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现实主义·安托万和自由剧场
安德烈·安托万（1858～1943）在法国扛起了左拉和易卜生的旗帜。一八八七年，这个默默无闻的煤气公司的职员与一群业余演员一起开办一个有四出朴实的独幕剧上演的“自由剧场”，其中一出便是据左拉的短篇小说《雅克·达莫尔》改编的。安托万开办的剧场采用戏票预订的办法，第一个戏剧季便收入了三千五百法郎；在这笔钱中，为租排演场花去了一千法郎，这样他便得以在勒皮克街的一间酒吧里进行了几次排演。为了凑足布景，他又从他母亲屋里搬来了一些家具（自带道具现在仍然是业余剧团的惯例），剧团的朋友为了省下邮费则帮助亲手分发邀请券。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剧场每次一举行演出，便楼上楼下全部坐无虚席，结果第二个戏剧季的订票额便高达四万法郎；这样，安托万便得以有钱购置些布景，也能给演员发工资了。
剧场本身只不过是一座不起眼的木式结构的大厅，门前有一排台阶，座落在一条名叫爱丽舍美术胡同的死胡同的末端。剧场可容纳三百四十三个观众，有一个小舞台，对安托万所挑选的剧目里的小量布景倒很合适。在他的《观剧印象记》里，巴黎剧坛的著名批评家儒勒·勒马特尔对这个剧场的小型感到不解，他说：
一个人只要把手伸出去，便可够到脚灯那边的演员，一伸腿便可把腿搁在提词员的箱子上。舞台狭窄得在上面只能用一些最基本的布景，布景离我们近得根本无法使人产生幻觉。
对现实主义者最大的挑战已经在这样一个剧场里出现了。
“自由剧场”是现代欧洲实验性剧场的第一个，它采用的预售票制有一个附带的好处，这就是迫使观众参与检验舞台上的新方法和新题材的实验。在尔后七年，安托万探索了自然主义的表导演艺术，探索的深度为梅宁根剧团所从未达到过。然而他的探索并不限于自然主义，他给世界戏剧首府中的这个舞台提供了现实主义运动中一些迷人的新人的名字如托尔斯泰（其《黑暗势力》上演于一八八八年）、易卜生（《群鬼》和《野鸭》分别上演于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一年）、斯特林堡（《朱丽小姐》上演于一八九五年）和霍普特曼（《织工》上演于一八九三年）。
《黑暗势力》在俄国被禁演，但此剧的上演却是“自由剧场”第一个戏剧季的最重大的事件。托尔斯泰这一严峻的剧作写的是俄国农民的堕落和犯罪冲动的增长。小仲马、奥日埃、萨都及著名评论家弗兰西克·沙尔西全都觉得该剧太阴沉并提议取消演出。事后证明，安托万上演此剧却大获成功。《两个世界评论》报道说：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当最后一场的大幕徐徐落下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观众如痴似醉。在整个四小时的演出中，我根本没有看到观众有一刻的松懈或走神……在法国舞台上出现确实是从俄国生活的日常习俗中移来的布景和服装，而又不必有喜歌剧式的装饰，不必有似乎是在我们的剧场气氛中与之俱来的华而不实的那种偏爱，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自由剧场”的名字便传遍了欧洲。
安托万上演的《群鬼》是易卜生的剧作在法国上演而又有记录可查的第一次。它是柏林“自由舞台”和伦敦“独立剧场”运动中打响的第一枪。乔治·莫尔在《印象与看法》里报导说，巴黎艺术界和文学界的人全都跑来看这出戏了，因而较大的“美味剧院”利用这一机会上演此戏，结果剧场里也坐得满满的。然而，法国人认为这出戏只不过是一次“光荣的失败”。他们并不为此剧的道德问题而操心，但他们却觉得易卜生冷谈和不明快，甚至还令人讨厌。他是一个“装着假腿的左拉”，缺少法国人的明快，一点没有人们所期待的、公开表示出来的对立面和争论。但这并非所有法国人均能同意，儒勒·勒马特尔就认为此剧是“一出优美的和感人至深的悲剧”，而保罗·德斯雅丹据该剧演出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则认为易卜生是“仍然在世的最伟大的戏剧家”。对此剧不挑毛病的是乔治·莫尔这个外国人，他评论说：“生活织就了一张无情的网，而那个可怜的年青人便被它缠住了。”当安托万本人饰演的奥斯沃德要求他母亲毒死他时，他感到“在观众中出现的”恐惧是难以忍受地强烈，并觉得“那个病人神经质地动不动就发火”写得“实在无法挑剔”，而阿尔文太太看见奥斯沃德吻着雷吉娜的那一场则“极为可怕，可又惊人地真实”。
尽管这样，《群鬼》却被宣称为是一次失败，而更为令人难懂的《野鸭》，萨都认为则是更大的失败。在所有这些名剧中，只有《织工》似乎才获得了成功，因为据安托万在《回忆“自由剧场”》里报道说，第四幕中工厂主的家被捣毁的情境使全体观众都吓得站了起来。但是安托万不能接受对易卜生的一般的看法，扮演奥斯沃德使他作为演员有了切身的新体验，他说他自己“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把他当时有趣的反应作好的或坏的解释，他说道：“第二幕之后，我把一切都忘了，既不记得观众也不记得演出效果了，我感到发抖和浑身无力，在大幕落下之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再次使自己恢复正常。”
一八九七年，安托万自任“安托万剧场”的导演，并把这个剧场变成了所有对新戏剧热心的年轻人的大本营。最后，在一九〇六年，他又荣任了奥德翁剧院的导演，他是法国的第一位“导演”，是第一位使法国业余剧团的演出活动受人尊敬的导演，他的工作，是打破明星制的发端；这种明星制，他认为是巴黎戏剧发展的最大障碍。
安托万公然无视巴黎音乐学院的那套有名的表演套路，亦即以法兰西喜剧院和标准法国剧院为代表的表演流派，他认为这个表演流派是造成职业剧团不振的原因。传统的法国演员需要培养起一种“风格”以满足轮演保留剧目的需要；他们要学会朗诵的艺术并习惯于“朗诵”角色而不是生活在角色里，只是把台词朗诵出来并加重关键字句的声调而不是自然地说话；他们不管演什么角色，全都采用同样的姿态手势，一走动便不说话，此外还得掌握这样那样的成百条法则。由于安托万对公认的法则的抨击，他手下的演员现在便似乎不觉察观众的存在了，他们用全身去进行表演，而不是只用声音和手势了。安托万不允许演员偷眼看提词员，作势装腔或为追求效果而弄噱头，以免破坏人物的性格。为了各个不同角色的需要，演员在各次演出中得要有所不同。演员必须手势自然，看来象是日常生活中的举动似的，有时甚至还得背对观众进行表演。而“自由剧场”的确曾被人开玩笑地称之为“安托万之背剧场”，而且传说安托万的一个有钱的叔父还威胁说要是他看见他演戏，就在遗嘱中取消他的份儿。
作为导演，安托万认为使台词、手势和舞台其它各方面最细微的细节达到完美程度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也尽力综合地处理这些效果。他说：“送还一根铅笔或打翻一个杯子在观众心目中的效果，其重要性和深刻性会与浪漫剧里过度的夸张所达到的效果不相上下。”他认为演员在逼真的家具和逼真的道具里进行整剧连排是有好处的。他认为导演的作用在于他极为细心和极有耐心，好把观众诓住，使他们以为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以其舞台布景而获得很大名声。这些布景追求与实际生活的景象几乎完全一样，用其中一个著名青年剧作家让·朱利安的那句不朽的口号来说，就是要求它是“生活的一个片断”。布景要求看来象是安在一个拆去了第四堵墙的房间似的，在他为一九〇三年四月一日《巴黎评论》所写的题为《布景漫谈》的文章中，他解释说：
舞台布景要显得富于独创、鲜明和逼真，首要的就是要按照某种见过的东西如一种风景或一个室内景来制造。如果是室内景，制造时就得有四条边，四堵墙，而不必为第四堵墙担心，因为它以后便会消失，好使观众看到里面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里，现在便产生了从易卜生戏剧里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戏剧的另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第四堵墙的观念。内室布景的设计应该作到使房间看来象整座房屋的一部分，上头有天花板，有大梁，好使房间看来显得坚固结实。舞台设计师然后便以很多小道具来摆满舞台，好使它看来象是有人在里面住着似的。这样就得是真的东西的复制。安托万最后废除了脚灯，而这左拉和斯特林堡早就建议过：“在生活中，光线是来自上方，而不是来自下面。”
对布景的这种不同寻常地强调，其原则我们已经简单解释过了。如果环境对自然主义来说是根本，而自然主义又是新戏剧的启发者，那末人物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关系密切的布景便显得是同样重要的了。实际情形就是这样：安托万首先逐步建造起其舞台布景，然后才在置好景的舞台上进行排练，好使布景部分地起到决定人物行为的作用。他认为，他早期所取得的成功，其秘密乃在于布景设计，因此他的布景光是观看起来就显得十分迷人也就是必定的了。
安托万在奥德翁剧院工作期间，他就企图把他这一新的舞台观不但要用到这一新运动中的现实主义戏剧，而且还要用到经典剧作上，用到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卡尔德隆、拉辛、莫里哀、歌德和席勒的剧作上。他宣称，他的目的并非想通过舞台演出的现代化而使这些剧作返老还童，他更多是想用较简单和较合适的布景来使它们看来象是在原来的时期演出的一样罢了。他喜欢引用莫里哀的一句名言：重要的是要“演得象在说话似的”，因此他相信，用自然主义的简朴来演象拉辛的那样正式的经典剧作，就会产生比以前演出还要大的感动观众的效果。把经典性剧作当作当代剧作那样来处理的想法实际在这个国家已到处可见，结果是有人高兴有人愤慨。
安托万执导的演出变得有名起来，但他最后的名声在于他对一群新的剧作家进行鼓励方面。通过他，巴黎人才得以观赏到弗朗索瓦·德居莱尔的心理剧，古奥范尼·韦加的问题剧，亨利·贝克的后期作品及乔治·德波托-里奇的喜剧。但在所有人中，安托万的弟子尤金·白里欧却是首屈一指的。萧伯纳曾以他特有的华美词藻，说他是“以尤金·白里欧这个人的面貌出现的当今欧洲的索福克勒斯”。萧伯纳此话是指白里欧那出遐迩闻名的剧作《海损商品》，剧中把体面的资产者主人公洛克先生的灵光剥了个干净，一似索福克勒斯剥光了俄狄浦斯的灵光一样，并使几具不怎么经典性的骷髅在密室中格格作响。萧伯纳认为白里欧实际上是易卜生的天然继承者，并在《白里欧戏剧三出》（1911）的序言中称赞他的“科学精神”。萧伯纳主要欣赏的也许是白里欧再三向法国检查制所进行的挑战，因为他敢于在公众舞台上描写一切禁忌的题目如梅毒、为了嫁妆的婚姻、打胎、节育、卖淫等等，不过安托万本人却认为这一切有点过于直率和不道德。由于白里欧的剧作偶尔喜欢教训人，因而很快便显得陈旧了。的确，再也没有比第二流的自然主义更第二流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