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令》与唐宋死刑奏报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李云龙[1]
一、引言
在唐宋时期，各级官府都拥有大小不等的案件审理、判决与执行权限。对于自身没有审理权限的特定案件，无法作出判决的疑难案件，以及无权执行刑罚的重大案件等，均须通过奏报或者奏谳程序逐级上报，最后由中央司法机构作出决断。死刑奏报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司法制度，集中体现着传统的慎刑理念。唐宋之际，死刑奏报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以往受限于材料的不足，对于变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关注有限。随着北宋《天圣令》的发现及公布，在唐令与南宋令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从令文比较入手探讨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可能。
笔者对唐宋之际不同时期司法令文进行深入比较后发现，唐宋时期死刑奏报制度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由“决前覆奏”改为“决后覆核”，行刑前的覆奏制度被弱化，行刑后的覆核制度则受到重视。第二，对于地方奏报中央的死刑案件，中央在核准后，唐代要求“不得驿驰行下”，宋代则要求“马递行下”。第三，在行刑时遇有囚犯称冤的情况，唐代要求“停决奏闻”，而宋代要求“停决别推”，在适用条件上也有不小的差别。本文将从唐宋司法令文体现出的这几点变化入手，尝试对唐宋死刑奏报制度的演变问题进行讨论。
二、从“决前覆奏”到“决后覆核”
（一）唐宋死刑覆奏制度的差异
关于唐代死刑覆奏制度，唐令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如《唐令拾遗》中的复原为：“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在外者，刑部三复奏（在京者，决前一日二复奏，决日三复奏；在外者，初日一复奏，后日再复奏。纵临时有敕，不许复奏，亦准此复奏）。若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复奏。其京城及驾在所，决囚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寺，并停音乐。”[2]《天圣令》中也有关于覆奏制度的规定，但与唐令相比大为简化。如宋5条：“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一覆奏，得旨乃决。在外者，决讫六十日录案奏，下刑部详覆，有不当者，得随事举驳。其京城及驾所在，决囚日，内教坊及太常并停音乐。外州决囚日，亦不举乐。”[3]
通过比较令文我们可以发现，宋代的死刑覆奏制度，相较于唐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唐代，执行死刑前，在京师的，执行机构应覆奏五次；在外地的，由刑部覆奏三次。如果是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的案件，则仅覆奏一次。到了宋初，京师死刑案件由五覆奏降为一覆奏，地方死刑案件则以决后覆核制取代了刑前覆奏制，《天圣令》中规定，在京师的死刑案件，执行机构覆奏一次；在外地的，则在执行完毕六十天内将案件记录上奏，由刑部覆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中国古代开明的君主往往都能珍惜民命，对枉断擅杀严厉打击，宋代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但为何能够容忍地方拥有对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权呢？另外，从统治者角度而言，将死刑决定权掌握于中央手中，无疑是制约地方司法权的有效措施之一。特别是对于格外注重统揽大权的宋代君主，为何能够接受中央只拥有决后的覆核权呢？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对唐宋时期死刑奏报制度的变化进行考察。
唐中期以后，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唐前期确立的诸多制度不同程度遭到破坏。史载：“自唐氏失驭，政事多隳。”[4]唐代的刑前覆奏制，在唐末五代时期逐渐被摒弃，不再继续实行，尤其是分裂割据的五代时期。《五代会要》载，后唐天成二年六月十二日，大理少卿王爵奏：“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诛夷。伏乞敕下所司，应在京有犯极刑者，令决前决日各一覆奏，听进止。有凶逆犯军令者，亦许临时一覆奏。应诸州府，乞别降敕命指挥。”[5]《旧五代史》也载：
（天成）二年六月，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合三覆奏，近年以来，全不守此。伏乞今后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极刑者，令决前一日各一覆奏，缘当府地远，此后凡有极刑，不审准条疏覆奏。”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只为应在洛京有犯极刑者覆奏，其诸道已降旨命，准旧例施行。今详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虑诸道有此疑惑，故令晓谕。”[6]
可见在五代后唐时，臣僚建言希望恢复唐代的死刑覆奏制度，其中提到当时的状况是“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最后确立的死刑覆奏为一覆奏，且仅限于京师地区，地方仍按旧例施行。五代时对唐代覆奏制度进行的变通处理，对宋代也产生了影响，奠定了宋初死刑覆奏制度的基本框架。[7]
（二）宋代死刑覆奏、覆核制度的演变过程
宋初确立的京师决前一覆奏、地方决后覆核制，相较于唐初似乎是巨大的倒退，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是显著的进步。《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建隆三年，上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于是“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8]初步确立起死刑的决后覆核制，中央重新掌握了地方死刑的判决与执行情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也载：“刑部主覆天下大辟已决公（按）〔案〕，旬奏狱状，举驳其不当者，及官员犯罪除免经赦叙用，定夺雪理给牒。”[9]太宗至道二年，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今职司久废，载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诸州僧道文帐，职方有诸司闰年图，刑部有详覆诸州已决大辟案牍及旬禁奏状，此外无旧式。”[10]覆核天下大辟已决案件成为宋初刑部的主要职能之一，相关的案牍、奏状等一直得以留存。
而决后覆核制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如开封府，最初并未像诸州一样奏报死刑案件。如真宗咸平四年，御史中丞赵昌言奏：“天下大辟，断讫，皆录款闻奏，付刑部详覆，用刑乖当者并加按劾。惟开封府未尝奏案，或断狱有失，止罪原勘官吏，而知府、判官、推官、检法官皆不及责，则何以辨明枉滥，表则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11]自此之后，开封府才开始将死刑案件奏报刑部。大中祥符二年，朝廷对于京师死刑案件覆核提出了更为细致的程序要求，不仅限于决前一覆奏，在判决前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覆核程序。诏：“自今开封府、殿前、侍卫司奏断大辟案，经裁决后，百姓即付中书，军人付枢密院，更参酌审定进入，俟画出，乃赴本司。其虽已批断，情尚可恕者，亦须覆奏。”[12]开封府、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所审理的死刑案件，经过皇帝裁决后，根据身份不同，仍须由中书和枢密院进行参酌审定，最后执行。
军人死刑案件覆奏制度的确立也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与普通民众并不完全相同。上面提到的史料中，对京师、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所断死刑案的覆奏程序作了规定，而地方军人死刑案件的覆奏程序也在逐步完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三月载：“诸路部署司，科断军人大辟者，承前皆不上奏，止录案申刑部，自今具犯名上枢密院，覆奏以闻。”[13]要求地方审理的大辟案件，不再像一般死刑案件那样决后录案申报刑部，而是决前交由枢密院覆奏，并奏报皇帝。同年五月，诏：“刑部今后奏到断讫禁军大辟（按）〔案〕，具情罪申枢院。”[14]相当于在刑部覆核之后，又增加了枢密院把关的程序。仁宗至和元年九月丁丑：“诏开封府，自今凡决大辟囚，并覆奏之。初，开封府言得枢密院札子，军人犯大辟无可疑者，更不以闻，其百姓则未有明文。上重人命，至是军人亦令覆奏。”[15]可见，自此关于军人死刑案件的覆奏、覆核制度已基本形成：京师与地方的军人死刑案件均须经过覆奏方可执行；执行后的军人死刑案件在录报刑部覆核后，还需经枢密院审核。
学界有观点认为，关于宋代地方无疑虑的死刑案覆核问题，在元丰改制前，州即可判决执行改制后，报提刑司核准才能执行。[16]此说大体不错，如时人云：
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元丰岁率二千三百余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余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国朝会要》淳化初置详覆官，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牍。熙宁中，始罢闻奏之法，止申刑部。元丰中，又罢申省，独委提刑司详覆，刑部但抽摘审核。元祐初，始复刑部详覆司，然不专任官属，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专委刑部郎官三两员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数，尽覆天下之案。庶令内外官司知所畏惧，而尽心于刑狱焉。[17]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真宗时，随着提点刑狱司的设立以及原有转运司作用的发挥，地方死刑案件的奏报程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18]《宋大诏令集》载：“今择官诸路提点刑狱公事，具官云云，所至专蔡视囚禁、审详案牍，州郡不得迎送聚会。所部每旬具囚系犯由讯鞫，次第申报。常检举催督，有系淹久者，即驰往案问。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闻。诸色词讼，逐州断遣，不当已经转运司披断未允者，并收接施行。官吏贪浊弛慢者，具名以闻。”[19]监督州府所断案件及刑狱公事，成为提点刑狱司的核心职能之一。
《宋会要辑稿》刑法六载，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东路提点刑狱张怀宝言：“伏见诸路大辟罪，皆俟旬终报转运、提刑司，若旬初路远即禁囚动经半月，或有情款疑互，审察不及。自今望令即日报两司。”[20]臣僚提到，地方的大辟案件，均等旬末时申报转运司和提刑司，从“若旬初路远即禁囚动经半月”的描述来看，在申报转运司和提刑司时囚犯尚未处决，仍禁系于狱中。因此，至少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开始，诸州所判死刑案件须经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覆审后方可执行。这意味着除了判决执行后的刑部覆核程序外，在判决执行前尚存在路一级的覆审程序，死刑覆核制度在真宗时已经与太祖太宗时有所不同，决前审核的因素在增加。
从另外一些史料来看，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在特定死刑案件中介入的环节更早。《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六年三月，诏：“比来诸州大辟五人以上，委转运、提点刑狱司录问讫，乃得决，以故颇有留滞。自今听本处不干碍官若三班使臣录问。”[21]诏敕要求，诸州五人以上的死罪案件，须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录问后才能作出判决，录问是宋代判决作出前的重要环节，可见在特定死刑案件中，在判决作出前便需要路一级司法官员介入。到神宗熙宁时，无疑虑死刑案件由州至路、再由路至刑部的程序已经基本确立下来。如神宗熙宁四年正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李承之言：“天下所断大辟，委提点刑狱司勾考，刑部详覆，恐多疏略，容有冤滥。又奏至不以时谳，故久系狱囚。乞自今令刑部月具已覆过大辟案，逐道申中书委检正官覆详，大限十日，小限七日，如有不当或无故稽留者，取旨责罚。”[22]
而且死刑判决前的录问等防弊程序日益规范、严密，如元丰二年，知大理卿崔台符言：“流以下罪，长贰亲录问决遣，其大辟罪乞牒御史台选差曾任亲民常参官一员审问，即特旨推勘罪至大辟或命官，即临时取旨差官”诏：“大辟罪牒御史台差官赴纠察司审覆，余如所请。”后又诏：“报御史台差官同纠察司就寺审覆。”[23]元祐元年闰二月，殿中侍御史吕陶言：“朝廷钦恤之意，防禁最密，每开封府大辟狱具，本处既已录问，则申刑部请覆其实，刑部乃关吏部差官同虑，谓之审问。囚无翻异，则论决如律。事有可疑，则移治他司。”[24]元祐三年时，还要求提点刑狱司在覆审后再从中抽摘部分案件审覆，对于死刑案件的严谨慎重可见一斑，诏：“诸路提点刑狱司已覆大辟案，每路摘取三分已上审覆，季具已覆情节刑名申尚书省。其流配罪摘覆不计分数，不当者并奏裁。”[25]到南宋时，大辟覆奏的流程已经相当完备。[26]有宋一代曾多次尝试恢复唐代的五覆奏、三覆奏制度，但均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推行。
上文对宋代死刑覆奏制度的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在《天圣令》颁行前后，宋代所施行的正是京师决前一覆奏和地方决后覆核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死刑覆审、覆奏制度并没有完全在《天圣令》中体现出来：
第一，关于覆审制度，唐代的死刑案件，不论有无疑虑，均须奏报刑部（开元二十五年后为中书门下）覆审，而宋代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疑虑的死刑案件先是由州审理并执行，后改为须经路提点刑狱司覆审；有疑虑的死刑案件先是由州直接奏报中央，后改为须经路提点刑狱司审核，之后又多次反复。中央负责覆审的机构也经过很多变化，始于大理寺、刑部体系也最终稳定于此，《天圣令》行用前后为大理寺、审刑院体系；死刑执行后均由刑部进行覆核。在《天圣令》颁行前，死刑案件判决前及执行前的覆审制度已经陆续出现，由于宋1条所对应的唐令涉及的是死刑覆奏制度，当时宋代已不再实行唐代刑部主导下的死刑覆审制度，原有规定这部分内容的唐1条又无法经过简单改动增入宋代的内容，所以宋代这一时期的死刑覆审制度未能在《天圣令》中体现出来。因此，仅从《天圣令》宋1条内容来看，似乎宋代死刑只存在刑部决后覆核制度，实际则不然，值得注意。
第二，关于覆奏制度，唐代实行京师五覆奏、地方三覆奏制度，例外情况下一覆奏，宋初改为京师一覆奏，地方则无覆奏制度。宋代地方，特别是州与路一级的司法机构逐渐增多、司法制度日益完备、司法官员素养不断提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使宋代统治者赋予其更多的司法权限。加之宋代需要奏谳的疑难案件与法定要求奏裁的案件有了很大增长，将无疑虑的死刑案件交由地方处理，有助于中央集中处理其他奏裁案件。戴建国先生也认为，宋代死刑奏报制度之所以与唐代存在较大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消灭藩镇割据势力的目的。“为收藩镇大权，宋太祖派中央官出知州县，并赋予各种实权，包括生杀大权，消灭藩镇割据势力。”二是因为“以文人做亲民官，基本上改变了五代以来武将滥刑的状况”，所以允许地方拥有死刑终审权。三是宋代制订有其他相关制度措施来防止地方可能出现的滥刑，“如集体负责的审判制、严格的覆审制、死刑疑案奏谳制以及刑部于案件执行后的覆审制”。[27]结合《天圣令》来看，由于宋代的覆奏制度相较于唐代较为简单，变化也不大，基本在唐代的框架内，所以经过修改成了宋5条，宋人还把死刑执行后的覆核制度增添于此。
综合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相较于死刑执行前的覆奏制度，宋代更重视死刑案件判决前及判决后的覆审制度。唐代确立的决前覆奏制度体现出浓厚的慎刑色彩和人文关怀，但将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于行刑日前后皇帝的判断，其真实作用为何实际上很值得怀疑。如《旧唐书》载：“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28]三覆奏须臾之间便可结束，五覆奏亦不过两天，且并不意味着必然启动相关覆审程序，所以其价值远不如决前覆审制度，象征意义更为突出。
何况在司法实践中，死刑覆奏制度未必得到了有效落实，如陈灵海先生的研究所指出的：“查阅史籍，在唐代无数死刑案件中，很少有实质性地采用覆奏制度的。”[29]“全面实行覆奏制，可行性断难想象。”[3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宋代死刑审判、执行过程中纠错机制的适用案例俯拾即是。虽然宋代的死刑判决远多于前代，但时人对本朝的死刑奏报制度却不乏褒奖之词，如有臣僚言：“祖宗别更有家法，殊不杀人，大辟则案条，疑狱则奏上，有司不若唐之州县得专杀人也。”[31]可见宋代死刑奏报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从“不得驿驰行下”到“马递行下”
通过对比唐宋时期有关死刑奏报的令文，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唐宋令在此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理念。在唐令中，对于地方奏报的死刑案件，经中央核准后规定“不得驰驿行下”。如《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决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人加五人。五品已上非恶逆者，听乘车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仍日未后乃行刑。囚在外，奏报之日，不得驰驿行下。”[32]《通典》卷一六八《刑法六》：“诸决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听乘车，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皆日未后乃行刑。（犯恶逆以上，不在乘车之限。决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以瘗之。）即囚身在外者，奏报之日，不得驿驰行下。”[33]《唐令拾遗·狱官令》中将其复原为第七条：
诸决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听乘车，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仍日未后乃行刑。（犯恶逆以上，不在乘车之限。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即囚身在外者，奏报之日，不得驿驰行下。[34]
而《天圣令·狱官令》宋6条中则要求“断报之日，马递行下”：“诸决大辟罪皆于市，量囚多少，给人防援至刑所。五品以上听乘车，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皆日未后乃行刑。（犯恶逆以上，不在乘车之限。决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即囚身在外者，断报之日，马递行下。”[35]对于外地奏报的死刑囚犯，为何唐代要求不得将审核结果驰驿（驿驰）行下，而宋代却要求马递行下呢？究竟是驿递制度有别，还是立法理念发生了变化？下面将就此问题进行考察。
（一）唐代驿传制度与宋代递铺制度
驿传制度是中国古代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央政令畅通和地方有效治理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唐代在前代基础上建立起规模宏大、管理严格的驿传制度。《唐六典》卷五载：“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36]驿与传均为人员往来与文书传递方式，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37]
如黄正建先生指出，唐朝用驿，主要有三种，即一般“急速”需要的“遣驿”、特急需要的“驰驿”及最紧急需要的“飞驿”。遣驿，“是皇帝敕准给驿或法令规定可乘驿的官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府有急速文书下达、上报需差遣的驿使等使用的普通遣驿”。“驰驿，是特急需要的用驿”，“与一般遣驿不同的是，前者是一日十驿，后者是一日六驿”。飞驿，“是最紧急需要的用驿”，“无行程之限，每驿要换人换马”。[38]传则指传送，“有用传送马驴的传送和用非传送马驴（包括其他马、驴、牛车、人力）的传送”，“传送基本上是在本县、本州境内，即逐县逐州传送”。[39]另外，驿与传的功能虽有重合之处，但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40]
随着唐代政治社会的发展，唐初确立的驿制逐渐难以满足日益频繁的公文往来需求。如曹家齐先生指出的：“唐代中后期，政局复杂化，公文传递亦日益频繁，驿在负责通讯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一种新的通讯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便是‘递’。”[41]另外，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衰退、民生凋敝，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驿制也深受其影响，运行较为混乱，加之驿马缺失，唐初确立的制度难以有效实施。因此，新兴的递铺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到宋代，递铺正式成为文书传递的主力，唐代驿的功能随之被取代。[42]根据曹家齐先生的研究，“宋代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级，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以陆路传递为主”。“步递是文书传递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传递形式，也是传递等级中的最低一级，其传递方式是铺兵担擎步行接力传递。步递传递之文书主要有两类。一为官方常程文书，主要指地方和朝廷间非机密紧急的一般性文书，其传递速度为日行二百里；二为私人书信。”马递“即为铺兵乘马传递，但有时亦有可能采用铺兵脚走传递”。“急脚递又简称急递，是宋代文书传递中最快者”，“文书之性质须以紧切为原则，非紧切文书一般不发急递”，“急脚递的传递速度为日行四百里”。[43]
可见，唐宋之际，驿传制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文书传递的主要方式由驿转变为递，因而《天圣令·狱官令》宋6条，将原唐令中的驰驿（或驿驰）一词改为马递。但无论是唐令中的驰驿还是宋令中的马递，都是指代较为快速的文书传递方式，这是我们在展开分析之前需要了解的。
（二）唐代：不得驿驰行下
关于地方奏报的死刑案件，中央在覆审后不得驰驿行决的规定，隋初时即已出现。《隋书·刑法志》载，隋文帝“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44]如上文所述，唐代对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行刑均较为慎重，在判决前要进行覆审，行刑前则要进行覆奏。关于覆审，《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
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覆。（旧制皆于刑部详覆，然后奏决。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庶狱既简，且无死刑，自今已后，有犯死刑，除十恶死罪、造伪头首、劫杀、故杀、谋杀外，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等详所犯轻重，具状闻奏。其左降官，除逆人亲，并犯贿赃、名教，如有刻己自新，以功补过，使司应合闻荐，不须限以贬黜。）[45]
《新唐书》关于大理寺职掌的说明中有云：“掌折狱、详刑。凡罪抵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46]有疑虑的死刑案件要通过奏谳程序来上报，地方及大理寺需将案件奏交刑部处理，如《新唐书·百官志一》载：“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为尚书、侍郎之贰。”[47]又如《唐令拾遗·狱官令》第三十五条云：“诸州府有疑狱不决者，谳大理寺，若大理仍疑，申尚书省。”[48]行刑前则需要覆奏。[49]需要注意的是，覆奏后仍不能立即行刑，地方行决机构在收到中央覆核结果后，须等待三日方可行刑。[50]
因此，第一，从慎刑的角度来看，不采用较为快速的传达方式，理论上为覆奏之后再纠正错误提供了可能，这与唐代死刑覆审、覆奏、听三日乃行刑等规定所体现的理念相一致。故时人有云：“伏以国之令典，先德后刑。所后者法当舒迟，故决罪不得驰驿行下，所先者体宜疾速，故赦书日以五百里为程。”[51]疑狱的奏报亦不得驰驿，如《新唐书·刑法志》载：“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52]除此之外，唐令中其他涉及驰驿的令文均要求“驰驿行下”。如唐令《狱官令》复原第40条：“诸死罪囚，虽已奏报，犹诉冤枉，事有可疑，须推覆者，以状奏闻，遣使驰驿检校。”[53]《捕亡令》复原第3条：“诸追捕罪人，合发人兵者，皆随事斟酌用多少堪济。其当界有军府，即与相知，随即讨捕。若力不能制者，即告比州比县。得告之处，审知是实，先须发兵相知除剪，仍驰驿申奏。”[54]对于告密人所陈事项中涉及谋叛以上的，须驰驿奏闻。如《唐六典》卷六：
凡告言人罪，非谋叛以上，皆三审之。（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虚得反坐之状。每审皆别日受辞，若有事切害者。不在此例。）告密有不于所由，掩捕则从近也。（谓告密人皆经当处长官告。长官有事，经佐官告。长官、佐官俱有事者，经比界论告。若须有掩捕应与余州相知者，所在准法收捕。事当谋叛已上，驰驿奏闻。且称告谋叛已上不肯言事意者，给驿部送京。其犯死罪囚及缘边诸州镇防人等若犯流人告密，并不在送限。）[55]
再如《天圣令·狱官令》后附载的唐1条，要求刑部分道巡覆地方应申覆案件时，派往岭南的使人须提早驰驿发遣：“诸州断罪应申覆者，刑部每年正月共吏部相知，量取历任清勤、明识法理者充使，将过中书门下，定讫奏闻，令分道巡覆。若应勾会官物者，量加判官及典。刑部录囚姓名，略注犯状，牒使知。（岭南使人以九月上旬，驰驿发遣。）”[56]可见，在涉及追捕罪人、告密谋叛以上情节及巡覆边地要案等重大事项时，唐代都是通过驰驿这样较为迅速的人员或文书传递方式，以缩短处理时间，提高效率，与宋制并无差别。相比较之下，“不得驰驿行下”的规定显得十分另类，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正是唐令珍惜民命、慎重行刑的立法精神，希望通过牺牲效率来最大限度地换取公平。
第二，从上引《唐律疏议》中的规定来看，“听三日乃行刑”是自“符”到后起算。[57]可见无论之前覆奏结果传递耗时长或短，并不影响之后的行刑，因为行刑前所等待这三日，是地方收到覆审结果后才起算，而非中央发出时起算，所以并不需要较为快速的传达方式（驰驿、飞驿），一般的遣驿即可承担。
第三，由于唐制规定，地方死刑案件均须经过覆审与覆奏的程序，如果采用驰驿这种快速但成本较高的传达方式，无疑会给本已忙碌的驿传系统带来很大的负担。
（三）宋代：马递行下
与唐代死刑案件均须奏报中央覆审不同，宋代死刑的处理程序和决定权限有着简化和下移的倾向。在元丰改制前，无疑虑死刑案件由州审理并执行，刑部在事后进行覆核；元丰改制后，州审理完结须由提点刑狱司进行覆核，覆核后方可执行，刑部在事后抽摘覆核。[58]御史安鼎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时云：“按《国朝会要》淳化初置详覆官，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牍。熙宁中，始罢闻奏之法，止申刑部。元丰中，又罢申省，独委提刑司详覆，刑部但抽摘审核。元祐初，始复刑部详覆司，然不专任官属，又有摘取二分之限。”[59]刑部决后覆核制在《天圣令》中也有体现。[60]
有疑虑的案件则通过奏谳程序上报中央。史载：“宋初，大理寺不置狱，专职详断天下奏案，上刑部详复。”[61]“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62]关于奏谳制度，《天圣令》中体现在《狱官令》宋46条：“诸州有疑狱不决者，奏谳刑法之司。仍疑者，亦奏下尚书省议。有众议异常，堪为典则者，录送史馆。”[63]
“综观宋代的死刑复核制：元丰改制前，州拥有终审执行权，而不必申奏刑部复核。元丰改制后，才加强控制，须由提刑司复核后才能执行。”[64]既然在《天圣令》颁行的时期，州对无疑虑死刑案件拥有决定权，无须报中央覆核，且在行刑前无覆奏之制，[65]因此宋6中所谓“囚身在外者”，主要是指有疑虑的死刑案件和部分官员死刑案件。[66]从目前所见材料看，宋代似乎也并未沿用唐代“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的规定，所以在中央对相关案件作出最终裁决后，即要求从速通知地方行刑（马递行下）。况且对于涉及敕牒、狱案的文书，根据宋代文书传递制度的规定，本来就需要采取马递的传达方式。[67]
此外，采用马递的传达方式可能也与宋代赦降频繁有关，采用较快的传达方式，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出现案件裁决尚未到达但赦书却已先至的情况。[68]根据郭东旭先生对《宋史》《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的统计，宋代有大赦118次，郊赦103次，曲赦132次，特赦23次，德音72次，录囚246次，合计694次。有8个年份一岁五赦以上，最多时一岁九赦。[69]而唐代的恩赦相对少一些，据陈俊强先生统计有453次。[70]关于赦降与断敕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庆元条法事类》中的一条断狱敕或可提供些思路。
诸罪人已降断敕（批状劄子或省符备降朝旨同。余条称“断敕或敕断”准此。）未到而遇赦降者，于勘所计程，（谓赦降日行五百里，断敕日行四百里，各以入递日时为始。）应在赦降前到者，不得原减。应死者，奏裁。其断敕虽应前到而罪人未应行决，（谓有疮、病、孕及禁刑日之类。）或应与赦降同日到者，依会恩法。即诸路提点刑狱司覆毕案，牒报论决未到而遇赦降者，并准此。[71]
戴建国先生据此指出：“赦令对于已经执行过刑罚的人，不再有效。对于上级司法机关已经裁决下达执行的案子，因多种原因致裁决书未到，而恰遇朝廷颁布大赦令，则以行程来推算日期，即以案件审理处至上级司法机关的路途里程来计算裁决书应到时间，并比照赦书到达时间来决定罪犯是否予以赦免。”[72]当然，《庆元条法事类》反映的主要是南宋的情况，宋初未必如此。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宋代覆奏程序缺失、文书传递已有规定且赦降较为频繁的背景下，裁决结果是有必要从速下达的，至少没有理由再像唐代那样专门规定不得采取较快的传递方式。
综上所述，与唐代死刑奏报和行刑更注重公正，尽可能增加更多纠正错案的机会相比，宋代更注重效率，在案件结果最终确定的情况下，希望尽快行刑，避免案件积压、刑狱淹延。从表面上看，宋代对于死刑案件的处理似乎不如唐代审慎。但就将罪犯绳之以法、告慰和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角度而言，在案件没有错误的前提下从速行刑，又何尝不是追求司法公正的体现。与宋代能够取消地方死刑案件决前覆奏的原因类似，这也体现出宋廷对以州、路为核心的地方司法机构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源于案件处理过程中多种防弊机制的保障。[73]或许在宋人看来，通过分设机构、分立制度进行制约和监督，在案件正常审理程序内查明事实、合理裁判，要远胜于行刑前的核查与纠正。
四、从“停决奏闻”到“停决别推”
（一）《天圣令·狱官令》宋8、宋34与唐令的差别
如果说，唐代的死刑奏报程序（包括覆审和覆奏）是一种纵向的审查监督体系，更加相信中央司法机构在死刑这样的重大案件中的作用。那么宋代则在此之外，更为倚重横向的制约和纠错，将权力适当下放于地方。[74]这在上文所讨论的决后覆核、马递行下等问题中都有所体现。另外，还有一项制度集中反映了宋人的这种策略，那就是“翻异别勘”（或称“翻异别推”）制度。《天圣令·狱官令》中有两条涉及死刑执行的令文中出现了“别推”一词，与所据以修改的唐令出现了较大差别。即宋8条：“诸监决死囚，若囚有称冤者，停决别推。”[75]以及宋34条：“诸死罪囚，虽已奏报，犹诉冤枉，事有可疑，须推覆者，以状奏闻，听旨别推。”[76]
唐令中的相关规定在多种史籍中可以看到，如《通典》卷一六八：“诸决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监决，在外者上佐监决，余并判官监决。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在京决死囚，皆令御史、金吾监决。若囚者冤枉灼然者，停决闻奏。”[77]又如《唐六典》卷六：“决大辟罪，官爵五品已上，在京者，大理正监决。在外者，上佐监决。余并判官监决，在京决者，亦皆有御史、金吾监决。若囚有冤滥灼然者，听停决奏闻。”[78]日本《养老令·狱令》第37条中规定：“凡死罪，虽已奏报，犹诉冤枉，事有可疑，须推覆者，以状奏闻，遣使驰驿检校。”[79]雷闻先生在此基础上复原了《狱官令》第40条：“诸死罪囚，虽已奏报，犹诉冤枉，事有可疑，须推覆者，以状奏闻，遣使驰驿检校。”[80]
《天圣令·狱官令》宋8条规定，在监决死刑囚犯时，如果囚犯称冤，则须停止行刑，另行审理。而从唐令来看，要求囚犯冤情明显的，停止行刑，奏报皇帝。可见唐宋令在此有两个差别：其一，在启动程序上，唐令中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囚者冤枉灼然”或者“囚有冤滥灼然”的情况下，才能另外作出处理。宋令中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只要囚犯喊冤，便需要作出处理。而且从主体上来看，唐令中是由监决官员来发现冤屈，宋令中则是囚犯本人声诉。其二，在处理方式上，唐令要求停止行刑后，将案件奏报皇帝，宋令则要求另行审理，即由其他机构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这一问题从宋34条及对应唐令中也能看出来，宋令规定，死罪囚犯虽然已经过奏报程序，仍然声诉冤枉，如果案件存在疑虑，仍需要重新审理的，则将案件奏报皇帝，根据旨意另行审理，而唐令要求派遣官员审查核对。
通过比较能够看出，翻异别勘制度的确立及引入令文，是理解唐宋令之间差异的关键所在。下面我们就结合相关令文，对这一时期翻异别勘制度的演变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翻异别勘是宋代一项非常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指犯人在录问时或行刑前翻供，则对案件重新审理的制度。如徐道邻先生所指出的：“犯人不须要自己上诉，只要在结案时翻供，或者在行刑前喊冤，官厅就要把案子重新从头问起。”[81]翻异别勘制度起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在此之前唐代存在的是“停决奏闻”之制。
（二）唐与五代时期的“停决奏闻”制度及其演变
在唐代，死刑案件在发现问题后须停决奏闻，这是一项得到普遍实行的制度，如《通典》所载武后时的一起案件：
推事使、左台监察御史卢偡奏称：“告事人问赵推之，得款唐子产与推之手状，遣告长孙仲宣，实不知事由者。依问唐子产，得款与推之手状，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炉，拟打枪槊，谋反是实。其长孙仲宣是子产亲舅，为子产先与三舅庶几妾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即骂辱子产，为此诬告者。”曹断：“准律：诬告谋反大逆者，斩。从者，绞。又条云：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者为首，教令为从。推之为首，处斩。子产为从，处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见，遂诉枉屈。武太后曰：“赵推之得唐子产手状，即告。于子产引虚，自是子产之罪，何得枉断杀推之。宜令停决，正断奏闻者。”有功重执曰：“推之所告反由，元于子产处得。奉敕勘当，具状是诬，付法科绳，已断处斩。奏书临决，恩旨遣停。圣上为子产引虚，则将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为首，教者为从。若其事虚受责，推之合当重科。如其反实论功，子产才霑薄赏。律开此制，本防避罪争功。在于宪司，固当守文奉法。”奉敕依奏。迁有功为侍御史。[82]
此案在“奏书临决”时被“恩旨遣停”，要求“停决，正断奏闻”。另外一起案件也是发生在武后时期，《大唐新语》卷四载：
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其双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天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获申，遂处绞死。
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月余，复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则天固授之，有功曰：“臣闻鹿走于山林，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必坐而死矣。”则天既深器重，竟授之，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中宗朝，追赠越州都督，优赐其家，并授一品官。开元初，窦希瑊外戚荣贵，奏请回己之官，以酧其子。[83]
该案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唐令中的制度：庞氏在即将受刑时，由其子希瑊代为诉冤，监决官徐有功审核后认为确实存在枉状，因而停止行刑，奏报皇帝。但此时对奏闻后重新审理的机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该案的原审法官薛季旭仍参与到重新审理中，并对徐有功实施陷害。关于重新审理的次数限制，长庆元年曾作出过规定，《唐会要》载，长庆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
应十恶及杀人斗殴、官典犯赃，并伪造计银、劫盗窃盗，及府县推断讫重论诉人等，皆是奸恶之徒，推鞫之时，尽皆伏罪，临刑之次，即又称冤。每度称冤，皆须重推。与证平常，被其追扰，若无惩革，为弊实深。伏请今后有此色贼，台及府县并外州，但计三度推问，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断结讫，更有论诉，一切不重推问。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如本推官典受贿赂，推断不平及有冤滥词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以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推勘又虚，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于本条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实，亦请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诉冤屈不虚，其经第三度推官典，请于本法外更加一等贬责。其第三度官典，亦请节级科处。[84]
《宋刑统》中也收载了这条敕节文，[85]从这条敕文来看，唐后期出现的翻异别勘制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适用的情形为行刑前，这实际上是对唐令中临决称冤规定的延续和细化。第二，制度的启动主体为囚犯。第三，适用的次数以三次为限，三次以后不再重新审理。第四，重新审理三次以后，如果是告诉该案法官受贿及冤情可以立即查验的，可以再次重审，但审理后证明不实的，除死刑外，加重一等处罚。
会昌四年还有过两次重推的要求，中书门下奏：“应合处极刑囚等，郊礼日近，望有鸿恩，每引决之时皆称冤屈，及至推鞫，依前伏罪。容此延引，恐开幸门，今日已后，前件因经两度称冤，重推问无异同者，更不在闻奏。”[86]之后唐代死刑案件“停决奏闻”的制度又进一步完善，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台奏：
伏以京城囚徒准敕科决者，臣当司准旧例，差御史一人监决，如囚称冤，即收禁闻奏，便令监决御史覆勘者。伏虑监决之时，各怀疑惮，务求省便，难究冤辞，恐至无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治。且台司本定四推，以谳疑狱。六察职事以重，不合分外领推。伏请自今以后，有囚称冤者，监察御史闻奏，敕下后，便配四推。所冀狱无冤滞，事得论理。[87]
可见在太和元年御史台上奏之前，停决奏闻后由监决御史覆审的制度就已经确立下来。本次臣僚建议，奏闻之后的具体机构由六察改为四推，以利于案件处理。大中四年，又将引问死囚的时间进一步提前，以避免来不及诉冤的情况发生，御史台奏：“准旧例，京兆府准敕科决囚徒，合差监察御史一人到府门监决。御史未至，其囚已至科决处，纵有冤屈，披诉不及。今后请许令御史到府引问，如囚不称冤，然后许行决。其河南府准此。诸州有死囚，仍委长官差官监决，并先引问。”[88]五代时期的情况，也见于《宋刑统》收载的一条敕节文：
【准】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七日敕节文，诸道州府凡有推鞫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如有异同，即移司别勘。若见本情，其前推勘官吏，量罪科责。如无异同，即于案后别连一状，云所录问囚人与案款同，转上本处观察团练使、刺史。如有案牍未经录问过，不得便令详断。[89]
细绎这条敕节文，可见相比于唐代出现了几点新变化：第一，适用情形已变为案件事实审理结束后、判决作出前，而非临刑前，似乎体现出对唐代引问程序的借鉴。第二，制度的启动主体为负责录问的官员，而非囚犯。第三，适用案件有所扩大，已不限于死刑。但也并不包括所有案件，从审理机构为道、州、府来看，应该是徒刑以上的案件。从《棠阴比事》记载的五代时期的一则案例中，也能管窥当时翻异别勘制度的运作情况：
后唐孔相循欢莅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巨盗，富有资产。及收，则四贫民耳。时都虞侯姓韩者，密使郭崇韬之僚婿也，与权吏狱典同锻，有款成断，令弃市，虑之无言。就法之际，囚屡回首，公疑，召问之，乃曰“实枉”，且言适为狱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即命移于州狱，鞫之，自韩已下凡数十人受赂约七千缗，并以伏法。[90]
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从“领过萧墙”的描述来看，孔循的录问也是在行刑前进行的，这与唐代大中年间确立的程序很接近。第二，发现冤情后，孔循即下令将案件移交州狱审理，而非奏报皇帝，这与唐代的规定出现了很大不同，已更为接近宋制。通过上述分析能够看到，虽然唐末五代时的翻异别勘制度还较为初步，但基本的要素都已齐备，为宋代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三）宋代的“停决别推”制度及其确立
宋初继续沿用唐后期至五代形成的翻异别勘制度，太祖建隆二年九月，诏：
若引问检法雪活，不在叙劳之限，自后凡雪活者，须元推勘官枉死已结案，除知州系书官驳正本职不为雪活外，若检法官或转运但他司经历官举驳别勘，因此驳议从死得生，即理为雪活。若从初止作疑似不指事状，或因罪人翻异别勘雪活者，即覆推官理为雪活，仍勘元推官一案断遣。[91]
如果因为翻异别勘而洗刷冤情活人性命的，覆审官员可以得到酬奖。唐末五代时期的翻异别勘制度中，都有提及对原审官员的惩罚措施，但对于发现冤情、雪活罪犯的覆审官员却并无褒奖。自宋代开始，一方面延续对原审官员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则逐渐建构起对于覆审官员的褒奖机制。太宗时，继续在司法审判中贯彻这一制度，《文献通考》载：“淳化三年，令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伏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92]因为并未在次数上作出限制，太宗时罪犯翻异情况普遍，带来了很多问题。[93]此后恢复了唐代长庆元年敕中所确定的三推制度。真宗时，翻异别勘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完善，大中祥符二年，要求覆审时必须挑选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官员：
光化军民曹兴为盗，将刑称冤，军遣县尉覆按。刑部言尉本捕盗，复令鞫案，虑其避收逮平民之罪，或致枉滥。乃诏：“自今大辟案具，临刑称冤者，并委不干碍官覆推之。如阙官，即白转运、按点刑狱使者，就邻州遣官按之。”[94]
大中祥符九年，要求翻异罪犯须移送无关监狱禁系，诏：“大辟罪临刑声冤者，并送不干碍刑狱留禁。具马递申转运、提点刑狱就州选官复勘。”[95]《天圣令·狱官令》宋8条中的“停决别推”，正是这一时期翻异别勘制度的体现。囚犯喊冤即可启动，及不需奏报皇帝另行审理这两个特征，是宋代翻异别勘制度在唐、五代制度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后，翻异别勘制度又不断完善，仁宗景祐四年诏：“诸州勘大辟罪人，结成公案，聚听录问，或罪人翻变，骨肉申冤，本处移司差无干系官吏推勘，或再翻变，即申转运、提刑司差官推勘。”[96]将大辟案件录问翻异的处理分为两种：初次翻异的由原审机构另选官员重审，再次翻异的则申报转运司、提刑司选官重审。从臣僚的奏折来看，至迟在元丰时，有关翻异别勘的规定已经载入令典：
元丰令，诸录囚以始末案状照对，事无可疑，乃读示所承审取伏状。即罪人翻异若家属称冤，申所属为速换推。又决大辟于市，遣他官与掌狱官同监，量差人防护，仍先给酒食，听亲戚辞诀，示以犯状，不得掩塞其口，及令人众奔噪。并以未、申二时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又诸州大辟囚，或官员已结正而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并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朝廷矜悼愚民自陷刑辟，必不得已而后决，求所以生之之意，亦可谓尽矣。[97]
哲宗元符时，正式将是否经过录问作为决定由原审机构“换推”，还是由提点刑狱司“审察”的依据。[98]南宋时，翻异别勘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更为规范。对此，徐道邻先生的著述中有着详细梳理，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庆元条法事类》中涉及的翻异别勘制度规定，徐先生虽有涉及但未予展开。下文将着重对此加以分析，尝试阐释从北宋到南宋翻异别勘制度在法典中的变化。通过细致比勘，本文认为南宋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适用的时间提前。在案件审理阶段，上级如果认为存在冤抑，或者罪人诉冤，便可以移推。《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一职制令载：“诸监司巡按，遇诸州州院、司理院并县禁罪人及品官、命妇公事各徒以上者，虽非本司事，听审问。若情涉疑虑，或罪人声冤，或官司挟情出入而应移推者。牒所属监司行，若承报不行，或虽行而不当者，具事因奏。”[99]但必须是冤抑不公的情况下才能提前移推，通常须待州县审理完结。[100]
第二，继续规范别勘的程序，明确允许及不需移推的情形。翻异别勘制度的本意是充分保障罪犯的权益，避免审判不公导致冤屈，但不少罪犯也会利用这一漏洞争取时间，以期会赦得以减免。因此，南宋时对翻异的情形作了区分，以保证别勘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
诸大礼御劄已到而犯强盗、持仗、窃盗、强奸、谋杀人、殴人折伤以上（谋杀、折伤，谓至死应为正犯者。）各罪至徒。官吏犯入己赃。急脚、马递铺兵级、曹司盗匿、弃毁、私坼递角或将带逃亡。官司故稽缓刑狱公事。命官亡身，送还人（丁忧不解官，所差送丧柩人同。）擅自归或逃亡。及部辖职员、将校、节级并为首率众者，各不以大礼赦原减。其故出入人徒以上罪，或容庇罪人拖延及妄为疏驳会问不圆公案，致会大礼赦者，（谓不妨结案或检断而故为方便者。）官司及罪人各准此。即罪人故不承伏若翻异，（家属称冤同。）或故自毁伤及诈称疮、病、产孕、老幼有荫告身在远，或虚称更曾别作过犯，官司信凭会问，各妨结断而致会大礼赦者，（虽赦前已承，但断决不及皆是。）亦不得原减。若因驳问翻异而改断从轻，或刑名不移而罪名改轻若刑名虽加而当叙遗阙从轻，（谓如赃罪改从私罪，或私罪杖改从公罪徒之类。）或干连未经取勘及不曾翻异之人，自从会赦法。[101]
如果是罪人故意不承认审判结果而翻异的情况，不得依照会赦法原减，而如果是被官府驳问而翻异，且确实改判从轻，证明翻异却有实据的，则可以适用会赦法。南宋孝宗时，对于翻异后重新审理的次数进一步放宽，由三推改为五推，这导致审判效率十分低下。为防止不必要案件多次翻异占用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成本，对于翻异后不妨碍从重判决、不涉及财产交割之类的案件，则允许不予移推。[102]
应该申报提刑司别推，而擅自移交属县审理的也要受到惩罚。[103]此外，对于翻异所供词状也更为重视，绍熙时要求将翻辞备录后申报刑部，《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绍熙三年七月十二日，尚书省批下刑部申：“乞遍牒诸路监司州军，应有翻异公事，仰所属将翻辞子细备录，缴连申部。”[104]而且从相关令文来看，至迟在庆元时，州府已经具有移推的权限：“诸县公事理断不当，州取案审详应别推者，不得却送本县。”[105]
第三，注重对驳正犯罪官吏的褒奖和酬赏，提高官吏的积极性。《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不少赏令与此相关，如《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诸入人死罪，（谓已结案者。余条推正、驳正死罪准此。）所举驳者，元不议大情而官吏别推能推正，或定夺能驳正者，推、定者准非当职官及吏人驳正格。即举驳入人死罪，虽议大情而止作疑似，或因疑似举驳及翻异称冤而推正、驳正者，各二人理一名。止一名者，命官免试，吏人指射优轻差遣一次。”[106]因为罪犯翻异称冤而重审后予以纠正的，虽然不如“元不议大情而官吏别推能推正，或定夺能驳正”情况下受到的奖赏高，但仍可以通过“二人理一名”的方式来获得优待。能纠正徒、流罪犯的也可以比照死罪受赏：“诸入人徒、流罪或配已结案，（谓将杖以下及无罪或不核配人，作徒、流配罪勘结者。）而录问官吏（元勘当职官非。下文准此。）能驳正或因别推而能推正者，各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计数推赏。”[107]
在程序方面，纠正死罪应当受赏的，须将不当官吏的伏罪状附上：“诸推正、驳正入人死罪，准格应赏者，（推正县解杖、笞及无罪人为死罪者同。）不当官吏虽该原免勿论，仍取伏罪状入案。（推、驳正徒、流罪应赏者，准此。）失于取者，不在赏例。若官司不为施行者，听百日内自陈。（推正县解罪人，当曾于案后收坐，而本州不为施行者，准此。）”[108]应该从朝廷获得酬赏的，须保明申报吏部：“诸推正、驳正死罪，（推正县解杖、笞及无罪人作死罪者同。）应从朝廷推赏者，缴录白案，保明申尚书吏部。”[109]《庆元条法事类》中的赏式里载有具体格式，如《保明推正驳正入人死罪酬赏状》《保明推正县解死罪酬赏状》等。[110]
第四，加强对推鞫、驳正不当及违法移推官员的处罚。上引唐及五代敕文中都有提及对初审官吏的惩罚，但内容较为简单。到南宋时，这方面的规定更为详尽，对具体情形区分得更为细致，处罚措施也更为合理。之前负责审理及录问的官员存在不当的，将与该案一并处理。[111]又如置司鞫狱的情况，一断狱敕载：“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审问（非置司同。）或本州录问者，减推司罪三等。（当职官签书狱案者，与出入罪徒一重。）”[112]另一方面，如果举驳不当者，亦应受罚：“诸官司举驳入人死罪不当者，杖一百。”[113]
五、结语
宋代的死刑奏报制度与唐代差别较大，唐令中规定的、体现唐初法制的决前覆奏制度，在唐后期至五代的分裂、战乱冲击下大为缩水，取而代之的是以刑部为主导的决后覆核制度，《天圣令·狱官令》中的相关令文印证了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轻视民命，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的产物。一方面，相较于唐代更为强调中央司法机构及皇帝在死刑覆核中的作用，宋代则较为信赖以州、路为代表的地方司法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宋代在案件审理、监督等环节的制度设计更为严密，人员配置也更为齐全。
从上文对唐宋之际死刑奏报制度的讨论能够发现，宋令与宋代司法制度体现出浓厚的慎刑思想，充满了人性关怀，且在案件处理中注意地方司法机构作用的发挥。由唐至宋，司法令文与司法制度既有传承延续，也有创新发展。且随着时间推移，后者逐渐成为主流，塑造了宋代法制的基本面貌。而文本与制度演变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在发挥作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对宋令与宋代司法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李云龙，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宋令与宋代司法制度研究”（项目编号：CCNU18XJ035）、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各民族的法律文书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2017-01-07-00-02-E0004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里耶、岳麓简牍所见秦代的犯罪与刑罚执行研究”（项目编号：18CFX007）的阶段性成果。
[2]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692—693页。(https://www.daowen.com)
[3]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7页。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65页。
[5]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0《刑法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
[6]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66页。
[7] 戴建国先生指出：“宋统治者为缩短审判时间，提高司法办事效率，但又不致草率行事，将死刑的覆核分成两种：凡属有证有据，不难判决的死刑案，其判决执行权交地方掌管，执行前，无须报中央刑部核准，地方只是在刑案执行后将案情申报刑部，刑部进行事后覆审；如属证据不足而有疑难的死刑案则申报中央裁决。这就改变了以往朝代死刑不问有无疑难，一律报中央核准才能执行的做法。”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载《文史》第三十一辑，第131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第63页。
[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7页。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第829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第1070页。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第1588页。亦见《宋大诏令集》卷201《大辟经裁决后付中书密院参酌诏》：“自今开封府、殿前、侍卫军司奏断大辟案，经朕裁决后，百姓即付中书，军人付枢密院。更参酌审定进入，俟画出乃付本司。其虽已批断，情尚可恕者，亦须覆奏，务于平允。”（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201《大辟经裁决后付中书密院参酌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6页。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第1766页。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之三，第3408页。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1页。
[16] 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载《文史》第三十一辑，第133页。
[17] 庄绰：《鸡肋编》卷下，丛书集成本。
[18] 对于提点刑狱司的设立背景与概况，《文献通考》中有过说明：“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门员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四年省。景德四年，真宗谓王旦曰：‘朕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官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于是置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为之，副以武臣
门祇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劝农使，俄改提点刑狱、劝农使，又以武臣为副使。天圣六年悉罢，明道二年复置。嘉祐中，有武臣同提点河东刑狱，窃用公库银器及乐倡首饰，议者谓武臣不可为监司，罢之。治平元年，罢提点刑狱而委转运司。熙宁二年，诸路提点刑狱复差文臣，其武臣并罢。”（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一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51—1852页。关于宋代提点刑狱司的沿革、废置问题，参见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 《宋大诏令集》卷161《置诸路提刑诏》，第610页。
[20] 《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五三，第8559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第1821页。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第5323页。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第7211页。又如元丰七年十月：“御史蹇序辰乞令诸路提点刑狱司每季具以论决详覆大辟事状以闻，付刑部注籍，点检案治失误。诏提点刑狱司季申刑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第8365页。
[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第8913页。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2，第10031页。
[26] 如嘉泰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右正言李景和言：“大辟之狱，在县则先以结解，在郡则申以审勘，罪状明白，刑法相当，郡申宪司，以听论决，是谓详覆。情轻法重，情重法轻，事有疑虑，理可矜悯，宪司具因依缴奏朝廷，将上取旨，率多从贷，是谓奏案，著在令典。”《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五七，第8477页。
[27] 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载《文史》第三十一辑，第135页。
[28] 刘昫：《旧唐书》卷50《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40页。
[29] 陈灵海：《唐代刑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30] 陈灵海：《唐代刑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第11417页。美国学者马伯良先生也指出：“在宋代，如果一个人根据法律被判处死刑，他将会得到十分‘小心谨慎’的对待——如果不说是‘温和慈善’的对待的话。”〔美〕马伯良：《宋代的法律与秩序》，杨昂、胡雯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
[32]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第189页。
[33] （唐）杜佑：《通典》卷168，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49页。
[34]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694—695页。
[35]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15页。
[36] 《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第162—163页。
[37] 关于唐代驿传制度的研究现状，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八章第四节《交通制度与交通设施》中的“馆驿制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509页；亦见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597页。
[38] 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第二编第一章《唐〈厩牧令〉驿传条文的复原及与日本〈令〉、〈式〉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6页。
[39] 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第二编第一章《唐〈厩牧令〉驿传条文的复原及与日本〈令〉、〈式〉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40] 黄正建先生指出：“作为官营的交通服务机构，驿承担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为官员及使者的出行提供食宿车马等服务；二是负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文传递。”“传送马驴设于州，其任务有三项：一是给来往使臣或官员提供交通工具（这是对驿的补充），二是承担州的运输任务。”“第三，它可能还负责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的文书传递，其范围也限于州内或邻州之间。”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第二编第二章《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第167页。
[41] 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亦如黄正建先生所言：“随着唐代社会的安定、版图的扩大，以及行政系统的严密，公文传递变得越益频繁。驿既要招待使臣又要负责通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这时，作为一种具有机构实体的、以传递公文或曰以通信为主的组织就产生了。它首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其名称就叫作‘递’。”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42] 关于宋代驿传制度的研究现状，参见曹家齐：《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5—373页。
[43] 参见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350页。
[44] 《隋书》卷25《刑法志》，第713页。
[45]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第188页。
[4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56页。
[47]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9页。
[48]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20页。
[49] 《唐六典》卷6载：“凡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在京者，决前一日二覆奏，决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后日再覆奏。纵临时有敕不许覆奏，亦准此覆奏。）”《唐六典》卷6，第189页。可见，唐代京师死刑案件由行决之司覆奏，覆奏之后行决机构予以执行；地方死刑案件则由刑部覆奏，此时死刑犯羁押于地方（囚身在外），覆奏机构与行决机构分离，因此有将覆奏意见传达给地方（行下）的程序和必要。
[50] 《唐律疏议》卷30《断狱律》“死囚覆奏报决”条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唐律疏议》卷30《断狱律》，第572页。
[51] （唐）陆贽：《翰苑集》卷20《又奏量移官》，四部丛刊本。
[52] 《新唐书》卷56《刑法志》，第1411页。
[53]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7页。
[54]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6页。
[55]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第190页。
[56]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8—339页。
[57] 《唐六典》卷1“三师三公尚书都省”条：“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唐六典》卷1《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第10—11页。参见〔日〕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载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65页。
[5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五之一载：“刑部主覆天下大辟已决公按（案）、旬奏狱状，举驳其不当者。”第3407页。《宋史》卷一六三也载：“国初，以刑部覆大辟案。淳化二年，增置审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至两省充，详议官以京朝官充，掌详谳大理所断案牍而奏之。凡狱具上，先经大理，断谳既定，报审刑，然后知院与详议官定成文草，奏记上中书，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大中祥符二年，置纠察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时以报。若理有未尽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脱脱等：《宋史》卷163《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58页。
[59]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丛书集成本。
[60] 《狱官令》宋5条云：“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一覆奏，得旨乃决。在外者，决讫六十日录案奏，下刑部详覆，有不当者，得随事举驳。”《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7页。
[61] 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62] 《宋史》卷165《职官志五》，第3899页。“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宋史》卷201《刑法三》，第5012页。“在法，大辟情法相当之人，合申提刑司详覆，依法断遣。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四者，皆许奏裁。”楼钥：《攻媿集》卷27《缴刑部劄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6页。
[64] 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65] 虽然《宋刑统》中照抄了《唐律疏议》中有关决死罪待覆奏的规定，但恐怕已为具文。《宋刑统》卷30《断狱律》“决死罪”门：“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疏议曰】：死罪囚，谓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称日者，以百刻，须以符到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在外既无漏刻，但取日周晬时为限。”（宋）窦仪等：《宋刑统》卷30《断狱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
[66] 《天圣令·狱官令》宋2：“诸犯罪，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送州推断。若官人犯罪，具案录奏，下大理寺检断，审刑院详正其罪，议定奏闻，听敕处分。如有不当者，亦随事驳正，其应州断者，从别敕。”可见宋初官员犯罪由中央司法机构审理，除非有专门敕旨，地方无权审理，只须等待处理结果。
[67] 如曹家齐先生指出：“观史籍记载，宋代马递所传文书主要有赦降、敕牒、狱案、边报、军兴飞书、赈济、河防及催发贡物文书等。”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另外，《宋史·刑法志一》中还有“骑置”的说法：“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应奏疑案，亦骑置以闻。”根据颜师古在《汉书》中的解释：“骑置，谓驿骑也。”可见骑置与马递类似，都指较为快速的传达方式，这表明在宋代狱案奏报程序中，已普遍采用马递、骑置等较为快速的传达方式。
[68] 关于宋代恩赦的种类，《宋史》曾有过说明：“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宋史》卷201《刑法志三》，第5026页。
[69] 参见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380页。
[70] 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68页。
[71]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16《文书门一·断狱敕》，戴建国点校，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72] 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73] 如学者所指出的：“与唐代复审制度相比，宋代的复审制度更为严格。唐代前期，复审往往由原审判机构进行，很难纠正原审的错误，这就失去了复审的意义。而宋代多级司法机构的左右分司，则为翻异案件别推创造了条件。”王晓龙、郭东旭等：《宋代法律文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页。
[74] 如贾文龙先生所言：“宋朝加强中央集权与其他王朝不同，首先采用的办法是设别官以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其次才是采用加强监察的手段。”贾文龙：《宋朝鞫谳分司制度的历史浮沉》，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75]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8页。
[76]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3页。
[77] 《通典》卷168《刑法六》，第4349页。
[78] 《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第189页。
[79] 〔日〕国史大系编修会、黑板胜美编辑：《令义解》，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324页。
[80]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7页。
[81] 徐道邻：《翻异别勘考》，载氏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55页。
[82] 《通典》卷169《刑法七》，第4380—4381页。
[83] 刘肃：《唐新语》卷4《持法第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 《唐会要》卷60《御史台上》，第1228—1229页。
[85] 《宋刑统》卷29《断狱律》：“【准】唐长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敕节文，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及府县，并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款，及经三度结断者，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如是告本推官典受贿赂，推勘不平，及有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请于本条外更加一等科罪。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请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伏请本法外更加一等贬责，其第二、第一度官典亦请节级科处。”第544页。
[86]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13，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8页。
[87] 《唐会要》卷60《御史台上》，第1230页。
[88] 《唐会要》卷60《御史台上》，第1245页。
[89] 《宋刑统》卷29《断狱律》，第544—545页。
[90] 桂万荣：《棠阴比事》《孔察代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折狱龟鉴》卷2也载：“后唐孔循，以邦计贰职，权领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盗巨富，及败，而捕系者乃四贫民也。盖都虞候者郭从韬之僚壻，与推吏狱典同谋，锻成此狱。法当弃市，循亲虑之，囚无一言，领过萧墙而乃屡顾。因召问之，云：适以狱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请退左右，细述其事。即令移于州狱，俾郡主簿鞫之。受赂者数十人，与四盗俱伏法，四贫民获雪，此盖和
所闻五代时事。”郑克：《折狱龟鉴》卷2《释冤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九三，第8500页。
[92] 《文献通考》卷166《刑考五》，第4979页。
[93] 如《宋会要辑稿》载，淳化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知制诰柴成务言：“应差官勘事，及诸州推鞫罪人，案成，差官录问，其大辟罪别差职员监决。如录问翻变或监决称冤，即别差官推勘。此诚重刑之至，然臣详酌滋长弊倖，且人之犯罪至重者死，数有翻变，或遇赦免，则奸计得成。纵不遇恩，止是一死。近见蓬州贾克明为杀人前后禁系一年半，七次勘鞫，皆伏本罪，录问翻变。赖陛下英明，经赦不放，差转运副使蒋坚白、提点使臣董循再同推勘，方得处断。其如干连证逮，州县追禁，此又何辜？欲望今后朝廷、转运司、州府差官勘鞫，如伏罪分明，录问翻变，轻者委本州处别勘，重者转运司邻州遣官鞫勘。如三经推勘，伏罪如初，款辨分明，录问翻变，监决称冤者，并依法处断。”《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五一，第8419—8420页。
[9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26页。《宋会要辑稿》载，大中祥符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大辟罪人案牍已具，临刑而诉冤者，并令不干碍明干官吏覆推。如本州官皆碍，则委转运、提点刑狱司就近差官。”时光化军断曹兴，将刑称冤，复命县尉鞫治。刑部上言：“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五五，第8422页。
[95]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五八，第8424页。
[96]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六二，第8426页。
[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第9118—9119页。
[98]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符元年，尚书省言：“大理寺修立到，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结案，未录问，而罪人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听移司别推。若已录问而翻异称冤者，仍马递申提刑司审察。若事不可委本州者，差官别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9，第11873页。有学者认为原审机构重审称“移推”，上级选官重审称“别勘”，实际上二者意思差别不大，如上述史料中二者都被称为“别推”。在《宋会要辑稿》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中，二者都被称为“别勘”：“大理寺修立到：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结案未录问而罪人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听移司别勘。若已录问而翻异称冤者，申提刑司审察。事有不可委本州者，差官别勘。”《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六八，第8430页。
[99] 《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职制令》，第118页。
[100] “诸勘鞫公事，妄作缘故陈乞移推，及州县未结绝，非冤抑不公，而监司辄移者，各杖八十。”《庆元条法事类》卷73《移囚·断狱敕》，第760页。“绍熙三年闰二月十九日敕：诸路监司，应所部州县之狱，若非冤抑不公，不得于未结断前移勘。知州县官委有私曲，即行按治。其监司信凭偏辞，不俟结断无故移狱者，许令州郡执奏。”《庆元条法事类》卷73《移囚·随敕申明》，第761页。
[101] 《庆元条法事类》卷16《赦降·断狱敕》，第338—339页。
[102] 《庆元条法事类》卷73《移囚·随敕申明》：“淳熙六年十月十五日，尚书省批下敕令所申濠州申明：今后翻异公事，令当职官子细照应，所翻情节实碍重罪，即依条移司别推外，若所称冤翻异一项不碍从重论决，或非应令离正理给财产之类者，即依重罪大情已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不须移推决遣。刑部、大理寺看详：除命官犯公罪重、私罪轻及公私罪重、赃罪轻，若所翻虽系赃私轻罪，亦合移司别推外，余依本州所申。本所审详，刑部看详前项事理已得允当，申省。后批：依敕令所审详到事理施行。”第761页。
[103] “诸罪人翻异或家属称冤，应申提点刑狱司差官别推，而辄移属县者，徒二年，若无出入，减三等。”《庆元条法事类》卷73《移囚·断狱敕》，第760页。
[104] 《庆元条法事类》卷73《移囚·随敕申明》，第761页。
[105] 《庆元条法事类》卷8《定夺体量·断狱令》，第144页。
[106]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赏令》，第756页。
[107]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赏令》，第756—757页。这是政和时便已确立下来的规定，《宋史》卷201《刑法志三》：“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第5024页。
[108]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赏令》，第757页。
[109]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赏令》，第757页。
[110]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赏令》，第758—759页。
[111] 如《庆元条法事类》卷73：“诸鞫狱，若前推及录问官吏有不当者，一案推结（入死罪者，检断、签书官吏准此）。入流以下罪而已替移事故，即将犯人先次结断，其不当官吏并于案后收坐，虽遇恩，亦取伏辩（签书官吏遇恩，依去官法）。即大情已正而小节不圆，或虽有不同而刑名决罚不异者，并免。”《庆元条法事类》卷73《出入罪·断狱令》，第754页。
[112]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断狱敕》，第756页。
[113] 《庆元条法事类》卷73《推驳·断狱敕》，第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