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与战国早期社会情境
一、清华竹书《系年》与战国早期战事之频繁
《系年》中的战国叙事补充了传世文献中有关战国初年记事的缺环。《系年》记述的战国早期战事有四次，是《系年》后四章叙事之主题。
其一，自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三晋赵氏与越伐齐，齐人始建长城，一直到晋幽公四年（公元前430年），赵氏、越与宋败齐师于襄平止，记载了晋赵氏联合越、宋伐齐的战事。
其二，记楚简王七年（公元前422年），楚应宋悼公请，城黄池、雍丘，三晋率师围黄池。次年，楚人夺宜阳，围赤岸，三晋救赤岸，楚人舍围与三晋战于楚长城，楚师宵遁。
其三，记著名的三晋伐齐之役，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的
羌钟铭文对此事亦有记录。此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由温庭敬先生首倡，唐兰先生补充，方诗铭先生再论，基本可以视为定论。[172]
其四，历述自楚声王四年（公元前404年）以降，楚郑、楚晋间的数次冲突，接续“三晋伐齐”事，叙述三晋与楚的关系。
根据《系年》的记载，结合相关文献和学者的研究成果，[173]可将战国早期重要史事的背景、过程大致勾勒如下：
战国初期，三晋以武力称雄，在东面与齐、南面与楚展开征伐、会盟。第二十章记“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秦（差）王相见于黄池”“越王勾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杨伯峻先生注曰：“黄池当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济水故道南岸。”[174]“黄池之会”应是晋正卿赵鞅（赵简子）与吴，或者说是赵氏与吴约定“好恶同之”，[175]故《左传·哀公二十年》载：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176]
中的
羌钟相关史实发覆》，《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张树国：《
羌钟与楚竹书〈系年〉所记战国初年史实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
可知，越人因袭“黄池之盟”，即是与赵氏之盟。勾践灭吴之后，越国亦同吴国一样北上争霸，史称“徙都琅邪”，[177]其势力范围进入齐国的地域之内。春秋战国之际，晋赵鞅、知瑶亦多次率师东向击齐。如《左传·哀公十年》载：“夏，赵鞅帅师伐齐……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178]杨伯峻先生注云，犁在今山东德州临邑县西。辕在今山东德州禹城县西北，一云在禹城县南百里。[179]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夏六月，晋知瑶伐齐……战于犁丘。齐师败绩”。[180]其时已进入战国，此片区域应该由晋知氏或赵氏领有。“三分知氏之地”，赵氏多分得十城，如此，太行山以东原属知氏占有的土地，多数应当为赵氏继承。沈长云先生指出，赵氏所领在今卫河及大运河一带地区，与齐国犬牙交错。[181]以上当是越国与赵氏联合伐齐的背景。为应对这种渐包围的攻势，齐国开始修筑齐长城，《系年》记云：“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由谭其骧先生等绘制的《战国齐鲁宋图》[182]可知，齐长城确实东向由海起始，将越之琅邪防御在外，在西端抵达平阴，
羌钟铭中的“会平阴”应即指此地。
楚人利用宋国公室内乱的机会，北上城黄池、雍丘。黄池、雍丘在郑、宋之间，是韩、魏欲扩张之地。楚人筑城于黄池，占据要津，必不为三晋所容，故有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425年）的三晋率师围黄池，并将黄池“
迵”（破坏）之举。楚人为“复黄池之师”，北上夺取韩的宜阳，“围赤岸”，三晋救赤岸，大败楚师于楚长城。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庄子卒，子太公和立……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六国年表》载：“（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405年）田会以廪丘反。”[183]事亦见《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其文云：“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184]此事作为“三晋伐齐”的导火索，构成战国第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与事件。
按《系年》与
羌钟铭文，齐伐廪丘的次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三晋之师在魏文侯斯的率领下，联合越公翳伐齐。齐先与越成，避免了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但是西来的三晋之师仍然“征秦、入长城、会平阴、夺楚京”，“大败齐师，逐之，入至汧水”。齐国最终请成，双方约定“毋修长城，毋伐廪丘”。继而三晋挟胜利之势，“献齐俘馘于周王”，并驱“齐侯贷、鲁侯羴（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此即是“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的由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韩、赵始列为诸侯，是为著名的“三家分晋”。故《吕氏春秋·下贤》云：“（魏）文侯……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185]
楚国利用三晋忙于与齐的战事，主力无暇南顾之机，使宋、郑朝于楚，以榆关为武阳城，并引秦为援，败晋师。此后，三晋与楚以郑国为中心展开交锋。楚悼王即位，郑国入侵榆关，与楚战于桂陵，楚师无功。继而楚国破坏了晋郑谋划的“入王子定”事，并在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侵郑，“尽降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周安王三年（公元前399年），晋人攻占津、长陵。楚平夜悼武君“降郜……复长陵之师”。周安王五年（公元前397年），“韩取、魏击率师围武阳，以复郜之师”。楚国一方面命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一方面使平夜悼武君入齐求师，齐“陈疾目率车千乘，以从楚师于武阳”，未及而反。甲戌，楚人与韩、魏战于武阳城下，楚师大败，“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竢死焉”，“陈人焉叛，而入王子定于陈，楚邦以多亡城”。值得注意的是，周安王五年的战事，赵之所以并未参加，或与“三家分晋”后赵之势力范围不再与楚直接接壤有关。
由《系年》可知，三晋在战国初期的军事斗争中基本处在优势地位，东向压制住了田齐，南向两次大败楚国，始终将楚国的北上势头遏制在黄池、榆关至宜阳一带。为对抗三晋的攻势，齐、楚均修建有长城。赵、魏、韩虽由春秋时期的晋国三分而来，但由于晋国实力远甚于各国，因而三国都拥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尤其是战国初年，三家采取一致对外的结盟手段，保证了自身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不仅仅体现在《系年》所载战国早期的战事中，战国早中期魏国的强盛亦是承其余绪。[186]
二、《系年》与战国早期的“四战之地”
《史记·六国年表》曰：
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187]
《系年》后四章详细记载了三晋与齐、楚的连年冲突，兼及越、郑、宋等国的活动。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历聘上国，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188]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吴问》中记载有孙武与阖闾的问答，孙武由晋六卿所行田亩与税制推测六卿衰亡的先后次序，并预测出赵、韩、魏三家之盛。王晖先生认为，三家之强在春秋末期已现端倪，当是战国时人的通识。[189]《系年》的记述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系年》所记战事的发生地可粗略地分为两类，其一是以齐、楚长城为中心，其二是以黄池、雍丘、宜阳和武阳为中心。二者之区别在于，长城修建于本国（如齐、楚）边境，而黄池、武阳等城址则不尽然。换言之，长城之修建目的在于防御，黄池等城址则是几方势力此消彼长的晴雨表，是三晋、楚、齐等争霸的枢纽所在。《史记·乐毅列传》云：“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190]《后汉书·荀彧传》亦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191]此所谓“天下有变”，亦当包括王夫之所称举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期，而《系年》所涉之黄池、雍丘、宜阳等，均可名之为“四战之地”。
关于黄池一地，杨伯峻先生《左传·哀公二十年》“黄池之会”注曰：“黄池当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济水故道南岸。”[192]春秋初为卫地，其时应是宋地，战国时则数易其主。
雍丘本为郑地，后属韩，其地在今河南杞县。宜阳，战国属韩地，在今河南西部。雒阴，在今陕西大荔西。武阳，据《系年》记载，自“（楚声）王率宋公以城榆关，寘武阳”之后，有“郑人侵榆关……与之战于桂陵”“韩取、魏击率师围武阳”“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等数次与武阳有关的战事。榆关，杨宽先生曾指出，榆关在新郑与大梁之间，原为郑地，因是出入中原之重要门户，成为魏与楚争夺之要地。[193]由《系年》可知，榆关于楚声王四年（公元前400年）为楚国所领有。桂陵，在今河南长垣北。《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194]据统计，战国时期，赵、楚、齐均有武阳地名。[195]整理者认为，武阳在今山东阳谷县西或今河南舞阳县西。据《系年》可知，郑国附近的武阳，在张家山汉简《秩律》中称为“东武阳”。[196]
赤岸，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于是周行宇内，东造绝迹，西延积石，南踰赤岸，北过寒谷。”[197]据《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198]两处“赤岸”在南部，[199]或与楚有关。
“四战之地”的史学价值如下：
第一，《系年》记载印证了“地”作为古史叙事的主干因素，在史书记载中的重要地位。《系年》所涉之战国早期“四战之地”，对于战国时期天下大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系年》简文与传世文献记载，亦证明了《六国年表》“海内争于战功矣……务在强兵并敌”之说的合理性。
第三，长城的修建和对“四战之地”的反复争夺，表明了“领土国家”概念的最终成形。[200]
三、战国早期地域文化间的交流
在“领土国家”的基础上，诸国、诸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亦蓬勃发展。从楚竹书文献来看，商周王官之学是楚文化的根柢，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对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楚国至迟在战国中期一跃成为南方的学术与思想中心。
（一）商周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楚竹书发现以前，学界对楚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而对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注不多。据《史记·楚世家》记载，西周时，楚君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201]从楚竹书反映的情况来看，楚国学术的主流并非“蛮夷之学”，楚文化与中原学术是相互关联、一脉相承的。[202]
清华竹书《楚居》记载了楚人自述其先祖季连娶妻的故事：
季
（连）初降于
（騩）山……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妣隹【1】[203]……季
（连）闻其有
（聘），从，及之盘（泮），爰生
伯、远仲。【2】
楚人的自述，提供了楚人与商人交往的重要史料。在“有聘”的情况下，季连仍能娶得“盘庚之子”，充分表明楚人具有一定的实力。
楚竹书中明确指出，楚人受到商周王官之学的影响，其标志性事件乃“王子朝之乱”。此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事。清人惠栋评价道：“周之典籍，尽在楚矣。”[204]范文澜先生认为，周人和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使得“楚国代替东周王国，成为文化中心，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205]由此可见，“王子朝之乱”推动了南北文化交流和楚文化的发展。此外，春秋晚期以后，诸子学派兴起，诸学派思想多出自西周王朝史官记录之“书”“语”类文献，而且学派间亦必多有交流。这些论断同样适用于楚国，清华竹书“书”“诗”类文献的发现即为明证。这些与西周王官之学有关的“书”“诗”类文献对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结合楚竹书与传世文献不难发现，楚文化的根柢与商周时期的中原文化紧密相连。
（二）齐鲁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
李学勤先生曾这样论述齐鲁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前不久公布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为我们展示了战国时代更广泛的学术文化面貌。特别是这两批竹简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东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儒学的源头在齐鲁，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人，儒学的主要承传者孟子的主要活动地点在齐国，而他们相关的著作内容在楚国的墓葬中发现了，从中正可了解齐鲁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影响。[206]
齐鲁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是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儒学角度。从楚竹书文献的组成来看，儒家文献占有绝对的优势。如郭店楚墓中，儒家著作有11种14篇，分别是《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和《语丛》。道家著作只有《老子（甲）（乙）（丙）》和《太一生水》2种4篇。上博竹书目前仍未全部公布，但从已公布的9册来看，儒家著作有20余种，而道家著作只有《凡物流形》《恒先》《三德》3篇。清华竹书以“经”“史”为主，与儒家关系密切。从楚竹书文献的数量来看，儒道文献的数量相差悬殊，从侧面显示出儒家思想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儒家文化应归入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中，另一方面反映出齐鲁文化对楚文化的重要学术影响。
其次是古文字学的角度。以郭店竹书《语丛（三）》为例，该篇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简文中读为“必”的字凡三见，其中简16、简60写作“
（
）”，用字习惯与郭店竹书《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上博竹书《缁衣》等篇相同。简65壹写作“
（必）”，则包含有楚文字因素。冯胜君先生认为，“以郭店竹书和已公布的上博竹书为例，没有哪一篇简文是完全不包含楚文字因素的其他国家的抄本，应该都是楚人的转录本”。[207]
最后是楚竹书中蕴含的思想内容的角度。上博竹书《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公疟》的故事直接来自齐国。《鲁邦大旱》《曹沫之陈》的故事直接来自鲁国。上博竹书《凡物流形》和《管子》四篇有相似之处。郭店竹书《性自命出》简14“凡道，心术为主”的“心术”，简54“独处而乐，有内业者也”的“内业”等也是《管子》篇名。[208]凡此均可表明，楚文化受到齐鲁等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楚文化的区域学术与思想中心地位
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发展程度不一，并且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具体可参见《史记·货殖列传》，兹不赘引。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209]
刘勰所谓“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中的“文学”，从其所列举的孟子、荀子、邹子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来看，应是包括思想与学术在内的、大致相当于今之“文化”的广义的“文学”概念。刘勰在描述春秋以后的学术发展情况时称重齐、楚两国，阐述楚国“文学”时列举了战国晚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兰陵学派，以及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创作。
楚国在战国时代是否成为堪与齐稷下学宫比肩的南方思想与学术中心，传世文献并无明确记载，楚竹书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楚文化以商周王官之学为根柢，受到齐鲁、三晋等区域文化的影响，在楚竹书诸子文献的构成方面体现为，郭店竹书中儒、道著作同出一墓，上博竹书中儒、道、墨、法、兵、阴阳等诸子学说并存，清华竹书中包括了大量西周王朝的“书”“诗”类文献。由此可知，楚国不仅是王官之学与诸子思想的汇聚之地，也是诸家思想与学术交流的中心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楚竹书的文献构成来看，还是从具体文献的思想内容来看，楚竹书均提示我们，楚文化与中原王官文化、齐鲁区域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交融。先秦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透过楚竹书文献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