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左翼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启示
相对于新时期大陆左翼文学的中断，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却完全相反。在台湾，因为当时封建社会、日本的殖民地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左翼文学在“五四”新文学传播到台湾后，便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张我军、赖和等具有鲜明的爱国反帝思想的作家，堪称20世纪初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的作品如《一杆“秤仔”》等，有着鲜明的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主题，它们带有显著的左翼色彩。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陆“五四”新文学（包括左翼文学）在台湾有更广泛的传播，比如受张我军推荐，大陆作家杨振声《李松的罪》（1926）、潘汉年《法律与面包》（1928）在《台湾民报》发表，而台湾本地区的作家，也出现了杨守愚《决裂》这样的左翼文学。[159]此后，日据时代的台湾，又接连出现了杨逵、朱点人、杨守愚、吴新荣等作家，从而形成了台湾文学的“左翼文学谱系”。[160]这一批作家我们不妨称为“光复前一代”，他们的左翼文风迅速传播，成为台湾反封建、反殖民，争取民族和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
1945年光复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统治，尤其是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白色恐怖”气氛蔓延，在1950年前后，台湾共产党遭到清洗，左翼文学也成为了“异端”。由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低潮。直到70年代之后，随着1970年“钓鱼岛事件”在岛内和海外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民众的民族意识高涨；接着，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发生，一方面使得台湾岛内国民党的统治一时间变得飘摇、动荡，另一方面，民众开始觉悟，对于台湾发展的危机感加剧，“人们不得不张开眼睛来关心现实和社会”；而在文学领域，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进一步凸显、放大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弊端，“乡土文学”振兴。[161]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的爆发，是左翼文学重新抬头的标志。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尉天骢等作家和理论家的提倡、实践下，“左翼乡土文学”终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之后迎来了重振。可以说，这是台湾左翼文学在光复之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可以称之为“光复后一代”。其创作在主题上较之于“光复前一代”有所变化——后者反封建、反殖民的主题，被替代为后殖民批判、消费主义批判，但是在反抗压迫、反抗不平等、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目标上，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仍然不改初衷。当然，这样的精神追求也使得左翼文学进入80年代之后，在已经实现了富裕和发展、完成了社会转型的台湾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再加上“乡土文学”阵营自身的分裂，最终使得左翼“乡土文学”重走向了低落——不过这是后话。
一、台湾左翼文学发展
大致来看，20世纪以来，台湾左翼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62]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20世纪初至1945年光复之间。这是台湾左翼文学发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一是内在的反抗异族统治的需要，二是外在的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代表作家则有赖和、杨逵等。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文学的主题，一般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如杨逵的《送报伕》（1932）；同时也具有批判愚昧、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如钟理和的《夹竹桃》（1944）。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1945年台湾光复至1972年“乡土文学论战”。这一时期，受国民党高压政策的迫害、钳制，左翼文学受到巨大挫折，进步作家受到迫害，丧命的丧命，被收监的被收监，噤声的噤声，这无疑是左翼文学发展的最低谷。
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至今。左翼文学经由“乡土文学”运动的推动，一度占据了台湾文坛的显著位置，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台湾社会进入了商品工业时代，整体的社会气候，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跨国企业所控制，知识界和思想界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日。面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甜蜜的操控”，左翼文学全面陷入低谷，只有少数理想主义者（如陈映真）在坚持和守护，使左翼文学和左翼思想虽已微弱，但仍有一脉薪火相传。
可以说，台湾左翼文学是台湾新文学发展——甚至整个台湾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左翼文学的介入意识、批判力、现实主义文风，乃是台湾新文学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品格。台湾70年代前后转型期兴起的“乡土文学”，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尤其是秉承了台湾左翼文学在殖民地—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那种反抗异族统治、反压迫、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平等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中，陈映真、黄春明等，他们的为人、为文都闪耀着赖和、杨逵等老一辈乡土文学家的精神光辉。尤其是作为台湾“光复前一代”和“光复后一代”乡土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杨逵、陈映真，他们的文学和人格呈现出一种趋同性：他们关怀平民、体恤众生，他们富有批判力和意志力，他们富有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他们貌似激烈实则温蔼谦恭，他们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功能的实用主义的理解，他们朴素平实的文风……可以说，他们相传递和继承的这种精神品格、文学追求，代表了台湾左翼文学的一种整体的风貌，一种不仅是文学的更是人的、文化的“传统”，这里我们便以杨逵、陈映真为对象，观察台湾左翼文学的这种鲜明的特征。
二、从杨逵与陈映真看台湾文学的“左翼风”
杨逵和陈映真是台湾日据时代以来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有着诸多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还体现于人格：他们共同关怀底层小人物，有着过人的思想力和批判力，注重实践和行动，倡导和实践平易朴实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
他们的这种共同点，在文学上的表现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作品所渗透的行动诉求，包括批判的有针对性，创作整体凸现出来的“批判—激励”的思想结构，等等；第二，文学中所显现出来的作家温蔼的个性，比如对人、对小人物的爱，对生命、生活、大自然的热爱，等等。下面我们分别对二人的创作及其人格进行分析。
（一）杨逵的精神与创作
1.生命底色：斗士、知识分子
杨逵（1905—1985）在台湾素有“不朽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之称，台南新化人，他在日据时代就曾入狱十次，国民党时期入狱12年（1949—1961）。杨逵不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革命斗士。
通过读杨逵的作品，我们看到，在杨逵身上，不仅有对故土、家园、祖国的爱，更有对一切生命（不仅仅是人）、对亲人、对一切卑微弱小者的爱。所以在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超越艰难困苦、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力量；他努力地生存、追求、读书、开垦园地、写作、生活……他不仅参加并领导台湾民族民主社会运动：1927年担任“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常委委员；1934年参加“台湾文艺联盟”；1935—1937年创办《台湾新文学》；1945年之后，命名自家花园为“一阳农园”，创办《一阳周报》，参加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问题讨论；1949年起草《和平宣言》……同时，他还亲自动手，开园种花、种菜，创办首阳农场（1937年在日本友人相助下）、东海公园（1961年之后）。他和他的文字，共同彰显出一种积极、乐观、温暖、刚健、朴实、清新的气质。在他的身上，尤为突出地显现着一种高洁的人格和质朴的态度，一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一种金子般的心地，一种和煦温暖的春风般的人格……总之，他是那种能给人希望、力量的人，他的文学是给人力量的文学——或者说，文学只是他人格力量的一种体现。
从杨逵的文学和他的一生，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人格，他的这种人格或者说他的精神世界的构成，大致可以分成下面几个层次：第一，是对人、对生命的大爱；第二，是对理想的坚贞；第三，是斗士的不屈；第四，是乐观豁达的心性。
这四点其实是一体的，而对人、对生命的大爱，是这一切的基础，它生出了理想和对理想的坚贞，也生出了勇气（斗士的不屈），并且也形成乐观豁达的心性。总之，在杨逵身上，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忧悒和伤感，看不到彷徨，而只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显示着一种刚健、清新、质朴、有力的人格。
2.主题：批判黑暗，反抗黑暗
纵观杨逵一生的小说创作，其最主要的写作主题大致有如下两个：
第一，是批判殖民体制下的黑暗和愚昧。代表作品如《水牛》（1936）、《泥娃娃》（1942）、《鹅妈妈出嫁》（1942）、《无医村》（1942）、《模范村》（1937），等等。《水牛》反映殖民体制下，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十二岁的“漂亮的农家女孩”阿玉，聪敏好学，放牛时仍坚持看书，但因为缴纳不了地主的佃租，耕牛都被卖掉，阿玉最后也被卖给地主家做丫环以抵押。正义的“我”，则愤慨于地主父亲把阿玉这样的女孩买回来作小妾……《泥娃娃》中的富岗是“我”的一位原姓刘的朋友，后改为日本姓，这是个趁火打劫的投机分子，渴望发战争财，借钱不还，有着无赖的品性，卑鄙、势利、没有廉耻和自尊。“我”对其极度厌恶——“我想，以后再也不要见他了。但是，这一类的人，岂止是富岗一人而已？”小说写出了殖民体制下的黑暗和愚昧。《鹅妈妈出嫁》第一部分写“我”留学时代结交的好友林文钦君，他出身富家，父亲林翁乃家乡声望甚高的汉学家，受儒学影响至深，祖产千余石，但“一家人生活却非常朴实”，且父子都“慷慨好施”，笃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他们家包办村里农家子弟的学费，甚至丧费，欠债不追……然而，最后却导致家业破产，老人凄凉谢世，林文钦君也日益困顿。林留学时代便有志于“共荣经济的理念”，即以“资本家都取回了良心”为前提的“以全体利益为目标”的“庞大的经济计划”，从而想“避免血腥的阶级斗争”。但他现在却日益困顿，并最后凄凉谢世，“我”则手捧他“点点血痕”的《共荣经济的理念》的书稿痛哭失声。第二部分则是写“我”对于社会之黑暗、龌龊的愤怒：“我”开办花园卖花，却受到医院院长刁难，原因在于“我”不懂“规矩”，没有给他想要的回扣，终于在把孩子们喜爱的“鹅妈妈”送给他之后，他也把公家欠“我”的买花款一文不差地付给了我。以公家名义，满足私家腰包，“生意可以做得顺利，而互相得益”，这便是生意人所信奉的“共荣共存”，但我却深深地知道“不错倒是不错的，但其背后总有许多人因此蒙受其害”，所以“我”心里道——“可憎的共荣共存呀！”《无医村》是一篇反映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状况的“问题小说”。“我”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医生，有一天被叫去为一个病危的穷苦人家的儿子看病，却眼看着他咽气，旁边还有他的白发苍苍的母亲、一脸病容的“僵尸般”的弟弟……穷人没钱看病，不到最后要死的关头不去看医生……这一切使“我”感到窒息，感到“一种激烈的悲哀”，而“悲哀之余，竟成悲愤，觉得这政府虽有卫生机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模范村》是一篇内涵丰富、人物众多、结构灵活、手法多样的小说。它写的是日本侵华的全面抗战前夕台湾的农村一角，开头便写道：“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在台湾静静的乡村角落里，也看到了一些暴风雨前夕的征兆，但许多人把它忽视了。”这里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卑微如蚁的农民——善良、懦弱的佃户萧乞食（他一辈子的愿望就是“盖栋大房子”“早点抱孙子”），捡别人烟屁股抽的戆金福，相对富裕但却被摊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农刘见贤。这里也有压在农民头上的剥削者、统治者：可恶的木村巡查，吸食鸦片、贪淫纳妾、欺压百姓、勾结并谄媚殖民者的“寄生虫”阮老头。还有富有良知和理想的代表觉醒者的知识分子：陈文治、阮新民。小说写出了当时台湾的黑暗，但也写出了黑暗中孕育和发展着的光明的力量。
第二，是描写对黑暗的殖民体制的抗争和不屈服精神。典型代表作品是《送报伕》（1932）。小说1932年写于高雄，用的是日文，先在台湾《新民报》刊登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被禁，1934年在东京《文学评论》全文刊登，后曾译成中文登在上海《世界知识》1974年重刊于《幼狮文艺》第249期。小说故事发生地在日本东京，主人公“我”（杨君）在大崎派报所找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但不曾想却被骗，面对这个靠广告招徕年轻人以骗取、剥削其劳动力的机构，“我”在富有正义感、慷慨热心的田中君的无私帮助下，和他、以及后来的伊藤一起团结斗争，战胜了派报所老板，取得了一场反抗的胜利。
《送报伕》最独特的地方，是它塑造了一个“反抗者谱系”。“我”的反抗的基因，来自于我的父亲、母亲：在“台湾乡村长大的”父亲“是一个勤恳的自耕农”，土地却被某制糖公司联合当地政府强行夺取，但父亲誓死不从，他说“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因此不能出卖”，然而他终究抵挡不过强大的公司和政府警察势力，终被投入监狱，出狱一两个月后，“终于含恨永眠了”；面对这一切，母亲一开始是怯弱的，家庭变故使她病倒，但最后她却终于下决心卖掉耕牛、农具支持儿子远行，当儿子陷入困境后，她又卖掉了房屋，汇来“一百二十元”，并激励儿子“妈妈天天祈愿着你的成功，在成功之前，无论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回来”，最后为了让儿子“无所挂虑，可以勇往直前”，她竟自缢身亡……在临终之际留给儿子的信中，她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真正意愿——
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愿望是你要坚心努力，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母亲期望你成功回来，是为了拯救在苦难中的家乡人，却不希望你扬眉得意，衣锦回乡。
这样的刚烈、大义凛然（与母亲形成对照的是做“巡查补”的“大哥”，他投靠日本人、欺负乡人，后被赶出家门）的母亲，不是天生的，小说里说：
母亲已怕官，更怕关，父亲被关在拘留所时，她曾昏倒过几次。她一生所求的是省事安宁。可是，一到事不能省，安宁也求不得时，她便倔强起来，不贪生也不怕死。她并不是遇事哗啦哗啦的人，但对于自己所信的，一下了决心总是断然要做到的。
这样的母亲形象是令人震撼的！而除了父亲和母亲这些“前辈”之外，同样富有反抗精神的，还有“我”的好友、革命启蒙导师伊藤，这个富有良知和批判精神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日本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形象。
正是这些“反抗者”的存在，启发、激励了“我”，使“我”介入到火热的反抗运动当中，并最终决定把反抗的火种从他乡引回自己的家乡：
我满怀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凝视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迸流！
就这样，我的“前辈”“同辈”“我”，共同构成了一个“反抗者谱系”。通过对这个“反抗者谱系”的塑造，杨逵播撒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火种。
3.表达激励：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
在杨逵的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笔下那些富有反抗精神、觉醒意识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在这些人物里面，有农民（如《送报伕》中的林君的父母），更有知识分子。而且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形象更多，更有意味。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几乎在杨逵的每篇小说里都有。
比如，《泥娃娃》中的“我”。他富有良知和批判意识——“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象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他担忧着下一代——“再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了……”；同时也焦虑于自己——“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讴歌人类健朗、勇敢和幸福、光明形象的作品呢？”
比如，《模范村》中的陈文治。这个“一阵风就会吹倒似的”善良的乡村教师，给穷苦人家的孩子免费教授汉学，自己却穷困潦倒（赊账而受人奚落）……后来受到添进等人（他们是“坦挚天真”的“年轻的农人”，是农民新力量的代表，他们尊重并帮助陈文治，捐资维持他的生活，修葺他的房舍，接受他的知识启蒙）的帮助，也受到阮新民的启发，而变得积极有力起来——早晨“面对着太阳做早操”，并“感到快乐，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心里默念“他们在我困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我也得拿出我最大的力量，为他们……”。小说中另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叫阮新民，他曾去日本留学，是“财主的独生子”“法学士”，“他是有正义感的人，在学校时也参加过抗日运动”，但隐隐也透出一点理想主义者的空谈和虚浮，然而他终归是一个有理想和热血的青年，因为受到“许多抗日同志”的热情鼓舞，“使得他再也不能苟安于目前的舒适生活了”。后来他因为被父亲殴打而离家，本想去城里做律师，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炮声在卢沟桥响了”），他毅然远赴大陆，并给陈文治和其他年轻人寄来了《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等书籍。
《萌芽》（1942）中的妻子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小说以妻子写给丈夫的“信”的形式写就。这篇小说与陈映真的《山路》可以形成“互文”，它们共同呈现了为革命赴死的一代，奉献青春生命的一代！小说带有某种自传色彩：妻子（“我”）因父亲经商失败，三年级而辍学，为全家生计，被迫去做侍女。后来认识了“文科大学生的你”，并生了孩子建儿。“我”开始阅读“你送我的各种书籍和杂志”，等你毕业，“可是毕业不久的你，为了台湾民族运动的事件，竟被禁入监狱”。我开始“借来了二百坪的园子”养花卖花。“一连十年的女侍者生活的污秽，一部分已因开始种花而洗掉了”，并养成做“无线电体操”和“早起”的习惯。“日间大概就在太阳下工作着，那以前的袍儿已全部送给人了；现在我已换上了农妇的黑衫，等你归来的时候，我的皮肤已与农妇一样的变成黑碌碌的了，你见了将会惊奇吧！虽然我的皮肤黑了，而我的心却更会显得洁白呢！”而且，“我”还在“奉公班”给文盲做讲师……终于有一天，满园的花和蔬菜都发芽了，“我希望你能真正很健康地归来，让我们努力把梦实现！”
小说中的妻子（“我”）是一个出身贫苦、历尽磨难，但却忠诚、坚贞、坚强、乐观、刚毅、贤淑、温暖、知性、浪漫的知识女性——在丈夫因抗争被囚禁的岁月，她值守理想：“我希望做一座期待着的理想的书斋，在群芳飘香的花园当中，用细小的蒿草编成一座冬暖夏凉的书斋；在那里你就可把内心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用小说或戏剧表达出来……”“我一生唯一的理想和抱负，就是在花园的中间替你造一座书斋；无论袭来了暴风雨或其他的东西，我却很镇定地在等待着你那自由日子的到来。”这个有着坚贞的爱情、坚挚的理想的妻子，也许最能代表杨逵的人格和精神：反抗，不屈，理想，爱，浪漫，温蔼……除了这些精神内质外，这个小说写得细腻委婉，显示着杨逵作为文学家的才华，读来感人至深。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有《送报伕》中有着“很坚固的手”的“我”的革命启蒙导师伊藤，《鹅妈妈出嫁》中的林翁、林文钦，等等。
4.自传色彩、现实主义文风
在杨逵的小说中，一直都有一个带有自传色彩的“我”的形象。这个“我”，折射着作家本人的那种集革命家（“战士”和“斗士”）、社会活动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识分子的风采。他身上的这种特征，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是人格之坚毅、无畏。《春光关不住》（1962），作品原题《压不扁的玫瑰花》，1976年被收入了中学“国文”课本。它写的是光复前夕，台湾年轻人都被征兵，他们作为“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或者“学徒兵”，参与到军事基地的扩建工事。“我”是数学教员，林建文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娃娃兵”，他发现了水泥块下面“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我觉得它“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人民的心”。后来我把玫瑰花带给他一个人在家的孤苦的姐姐。“也许是好多年来的苦难与辛酸把她磨练成的吧，她处处表现得非常理智，非常镇定。”她给弟弟来信，谈到“黄花缸”，光复后“我”才弄清楚，所谓“黄花缸”其实是“黄花岗”，是广东青年王志坚讲给她的革命故事之一。他们后来结为伉俪，“我”是证婚人。最后，我感慨道：“人生固然有许多艰难困苦，特别在异族的侵凌之下；但我总觉得，只要不慌不忙，经常保持镇静，就是被关在黑压压的深坑里，时间也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一棵重重地被压在水泥块底下的玫瑰的故事，不是蛮有意思的嘛？”这里充分显示出一种历尽磨难之后，所获得的坚毅、无畏、从容的革命家气质。正如《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1974）中“我”所吟的那首诗——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
第二，是性格之积极、乐观。杨逵小说中最有意味的两个意象是——“劳动”和“鲜花”。鲜花，代表了美好；劳动，则是追求美好的一种精神、人格、态度。它包蕴着勤勉、踏实、坚毅、朴素。而这两个意象，也颇能反映出杨逵的一种先天的积极、乐观、向上的性格。这完全不同于那些旧式文人式的纤弱、病态，那种多愁善感、无病呻吟、夸张做作。《首阳园杂记》（1938）中的主人公“我”，不愿意按照父母期许的那样为殖民体制做事，从而追求功成名就，也不甘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于首阳。受东方朔《嗟伯夷》中所谓“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启发，“我”创办花园，从事体力劳动，锻炼自己的筋骨和体魄。“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尽管园子曾有比邻火葬场的尴尬，也曾被人偷了锄头，但是“我”却想到——“人好比蚁蝼，为了活命需要锄头和面包，不偷就无法生存，这才是问题，一想到这处，我猛然释怀了。”于是也更加廓大了自己的情怀。想到当时漫卷世界的法西斯，“在这种时势里，我已无法再为自己的事挂意了，我的问题太小了。”这里显示出的，是作家一种深广、博大的悲悯情怀。《垦园记》（1969）是歌颂“劳动”：“我”选台中近郊大度山，开辟“东海农园”，“在破砖乱石之上种花，把脏乱的地方变成美好的花园”，使“不毛之地”变成“东海公园”。“我看到豪华的高楼与宏大的工厂天天在建设，也看到了脏乱的地方正在增多”，我便“幻想”在这些建筑中间建设花园，给城市“画龙点睛”。《家书》（1954）是在狱中的“我”写给孩子们的信，在信中“我”鼓励他们“身体的健壮与精神的愉快是我们唯一的本钱……未来所不能免的失败与挫折也应该在欢笑中克服下去。”充满了积极、振奋的力量。《永远不老的人》（1954）也是记录自己在狱中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游泳、赛跑、冰冷的水洗脸……并想起一个朋友，七十岁了还在参加抗日斗争活动……“他的身体同他的精神一样，是磨练出来的。”《太太带来了好消息》（1956），写的是以宽厚、温暖、善良、坚毅的人格品质教育子女的方式——“六个人分为五个家”，“大家的心越显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心叫做爱，是体贴与谅解，不是父母的尊严，也不是儿女的盲从”；“健壮的身体和明朗活泼的精神，肯学习和协力工作的风气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更是用不尽的财产，它比黄金财宝还要宝贵。”
第三，这样一种人格和性格的集中体现，便是他对“行动”的渴望、激励和召唤。《园丁日记》（1956）写出了作家对“抗争精神”“行动能力”的召唤。它由一件小事入手——“我”修建小花园，台风却一次次摧毁，但“我”仍然一次次重建，这既是台湾人那种筚路蓝缕的开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更暗含了“我”的一种希望和寄托——“所有有利于人群的各种事业，就应该这样被继承、廓大、充实起来。”“为人类种下第一棵树的，诚然值得我们敬仰，可是，敬仰应当不只是歌颂，最要紧的还是继承、充实与扩大他的事业，把一棵树变成千千万万棵树。”这里所写出的，正是作家对“行动”的一种激励和召唤。
综上可见，杨逵的精神、人格、文格，乃是协同一体的。从文学观来看，他为人生、为社会、为理想、为奋斗的文学创作追求，使他呈现以一种鲜明的实用主义的文学观。而与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相对应，在艺术表现上，杨逵的作品是一种至为朴实的现实主义的文风——他的小说文字，尽管因为日据时代的影响，在某些作品中表现着光复前一代作家常常共有的一种生涩，但通过刻苦的自学后，他的语言已看不到半点拗口和晦涩之处。杨逵说：“我以为写实、激进、伟大的社会变革小说才是世界文学的好传统。”他主张“文学不再是贵族式的专利，要平民化，希望小学生都懂得浅易文字，写出最深刻的文章，这是我的目标。”[163]他的小说正是对这种深刻却又平易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践。
其实，杨逵小说平易质朴的现实主义文风，也让我们对所谓“实用主义”文学有更深的认识。因为，杨逵的小说让我们看到，即便如此“实用”的文学，其实也是有着如此感人至深的力量的。出于“实用”的目的写就的文学，并不一定是粗糙的、直白的、乏味的，相反却完全可以是意味深长的、感人至深的。而且，那种无技巧的浑然天成，难道不同样显示着另外一种创作“才华”？其实，即便从我们惯常所理解的所谓“文学技巧”的角度而言，杨逵的小说同样也是有才华的——比如像《模范村》中对讽刺和幽默手法的使用（如对小说人物戆金福、媒婆的那种丑态的描写；对官僚地主的宴会丑态描写，等等）。从杨逵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一点是：文学最动人的力量，还是在于思想、价值观、情感，在于真挚、悲悯、乐观、刚毅的作家的内心。与之相应的，形式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内在性元素的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至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甚或其他，可能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陈映真对杨逵的继承
杨逵的这种品格，在陈映真身上有着同样鲜明的体现。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杨逵和陈映真文学创作和生平事迹有所了解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太大异议。简单一点而言，他们二人都目标坚定，一生致力于同情卑微平民和民族解放与统一；都有着顽强不屈、百折不挠（都曾不止一次被捕）的精神意志和斗争品格；都有着良善、温暖、开阔的心胸；都将文学作为社会斗争的重要工具，却又不完全局限于文学；都具有诗人的气质的同时，更有着强大的理性和社会分析能力……总之，他们都是“斗士”和“诗人”的合体。关于上述诸点，我们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充分展开。而只能借由有限的一点来管中窥豹，观察他们之间的精神继承性。这一点即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对待愚昧的立场和态度。
1.启蒙叙事范式：“愚昧”的农民和“彷徨”的知识分子
启蒙叙事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叙事的重要一支，而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书写又是启蒙叙事最重要的范式。作为“愚昧”的主体之一，农民（其实也包括其他的社会小人物）一直是启蒙叙事的主要人物形象；而与此相对，知识分子形象貌似隐蔽（相较于农民），但实际上作为“愚昧”的发现者、批判者，他一直都是在场的——启蒙叙事中的叙事者本人更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知识分子”。由此我们发现，在启蒙叙事中，存在两种主要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农民—愚昧者；知识分子—彷徨者。农民在启蒙叙事中，一直都是“愚昧”“封建意识”“落后”的代名词，在他们身上，“愚昧”（自私、麻木、目光短浅）简直成为了一个标签，农民在启蒙叙事中一直都是以一个“被批判者”的形象存在的；而知识分子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文明（先进）主体，则是一个目光犀利、见解深刻的“批判者”。
但是，在现代性叙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困顿，它存在于现代知识者自身。困顿来源于愚昧之沉重，它造成了批判者的疲惫，而当愚昧对批判者自身造成了伤害，疲惫更变成了失望、绝望、悲凉甚至仇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显现着这样的一条非常值得关注的心灵轨迹：希望——幻灭——孤独。这种心灵轨迹在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可以说，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困顿”，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叙事结构。这个结构，从鲁迅一直到阎连科、李洱等，一以贯之。而这个结构的背后，所显现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狭。且问——农民真的就是愚昧的？知识分子即便发现了愚昧——那“黑暗的铁屋子”一样的愚昧，他们真的只能陷入彷徨、苦闷？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且不说他们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着那种须对愚昧负责的社会、历史、文化力量，单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看，彷徨的他们为什么不能从当下、从其身边、从一些微小的地方开始做出行动，以改变现状（包括其自身）？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总是陷于和停留于思考、文字、话语，陷于和停留于苦闷、彷徨的情绪，而疏于行动？
在台湾作家身上，尤其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杨逵、陈映真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气质——悲悯、温蔼，坚毅、无畏。这种气质，尤其体现在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身上，他们笔下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大陆作家笔下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那般的愚昧和彷徨。当然，不能说杨逵和陈映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在求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行动过程中，没有遭遇过愚昧和愚昧的伤害——其实他们的文字确实也触及过愚昧——但他们却并没有陷入或一直陷入大陆现代作家和知识者的那种彷徨、苦闷、怨怼。这显现了杨逵、陈映真甚至很多台湾作家身上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一种渗透在他们的生命、生活中的精神。
2.反愚昧、反彷徨——杨逵和陈映真笔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形象
很多作家都对农民都抱有同情，同时又对其身上的封建残余（愚昧）深恶痛绝，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启蒙叙事者往往更倾重后者，如鲁迅写《阿Q正传》，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他们都是把农民的愚昧性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而大家对于鲁迅、高晓声这些启蒙作家的肯定和尊崇，也往往是因为更看重了其揭露黑暗、批判愚昧的启蒙意识。但是殊不知，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无形中将文化批判放在了更高的位置，而降低了社会批判的地位。实际上，社会批判视域下的对社会历史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分析，可能才是更为根本、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因为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着文化的形成、构态，其实也更为直接、更为有力地构成着历史。对它进行分析、批判，其重要性可以说更根本性地关乎到人文学科的一个人道主义的前提。对社会卑微群体、小人物的关怀，对普通人生命的怜惜，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历史分析作为支撑，很容易流于一种空洞、乏力、易变的道德高调。比如以高晓声为例，他早期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那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他和农民之间所具有的的那种血肉联系，[164]是因为高晓声本身便是一个农民，但后来他却走向了《陈奂生上城》的那种带有讽刺的“幽默”，那种“幽默”的讽刺虽然并不过分，甚至还可以说成是所谓“含着眼泪的微笑”，但其中确实是包含着一种“讽刺”的，而这“讽刺”还是暗藏了一种和温厚的悲悯不甚相同的东西，这其实也就隐隐地、内在性地造成着“悲悯”的不牢、不稳定。所以我们才看到，在《陈奂生上城》中，这种带着微笑的批判（相应地造成了笔下人物的某种滑稽、可笑），到了他后来的“陈奂生系列”，便逐渐失去了他早期创作的那种忧患和深重，而逐渐变得轻飘甚至油滑起来。[165]
其实，多数大陆作家都能够发现农民的“不幸”并给予同情，但当他们运用理智开始写作时，他们首先看到的却往往是“愚昧”，并给予激烈的批判。更让人寻味的是那些“农裔城籍”的作家，他们出生于乡村，对农村抱有血肉亲情，当他们在创作早期，无意识地提笔创作时，往往对农村、农民抱有眷恋、同情，但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再反观农村时，便往往走向了批判。而至于那些缺乏农村生活根脉的城市作家，他们受到的人生教育所赋予他们的乡村印象，也往往是农村即贫穷、落后、愚昧之地，是需要被改变、提升之地（文学中的乡村和农民，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态，即那种浪漫主义式的静美、质朴），只有当因缘际会地遭遇某种社会历史动变（如右派下放、知青下乡）从而对真实的乡村、农民有所接触后，这种印象也许才会有所改变——很多知青作家都有这种表现。这里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是什么让我们的作家总是瞩目“愚昧”？是什么让他们总是一边心怀“国家”“社会”，一边可能却又疏于关心身边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当然还有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他们可能并不是不想要去关怀生命个体，但为什么却总是无从下手，或轻易地就动摇了这种心愿？
从这样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杨逵笔下却绝少愚昧的农民，至多只是因为贫穷、身处底层所致的一种麻木、怯弱、可笑。如《模范村》中的底层农民萧乞食，他是个善良懦弱的佃户，最大的梦想就是“盖栋大房子”“早点抱孙子”；还有戆金福，一个专门捡别人烟屁股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形象是无法引起人的厌烦、痛恶的，而是深深的同情。与同情相伴随的，则是一种对不公不义力量的激愤，正如《无医村》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看到农民生病后不到最后不去看医生，做医生的“我”因此首先感到了“一种激烈的悲哀”，但这种“悲哀”旋即便转化了，转化成对于造成农民贫困以致无法就医的社会的批判——“悲哀之余，竟成悲愤，觉得这政府虽有卫生机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
杨逵的笔下涉及过“愚昧”，但这只是存在于压迫者身上的，尤其是日据时代的乡村地主等。而对于底层农民，他却绝少这种愚昧形象的塑造。也许是反殖民、求解放的意愿过于强烈，他笔下的底层农民，非但没有“愚昧者”，反而充满了“觉醒者”和“反抗者”。比如《模范村》中的农民新力量——添进等，他们尊重并帮助陈文治，捐资维持他的生活，修葺他的房舍，接受新知识，他们是“坦挚天真”的“年轻的农人”。这种富有觉醒意识、反抗精神的农民，最典型的，当如《送报伕》中的“我”的父亲、母亲，父亲是“台湾乡村长大的”“一个勤恳的自耕农”，其土地却被某制糖公司联合当地政府，由警察出面强行夺取，父亲面对这一切却没有忍气吞声，而是誓死不从、顽强地抗争到底——“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因此不能出卖”。虽然抗争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他的抗争却给“我”和母亲播下了抗争的火种。这种抗争精神在母亲身上体现得更加鲜明，母亲一开始是怯弱的，劫难使她病倒，但最终她下决心卖掉耕牛、农具支持儿子远行，当儿子陷入困境后，她又卖掉了房屋，汇来“一百二十元”，并写信道：“妈妈天天祈愿着你的成功，在成功之前，无论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回来。”最后为了让儿子“无所挂虑，可以勇往直前”，竟然自缢身亡，在她临终的信中她对儿子交代道：“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愿望是你要坚心努力，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母亲期望你成功回来，是为了拯救在苦难中的家乡人，却不希望你扬眉得意，衣锦回乡。”这样的母亲，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陈映真笔下的农民（小人物）也是如此。在书写农民（小人物）方面，陈映真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是《将军族》（1964），后期的小说则当属《忠孝公园》（2001）。《将军族》的主人公分别是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和台湾本省籍出身、家境贫寒的小瘦丫头，他们在乡村康乐乐队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在离乡背井、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的情况下，两个卑微贫贱的生命却反而更加互相怜悯、关爱——在困厄面前，三角脸毅然把自己的退休金悄悄留给了小瘦丫头，自己则流落天涯。而当几年后他们又一次偶然相遇时，三角脸已经衰老到令人难以置信，小瘦丫头也失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此时的他们，决定以一起赴死的方式实现来生的永远相守，他们相约“下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从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小人物身上，在这两个至为贫贱的生命身上，反而焕发出了至为高贵的人性光辉。小说写他们走向死亡之前，他们一起走上了田野的坡堤，三角脸吹起《王者进行曲》，小瘦丫头则戴上制服帽，挥舞指挥棒，一前一后，走着正步……而当人们第二天在田野里发现他们的尸首的时候——“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在这里，地位的贫贱和精神的高贵、肉体的残缺（三角脸的衰老、小瘦丫头瞎了一只眼）和灵魂的完美形成了令人惊异的对照，焕发出一种奇异的令人难忘的精神诗性。而陈映真在塑造他们的时候，不仅“无视”其小人物身上可能存在的愚昧，更主动地去发现、发掘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善良、真诚、爱、无私，这一点和杨逵确实有着一种一致性。
当然，极力发掘小人物身上的人性美，可能带有某种刻意的成分。因为台湾文学在当时有一个流行的“小人物、大时代”叙事模式，所表现和挖掘的，乃是梁实秋等人所看重的“普遍的人性”，所以陈映真所挖掘和展示的小人物的人性光辉，未免没有探讨深层的“普遍人性”的意图。倘如此，那他在塑造三角脸、小瘦丫头的真挚、勇毅的时候，他所着眼的可能就不是他们的社会性、阶级性，而是更普遍化的人性。人性探讨是一个更普遍化、哲学化的问题，可能它无法非常有力地表现出陈映真对愚昧的轻视，但陈映真创作于生命晚期的《忠孝公园》却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忠孝公园》中的老人林标，显然是一个愚昧的农民的形象，但陈映真在作品中极力突出的却是他的受害，是他的弱势地位。林标曾经在二战时期做过日本人的军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光复之后他的生活一直处于困顿当中，于是他和当年那些曾经做过日本军伕的人一起，走上了争取战争赔偿之路，但是他们的方式却是可笑的：集在一起唱日本军歌、穿日本军服，一起回忆、缅怀当年作为“天皇的忠诚的儿子”的岁月……这些行为透着荒唐，透着无知和愚昧。但是，陈映真在塑造他们，在描写他们这些行为的时候，却并没有着眼于此，他所竭力呈现的是这些老人身上的悲情色彩——他们被历史愚弄、被战争摧残，又被现实当中拉选票的台湾政客们利用，他们所求的并不是真的做回“天皇的忠诚的儿子”，而只是家园丧失、衣食无着、无立锥之地的艰辛生活的一点点改变，但在历史的愚弄和现实的受骗下，他们的期望注定了破灭。
可以看出，与以往的启蒙叙事相比，陈映真的叙事有着明显的偏移，即从描写“愚昧”，转向了展示“贫困”。小说用极大的篇幅叙述了林标老人争取战争赔偿背后所隐藏的命运艰辛的生存真相——他那贫困的家庭、衰老的身体、台湾土地改革和现代化转型摧毁的家园、离家出走的儿子和儿媳……这一切都让他身上原有的“愚昧”淡化、瓦解，而“贫困”则鲜明地凸显出来，占据显要的位置。
在如何看待“愚昧”的问题上，也许陈映真评论钟理和小说《夹竹桃》（1944）的文章（《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最能见出他的态度——他批评钟理和《夹竹桃》在描写北平和旧中国时所展现的情感和态度。钟理和1938年因为恋爱受挫而离家奔逃，怀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意念，他奔向大陆，在硝烟遍地、苦难重重的中国内地（东北、北平）流离数年，1946年返回台湾。《夹竹桃》便是其记叙那段大陆漂泊生活的作品之一。在这篇作品里，作者通过对北平一个大杂院的生活描写，展示出了当时的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状况：贫穷、落后、苦难、愚昧。小说对这种贫穷、落后、苦难、愚昧状况的批判，是尖锐而突出的。但是，陈映真却对钟理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尖锐的批判姿态持否定的态度。他说，钟理和小说中的描写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嘲讽、怨怼的语气”，这样的钟理和所代表的乃是“殖民地丧失了自信的知识分子”——
在殖民者以枪炮压服，继之以“教化”之后，有些殖民地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殖民者“光辉灿烂”的文明的照耀下，自己的民族不论在生活上、精神上，显得千疮百孔。他们始则羞愧，继而恼怒，再继则产生深重的劣等感。于是，他们也对祖国的落后，发出辛辣、毒恶的批评。在这个批评中，看不见他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从而拒绝和自己的民族认同。
陈映真认为，“在《夹竹桃》里，我们就看到了这种令人疼痛的民族自我憎恶意识。”[166]陈映真认为，对祖国的落后、贫困、愚昧不是不应该有悲愤，“但这一切的悲愤，有一个下限，就是这悲愤源于对中国的深切而焦虑的爱；就是不丧失批评者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立场。”然而，钟理和小说中透露出来的他对于祖国落后和愚昧的批评，在陈映真看来，“却似乎逾越了这个下限，对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至于‘深恶痛绝’起自己的民族。”[167]在陈映真看来，这种“深恶痛绝”其实是一种“民族立场”“民族认同”的丧失。
然而，陈映真所谓的“民族认同”“民族立场”究竟指的是什么？
陈映真认为，所有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和体验过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都不免对于祖国的落后和“愚昧”产生厌恶和批判，加上殖民者居心叵测的宣传，很容易造成一种盲目而无理性无分析的、对“落后”和“愚昧”的本民族的厌恶，和对于“文明”“先进”的国家的向往。这种情感不加反省，长此以往，也就很容易导致这样一种后果：所谓的“愚昧”和“落后”往往就被认为是由一种先天的“民族性”所致，由此便进一步导致厌恶、鄙弃起自己的本民族和同胞来。那原本的被殖民的屈辱，由此也就渐渐被遗忘和消释于一种“被支配有理”的意识之中。
造成这种令人悲哀的状况的原因，最关键一点，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无知——在对所谓“先进”和“落后”、“文明”和“愚昧”的认识上，他们缺乏理性，缺乏分析，他们根本没有去深究、思考——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有钱的人，就有教化，就看起来富泰、可敬……穷人就得不到教化，就肮脏、自暴自弃、愚昧、疾病、迷信、酗酒、赌博……于是有人说，富人之富绝非偶然，因为富人是优秀的种类，无往而不富，是上帝所拣选以管理世上的财富。穷人之穷，也不是偶然，因为他们是根性劣下的种类，无往而不贫，注定要受役于富人……这种“一以贯之”的“支配有理”论，只有一个目的，即在于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民族的、社会的悲惨生活，来自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正是少数“优秀”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定的。[168]
一种貌似“长久以来都是如此”的现状，遮盖和掩藏着的是长久以来的不平等和压迫，这才是造成所谓“先进”和“落后”、“文明”和“愚昧”分野的现状的真正原因！殖民者（统治者、既得利益者）的掩盖和欺骗，底层民众觉悟能力的不足，或许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的怠惰、怯弱，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无知与盲目。在这种情况下，觉醒和改变便只能依靠那些真正的有良知、有理性、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如果知识分子仍盲目、无知，甚至一任自己的偏见与愤怒肆意放纵，那么结果便可想而知。而像陈映真这种不畏艰难澄清事实、探究真相、勇敢坚毅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正是对这种无知、盲目、偏见的反抗的希望。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才是对于启迪民智、追求正义的精神的真正贯彻和发扬——才是真正的“启蒙”。只是这样的“启蒙”是站的层次更高的对知识分子的启蒙。
而至于钟理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盲点和情感误区，一方面在于他生活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中国社会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缺乏宏观的把握（这一点则是陈映真这种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他没有认识到他所处的、所面对的“是那一个自由了的、独立了的民族和国家所必要的阵痛的中国”，“他不知道，要认识这一个历史时代的中国，光凭感伤的热情，是注定要失望的。他必须对十九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世界弱小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命运和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他也必须弄清楚：在帝国主义者和国内旧势力结成坚固的阵线以鱼肉同胞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伙同国内的那些人，团结奋斗，取得胜利……”[169]
那么，一个富有良知（正义感）、理性的作家究竟该怎么描绘自己的祖国呢？陈映真认为，在世界和中国特定的近现代史背景下，“描写自己祖国的残破，自己民族的落后的文学”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文学——
对于这些残破和落后，它怀有同样或更深的痛恶，但它知道这一切残破和落后底根源。它以挚热的爱，和基于这爱而来的愤怒，揭发那残破和落后。它更明白地看见那正在涌现和壮大的、明白的、光明的、前进的中国的潜流。它具有积极介入、求革新、求实践的雄心大志……[170]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不能做到“更明白地看见那正在涌现和壮大的、明白的、光明的、前进的中国的潜流”，也不能做到“基于这爱而来的愤怒，揭发那残破和落后”——因为那确实需要刚毅坚定的品质和乐观昂扬的性格——但是他至少可以做到“知道这一切残破和落后底根源”。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即便你做不到有勇气、有毅力，但你可以做到有理性、有良知，能辨明是非、守住底线。
在陈映真看来，“钟理和的民族认同，发生深刻的危机”，“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特殊的案例。当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被殖民者所给予的‘现代’教育开启了智慧以后，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祖国的残破和落后，自己同胞的‘贫困和无知……’”。陈映真接下来的一番话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见证甚至经历着这样的心路历程——
钟理和的一生，代表着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生的历程。钟理和的民族感情，也是一定历史过程下的产物，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代表了在光复前后的一部分台湾省知识分子的整个痛苦的心灵的历程。在日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原乡人—中国人”意识尚有一个归托。原乡中国，代表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同胞间骨肉般的热情；代表着一切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然而，一旦面临了前现代的中国，他们吃尽苦头，受尽挫折。他们和钟理和一样，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见中国的实相，从而也不能积极地、主体性地介入整个中国复兴运动中。正相反，他们寻求原乡的心灵顿时悬空，在苦难的中国的门外徘徊逡巡，苦闷叹息。在这些受创伤的心灵之中，有些人由悲痛而疾愤，走向分离主义的道路。[171]
在当代的许多作家笔下，都曾出现过对于中国的“落后”和“愚昧”的描写，这些描写所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陈映真在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情感状态。而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它值得我们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深思。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如何做一个有正义感、能辨是明非、看清历史、辨明大势，且为了正义和理想付出努力的知识分子？陈映真的论点，以及他一生所做的工作，都值得我们深思。
与这样的农民形象相对应，杨逵和陈映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是另外一种风貌。无论是杨逵《送报伕》中的“我”“田中君”，《模范村》中的陈文治、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的林翁、林文钦，还是陈映真《铃珰花》《山路》《赵南栋》中的高东茂、蔡千惠、叶春美等，他们都是具有理想、敢于实践、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样的形象富有极大的激励作用。这里可能隐含了杨逵和陈映真这样的作家的一种理想——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激励。比如，陈映真便明确地谈到，社会的改变其希望和责任不在于农民，而在于中产阶级，在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总觉得应该有先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其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必须要有开明的、先进的、自由化的中产阶级，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希望。[172]
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有机会觉醒，然后他才到民众里面去……[173]
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其实与其对待农民的态度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并不苛求于农民，因为农民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目前可能尚缺乏自醒的条件和改造社会的意识：
我们的社会在分工上已规定了这种不平等。我不是赞成这种不平等，但我们分工愈细密，我们广泛的劳动者可能一辈子要重复做最简单的工作。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样，每天都在搞相同的工作，他不是“傻子”也会变成“傻子”。他没有办法接受文化，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去想这是制度造成的。[174]
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并不矛盾，它其实反而更反映了杨逵和陈映真的一种务实性，反映了他们的理智清明。他们不抱怨、不憎恨，而只是理智地分析，固执地坚持，热情地激励，默默地行动。这也正是杨逵和陈映真身上最令人印象深刻、最令人感动的一点。
3.原因：悲悯为“体”，理性为“用”
悲悯和理性，是陈映真和杨逵的共同点。而它们，固然在基本立场和原则层面可以说是所有文学写作者应有的共性，但其实可能只有左翼作家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创作理念——“文学为社会、为人生”——贯彻到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甚至可以说是左翼文学一种精神特质。
悲悯，作为一种情感，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良善、心灵的柔软。杨逵和陈映真都是集战士与诗人于一身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参加社会运动，努力抗争毫不妥协；他们真挚温婉又情深义重；他们既嫉恶如仇，又宽容体谅……这种性格和人格，使得他们的文字焕发着一种刚健、理性、深婉、细腻的风格。这种温蔼而深婉细腻的风格和性格，在陈映真身体现的非常明显。它和同样讲求启蒙的鲁迅的性格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对照：鲁迅有彷徨，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有《药》里的愤慨，有“黑屋子”的孤愤；但是陈映真身上，似乎很难发现这一些。在一次对话中，有人问他是否因为感到“悲愤和孤独”才去战斗，他说：
说“悲愤和孤独”，又似乎没有那么严重。基本上，人各有志吧。人各有他自己持守的价值。这使我想起生父陈炎兴先生。他生长在殖民地台湾赤贫的家庭，正式学历只有小学，但他靠着刻苦自学，在我的眼中，他成为有知识、有思想、有风格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不论在思想、见识和知识上，他高过他许多学历、职位比他高的同时代的台湾人，他从来不愤世嫉俗，也从来不自炫独学的成就。他的安静、自在的谦虚，对我影响很大。他谢世前给自己写了这样的墓志铭：“这里睡着一个无可隐而隐的老人”。“无可隐”是他本质的谦卑之辞，“隐”则是他自觉自在的修养和行为。在他，就没有“悲愤和孤独”的问题。这样的气质，使他能在两个儿子突然被侦探带走后，仍能器度宁静轩昂，第一次来狱中看我的时候，能安静、明确地说，“首先，你是上帝的儿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儿子。最后，你是我的儿子”，要我以这三个标准度过缧绁中的年年月月。[175]
除了不“悲愤和孤独”，陈映真也坦诚过自己内心的柔软和脆弱：“有时我会觉得好像甚么都没有用，我就甚么都不想做了，只想好好睡一天的觉，……那恰好是我最软弱的时候，我这样的时候蛮多的，所以不要误会我是个‘大力水手’。”[176]然而，即便如此，陈映真毅然坚持着“启蒙”，坚持着参加社会活动……
当然，在这里，陈映真为什么不感到“悲愤和孤独”？难道他在长久的生活和实践中，未曾遭遇过“愚昧”？显然并非如此。我认为，这一点除了性格（更温厚）之外，还跟其对“人”的认识、成长经历（包括童年、家庭、交友、读书等）、精神信仰等因素有关。当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在这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进而形成的他一直致力于行动（而不是局限于文字）的实践方式有关。鲁迅尽管激烈但因为各种复杂原因，他和陈映真相比，其思想更多地还是形诸文字，而陈映真则是走上街头的，他的身上显然带有一种“外张性”。当然这样一种文化性格，并不是陈映真独有，从杨逵到陈映真（陈映真受杨逵影响，但杨逵的影响并不只是辐射到陈映真，而是许多台湾作家和知识分子），再由陈映真波及其他人（比如蓝博洲、钟乔、施善继、曾健民等）……陈映真便曾经提到过，他其实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多年来，我还是有许许多多不能已于希望和工作的朋友们。在台湾，在马尼拉、日本和南朝鲜。我有一对旅居纽约的朋友，五六年来，用自己的费用跑遍西班牙、荷兰、德国、法国、俄国和东欧各国，探访中国人在三十年代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者的脚踪。他们在全世界获得了最慷慨的协助。但他们没有“悲愤孤独”。他们告诉我，他们越来越乐观。[177]
总之，这样的一些因素，形成了陈映真性格中的“温蔼”。
持“实用主义”文学观的陈映真，不仅有“为人生”的一面，也有“为艺术”的一面，这可能也是他温蔼性格的一种体现——或者，可能也是造成他温蔼性格的一个原因？他重视“文学性”（自由、灵感），重视“才情”，绝不不拘泥于刻板的、教条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一个相对自主于理性的地带，既不神秘，更不庸俗机械……从那里往往涌现闪耀瑰奇的情节、对话、创意、灵感和叙述。面对着它，我感到创作的大喜悦和大奥秘。”这甚至是他“创作中最大的快乐，最大的惊奇”。[178]
这样的性格也展现于杨逵身上。他那些情意深长的作品，也表现着他内心的柔软。总之，无论是陈映真，还是杨逵，这种柔软的东西，其实都是来源于一点，即他们内心的良善。在这种良善的背后，有个人的性格，更有一种普遍的人性，但它们能够被坚持和发展成为一种信念，实在是有一种道德和意志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陈映真和杨逵的文学风格之所以有前面所说的那样的表现，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理性能力。无论杨逵，还是陈映真，他们在保有内心的良善的基础上，能够对不良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冷静的分析、判断，这种冷静的分析、判断——也即一种理性能力——成为了其道德和信念的有力支撑。它使得他们不至堕入肤浅、误入歧途。这种理性能力具体表现在其创作当中，便是其作品所显现出来的那种社会分析的特征。
杨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社会分析的色彩。在小说《送报伕》里，他展现了殖民地台湾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备受日本殖民者、台湾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进而造成了生存处境的艰难与悲惨。小说开始便介绍，主人公“我”是“台湾乡村长大的”贫困家庭的孩子，父亲“是一个勤恳的自耕农”，“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的土地被某制糖公司联合当地政府、由警察出面，强行夺取，最终家破人亡。然而，这样的剥削和压迫，不只是存在于台湾，当主人公杨君讲述了台湾劳动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的生活情状之后，日本进步青年伊藤向他走了过来，并对他说：“到台湾去的日本人，多数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不仅对于你们台湾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内地，也是叫我们吃苦头的人呢……”这里揭示出了在殖民地宗主国，压迫和剥削同样存在。正是由此，伊藤和杨君才走到了一起，他们一起和大崎派报所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而且进一步地，杨君把这种反抗、革命的火种又引到了台湾。
而在陈映真的作品中，其社会分析色彩则更为浓烈。最典型的当属他创作于1978至1982年间的《夜行火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四篇。70年代末的台湾已经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达的现代工商业时代使得台湾笼罩在一片富裕繁华的气氛之中，但是恰从狱中释放归来的陈映真，在面对这样的富裕繁荣的时候，却是审慎而怀疑的。他通过自己在资本主义跨国企业中的任职经历，更进一步看清了作为发达的现代化工商业标志的“跨国企业”的实质，由此他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人物、故事、命运书写，对资本主义跨国企业整个运行机制、理念、逻辑进行了揭露，从而有力地描写出其中所存在的剥削、压迫、不平等，以及其所导致的人群受害和人性异化。
而到了80年代，陈映真又从“现实”转入了“历史”。他的“《铃珰花》系列”（《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对于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历史的打捞。陈映真以无比动人的笔墨描写了革命一代的忏悔与牺牲。这一切则是陈映真在一个全新形势和面貌掩盖下的压迫和不公的时代里所发出的对于革命的呼唤。及至世纪之交的“《归乡》系列”（《归乡》《夜雾》《忠孝公园》），则是进一步地对于历史的钩沉，但和“《铃珰花》系列”不同的是，小说变得更为沉静、绵密，它们祛除了“《铃珰花》系列”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浪漫色彩，批判、反思的色彩更浓：对战争、体制这些压迫人的力量的揭露（《夜雾》），对愚弄人的历史力量的揭露（《夜雾》《忠孝公园》），对转型时代人情世态的讽刺（《忠孝公园》）……这些都体现着作家的强大的社会历史分析能力：他观察现实，钻研历史，与此同时也在进行着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之前创办《人间》杂志、后来参与创办“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创盟主席）——它们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从而作用于社会、时代和人心，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愿望。
如果将陈映真和杨逵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陈映真较之于杨逵，也许是前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其社会历史分析能力似乎要更强——陈映真后来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台湾甚至中国，而是整个亚洲、第三世界。读陈映真的小说作品，我们开始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读完之后回头再看，它们其实与作为思想者、革命者、实践活动家的作家主体息息相关。他的理性和思想，几乎是丝丝入扣地渗透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过这种不同，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差异，相反他们在精神气质、人格、思想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显著的趋同性。
陈映真与杨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精神关联，这应该与陈映真对杨逵文学与思想的主动汲取有关。但是实际上，陈映真在70年代之前对杨逵的文学与思想并没有深入的接触——据陈映真本人介绍，他是1973年才读到了杨逵的作品：
直到1968年我入狱之前，虽然知道杨逵先生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读到以《送报伕》为首的他的小说，也不知道他在被囚禁了十二年后于我大学毕业的1961年获释。等到听说杨逵先生在台中东海大学附近开辟了“东海花园”时，我已经在狱中。1973年，我在畏友尉天骢兄寄到狱中的、由他主编的《文季》季刊上，初次拜读了杨逵先生的力作《模范村》，震动很大。1975年我出狱后，杨逵作品曲折地，陆陆续续地，由官方和民间文学媒体、民间出版社零星或选择性地公刊。[179]
所以，在70年代之前，陈映真作品业已透露出来的那种悲悯、温蔼同时又勇毅、坚定的“杨逵气质”，更多地不是他受到杨逵本人的影响，而是他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天生的气质与个性在发挥作用，这种个性气质与杨逵却又暗暗相通。也许正是这种相通，才有了后来陈映真对杨逵的主动学习和汲取。不管怎样，从赖和、杨逵到陈映真，再从陈映真到蓝博洲、钟乔等，他们一代一代传递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气质与个性，这种气质与个性，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光明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