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所提示的先秦诸子学派的判定标准
楚竹书所揭示的学派之间（如早期儒、道）与地域之间（如齐、楚）的交流、诸家学说的“言公”与互摄等现象，均引起学界对先秦诸子学派判定标准问题的进一步考量。[457]
一、由楚竹书引发的先秦诸子学派的判定问题
关于郭店儒简的学派归属，学界最初有两种相左的看法：其一是李学勤先生主张将其称作“子思子”，[458]庞朴先生认为其属于思孟学派。[459]其二是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其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而是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或七十子后学部分言论与论文的汇编、集合。[460]如陈鼓应先生认为，郭店儒简中未见孟子性善说的言论，却多次出现了告子“仁义内外”的主张，故其“不属于所谓思孟学派甚明”。[461]
程元敏先生指出，从《意林》《文选注》引文看，《子思子》有，楚简《缁衣》亦有，是两文作者取材同，非直接从《子思子》引。郑樵《诗辩妄·诗序辩》谓“‘古者长民，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这段话既见于今本，又见于简本《缁衣》，三事合一，可证《缁衣》为刘瓛所作，与子思无关。[462]李存山先生在综合比较《五行》《六德》《忠信之道》后认为，郭店儒简不仅与思孟学派（以及曾子学派）相出入，它们内部之间也相出入，故而判定此三篇必非一人或内部关系较近的一个学派所作。[463]这两种意见通过对“郭店儒简为子思所作”的关键性证据的质疑，使多数学者重新回到郭店儒简为“七十子后学论集”的说法上来。刘光胜先生由此发出诘问：思想一致能否作为判定一个学派成立的标准呢？[464]
郭店儒简的学派属性只是涉及儒家学派内部的分化，而上博竹书《容成氏》《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则涉及儒、墨、纵横等“九流十家”。关于《容成氏》的性质，学界目前主要有五种看法。其一，整理者李零先生认为其是讲“上古帝王传说”的；[465]裘锡圭先生认为其是“战国人所写的一篇相当有系统的上古史”。[466]其二，姜广辉先生、李存山先生、王晖先生等认为其属儒家。[467]其三，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属纵横家。[468]其四，饶宗颐先生、赵平安先生、郭永秉先生等认为其属墨家。[469]其五，吴根友先生认为其属杂家。[470]由于《容成氏》通篇叙述西周之前的上古历史，且它讲述的故事战国诸子都有征引，故笔者认为，与其将《容成氏》硬归入某家某学派，倒不如把它当成一篇单纯的“语”类文献。
关于上博竹书《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整理者曹锦炎先生认为其是《墨子》佚文。[471]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李锐先生指出，《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和《鬼神之明》的思想非常接近，而司马迁转益多师，其思想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由此提出将《鬼神之明》和传世文献简单对应以判定其学派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472]
李锐先生又指出，儒、道、墨、法等只是汉代以后制造的观念，是倒置到先秦学术史、思想史上面去的，用“六家”“九流十派”来判定学派，实际是拿《史记》《汉书》对诸子书的想象来作为讨论基础。因此，对于出土的简帛古书，应抛开“六家”“九流十家”的框架，用师承渊源和师说来判定其学派。只有存在师承渊源并且称述师说者，才是某一学派的人。故在李锐先生看来，“只有以其宗师之名为学派名称才合适，如慎子学派、庄子学派、孟氏之儒等”。[473]李振宏先生通过系统梳理《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等文献，得出了相近的结论。李振宏先生认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是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的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先秦时期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称为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474]
二、诸子学派判定问题的再认识
围绕先秦诸子学派的判定标准问题，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如上博竹书《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间的对话；郭店竹书《穷达以时》所反映的天人关系论可能有着道家天人论的思想背景；郭店竹书《语丛一》《语丛三》中的许多论述将儒道术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竹书《恒先》中显然夹杂着名辩的色彩，等等。[475]
由于对战国时期的思想面貌缺乏全面的了解，故学界对于先秦诸子学派属性的判定持谨慎态度。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是：用“百家”“某学”的新标准是否比“六家”“九流十派”更加合适？
首先，“六家”的分类虽然出自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但是儒、墨确实是先秦时期固有的说法，阴阳、道、法、名等诸家也存在差异。[476]“六家”的分类对象是先秦古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对象同样是先秦古书。《汉志》的讲述顺序是先孔子，再七十子，再战国诸子，以上是先秦学术史。继而讲秦的禁书，然后讲汉代的开禁，最后讲汉代的搜书和校书，以上是秦汉学术史。《汉志》在学术史基础上所作之分类，是比较符合先秦至汉代的学术实际的。换言之，“六家”之说确有其道理。
此外，李锐先生由《尹文子》“[以]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推断，先秦时期已有道、名、法、儒、墨五家的称号。[477]《尹文子》一书，前人虽多斥为魏晋人伪作，但李学勤先生、胡家聪先生、王晓波先生等研究后认为今本虽经后人润饰，但其思想内涵与传世文献所述尹文学说相合，当为可信的先秦古书。[478]若将《尹文子》与《六家要旨》相较，则前者无阴阳家而后者有；若将《尹文子》与《庄子·天下》相较，则二者均不及邹衍，这应不是简单的巧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庄子·天下》《尹文子》评述诸子的篇章应作于邹衍学派大行其道之前。[479]
其次，就“六家”的内部分化来说，由于世殊时异，思想变形与文本变迁在先秦学术代际传递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六家”或“九流十家”的学术分类无法完全概述先秦思想发展面貌，故学者提出应辅之以必要的学术尺度，这是有其道理的。除“学派师承渊源和师说”外，学者又提出了三个学术尺度：
其一是与文本内容对照；
其二是依靠传世文献的记载；
其三是理清学派独特的术语与思想理路。[480]
第一种尺度失之过狭。若按此标准，则《史记》所谓的申不害“本于黄老”，韩非“归本于黄老”，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等，应皆非黄老学派。[481]第三种尺度则失之过宽。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郭店竹简中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反而多次出现了告子“仁内义外”的主张，故据以断定竹简属于“思孟学派”似显匆忙。[482]刘光胜先生指出，《汉志》“儒家类”所记《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等著作绝大部分已亡佚，我们只能把郭店儒简和思孟学派的著作比较，而不能和其他学派的著作比较。[483]故有学者提出，应将郭店儒简视作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资料。这种处理方法在目前看来应该是明智之举，据此得出的结论也会更加可靠。[484]
再次，楚竹书的学术思想史价值在于：其保留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思想面貌，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可信的参照物。思想史旨在研究思想的传承和迁变，关心的是哪些流派留存了下来，以及为什么会留存下来；哪些流派没有留存下来，其原因何在。在此意义上说，传世文献的文本面貌及意义诠释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楚竹书反映的正是此方面的价值。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与“诸子百家”相关的精英思想层面，我们很难通过出土文献从根本上动摇过去通过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思想史脉络。[485]
最后，诸子之间既然存在共通的资源，彼此之间的思想难免重叠。这种重叠既体现在学派之间，也体现在地域之间。单凭某一个标准，根本无法彻底厘清先秦诸子的思想面貌。由于标准总不外乎例外，故李零先生指出：“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486]鲁惟一也指出，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并非“有意对中国哲学进行分析”，而是“图书馆里负责收集文献和编排图书的学者们的著录工作”。[487]葛兆光先生指出，在先秦思想知识界，一些议题，如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等，是诸家公用的。[488]由此可知，“言公”在于共同文化背景、共同目标的相同，差异叙述的目的在于发扬“私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489]因此，用“六家”“九流十派”来判定学派，虽然会有一些出土文献的学派属性不好判定，但是大部分文献的学派属性还是可以分得清的。如《荀子》的性恶论与郭店竹书《性自命出》之“好恶，性也”有一定的关联，《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也可在郭店竹书《五行》中找到支点。[490]“学术”与“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汉人以“六家”“九流十派”来判定学派的学术背景。在今后的研究中，这个标准仍是把握先秦学术的重要抓手。[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