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书是2012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九年前，得到项目获批立项的消息时，正忧心忡忡地在北京求医。那是刚迈入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转眼这些年过去，这本书也姗姗而至。

这本书是关于海峡两岸文学的比较。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当年还在珞珈山读博士，毕业论文选定大陆乡村小说研究。於老师说，大陆作家在表现当代农民生存处境方面，远不如台湾作家有力。说这话时，清楚地记得，正和他走在夜色弥漫的珞珈山上……那之后，便零星地读了些陈映真、黄春明的小说。

毕业后，到郑州工作，幸遇樊洛平先生。樊老师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专家，也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另一位导师是后调至人民大学的徐正英先生）。知道我研究大陆乡村小说后，樊老师便建议我做海峡两岸乡村小说比较研究。有一次，她竟气喘吁吁地抱了高高一大摞《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本，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给我。从那之后到现在，先后获批的教育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都是台湾文学研究这棵树上结下的果子。而樊老师便是种树的人，感谢她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

感谢郑州大学文学院对本书的出版资助，感谢党委书记甘剑锋先生、院长李运富先生，以及常务副院长罗家湘先生、许志远先生等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评审专家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叶立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周新民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研究员给本书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老同学张娟对本书出版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九州出版社的邓金艳女士，感谢她在漫长的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宋硕夫、席新蕾、周莹莹、李寅瑜、李曼，以及远在武汉和厦门的段玉亭、许晴等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帮助校对和补充了书稿，在此一并感谢。

李勇
2020年12月21日于郑州盛和苑寓所

[1]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如果追溯的话，应该从它16世纪被纳入世界近代化进程开始，先是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后来是郑成功、清朝统治者的相继开发……这些力量和影响，对于台湾的近现代化都有贡献。参见许倬云：《台湾人四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9页。

[2]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9页。

[3]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4]贾平凹：《我和刘高兴·后记一》，《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5]尉天骢：《小市镇人物的困境与救赎——黄春明小说简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

[6]《陈映真作品出版缘起》，《陈映真作品集》，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

[7]这是陈映真对自己所创立的《人间》杂志的宗旨的归纳，用之于他整个的文学和思想归纳再合适不过。参见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页。

[8]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9]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10]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6），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11]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12]鉴于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台湾作家在此不便提及。

[13]台湾1949年后“土地改革”的详细状况，可参见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俊杰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15]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69—173页。

[16]其实即便到了1994年，仍有批评家将刘索拉、徐星和马原、余华等混为一谈：“因此，先锋小说应该是指脱出‘五四’以来文学传统，摆脱‘五四’以来小说创作常规的作品；而先锋小说家，则应该是指五六十年代出生，于1985年前后崛起于文坛，为中国新文学另辟异境的新锐作家，如刘索拉、徐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残雪、王朔，等等。”参见昌切：《先锋小说一解》，《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7]马原几年前传出生病，但似乎无大碍；洪峰更是网传“上街乞讨”，据说后来开淘宝店、经营“珞妮山庄”。

[18]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63页。

[19]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20]程光炜认为：“探索小说、新潮小说这种群雄并起的混杂局面到1987年有一个急刹车。原因是西方结构主义理论开始被中国知识界接受，结构主义推崇的语言、形式、深化结构很大程度上声援了正在兴起的纯文学思潮。”参见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73页。

[2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22]《余华谈先锋派》，《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23]余华：《〈活着〉前言》，《活着》，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24]余华：《韩文版自序》，《活着》，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25]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26]李静：《先锋小说：寄生的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5期。

[27]胡河清：《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28]张清华在新世纪仍表示：“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张清华：《关于先锋文学答问》，《文艺争鸣》2016年第3期。

[29]谢有顺：《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论先锋小说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30]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年写成后，先是被《当代》退稿，后在《花城》《黄河》“勉强”得以发表，直到路遥去世后方才开始畅销。据周昌义回忆，当年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时，在场者给外界透露的消息是“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参见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31]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32]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3]参见杨扬：《先锋的遁逸》，（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转引自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34]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32页。

[35]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36]朱双一认为，自由主义文艺的发展“一方面冲淡了当时文学的极端政治化氛围，另一方面则是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着重描写人生、人性的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参见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7]“根据今人的统计，因而被整肃的人高达十四余万，包括至少三四万人被处死（当时台湾人口约六百余万）。”参见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辑一。

[38]吕正惠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时期便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他分析道：“五四”之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并逐渐走向革命，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那一系知识分子，基本上并没有投入”，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望并开始清党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跟国民党逐渐有了接触”，虽然期间也有“小小的摩擦”“始终没有跟国民党融洽无间”，“但却可以称得上是某种程度的‘合作’”。参见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页。

[39]白先勇编：《现文姻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页。

[40]50年代末台大外文系的夏济安的学生在外文系成立“南北社”，后改名“现代文学社”，1960年3月创刊《现代文学》，白先勇任首任社长，刊物《发刊词》宣称“我们打算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与潮流，批评和思想”，“我们有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实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我们尊重传统，但我们不必模仿传统或激烈地废除传统，不过为了需要，我们可以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318页。

[41]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42]《台湾文艺》创刊于1964年4月，前53期主要由吴浊流主持，1977年3月起因吴浊流逝世而由巫永福、钟肇政等接棒。参见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43]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413页。

[44]某些作家转变得较为彻底，比如黄春明；有的则是一种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融合的“转向”，比如刘大任。

[45]1951年开始到1965年，美国“以平均每年一亿元的额度”，对台实行经济援助；50年代便开始“对日输出农产品，自日输入轻工产品的殖民地性质贸易”；60年代中后期，“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国际劳动成本上扬导致的美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台湾转移，从而使得其进出口工业化进程得以迅猛发展。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2—173页。

[46]对于这一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这种分类，来自于朱双一。“左翼乡土文学”主要以1966年10月创刊的《文学季刊》（上接50年代《笔汇》，下启70年代初的《文季》乃至1983年的《文季双月刊》。至1971年10月停刊，共出版10期）为营地，团结了陈映真、七等生、施叔青、刘大任、王梦欧、姚一苇、何欣、黄春明、王祯和等。参见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47]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7—80页。

[48]陈映真：《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4—87页。

[49]陈映真主要是由于在台北牯岭街旧书店读旧书（禁书），刘大任则是因为在夏威夷大学做交换生时“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五四以来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从而都思想左倾。参见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刘大任：《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深圳《晶报》，2016年12月2日A21版。

[50]1968年5月，“民主台湾联盟”案发，陈映真、吴耀忠、李作成、陈述孔、丘延亮等被捕，并以“意图颠覆政府”罪被起诉、判刑。此案共逮捕36人，判刑者14人。其中陈映真、吴耀忠、李作成、陈述孔被判十年，丘延亮被判六年；陈映和、林华洲等被判八年、六年不等。

[51]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0—71页。

[52]陈芳明：《龙族命名的缘起》，《诗与现实》，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版，第199页。转引自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53]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54]关杰明：《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台湾《中国时报》1972年2月28—29日。

[55]参见柴高洁：《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89—90页。

[56]唐文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天国不是我们的》，香港：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年月不详，第214页。

[57]唐文标：《僵毙的现代诗》，《天国不是我们的》，香港：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年月不详，第144页。

[58]关唐二人对现代诗的批判，除了激烈程度有异外，其实具体观点也有差异：“关杰明的论点可以说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忧虑而展开对台湾现代诗过度西化的强烈否定，所以他在批评洛夫、叶维廉、纪弦等人的同时还肯定了余光中、周梦蝶等能运用现代语言表达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作，并且其对现实的指涉并非客观的社会生活，而是表现中国文化之现实，把现代诗纳入整个中国文化氛围内，而不是仅仅拾西方之牙慧。唐文标的论述切入点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文学内涵，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基于社会主义左翼思想来批评现代诗，所以他认为诗应该有社会性功用，应该为大众服务，而脱离了社会与大众的台湾现代诗显然就是‘僵毙’的，是消闲阶级的产物，是不需要存在的。”参见柴高洁：《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89—90页。

[59]陈映真：《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

[60]1971年4月，《大学杂志》（1968年1月《大学杂志》由台大毕业学生邓维桢等创办，初为文化和思想刊物。1971年元月改组后，政论批判性增强）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使保钓运动开始在岛内掀起浪潮：赴“美日大使馆”抗议、出版保钓专号，等等。1973年初，“警总”搜捕台大学生，台大哲学系解聘青年教师陈鼓应、王晓波等，造成“台大哲学系事件”。

[61]陈映真：《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

[62]以黄春明在1967—1973年，已经发表了他最优秀、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青番公的故事》（1967）、《溺死一只老猫》（1967）、《看海的日子》（1967）、《儿子的大玩偶》（1968）、《锣》（1969）、《甘庚伯的黄昏》（1971）、《两个油漆匠》（1971）、《苹果的滋味》（1972）、《莎哟娜拉·再见》（1973）。王拓的《金水婶》则发表于1975年；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发表于更早的1967年。

[63]《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9页。

[64]银正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99—200页。

[65]据侯立朝统计，至该年11月24日止，《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战士报》《联合报》等9家报刊发表的抨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有近60篇之多。参见侯立朝：《联经集团三报一刊的文学部队》，转引自朱双一：《“乡土文学论战”述评》，《台湾文学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66]余光中：《狼来了》，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65—267页。

[67]参见徐复观：《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333页。

[68]这些文章均收入尉天骢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参见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69]谢有顺：《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论先锋小说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70]《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9页。

[71]黎湘萍认为，现代以来台湾的左翼运动有三波高潮，第一波的台湾左翼运动以左派青年执掌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1月）为标志；第二波左翼运动则以1946年至1955年台湾共产党的活动和崩溃为标志；第三波左翼运动是在大陆的“文革”与北美的“保钓运动”影响和激发下的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

[72]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7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74]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75]朱双一：《“乡土文学论战”述评》，《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76]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77]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7—82页。

[78]郭家琪：《试论两岸乡土文学得失——从台湾乡土文学谈起》，《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2期。

[79]吕正惠：《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化”文化——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

[80]吕正惠：《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化”文化——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

[81]按照吕正惠的观察，“七〇年代崛起的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可以说在一九七七年至七九年间达到最高潮。进入八〇年代以后，随着乡土文学阵营的分裂，这一潮流似乎逐渐地在减退”。参见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

[82]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83]陈映真：《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授奖词的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4页。

[84]陈映真：《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授奖词的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5页。

[85]陈映真：《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授奖词的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5页。

[86]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87]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88]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89]贾平凹：《废都·后记》，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90]葛浩文：《黄春明的乡土小说》，《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91]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

[92]前者描写小镇一家生意店老板谋求为儿子复学，集中通过其在往返台北的火车上的心理活动，展现了小工商业者生存的艰难，同时也通过他送礼、嫖娼的行为表现了转型初期台湾社会的变动；后者写一位老祖母带着九岁的罹患佝偻的孙子进城去见女儿和她的未婚夫，老祖母一路的焦灼和忐忑，以及孙子阿明饱含怨愤的哭泣，都生动地写出了变动生活中小人物那种异常脆弱和敏感的心理。

[93]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37页。

[94]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第636页。

[95]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页。

[96]“所谓的‘自传’并不一定是相当忠实的自我描绘，而是透过想象力的作用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参见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论陈映真的历程及其矛盾》，《陈映真作品集》（15），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83页。

[97]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

[98]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

[99]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100]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101]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河北日报》2005年4月29日。

[102]参见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2—33页。

[103]葛浩文：《黄春明的乡土小说》，《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104]葛浩文：《黄春明的乡土小说》，《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105]王晓波曾指出，陈映真受到争议的他“思想的两个侧面”，“一是他的人道立场，一是他的中国立场”。参见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06]参见《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鲁迅与我——在日本〈文明浅说〉班的讲话》《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文章均收于陈映真：《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07]赵遐秋：《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页。

[108]陈映真：《父亲》，《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6页。

[109]参见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10]刘绍铭：《陈映真的心路历程》，《陈映真作品集》（15），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11]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页。

[112]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113]陈映真：《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陈映真作品集》（13），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47页。

[114]对《忠孝公园》中林标的塑造体现得最为鲜明，这个做过日本殖民者军夫的老人身上有着愚昧无知的成分，但陈映真却几乎将大部分的笔墨都倾注于了他在战争、现代化转型中的受害。

[115]在《秦腔·后记》中他这样深情地描述过：“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所以这样被依恋着的故乡一旦要逝去，他自然会伤心不已：“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要消失吗？”

[116]贾平凹：《我和刘高兴·后记一》，《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117]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一种叙述——论贾平凹的〈高兴〉》，《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18]凤群、洪治纲：《丧失否定的代价——晚生代作家论之一》，《文艺评论》1996年第2期。

[119]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山花》1995年第1期。

[120]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21]於可训：《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主导》，《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122]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8页。

[123]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9页。

[124]参见陈映真：《后街》《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36页。

[125]参见李勇：《“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新世纪大陆乡村叙事的困境与出路——由贾平凹的〈秦腔〉、〈高兴〉谈起》，《文艺评论》，2012年第7期。

[126]《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参见赵遐秋主编：《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127]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48页。

[128]周晓燕：《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29]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30]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9—50页。

[131]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为中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9页。

[132]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原载《夏潮》1978年2月第23期，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133]赵遐秋：《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34]参见[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135][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136]田中禾：《田中禾小说自选集·自序》，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7]李勇：《思想者的苦恼和艺术家的逍遥——论田中禾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

[138]李勇：《批判、忏悔与行动——贾平凹的〈带灯〉、乔叶的〈认罪书〉、陈映真的〈山路〉比较》，《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139]李勇：《批判、忏悔与行动——贾平凹〈带灯〉、乔叶〈认罪书〉、陈映真〈山路〉比较》，《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140]吴鹏：《台湾后乡土文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141]郭家琪：《试论两岸乡土文学得失——从台湾乡土文学谈起》，《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2期。

[142]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4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44]张剑：《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

[145]王铁仙：《绪论：中国左翼文论的是非功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46]陈红旗：《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及其价值旨归》，《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47]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148]解志煕：《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49]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150]解志煕：《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51]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152]鲁迅：《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153]解志煕：《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54]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155]同上。

[156]陈映真：《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授奖词的随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5页。

[157]参见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58]参见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9页。

[159]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页。

[160]同上，第103页。

[161]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162]黎湘萍在《另类的台湾左翼》一文中，也对台湾左翼运动进行过梳理，他认为现代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波的台湾左翼运动以左派青年执掌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1月）为标志，两岸左翼运动的共同背景是第三国际；第二波左翼运动则以1946年至1955年台湾共产党的活动和崩溃为标志，台共当时直接受中共的领导；第三波左翼运动是在大陆的“文革”与北美的“保钓运动”影响和激发下的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这些左翼或带有左翼色彩的社会、文化、思想运动，在台湾都以“挫败”告终。参见黎湘萍：《另类的台湾“左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163]杨逵：《杨逵作品选集·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

[164]谈到早期创作时高晓声曾经说过：“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最后一段，写陈奂生看到自己果然分到了很多粮食，‘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泪水汪满了眼眶，溢了出来，像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当他拭着泪水难为情地朝大家微笑时，他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润湿了；于是他不再克制，纵情任眼泪像瀑布般直泻而出’。这里的眼泪，既是陈奂生和大家的，也有我的。”参见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165]参见王晓明：《在俯瞰陈家村之前——论高晓声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166]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0页。

[167]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1页。

[168]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5页。

[169]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6页。

[170]同上。

[171]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7页。

[172]陈映真：《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陈映真作品集》（13），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173]同上，第147页。

[174]同上，第146页。

[175]赵遐秋：《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页。

[176]同上，第136页。

[177]赵遐秋：《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178]同上，第193、200页。

[179]陈映真：《学习杨逵精神》，《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

[180]参见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洪志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81]乔叶1972年生，河南焦作人。早年主要写散文，新世纪之后开始创作小说。代表性作品有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长篇小说《拆楼记》《认罪书》《藏珠记》等。

[182]贾平凹：《废都·后记》，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183]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184]在《带灯·后记》中，作家详细介绍了他去农村走动，参与处理老家“特大恶性群殴事件”，跟随带灯原型“走村窜寨”，收获她发的短信、寄的乡镇工作材料等。参见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5]带灯的理想化和正义感使得她在小说中既是一个对现实的批判者，又是一个凭借有限的权力和能力使她所处的那个乡村世界往更公平、正义和有人情味的方向发展的改造者，小说中“学中医”这一细节似乎是对带灯这方面的一种隐喻。

[186]丈夫建议带灯为了乡下工作方便剪短发，却被带灯拒绝了：“我就不剪！”参见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87]此处借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他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受唯乐原则支配；自我是“外部世界的代表、现实的代表”，遵循唯实原则；超我是人性中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的方面，即“自我典范”。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90页。

[188]“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参见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9]庄之蝶自不用说。刘高兴虽努力进取，但终不免背着同伴五富的尸体凄惶返乡。高子路身上的悲剧性似乎稍弱，但他弃乡返城的选择从心境上来讲也并非乐观高昂的。

[190][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草婴译，现代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19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5页。

[192]如刘再复和林岗便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这造成了“中国文学缺少忏悔意识，即缺乏灵魂维度这一根本缺陷”。参见刘再复、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学术月刊》2004年8月号。

[193]这里指的是1910年托尔斯泰临终前的那次著名的离家出走。在1897年6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列夫·托尔斯泰其实已经透露了他后来出走的原因：“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底不一致而痛苦”——这其实也是聂赫留朵夫放弃家产选择流放的根本原因。而就托尔斯泰来说，在临终出走前，他在践行自己的精神理念方面其实也早有行动——办慈善、教育，做地方仲裁人保护弱者，生活节制而简朴，等等。参见[法]罗曼·罗兰：《巨人三传》，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308、396、397页。

[194]参见[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巨人三传》，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95]如小说中金金破解梅梅之死最关键的一步竟然是通过“猜字谜”来完成的，这里虚构的痕迹非常明显。

[196]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97]“生活素质”包括收入所得、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方面，台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些方面有大幅的改善。参见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9页。

[198]陈映真：《关于陈映真》，《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页。

[199]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27页。

[200]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0页。

[201][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02]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0页。

[203][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8页。

[204]陈映真：《“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2页。

[205]台湾出生的著名日籍台湾经济研究专家刘进庆教授认为，台湾当时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商品及质量“与美国、日本的差距相当大”，“台湾企业的主体性太脆弱”，“农民和劳工阶级吃亏最大”。参见陈映真：《台湾经济发展的虚相与实相——访刘进庆教授》，《陈映真作品集》（7），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185页。

[206]描述1975年提前出狱时的感受时，他含蓄地说：“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页。

[207]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27页。

[208]谈到写“《铃珰花》系列”的目的时，陈映真曾说过：“我不是要写共产党员的伟大，其实不是的。我想见证，就在那样苛刻的时代下，有一群年轻的人，把他们的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他们的信念和理想。这样的一种人性的高度是事实上存在过的。”参见《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209]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陈映真作品集》（15），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210]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211]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49页。

[212]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

[213]黎湘萍便认为陈映真是“一个十分富有艺术气质，而且在骨子里十分讲究艺术技巧的真正的小说家”；李欧梵也说过“陈映真（用许南村的口气）处处否认文学技巧的重要性，而我偏偏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发现深藏其中的各种叙事技巧和象征意象的圆熟运用”。参见黎湘萍：《台湾的忧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1页；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14），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

[214]赵刚曾敏锐地觉察到“陈映真的小说很少说他自己的事，不论是他的家庭、童年、服兵役、坐牢、爱情，或是老病”。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陈映真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他“并不停留在一己，他要一通天下之气，把自己和一个更大的人间世推联起来”。参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7—28页。

[215]钱理群称之为“鲁迅左翼”，以区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的“党的左翼”。参见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216]比如阎连科便曾说：“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参见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受活·代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17]李洁非评论茅盾时谈到过这一问题，他说现实主义在“五四”之后成为新文学的主流，“这结果，有内在的历史合理性；它既符合时代对中国文学的要求、期待，亦与当时世界文学大势并行不悖”，但“它最后实际形成了一种文学霸权，成为文学当中的一个压迫者”，这才导致了它后来的受人诟病，所以他认为“当现实主义不再构成对其他文学方式的排斥与否定时，它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就是正面的，中国仍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参见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

[218]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9页。

[219]赵刚便在这个小说中发现了两点：“理想的心”和“欲望的眼”。即小说中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暗通着陈映真的左翼理想；而这理想在小说中又“不由自主地暗渡为对女性的注目”。关于这一点，赵刚有着极为精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赵刚：《面摊——理想的心，欲望的眼》，《橙红的早星》，台北：人间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2页。

[220]在鬼子“瓦城三部曲”的另两部作品《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同样充满了激愤，它们对现实予以批判的同时，也让人感到的一种透骨的寒冷与绝望。

[221]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22]新世纪大陆乡村小说创作年表（2000—2010），参见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