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左翼文学传统的中断与反思
我们一再提及左翼文学，那么作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文学史概念，究竟何为左翼文学？中国的左翼文学兴起于何时，有着怎样的发展？与我们这里所讲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虽需详细解答，但是限于篇幅和本书所论的问题重点，我们无法详细展开，只能约略阐述。
其实，提到左翼文学，便不能不提到与它相关的几个概念——“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文学”“共和国文学”，等等。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很多人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其实是不加严格区分的。他们使用这些概念，笼统地去指涉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运动下的文学，比如有人便认为：“左翼文学应该是整个20世纪的红色文学。它包括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的发生期，共产党人延安割据时期的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鼎盛期，文革时期的病态繁荣期，文革后的后发展时期。”[142]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也这样说过：“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左翼文学’这个词，那它不一定是特指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而只是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做思想政治倾向区分时的一种用法。”[143]
其实，“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等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其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凝结、积淀的内涵也不同。所以，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不加区分地混用，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鉴于此，有人主张对这些概念进行较为严格的区分，区分的标准自然首先是依据概念产生的时间，其次是与时间相关的其他的历史内容。具体来说，这些概念分别指的是：“‘革命文学’指的是1923—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于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以1927年为界，革命文学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属于民族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范畴，后者专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左翼文学’也应取一种狭义的理解，它是指左联成立至解散期间（1930年3月—1936年下半年），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在高度组织化的条件下，以文学的革命化、政治化对抗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方式，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从而有效地避免概念泛化所导致的阐释困境与悖论。”[144]
这样的划分，作为一种概念的“严格”界定，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在具体的产生、消亡的时间“点”的把握上，也难免有所争议。这牵扯到“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关系。但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左翼文学”而言，从时间上，它发生于左联前后而消亡于1949年前后，从精神内涵上，它指的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下表现着强烈的文学功利主义诉求、道德感、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文学——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的一种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如何？这种命运发展，对转型期大陆乡村叙事的影响如何？我们详细来看。
一、中断：从“革命文学”论争到胡风案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新文学便有了左翼化的转向，当然究竟是创造社还是文学研究会最先有所转向，至今仍存在争议，但“转向”在当时已经开始发生，却是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转向，源于“五四”新文学自身：“从文学‘自身’来说，左翼文论与五四以来以人性解放为旨归的文学思想和兼容并包的创作状态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断裂，但还是隐伏着几个方面的历史联系，例如，五四的‘思想革命’的主张已包含着社会革命的意向；五四作家普遍的平民意识和偶或出现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可以通连左翼‘文学大众化’的提倡；五四虽有多种创作流派，而其中较多倾向于真实反映现实的朴素的写实主义，好像是为左翼强调‘现实主义’作了铺垫。到了左翼文论的后期，由于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左翼作家和理论家的努力，更逐渐自觉地与五四文学传统相接续，并在演进中深化。”[145]
而“五四”新文学“转向”的真正实现，或者说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如果非要确定一个时间点的话，那么应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以此为起点，中国左翼文学开始发生、发展起来。其实，新文学由“五四”“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已经昭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势由“启蒙”向“救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有的固守“人的文学”和“启蒙”，另一部分（如郭沫若）则受到苏俄的影响，开始“左倾”。到了30年代，随着“救亡”的紧迫，以及在国难当头的社会整体形势下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146]左翼文学开始蔚为壮观起来，并与自由主义文学、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随着抗日战争往后发展，为建立统一战线，“左联”解体，之后，左翼文学的大势逐渐为解放区文学所顶替，当时左翼作家仍然在写作，左翼文学仍然在发展，但作为一个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形组织的左翼知识者团体却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大大弱化。后随着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尤其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以毛泽东文艺方针为主导的文学（工农兵文学），已经代替左翼文学而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的主导，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在1949年后被称为“社会主义文学”或“共和国文学”，它的生成、发展、衰落，在学界前些年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热”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在此不赘。而从左翼文学自身的发展角度而言，也正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它便走上了一个逐渐异化、步入歧途的过程。
左翼文学最后发展至“工农兵文学”，这背后所暗含的问题，其实在其早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也都早有暴露，而且也引起过比较大的争论（如20年代关于《地泉》的争论），但只有到了1949年后，因着国家政治权力的庇护，它的这种问题才变得愈发严重而不可收拾起来。这种极端的被异化，也使得左翼文学在新时期来临之后的文学“拨乱反正”运动中，走向了被冷落——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左翼文学，乃至与其相关的那些词汇，如“革命”“现实主义”“典型”“真实”“阶级”“本质”等等，都遭到了批判甚至唾弃。只有到了90年代乃至新世纪，因为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文学界“底层”话题的出场，才使得已经被遗忘许久的左翼文学开始被提及。
其实，左翼文学得到充分发展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30年代，上承对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批判和反省，也因为社会生活的历练，以及新文学尤其是“革命文学”写作者自身的发展成熟，当时的左翼文学已经孕育出了一种比较健康的形态。这种健康的形态，建立在对20年代“革命文学”机械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的批判的基础上，建立在对“革命+恋爱”那种极端程式化的叙事模式的批判的基础上，进而涌现了丁玲、茅盾、巴金、吴组缃、叶圣陶、沙汀、张天翼、萧军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子夜》《家》等一大批的经典之作。到了40年代，继承着30年代良好的发展基础，又因为社会生活（尤其是抗日持久战）历练的加深，这时期的左翼文学和整个新文学一样，开始呈现出一种厚积薄发的跃升态势，丁玲、茅盾、夏衍、巴金等都有更优秀的作品问世——以茅盾为例，40年代写出了《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部作品在今天被许多人认为艺术上比《子夜》更为成熟。
不难想象，如果左翼文学按照这样的势头健康地发展下去，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子。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我们事后假想的这样发展。按照王富仁的看法，左翼文学正是在40年代开始萧落（其所指，当然是延安整风的影响），而50年代胡风的被整肃，则标志着左翼文学的彻底消亡：“我们总是认为在十七年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是左翼文学的文学观，从而认为左翼文学到最后成了一种主流文学。实际上不是。左翼文学很早就被解构了。一种文学有产生，有发展，也有消亡。到了40年代在解放区文艺里左翼文学就受到了一种压制，除了少数人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像萧军、丁玲、王实味，这些左翼文学的人物，直接受到了整改，不是说消灭，是改造，改造成适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就是说不是左翼文学改造了其他的文学，而是左翼文学被另种文学所改造，这是一种消解形式。在40年代的抗日战争当中，左翼文学被民族主义文学所消解……在40年代假如还有左翼文学，我认为是以胡风为代表的，以《希望》和《七月》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这个时候还保留着30年代左翼文学的基本性质。但是就这个小集团来说，这个性质是在鲁迅已经缺席，周扬、郭沫若已经缺席的条件之下来坚持着左翼文学的基本的理论倾向，但到了50年代初，胡风集团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受到了批判。实际上胡风的被整肃标志着中国左翼文学的最后的消解。最后还有没有左翼文学，当然它的话语形式还保留着，但是在这个话语形式背后所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有它产生的根据，但它已经不是左翼文学的文学观念。到50年代取得主流文学地位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地位获得政权支持和经济支持的意识形态不是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是政治革命家的文艺观和文艺形态。”[147]
解志熙也是这么认为：“直至胡风一派被彻底清算、打入牢狱，而独存的另一派则如鲁迅所说，变成了奉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者。至此，作为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运动，也就同归于尽地终结了。”[148]其实，这种“终结”，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内容——作家自身被整肃（身心受到摧残甚至毁灭）、文学政策和主张调整或改变（如毛泽东文艺主张成为主导），等等。当然，更为鲜明的表现，则是一种文学风格的退化或消失。这种退化和消失，表现在丁玲身上，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某种批判力的削减；表现在茅盾身上，则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无果而终……
二、中断的原因：政治干预、“文人党争”
对于左翼文学中断的原因，较为一致的看法，当然是政治的干扰。不可否认，政治的干扰确实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政治干扰再严重，恐怕也只是一个外因，左翼文学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左翼文学的写作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将这种貌似定论的问题复杂化，远比简单地将历史的责任推给“政治”更有意义。
其实，所谓的左翼文学，并不单纯。王富仁便认为，左翼文学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是没法用一个人、一种倾向、一种理论对它做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界定的文学。”按照他的观点，左翼文学包含了“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体现的”；（鲁迅同情共产党，批判国民党，“但是你从来不会在鲁迅的作品里听到说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反动政府必须推翻，查阅鲁迅全集没有这样的绝对的理性化的最终的政治判决：他同样也不会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够拯救中国，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判断。”）“第二个更接近鲁迅的一个层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实际追求的是像鲁迅那样的独立精神的”，比如胡风（胡风的“局限性”是他追求的是启蒙但却硬拉了马克思主义来说话，导致其语言形式与所追求的实际的目标不完全契合。所以胡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形式”）；“第三个部分是像李初梨包括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是文学活动，但是他们是依照革命和不革命，依照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来评价人的价值……”“第四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周扬，周扬可以说到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的文学阐释者，是完全政治化了，是依照一种政治的领导来决定自己的理论取向。”[149]
王富仁所分辨出的左翼文学的四个层次，简单地说即以鲁迅、胡风、李初梨和郭沫若、周扬的文学主张所代表的四种文学倾向，它们都属于左翼文学，但却并不相同，从而表现了左翼文学自身的复杂性。这样的论述，可能在个别地方会有所争议：比如谈周扬所代表的“第四个方面”时，所谓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究竟指的是什么，就非常的模糊；所谓“第四个阶段”的左翼文学究竟还算不算是左翼文学——还是以其他论者更进一步区分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学”或“工农兵文学”称之更恰当？不过，这种对左翼文学自身复杂性的探寻，却是非常有益的。
历史地来看左翼，至少有两种文学倾向在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是十分鲜明地颉颃共竞着的：一是“启蒙左翼”，二是“政治左翼”。其相对立的形态，在20年代表现为鲁迅之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1949年后则表现为胡风之于周扬（1949年后的周扬，至少在广义的层面，我们仍然认为他属于左翼文学）。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日渐紧迫，启蒙左翼（胡风等）先是被消灭，政治左翼（周扬等）也在更加紧迫的政治控制中在劫难逃。探寻左翼文学消亡的原因，政治干预当然是主要的外因，但在这背后如果深入探寻我们也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感触。
这里首先需要说到的，便是左翼文学内部的分歧和纷争。其实，说到左翼文学内部的分歧和纷争，绝非单纯的文学观的冲突，它背后还有复杂的文学团体冲突、性格志趣差异、圈子式对抗，等等。与理论性的文学观的差异导致的冲突相比，这些冲突都更有形、更实在，它牵扯到人、事，构成复杂的历史。也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了左翼文学阵营分崩离析的“内因”。
分析左翼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以往的批评总是指向“政治左翼”，而同情和赞扬则给予了“启蒙左翼”，因为前者顺从、呼应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保持了距离，并做出了或显（鲁迅）或隐（胡风）的批判与对抗。但是实际上，“启蒙左翼”自身也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解志煕便认为，像胡风甚至鲁迅身上，其实都有某种性格的缺陷。尤其是胡风，他的文学主张、他在坚持自己文学主张的态度和行为上，都表现出某种强烈的专横、霸道的排他性——“事实上，在抗战后期直至四十年代末的国统区文坛上，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群青年文人乃是最激进、最左倾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批判整肃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并且不断扩大，其批判的锋芒几乎指向他们自己一派之外的所有进步作家。”这种排他性导致的矛盾冲突，一直从40年代延续到1949年后，相互的敌对（在解志煕看来这种敌对在胡风身上表现得更有攻击性）造成的恩恩怨怨，形成了一种旷日持久的隔阂与怨怼。在1949年后争夺话语权和文学领导权的矛盾升级战中，“两派左翼显然无法找到让各自都满意的解决之道，于是互相逼上绝路的双方也便上书的上书、整材料的整材料，把矛盾提交给了领导一切的党中央来解决。由此，两派左翼也就在互不相让、难分胜负的对决中，不约而同地启动了要求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文艺之争进行政治裁决的程序。这是问题的发端，但却预埋了结果。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看伤着谁了。”所以，分析至此，解志煕形容左翼文学内部的这种争斗为“文人党争”。[150]
所谓“党争”，即已经超出了理智的控制，而完全沦为意气之争的一种争斗。它充斥着排除异己、唯我独尊的咄咄逼人态度，表现着中国文人最为狭隘的“圈子”习性、宗派情结，而完全缺乏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公共性”。纵观胡风一派的言行，确实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一直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敬仰的鲁迅的性格中，或许也存在着这种超出理性范畴的激烈乃至极端的一面。（如鲁迅文章里所提到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151]和“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152]）
当然，需要理解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相对于注重个体和文学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有着与现实、与政治结合的意愿，也有着具体的实践和介入的行为，而精神主张和精神倾向一旦落实为实践，其中便难免会携带一种“实际的考虑”，而实践的需要和理想化的公共精神的需要之间必定会有所冲突。对于倾向于干预和介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两相权衡，他们很容易会选择前者。这是我们理解胡风，甚至理解“政治左翼”的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地方。当然，这只是说我们要理解这一些，而并不是说我们要赞同它。正如解志煕所言——“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时代的任务了。”[153]
当然，反思左翼文学的中断的原因问题，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方面，比如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风格”自身的问题等，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历史反思的角度而言，从历史、主体心理、文化人格等角度入手的分析，可能更具有价值。因为正是这一个方面，我们目前做的工作还不够，我们以往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分析往往流于空洞和粗泛，而缺少具体的个案研究，就像解志煕这种对胡风的研究一样，其实还有其他不少值得分析的个案，如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这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去努力。
三、中断的影响：90年代之后的发展状况
进入新时期（1976—）之后，左翼文学明显受冷落，这当然与新时期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左翼文学的受冷落，首先是新时期文学界“拨乱反正”的结果。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工农兵文学”“文革文学”极端化的发展之后，新时期文艺界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拨乱反正”，其对象当然是极“左”的文艺政策，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然而，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其实是左翼文学关怀的、实践的本性所决定的，于是这就使左翼文学陷入了困境，因为左翼文学的“干预性”，使得人们无法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视为毫无瓜葛（事实上也不是），甚至在反拨的激情和狂热中，直接将二者加以等同——
既然左翼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一定还存在着另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消解的力量，这就有了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自由主义的话语。当把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相对立的概念的时候，这就很自然地把左翼文学推到了理论的审判台。左翼文学成为了一个被审判的对象。[154]
这是新时期“拨乱反正”运动的一种普遍的二元对立逻辑——极左的文学/自由主义的文学，政治的/非政治的，纯的/不纯的……左翼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受冷落，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这里显然包含了误解——人们将左翼文学认定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实际上是把左翼文学等同于了“工农兵文学”“文革文学”。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王富仁先生说：“我认为左翼文学在当时（笔者注：20世纪30年代）不是主流话语，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主流的文学，更不是一种话语霸权。它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155]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所反对的，显然不是左翼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文革文学”。这里确实存在着误解。人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甄别其所谓的“左翼文学”。
而其所导致的一个后果——甚至恶果——正如陈映真所言的：
至今正确的左翼——代表进步的、正义的、民主主义的、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与极“左”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封建法西斯的、官僚主义的、绝对化的阶级论的路线与实践混淆不清，从而使真正进步、正义、民主和改造的思想和运动被涂黑，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对改造的甚至是腐朽的东西却反而被披上了前进、新颖的外衣。在今日，大陆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等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渐成为霸权性论述。[156]
当然，这种误解，其实是一种反拨过度的表现。就像一些极端的反对文学与政治亲近的例子（如对文学功能认识上极端主义的“纯文学”论；对“现实主义”不加辨析地的反感和攻击；对“本质”“反映”“典型”等字眼的轻蔑与敌视）那样，这一切都在表明，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做到心平气和，从而顺带地，使左翼文学也成了这种敌对情绪的“受害者”。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心平气和？难道这真的是“反拨”难以避免的后果么？其实，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一种冷静、深邃的反思，而是在很多方面都表现着我们的浮躁、浅薄：我们在反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更急迫地去投靠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新时期”）；对“现代化”“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缺乏理性的着迷和崇拜；对并不遥远的历史的遗忘和对并不复杂的现实的无法认知……这一切都折射着我们的某种精神欠缺，这种精神欠缺存在于我们的主体精神——它更多地不是有关知识，而是有关态度、思维方式、道德和信仰。这种精神的欠缺，造成着我们的犬儒，也造成着我们的疯狂和歇斯底里。
在这个话题的深入探讨上，“左翼文学的中断”显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切入点。左翼文学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有多大价值？这价值存在于何处？这样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它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而造成的中断是否正常？它在今天是否有再生的希望？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其价值和意义，显然不仅仅存在于文学。
左翼文学的价值，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它对文学社会功能性的强调与追求：渴望担当和介入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立足于关怀“人”的批判力；讲究社会分析的理性品质；朴实的文风。这是一种刚健、质朴的文学，是一种有着温暖、博大的心胸与情怀的文学，是一种有着充分的现代感和民主意识的文学，是一种有着行动力的文学。
如前所述，中国的左翼文学自20年代末产生，经过30年代的发展，到了40年代已经有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样态。这样一种成熟样态的文学，如果不被扭曲、异化，将会为新中国发展出一种怎样的文学形态，造成一种怎样的文学格局？这样一种假设，确实能够给我们许多振奋的想象，当然还有遗憾。是的，现实终究是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历史不能假设，那么今天呢？“拨乱反正”以来，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文学也呈现着某种多元的样态，在这种环境下，左翼文学有着多大的复兴的可能？
观察今天的当代文学发展，在对左翼文学精神遗产的继承方面，确实不让人满意。茅盾在9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直接跌出了“大师”和“巨匠”的行列，便颇能说明这一切。李洁非在《典型文案》一书中详细介绍过茅盾在晚近二十多年所受到的轻视与忽略，比如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其中小说卷排定的大师次序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金庸上榜，茅盾出局”成为当年这份榜单最惹人注目之处。茅盾的小说水平究竟如何？李洁非援引了巴金、臧克家、姚雪垠等人对于茅盾文学地位的尊崇予以说明，他说：“在中国推动现实主义文学，无论言论倡导还是身体力行，其专注、执著、纯一，无人可及茅盾……说茅盾是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分毫无虚。”[157]
那么，茅盾的“走低”原因在哪里？李洁非说：“有的人，浮沉之间涉及很多因素，创作质量的下降、作品经不住‘重读’（时间检验）乃至个人人格缺陷等等；在我看来，茅盾和这些因素无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茅盾跌出‘巨匠’行列，是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价值起落的反映。”[158]现实主义文学的“走低”，如果追根溯源，自然是新时期以来人们对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反拨所致。反拨往往是会过度的，于是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极左形态的工农兵文学被鄙弃了，连左翼文学（那种质朴刚健的、重理性、重分析的健康的左翼文学）也被鄙弃了，甚至还包括更广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遭到了排斥和冷落。
只是，到了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急速变动召唤文学的关注，一方面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不足，这一切无不尖锐地体现着当年文学拨乱反正运动的缺憾和不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切似乎又都在为左翼文学的复兴和重振创造着条件。尤其是当我们观察70年代海峡对岸台湾“乡土文学”时，更会有这样的感觉。然而，台湾当年的“乡土文学”振兴，是与当时台湾整体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关联的，而大陆今天的文学发展环境在促成左翼文学复兴方面，却似乎远比当年的台湾要更为艰难：国家对文化控制力量的增强，商业化对文学的操控，虚无主义的精神影响……
当然，正所谓“改变那些你能够改变的”，有些问题是存在于我们自身（而非外在）的，比如我们的文学发展所折射的我们的一些精神的痼疾：信仰问题、思想能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存在于我们的作家身上：贾平凹、阎连科、莫言……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创造这种可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更好、更健康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