笞刑源流考
——东周秦汉时期的“笞”与“笞刑”
黄海[1]
笞刑作为中古五刑“笞、杖、徒、流、死”中的主刑之一，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在秦汉时期，“笞”便已经作为刑罚出现在了律令之中，并在汉文帝刑制改革之后，成为刑罚体系当中重要的一环。
对于东周秦汉时期的笞刑本身，学界已围绕各个方面多有讨论。[2]但是，在这一时期，“笞”存在的形态并非只是刑罚，换言之，“笞”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不少非刑罚的样态。“笞”除了刑罚以外还有哪些样态？这种“笞”与“笞刑”并存的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为何？“笞刑”本身产生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之前罕有涉及，而这也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本文当中刑罚的概念作一界定。先秦秦汉时期的法律体系，与当代差距巨大，故而本文所言的刑罚，自然与现代西方法学定义下的刑罚有所区别。本文所言的刑罚，是指国家基于自身的强制力，为了惩治犯罪之人而长期、稳定使用的处罚方式。
一、非刑之“笞”与“笞刑”
为了厘清东周秦汉时期“笞刑”的种种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这一时期“笞”的各种样态。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主要可以看到以下几种“笞”。
（一）家内之“笞”
东周时期，在家族内部，家长可以对子女或妻妾通过“笞”的方式施以处罚。《战国策·燕策》所载苏秦说燕王之事便反映了这一点：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牺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其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3]
在该记载当中，苏秦为了说服燕王相信自己而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一故事当中，家长（即“主父”）在处罚妾时所使用的手段便是“笞”。《韩非子·六反》亦有云“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即家长可以通过“笞”来处罚子女。这种家内之“笞”，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被视为理所应当，《吕氏春秋·荡兵》云“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便以“笞”为家内的处罚方式。
至秦汉时期，这种家内之“笞”仍然广为存在，如《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载曹参与其子窋之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窋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
曹参因为其子曹窋询问自己为何作为丞相却“无所请事”而大怒，并对其子处以“笞二百”的处罚。又如《汉书》所载田千秋为戾太子上书讼冤之事，其辞云“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4]，正反映了汉朝之时，笞为家内处罚方式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古文字字形当中亦可找到旁证，“父”字之古文字作“
”，许慎《说文解字》云“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即父字字形是手举着杖，就像家长用来教育家族内其他人一样。
家内之“笞”并非基于国家强制力的惩罚方式，故而其并非刑罚。
（二）刑讯之“笞”
东周秦汉时期，“笞”还有一种重要的存在样态，便是在对诉讼相关人员进行讯问之时，以“笞”的方式加以刑讯。《尉缭子·将理》云“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便记载了包括“笞”在内的数种刑讯方式。
这种以“笞”刑讯的方式，在秦汉时期多被称为“笞掠”或“掠笞”，常见于文献当中，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载夏侯婴之事。
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夏侯婴因为刘邦的原因，被关押一年有余，并被“掠笞数百”，即被刑讯。《史记·酷吏列传》亦载杜周为廷尉时之事，云“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即杜周对于不服罪状者，以笞掠的方式来刑讯，以使其招认。
刑讯之“笞”亦见于出土文献之中。《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1有如下记载：
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5]
此处的“笞掠”便是刑讯拷打之意。岳麓秦简亦有有关记载，《岳麓书院藏秦简（三）》简194至简195云“弗治（笞）谅（掠），田、市仁（认）奸”。[6]
对于刑讯之“笞”的使用条件，依据出土文献可知，秦时已有比较完善的规定。《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2至简5便记录了当时询问的有关规定，其中有言“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笞讯某”。[7]即，只有在律令规定可以以“笞”刑讯之时，方可刑讯，而且刑讯之时必须留有书面记录。
刑讯之“笞”虽与狱讼有关，但其是在定罪之前所使用的手段，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查案件，而并不是惩罚他人，故而也并非刑罚。
（三）上层对下层之“笞”
除以上的家内之“笞”与刑讯之“笞”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笞”的记载散见于各处。对于这些有关“笞”的记载，在起因、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在记载当中，均是上层对下层通过“笞”来加以处罚，故而本文暂以此命名此类之“笞”。
1.春秋战国时期上层对下层之“笞”
春秋时例，可见《左传·襄公十七年》所载：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
执扑而抶，即是笞打。杜预注“扑，杖也”，《说文解字》云“抶，笞击也”。在这里，身为贵族的子罕亲自以“笞”处罚筑台之人，是春秋时期上层可对下层使用“笞”处罚之实证。
战国时期，这种上层对下层之“笞”仍然存在，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之事：
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睢辩口，乃使人赐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睢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睢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
范雎因被魏相怀疑向齐国泄露“魏国阴事”，所以被魏相以“笞击”的方式惩罚。
可以看到，上举的几例当中，上层对下层之“笞”似乎带有极大的个人性与随意性，子罕可以因筑者讴歌而对其笞打[8]、范雎因为被魏相怀疑便被其舍人笞击，[9]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说“笞”已经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而更像是上层出于一时考虑的个人行为。
但是，通过睡虎地秦简，我们可以知道笞刑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出现。[10]其中有出现“笞十”“笞五十”等记载。[11]而且这些关于“笞刑”的记载，均属于上层对下层之笞（刑罚基于国家强制力，自然均为上对下之罚）。故而，在战国时期，上层对下层之“笞”似乎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上层对下层之“笞”被纳入了刑罚体系。
2.秦汉时期上层对下层之“笞”
至秦汉时期，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这种上层对下层之“笞”与战国时期的状态类似，即一部分上层对下层之“笞”被纳入了刑罚体系；另一部分则未纳入刑罚体系，而是作为上层官吏治民的手段之一继续存在。
汉初的《二年律令》当中，存在不少与笞刑相关的条文。例如，简273云：“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12]这条律文规定了官方的邮人未按照规定的速度行进时会遭到的刑罚，其中包括笞刑。《二年律令》当中，出现笞刑的情况还有很多，[13]可见此时之“笞”已是刑罚体系中较为稳定的一环。
传世文献中，同样有所反映。《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张耳、陈馀二人事云“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此时二人的状态是“为里监门以自食”，所以此处是上层之“里吏”因为陈馀“有过”而欲对其以笞刑的方式施以处罚。
与此同时，未进入刑罚体系的上层对下层之“笞”在这一时期似乎同样存在，这种行为应该属于个人行为。《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了吴广起兵之时的情况：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吴广为了得到士卒的支持起兵，故而在将尉醉酒之时，有意激怒将尉，将尉被激怒以后，用“笞”的方式处罚了吴广。在这里，将尉处罚吴广是在醉酒之时，且情绪上非常愤怒，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的“笞”仍是基于律令规定的刑罚。而且之后将尉“剑挺”，应该是因为一时冲动，想杀死吴广，这一行为应该与之前的“笞”性质一样，很可能并非基于律令规定的刑罚，而只是将尉基于情绪的个人行为而已。
可以看到，上层对下层之“笞”在秦汉时期逐步进入了刑罚体系，与此同时，作为个人行为而并非刑罚的上层对下层之“笞”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笞”在东周秦汉时期，大略以三种形式出现，分别是家内之“笞”、刑讯之“笞”与上层对下层之“笞”。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家内之“笞”与刑讯之“笞”并非刑罚，而上层对下层之“笞”则大约在战国时期部分进入刑罚体系，成为“笞刑”。
二、“笞”何以入刑
如上所述，“笞”作为刑罚出现，目前所见，最早是在睡虎地秦简当中。在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诸篇当中，有数条关于笞刑的记载。[14]睡虎地秦简“应是商鞅变法后至秦始皇执政时逐步制定和执行的”[15]，若此结论可信，则根据目前所见，笞刑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出现。那么，为何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笞会成为一种刑罚呢？这将是本节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律令制之前的法秩序：“三刑”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的社会为律令社会。在律令社会之中，法律秩序基本均由一套律令系统维持，而律令制度出现于以秦国为代表的战国时期。那么，在律令制度出现之前，东周时期法律秩序的实态又是怎么样的呢？
《国语·鲁语上》录有臧文仲之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卫君绐无罪矣。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https://www.daowen.com)
可以看到，按照臧文仲所言，法律秩序由“大刑”“中刑”“薄刑”构成，我们暂时称其为“三刑”。而“笞”在其中属于薄刑（即所谓的“鞭扑”）。[16]
关于“笞”与“鞭扑”之间的关系，“笞”字的本义只是击打而已，我们今天之所以将其认为是用竹板拷打，是受到了汉代以降对其理解的影响。“笞”在早期实行时所使用之工具，或即鞭一类的东西。换言之，早期的“笞”与“鞭”或许并无差别。[17]
由上可见，律令社会之前的东周法律秩序，或即此“三刑”。仅看此条记载的话，似乎“三刑”在当时人观念中均为刑罚。但是，结合同时期的其他记载，我们会有不同的发现。《吕氏春秋·荡兵》有云：
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吕氏春秋》此处所载，同样将法律秩序分为三部分，即“家”“国”“天下”，而其所对应的处罚方式分别为“笞”“刑罚”“诛伐”。这三部分和臧仲子所言的“三刑”可以一一对应。所谓的“天下”与“诛伐”，可对应“大刑”与“甲兵”“斧钺”；所谓的“国”与“刑罚”，可对应“中刑”与“刀锯”“钻笮”；所谓的“家”与“笞”，可以对应“薄刑”与“鞭扑”。
可以看到，“大刑”与“薄刑”的处罚方式（“甲兵”“斧钺”“鞭扑”）均与《吕氏春秋》部分对应的处罚方式（“诛伐”“笞”）保持一致，只有“中刑”部分，臧仲子所言为“刀锯”“钻笮”，而吕氏春秋则直言“刑罚”。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人的观念当中，所谓的“三刑”并非均是刑罚，而是属于广义上的“刑”。[18]而在此“三刑”当中，只有“中刑”被认为是狭义上的“刑”，也即《吕氏春秋》所言的“刑罚”。而《吕氏春秋》所言之“刑罚”与“国”相对应，这正符合刑罚是基于国家强制力产生的这一重要前提。
与《吕氏春秋》相似的记载，亦见于《史记·律书》，“笔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可为旁证。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薄刑”的“鞭扑”（《吕氏春秋》为“笞”）在律令社会以前人们的观念当中，并不属于刑罚，而是主要用于维持家内秩序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律令体系产生之前，“笞”很可能仍未成为刑罚。
（二）“三刑”合一：律令制度对旧秩序的整合
如上所述，律令体系产生之前的“笞”属于“三刑”中的“薄刑”，仍非本文定义之刑罚，其发展为刑罚或要到律令社会形成之后。那么，在律令社会的形成过程当中，“笞”是怎么样发展为“笞刑”的呢？这应该与律令社会对原有的法律秩序进行统一和整合有关。
在律令社会当中，律令体系应该是唯一的法律秩序。而正如上文所言，在律令制度形成之前，东周的法律秩序或由三套系统（“三刑”）组成，并无统一的法律秩序。而且《国语·鲁语》中所谓的“三刑”，也可能只是将春秋时期各种“刑”纳入同一体系的尝试而已，[19]实际情况也许更加复杂。
故而，律令制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便是对旧有的多元法秩序进行重新整合，并在整合之后形成新的唯一的法秩序。在这一过程之中，一些旧有法秩序中的制度会被析分出来，不再属于法秩序之内。例如，“大刑”中的“甲兵”，其本质是战争行为，并不具有长期性与普遍性，故而对于他国之讨伐并未被融入律令体系之中，而是被析分于法秩序之外单独存在。而另一些制度则会被律令系统吸收并且整合，最终成为律令体系中的一环。
“笞”便是被律令体系吸收并重新整合的一员，通过整合，“笞”进入了律令中的刑罚体型，从而成为“笞刑”。之所以会如此，与“笞”在旧有法律秩序当中的适用范围密切相关。“笞”在旧有的秩序当中属于“薄刑”，也即是说，其适用于较轻的过错，“是一种惩戒性的制裁手段”。[20]而比较轻的过错，无论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当中，均是长期且大量的存在的，故而律令体系作为唯一的法秩序，需要一种与此相对应的刑罚。正是因为如此，旧秩序中用以处罚较轻过错的“笞”被律令体系吸收并整合，成为律令制度刑罚体系中的一员。
这一点可以在出土文献中得到验证，秦汉之笞刑所对应之行为，均是性质并不非常严重的过错，如耕牛变瘦、[21]公家器物损毁[22]等等。《岳麓书院藏秦简（四）》当中，还有更为直观的记载：
城旦舂亡而得，黥，复为城旦舂；不得，命之，自出殹（也），笞百。[23]
可以看到，在本条律文当中，城旦舂逃亡后被捕获，本来需要处以黥，但如果是自出的话，则只需要笞一百便可，而不用受黥。
相似性质的条文亦见于《二年律令·具律》简120，“鬼薪白粲有耐罪到完城旦舂罪，黥以为城旦舂；其有赎罪以下，笞百”[24]，即鬼薪、白粲犯罪之时，赎罪以下的轻罪只会被笞百，而较重之罪则会黥以为城旦舂。
以上这些例证可以很直观地说明，笞刑所适用的情况多是本身便不严重的过错，或是通过某些行为而得到减轻的过错。这也正是“笞”被律令体系吸收为“笞刑”的原因所在。
（三）律令系统之外的非刑之“笞”
明确了“笞”的入刑是因为新的法秩序（律令系统）对旧的法秩序（所谓“三刑”）进行整合与统一的结果之后，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为何在“笞”在被整合成“笞刑”之后，仍有并非刑罚的“笞”存在呢？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在进入律令社会之后，非刑之“笞”主要有家内之“笞”、刑讯之“笞”与一部分上层对下层之“笞”三种。其中，非刑的上层对下层之“笞”属于个人行为，具有偶然性，并非长期、稳定的存在，故而无须讨论。
1.家内之“笞”
家内之“笞”因为并不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处罚，故而并非刑罚。这种“笞”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在律令系统产生之前便已存在，而且在律令系统产生之后并非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现实之中。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和家长制的存在，只要以家庭（无论大小）为基础的家长制仍然存在，家内出于家长的处罚便不会消失。家长制在宗族社会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家长在宗族中拥有很大的权力，此点无须赘言。宗族社会解体之后，在律令社会之中，社会的基本单位变成了规模远远小于宗族的小家庭。[25]然而，在这些所谓“编户齐民”的小家庭当中，家长制的传统观念并未消失，家长仍然在小家庭当中拥有一定的权力。这在出土文献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04至简105有如下记载：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此条的大意是说，“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这条律文当中，“非公室告”是指家主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26]这种家主在家内的所谓犯罪，即使被告发也不会被处罚（“勿听”），不仅如此，告者还有罪。
由此可见，在律令社会下的秦代，在小家庭当中，家长仍然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惩罚。正是因为如此，家内之“笞”作为一种家内的处罚方式，得以在律令社会之中继续以非刑罚的方式存在。
2.刑讯之“笞”
刑讯之“笞”，其目的主要是侦查案件，而并不是惩罚他人，故而也并非刑罚。其在律令时代仍然存在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即刑讯本身在律令时代仍然是狱讼环节中的关键一环，正因为如此，刑讯之“笞”自然也不会消失。实际上，刑讯之“笞”不仅并未消失，而且还融入了律令体系之中，成为律令社会当中统一法秩序的一部分。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1便记录了对使用刑讯之“笞”的限制。
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27]
可以看到，此处主张在治狱的过程当中，最好不使用刑讯，实际上是通过律令规范刑讯之“笞”的使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2至简5也记录了当时刑讯的有关规定，“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笞讯某”。[28]即，只有在律令规定可以以“笞”刑讯之时，方可刑讯，而且刑讯之时必须留有书面记录。从“其律当治（笞）谅（掠）者”可以看出，当时的律令对于刑讯之“笞”的使用应有更为具体的规定。
综上，“笞”在律令系统产生之前，属于多元法秩序（“三刑”）中的一员，作为所谓“薄刑”，用以处罚较轻的过错，但其本身仍然不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长期、稳定的刑罚。其进入刑罚系统，成为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是因为律令系统作为新的、唯一的法秩序，对旧有的多元法秩序进行了统一与整合。作为处罚较轻过错的手段之一，“笞”也被整合进了律令系统，从而成为刑罚之一。在律令社会中，与“笞刑”并存的非刑之“笞”，家内之“笞”因为律令系统仍然承认家长权而继续存在，而刑讯之“笞”则作为讯问手段被整合入了律令系统，故而继续存在。
三、结语：律令社会的形成与“笞刑”的产生
“笞”在东周秦汉时期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家内之“笞”、刑讯之“笞”与上层对下层之“笞”。这三种“笞”之中，前两种“笞”并非刑罚，且在律令系统诞生前后一直存在，而上层对下层之“笞”则在律令系统形成之后，成了一种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律令系统对旧有多元法秩序的重新整合。律令社会之中，法秩序是统一且唯一的，即律令系统。而在律令系统形成之前，法秩序是多元的，即文献中所谓的“大刑”“中刑”“薄刑”，也即所谓的“三刑”。“笞”在三刑当中属于“薄刑”，并非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刑罚。而在律令系统对旧有法秩序进行统一整合的过程中，“笞”作为处罚较小过错的手段之一，被吸收整合进入了律令系统之中，从而成了刑罚体系的一员，这便是所谓的“笞刑”。
[1] 黄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 参见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载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8页；王震亚：《秦代刑罚制度考述》，载《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丁义娟：《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3] 该故事同样见于《战国策·燕策》苏代与燕王之语中。
[4] 参见《汉书·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7页。
[6]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8页。
[8] 参见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9] 参见前引《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0] 刘海年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应是商鞅变法后至秦始皇执政时逐步制定和执行的”，参见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和秦律研究》，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1] 参见王震亚：《秦代刑罚制度考述》，载《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3] 参见丁义娟：《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7—108页。
[14] 参见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载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5] 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和秦律研究》，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6] 对于臧仲子所言，从刑罚角度出发的详细分析，参见〔日〕籾山明著：《法家以前——春秋时期的刑与秩序》，徐世虹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17] 参见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8页。
[18] “刑”字之古意，本身便是规范的意思，而不专指刑罚。参见王沛：《“刑”字古意辨正》，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 〔日〕籾山明著：《法家以前——春秋时期的刑与秩序》，徐世虹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20] 〔日〕滋贺秀三著：《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2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22—23页。
[2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53—54页。
[23]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24]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5] Li Feng，Earl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89-190.
[2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18页。
[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7页。
[2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部分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