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胜上甘岭
1952年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邓华到前线视察，忽然，敌机来袭，撒下的照明弹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偏巧吉普车是在傍山险道行走，两架敌机低空追击，山道上隐蔽来不及，司机小赵一个急刹，敌机扫射的子弹在车前弹着，好险哪！跟着第二架敌机呼啸而来，小赵赶紧发动，吉普车继续前行，机关炮弹在头顶穿梭爆炸。“急转弯！”邓华提示刚落音，第一架敌机绕了个圈再次俯冲下来，“叭！叭！……”随着几声子弹爆响，小赵方向盘没把稳，吉普车翻下悬崖，幸好未到底便被两块大石头卡住，车头和车尾都被机关炮打着，而邓华和司机竟然幸免于难，但邓头部和腰部碰伤，当即昏迷过去，下颚一寸多长伤口不住地流血。
于是，他被紧急送回沈阳治疗。
休整3个月后，邓华到达朝鲜桧仓志愿军总部。
6月11日，邓华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
此时，他深感责任重大。去年粉碎敌秋季攻势后，朝鲜战场处于相对平稳状态，而停战谈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陷于僵局。出于对谈判施加压力，对方可以凭借其海空军优势和陆军现代化装备优势在战场上逞威，如果要破裂谈判，那将是大的动作。他和总部其他领导人磋商研究，同友方——朝鲜人民军代表协商。总部的各个处室，几乎都得联系，但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作战室；每天要阅处的来自北京和在朝各个部队的电报，更是成堆，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他是精细过人的，总部领导人开会，谁作报告，谁汇报情况，他都全面认真记录，以至他那个记事的小本儿也出了名，若干年之后，人们要查询什么就想到邓华的小本儿。加之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有关的数据、情节、结论、人名、地名，一进入他的脑袋，他就忘不了。在司令部，有人就说他“肚子里有一本活地图”。
他又是善于抓住重点，挈领全局的。当他还只是战役方向指挥员的时候，他就能够站在战略高度，审视战役全局，审视战区全局，向最高统帅部正确地提出改变战役和战区兵力部署，改变战略攻击方向的意见。
所有这一切，加上他勇猛、顽强、坚毅的性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良好军事素养——这就是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杰出高级将领中，被点将率师赴朝，接着又被委以重任，接替彭德怀主掌志愿军总部全部工作的道理所在。
10月14日，当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在纽约成功湖举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自由世界要继续战斗”的时候，在朝鲜上甘岭地区，联合国军方面发动了去年秋季攻势以后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炮弹铺天盖地而来，在志愿军防守的总共不到四平方公里的两个阵地及其周围，落下的炮弹达30万发，重磅炸弹500余枚。在持续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美军第七师，南朝鲜军第二师各一部共七个营的兵力，分成六路向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发起攻击。
当驻守该区的第十五军秦基伟军长打来电话报告战况时，邓华决定通过对阵地的反复争夺，来更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邓华当即表示：“原定反击注字洞南山暂不进行，四十五师应迅速到五圣山集结，集中力量反击敌人进犯。”
战术反击，是依托坑道工事对敌军阵地的进攻。而坑道体系能否经受敌人大规模攻击，这是一个尚待回答的战术问题，而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尚待回答的战略问题。
为了对付敌之进攻，邓华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粉碎其攻势。
邓华曾在审阅第三兵团的防御计划时，批示道：“我们认为有坑道的阵地仍然是可以而且必须与敌反复争夺的。同时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增援，以至我坑道中能保持适当的有生力量，利用野战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前……在迫不得已时，亦不宜自有坑道的阵地撤出，而应转入坑道作战（一方面使敌不能占我坑道，一方面保护我未抢运之伤员、烈士），适时以火力反击或兵力反击，求得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并杀伤敌人于阵地上。”
第三兵团各部根据邓华的指示重新修订了防御作战计划。
邓华在电话中最后向秦基伟说：“号称地下长城的坑道体系，能否发挥作用，到了接受检验的时候了。”
15日，上甘岭地区争夺两个山头阵地战斗正酣，作战处丁甘如处长在邓华面前呈上了东北海域敌军可能登陆的情报。
这日上午，在东海岸高城以东海面，麇集有六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和驻日本的美骑兵第一师一部，组成以美军第七舰队为核心编成的陆海空军合成的第七机动登陆部队，向志愿军和人民军海岸阵地猛烈轰击，并有三十余架运输机从中朝部队正面战线越过，显示以空降配合。
邓华紧锁眉头，沉思少顷，说道：“这是敌人声东击西，谋略的拙劣表演，意在配合其向上甘岭的进攻，打乱我之反击部署。不予理会。我们是预有准备的。”
但为了防备万一，邓华在与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商议之后，于当日20时，以中朝联合司令部名义向“金指”（即朝鲜人民军金雄指挥部）和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发出加强东海岸通川海防部署的指示。
敌人并没有登陆，敌舰游弋了一阵，打了一阵炮，跑了。事后联合国军方面透露，这次“模拟登陆”的目的，是“分散敌人前线兵力，诱敌增援部队进入登陆地区，以空军和地面炮兵将其歼灭”。联合国军方面哀叹：“敌人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而未获战果。”
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争夺的这两个高地由志愿军的两个连分别把守，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上将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名之“摊牌作战”，原拟定美军和南朝鲜军各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付出200人左右的伤亡，五天即可夺取这两个高地。谁知钉子碰了铁！从14日到20日的几天中，联合国军白天占领地面阵地，志愿军则在夜晚依托坑道反击歼敌，恢复地面阵地，有时一天之中地面阵地数次易守。在此期间，以邓华为首的志愿军司令部及时采取诸多断然措施支持上甘岭前线。10月20日晚，邓华下令：前沿部队全部退入坑道，准备依托坑道，协同前沿火力反击和兵力反击，里应外合地夹击敌人，杀伤敌人于阵地上，最后恢复地面阵地。
10月21日，邓华代司令员向第十五军发出电话指示，他说：“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的错误。对于我方来说，这是歼灭敌人于野外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
这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的上甘岭坚守防御战役历时43天，537.7高地北山和597.9高地地面阵地，最终为志愿军反击得手，并牢牢地巩固之。
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争夺战中，联合国军方面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共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上述两个高地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战后随手抓起一把松土就有好几块弹片！志愿军出动兵力4万余人，使用火炮140余门，发射炮弹40余万发，在单位火力密度上创造了中国军队战史上的最高纪录。联合国军方面伤亡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敌我伤亡比例2.21∶1。
在如此狭小的阵地上，双方投入兵力火力之密集猛烈，战斗之激烈紧张残酷，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罕见的。志愿军的最终胜利，生动地反映了以邓华为代表的志愿军指挥员的卓越的指挥艺术。上甘岭作战已被许多军事教科书赞誉为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
11月30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后4日，邓华写作的长篇论文《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战术问题》脱稿。这是对第五次战役后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一年零五个月作战包括上甘岭战役在内的全面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尽量避免打以火力战、消耗战为主的阵地战，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在朝鲜，如果算到停战协定生效时止，则打了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
志愿军的主要对手是高度现代化的美军，志愿军装备1951年后逐步有了改善，较之国内战争时期是大大改观了。但美方仍然声称志愿军“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中的古董”（美第八集团军军长泰勒语）。如此悬殊的装备，志愿军要守住阵地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第五次战役之后，客观形势又要求中朝方面必须守住现有战线。
在实践中，1951年秋季，群众创造了坑道工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倡导指示下，很快形成修建坑道工事的热潮，因之在朝鲜战场上出现了连接朝鲜东西海岸250公里长的战线上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使得志愿军能够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以较小的代价完成守住现有战线，长期消耗敌人的战略任务。这种被称之为“地下长城”的防御体系，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创举，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邓华在这篇长达三万三千多字的专文中，对一年多来志愿军依托“地下长城”进行阵地作战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他在专文的引言中写道：“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坚守作战，本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有了坑道工事便相当地降低了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而又可以发挥我军步兵固有的特长，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我们依托这种阵地组织了顽强的防御与英勇的反击，并进行了许多胜利的进攻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一深刻的概括，其内涵远远超过这一段时期抗美援朝作战的本身。有人说，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主要是指后期的阵地战阶段的经验。还有人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阵地战实践，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与战术指导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从邓华在这篇专文中就有关防御组织、防御作战以及对坚固阵地的攻击的具体的深入浅出的分析中，获知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