类。特别是王子朝描述“国人暴动”情形的“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一句，更是与《系年》若合符节。此外，王子朝“告诸侯书”中所提及的武、厉、宣、幽诸王之事，《系年》首章与次章亦多有涉猎，只是叙述立场稍有差别。[425]“告诸侯书”是档案文书，为史官在当时所记录。《左传》的编撰者直接将此“书”全文收录，反映出从文书到史书的发展过程。而《系年》与“告诸侯书”的不同叙述立场，一方面印证了从档案文书到史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说明档案文书的书写似乎受到某种固定模式的影响。以先王为代表，对先王功绩或先王所处时代的历史大势有一个基本的概括。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