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乡村小说叙事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无论题材，还是艺术风貌，都是如此。这些变化的根源，还是在于文学所扎根的社会现实。我们惯于用“新世纪”这样更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来划分历史，但其实“90年代”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来说似乎更具转折意义，无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还是更微观的文学的发展都是如此。90年代以降的这30年的文学，相较于80年代而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整体性的差别，那就是它逐渐褪去了80年代文学那种特有的“文化”韵味，转而从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化乃至哲学表达，逐渐衍变为一种愤激、忧郁而又略显单一的社会问题书写。如果说《白鹿原》《活着》《马桥词典》《废都》《九月寓言》《丰乳肥臀》等这些9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作品还遗留着80年代文学的那种文化韵味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从刘醒龙、谈歌、关仁山、鬼子等笔下所流淌出来的那种与时代现实休戚与共的写作，当时却正在逐渐壮大，并且在新世纪之后一跃而成为文坛的主流。

纵观新世纪大陆文坛，那种深邃辽阔抑或诗意盎然的文化书写并不是没有，但已无法占据主流——当我们读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们也许仍能清晰地嗅到文中所流淌出来的“80年代”气息，但仔细体味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和80年代的寻根文学或先锋文学相比，还是有着隐隐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它们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感伤的程度，以及在表达一种历史态度、生命思考时所使用的语言和语气，它非常微妙，但也非常清晰——它不是质的，而是量的。这种量的差异，除了有限的主体因素之外，只能归因于时代。正是时代，使得新世纪的文坛改换了另一副姿容，这姿容由《秦腔》《带灯》《认罪书》《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样的作品塑成。

俗话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峡对岸，观察那个与当代大陆极为相似的时代的台湾文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们是否有更多的相似点。这一点似乎是显然的，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社会卑微人群的关注，甚至躁动激烈的道德情绪等，这都是两岸文学所共有的。然而，仔细追索的话却也会发现，这种相似只是浅表的。在陈映真、黄春明、贾平凹、乔叶、鬼子之间，貌似相同的写作立场实际上暗含着差异，同一个题材故事，他们的叙述方式可能南辕北辙。这里显现着海峡两岸作家某种深在的精神差异。这种差异不再只是来自时代，还更来自脚下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所生长出的文化性格、人文（文学）传统。

进行比较，便难免会下判断，但是这些判断是否能够真正立得住脚，却是让人心存犹疑的——我是否能拨开了泥沙，触摸到河床底部？更何况，很多的表象联系着的是一些古老的文学命题或难题。比如思想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就像我们将贾平凹这样一个感性十足的作家和陈映真那样一个理性能力突出的作家做比较时，就会突出地感到一种判断的困难，因为我们既可以从“思想”的层面肯定陈映真而批评贾平凹，甚至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这些确实意义重大的层面论证陈映真这种思想型作家的重要，但我们同时却又无法否认贾平凹这种艺术家型的作家的魅力——甚至从某种更高远的层面来看，这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及其艺术，难道不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当然，判断困难并不是说不能做出判断。因为至少我们可以从我们脚下的土地、所立足的时代出发，去判断，去批评，去呼唤——做出这些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在做出这些评判和呼唤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地抛却了成见和偏见，设身处地首先施以理解而非责难？因为最基本的一点，可能也是令我们最感焦虑的一点，是我们在做出评判和呼唤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并不能自外于这种评判和呼唤，我们在谈论、审视他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论、审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审视、评判、呼唤的时候，我们还要反思，还要理解，还要激励；需要保持诚实，保持谦卑，直面我们自身深在的欠缺、焦虑与不安。

也许，唯此方能有真正的进步与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