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邱氏宗族组织在槟榔屿的再建构

第三节　19世纪邱氏宗族组织在槟榔屿的再建构

五大姓中，邱、谢、林及后来的杨氏皆来自漳州海澄县三都（在今厦门市海沧区），其中邱氏皆来自新江社。马六甲三宝山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有新江邱氏的墓碑。如乾隆丙辰年（1736）墓碑上刻“新江　考天盛邱公之墓”的字样。[46]邱氏曾在同治初年修族谱《新江邱曾氏族谱》，并且在2014年又续修族谱，续修的族谱除了保存同治族谱的内容外，还记录了中国侨乡和槟城邱氏同治迄今的大量宗族成员信息。据《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所载，早在1784年就有出生于乾隆己巳年（1749）的井房邱善与葬在槟榔屿[47]，说明早于1786年英国人开埠。可惜的是，除了族谱，还没有发现墓碑等一手资料证明之。新江邱氏迁居槟榔屿从事贸易或者其他工作，新来移民和土生子孙在今天槟城乔治市西南打铳巷邱公司四周和海墘一带聚族而居，靠同乡和宗族关系，可以互相照应。以后葬在槟榔屿的邱氏族人的记载不绝于书。由于邱氏宗族资料丰富，我们以之为例子来详细说明槟榔屿漳州宗族的内在演变路径。

一、海澄三都新江邱氏的宗族组织结构

新江邱氏原本姓曾，属龙山衍派，南宋末年居于厦门岛曾厝垵，所以号称邱曾氏。元朝始祖迁荣公入赘邱家，三世大发为邱姓，元末明初为乱党所杀。子胜宗生广良、广温、广忠。广良裔孙居柿宅，分派宅房；广温裔孙居海墘，分派海房，海房传六世分为六房：海长、海二、海三、海四、海五、海六，海六房传到十二世就终止了；广忠裔孙居墩后，为今墩后房。墩后房传到七世分出四房：门房（文聪派）、井房（文容派）、梧房（文富派）和松房（文渊派、文绰派、文翰派，今统改为榕房）；传到八世时，门房又分出屿房（世畴派）；三世正发生进宗、玄宗。进宗裔孙后分派田房；玄宗裔孙后分派岑房。邱氏宗族房支有以下内容：

五派：宅派、海派、墩后派、田派、岑派；

九房头：宅派、海派、门房、屿房、井房、梧房、松房（榕房）、田派、岑派；

十三房：宅派房、海长房、海二房、海三房、海四房、海五房、门房、屿房、井房、梧房、松房（榕房）、田派房和岑派房；

四大角：（1）岑房、田房、松房（榕房）；（2）门房、屿房；（3）梧房、宅房、井房；（4）海墘角。[48]

很明显，五派里只有海派是人数最多的，并且分出来五房长期延续。门房和榕房虽然都下有数房，但都没能分出列入十三房的行列。四大角的组合，基本上是按照人数势力来划分的。1. 岑房、田房本身后裔不多，且来源于一个始祖正发公；2. 在墩后派下面的门、屿、井、梧、榕五房里，前四者拥有共同的始祖纯乾公，而榕房始祖是纯乾公的兄弟惠乾公，因此榕房和人数较少的岑房和田房组成一角；3. 屿房本身是从门房分出，因此二者组成一角；4. 井房、梧房和门房三房始祖虽然是亲兄弟，但门房后裔众多，门房祖文聪有五个儿子，其中世畴成为屿房祖。文聪兄弟井房祖文容、梧房祖文富则后裔不盛，因此和宅派房组成一角。

邱氏大宗有诒穀堂，是新江邱氏裔孙共有的祖祠。祀新江邱氏历代祖考，供奉始祖迁荣公及其繁衍各派系子孙神位。每逢元宵节，族人祭拜祖先，念祖思根。宅派祠堂号澍德堂，海墘派祠堂号仰文堂（海长房祠号思文堂，海二房祠号裕文堂，海五房祠号追远堂），墩后派祠号敦敬堂（门、屿、井、梧、榕五房共有，门房祠堂号垂德堂，屿房祠堂号垂统堂，梧房祠堂号裕德堂，榕房祠堂号榕墩堂），田派祠堂号丕振堂，岑房祠堂号金山堂。海三、海四和井房没有单独的分祠堂号。

新江最大的宫庙是正顺宫，祭拜的主神是大使爷和二使爷，即谢安和谢玄。“正顺新宫，甘棠旧庙，庙祀晋广惠尊王暨姪谢将军，人爱其德，故曰甘棠。有明以来，以宋吴大帝善保民生，乡崇其祀，因与广惠尊王同庙。东山霖雨，文圃毓奇，名正而言顺，正顺宫之号其由此而更之兴。”[49]正顺宫是邱氏宗族所祭祀的庙宇，随着邱氏族人向外迁徙，凡是邱氏宗族聚居的地方，都会有祭拜大使爷的庙宇。

以上是新江邱氏的宗族结构，这对下南洋的邱氏宗族有重大影响。

二、19世纪初槟榔屿邱氏宗族组织的雏形

早期南来的邱氏宗族成员，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依然参与了槟城华人社会的活动。1800年，槟城最早的华人庙宇广福宫创建，各路华人积极参与捐款。“名商巨贾，侨旅诸人咸欣喜悦，相即起库解囊，争先乐助。”[50]十元以上捐赠者中，邱氏族人计有：邱来官46大元，名列19位；邱尧官25大元，名列33位；邱益官、邱笃官、邱旁官各捐20大元，名列38、39、40位；邱乾官捐10大元，名列68位。[51]在88位十元以上捐赠者中，邱氏只有6人，可知经济实力还没有太突出。在道光四年（1824）重建广福宫的捐款中，邱氏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了。屿房的邱明山以捐银160元名列第六。[52]说明邱氏的经济实力开始增长。经济实力增长之后，邱氏宗族活动就要提上日程。

1. 邱氏宗族祭祀组织的形成。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形塑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围绕着神明祭祀开始的，因为身居海外，生死是重要的人生内容。生要依靠神明保佑，死后要有葬地。邱氏宗族也不例外，邱氏在原乡围绕正顺宫进行大使爷的祭祀，下南洋的邱氏宗族成员，也会将大使爷祭祀带到移居地。槟榔屿的邱氏宗族成员，就首先建立了大使爷的祭祀组织，从而形成邱氏宗族组织的雏形。

2. 出现宗族公共基金“公项”，而后又购买店屋作为宗族公业。邱埈整和邱明山是19世纪20年代邱氏的佼佼者。1824年广福宫重修，二人名列广福宫八名董事之中。当然八名董事都是闽南人。邱埈整“又与房亲等积蓄更置文山堂，以为海房公业，后人利赖，公实有力焉”。文山堂是槟榔屿邱氏海房的小宗祠堂，可知文山堂的建立要早于槟城邱氏大宗祠龙山堂。在嘉庆年间海房就已经有“公项”来作为祭祀费用。“我海房公项，则因嘉庆丙子鸠金，应谢大使爷，捐缘于甲申，将原缘归还。”[53]嘉庆丙子年是1816年，甲申年是1824年。

3. 1835年是槟榔屿邱氏宗族建构的重要一年。此年诒穀堂在槟榔屿建立。上文已提到，邱氏宗族原乡的大宗祠是诒穀堂，槟榔屿邱氏宗族不可能每年都回到原乡祭祖，因此在槟榔屿的邱氏宗族只能暂居本族店屋祭祖，而海房的文山堂建立较早，这对邱氏宗族是一个离心性的行为，因此邱氏大宗祠在槟榔屿有必要建立起来。“槟城诒穀堂者，经始于道光乙未之秋也。初我族人捐赀，不过数百金，上下继承，兢兢业业，分毫不敢涉私，至是遂成一大基础。”[54]诒穀堂的建立，说明在槟榔屿开埠40多年里，邱氏宗族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在船运和贸易方面，比如屿房邱明山创立明公司拥有两艘大船——排水量为350吨的三桅帆船“安洁丽卡号”（Angelica）和排水量为189吨的双桅横帆船“卡萨多尔号”（Cassador）——负责运载海峡土产如锡、藤、鱼鳔、鱼翅、燕窝和香料到澳门，并从那里将中国商品如茶叶、黄铜器、油纸伞、瓷器和烟草运回槟城。[55]邱明山本人“为人慷慨，好善乐施，重族谊于槟城，募重赀为公项，深得众望”[56]，正是因为有经济实力做靠山，槟城邱氏开始进行宗族组织的进一步建设。

三、槟榔屿邱氏大宗组织的成型——龙山堂建立

咸丰元年（1851）槟榔屿龙山堂建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经历了槟榔屿开埠60余年的发展，邱氏终于完成了大宗组织的再建构。

外国与中华殊俗，所谓槟榔屿，则尤远隔重洋，风教迥别。闻客兹土者，典礼缛节，恪守诸夏常仪，亦可见来此之多君子，故能随处振励，以不失文采风流也。然羁旅之乡，创造尚阙，遇有盛典胜会，必先期择地而后行礼，扫除劳瘁，冗杂非宜。有心者欲建一所，仿内地会馆之制，阅历多年，未得其便。去秋，邱氏族来自海澄新江者，相准其地买得之。是地本英商某肇创基域，外环沧海，面对崇山，栋宇宏敞，规模壮大，因而开拓修葺，高下合制，爰改造而更张之。门高庭辟，植桂种树遂蔚然成阴而茂盛，颜其额曰龙山堂。凡族之神福赛会，以及新婚诸事，概于是堂以序长幼、敦敬让、修和睦，盖是堂之关于风化匪少也。

……堂之中，奉大使爷香火，盖新江本有祀，而客地亦多被神庥，所以出资成堂者，新江原蓄有本社诸公业，因而谋之不别捐题也……[57]

从上述碑文可知，龙山堂的建立，原本就是有关宗族礼仪的需求。“神福赛会”，意指祭祀大使爷，“新婚诸事”，是有关婚礼。龙山堂因此是在诒穀堂的基础上兴建的，1959年的重修碑记追忆：“槟榔屿龙山堂为吾新江邱氏庙堂，清道光乙未公元一八三五年，吾族侨屿百余人醵资肇建者也。”[58]可见龙山堂整合了过去大使爷祭祀和诒穀堂宗族祠堂的功能，也就是龙山堂可以达到“序长幼、敦敬让、修和睦”的目的，在远离故土的槟榔屿，也能达到敬宗收族的功效。

龙山堂建立，是槟城邱氏宗族的一件大事，不同房支的裔孙都加入进来。碑刻落款有十位家长和四位董事，列表如下：[59]

资料来源：《新江邱曾氏族谱（续修）》，《龙山堂碑》（1851）。

从表2-1可见，1850年时，四大角都有代表进入“家长”行列，其中四角海房四位居首，其次一角居其次三位，其中邱四方是19世纪中期槟榔屿的闻人，去世后有一条巷命名为“四方巷”（Lorong Soo Hong），然后是二角两位，三角一位，海墘角的实力在诸房之上，且海二房就有三位代表。梧、宅、井三房组成的三角，只有梧房一位代表，势力最弱。董事中，已知三位都是四角海墘角的成员，尤其是海长房有两位，这样在海墘角内部，海长房以两位董事，海五房以一位家长，海二房以三位家长、一位董事，组成海墘角的基本权力结构。

1906年重修龙山堂时，邱炜萲（即邱淑园）写的碑文重点阐述了龙山堂的六个重要意义：（1）正名称，“凡非吾新江族人，皆不得相混”；（2）详沿革，罗列历次重修，以明先人不易；（3）明祀典，“吾乡旧祀王孙大使，今欲无改乡风，堂中额沿正顺宫，以妥英灵。左福德祠，妥福德正神，右诒穀堂，妥新江历代祖考。盖诒穀堂即吾新江大宗题额，观此者如观于乡”；（4）备形胜；（5）通礼俗，“冠婚庆典”“神福赛会”皆在此举行；（6）重继述，“堂之旁有崇议所，年月之出入，世事之大小，咸于此议之”[60]，是宗族议会之处。槟榔屿邱氏龙山堂将原乡的邱氏大宗祠和正顺宫的功能合而为一了，成为槟榔屿邱氏宗族的核心。

四、血缘的再强调——同治《新江邱曾氏族谱》的编撰

族谱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期编修的族谱及其编修的过程也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在明清两代乃至近代，一个家族编修的族谱，往往随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而通过这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族谱及其纂修过程，又可揭示家族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阶段性特点。[61]新江邱曾氏在清代同治以前，曾有族谱，至少修撰过三次，其中万历元年（1573）一次，万历三十八年（1610）第二次，但是在清代都散佚了。清康熙壬子年（1672）11世田房邱尔辅先是编纂了田房家谱，又扩展为《续修新江邱曾氏族谱》，但是手写，未刊刻。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是同治二年（1863）修，完成于同治丁卯年（1867）的族谱。刻本。由谱首（1本）、谱图（5本）、谱传（21本，原本20本，另加1本补遗）构成。内有姓氏源流、先祖像赞、墓图、族产、祠堂、谱例、祭祀、科第、衣冠盛事、艺文、家法族规等内容。谢谦亨为族谱所撰的序言说道：“且夫为高因丘陵，为下因川泽，重所因者，明其基业之所由振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慎所本者，纪其支派之所由蕃也。”[62]这是从天人的角度来说明族谱的意义了。

1862年是晚清太平天国后期，江南地区战事正盛，福建沿海虽然没有直接受冲击，但是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对华侨出国事实上已经无法控制。迁徙到槟榔屿的邱氏族人，日渐增多，且多生意有成，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出生，与祖籍地的血缘联系日渐淡薄，族谱的意义，在于维持槟榔屿族人与祖籍地的联系。血缘纽带成为加强祖籍地观念的重要符号。族谱也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了。

编纂同治族谱的总理是海长房的邱柳幼（1805—1866），第17世孙，太学生，官名楫，字华缆，族谱以字行。为邱汉凌（1784—1817）之子。邱汉凌为邱得意（1738—1822）之次子，与兄兴嗣（1778—1838）皆葬槟榔屿。邱柳幼“祖父年老，母亲躬亲操作，……辞母远行，径至槟榔屿营谋生业，稍有余积，辄寄家乡以供甘旨。越数年，祖父终，奔归治事丧葬，成礼服阙，仍复诣屿，营创年逾，弱冠如归。（妻）杨氏……事姑相父不逾妇节，公以中馈有托，无内顾忧，遂专心往外，服贾栉风沐雨，涉浪冲涛，经营四十载余，虽往复不常，从此而家获少康。继念母氏，春秋高思，急流勇退，遂舍贡贾而归养焉。于是延师课子，经理家务，严整有法，母逾八旬而安健犹壮，岁自念少时清苦，心怀恻怛，尤好施济贫乏。……公在屿尝募建龙山堂，在乡招筑小宗，倡修族谱，凡系义举，无不乐为……”[63]清代末年，官学渐渐废弛。太学生并不务学，多纳粟入国子监。邱柳幼的“太学生”名衔应该如此得来。重修族谱，不仅需要文化，也需要钱，他在槟榔屿经营四十多年，且能在槟榔屿募建龙山堂，并且在新江重新筑造小宗，即小宗祠堂，并能纳粟得太学生，可见有一定财力。他在槟榔屿应该知道有很多邱氏族人葬在当地，如果族谱不再加整理，势必很快就会被家乡的族人遗忘。因此，邱柳幼在1862年倡修族谱，所面对的就是邱氏族人流散海外的现状。

族谱的修撰对槟榔屿邱氏族人的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也成为龙山堂重要的血缘参考。但是在2014年重修族谱的时候，就有大量槟榔屿邱氏族人无法和1862年的族谱对接上，反映了咸丰以后南来的邱氏族人文化不高，也没有意识去保存自己的谱系。当时槟榔屿邱氏各房派出资共英银1790元，说明槟榔屿邱氏族人要比原乡的族人更加重视修谱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治重修族谱，主要目的是把咸丰以前下南洋的邱氏族人统合到族谱中。槟榔屿邱氏宗族的核心成员，这部分族人谱系完整，代际分明。槟榔屿邱氏宗族组织最终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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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西亚］朱志强、陈耀威：《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历史与建筑》，槟城：龙山堂邱公司，2003年。

[2]［马来西亚］陈剑虹：《槟城福建公司》，槟城：槟城福建公司，2014年。

[3]［马来西亚］黄裕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马来西亚］陈耀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刘朝晖：《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5]笔者在海沧区的田调得到温志攀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6]Andrew Barber, Penang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6-1858, Kuala Lumpur: AB&A, 2009. pp.63-64.

[7]［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马来亚史》（下册），姚梓良译，第365—368页。

[8]C.M.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55-58.

[9]陈铁凡：《槟城广福宫及其文物》，载氏著《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112—113页。

[10]（清）力钧：《槟榔屿志略》，聂德宁点校整理，陈可冀主编：《清代御医力钧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304页。

[11]Win Tai Kwan，颜清湟先生《新马华人社会史》的中文版翻译成“云台馆”，不知所据。据槟城陈剑虹先生提示：“永大馆”的英文依客家方言发音拼写，即永定客家和大埔客家的联合体。谨致谢忱。

[12]J.D. Vaughan, "Note on the Chinese in Pinang", Th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1856, Vol.7-8, p.14.

[13]［马来西亚］陈耀威：《殖民城市的血缘聚落：槟城五大姓公司》，载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191页。

[14]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6页。

[15]庄英章：《台湾汉人宗族发展的若干问题——寺庙宗祠与竹山的垦殖型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4年。

[16]《福建义冢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719页。

[17]（清）邱威敬：《重修正顺宫碑记》，碑镶嵌于厦门市海沧区正顺宫右侧碑廊。录文可参见许金顶编：《新阳历史文化资料选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18]《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734页。

[19]《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725页。

[20]《诒穀堂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60页。

[21]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ment Gazette, May 26, 1916. p.1835.

[22]参见《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46页。

[23]《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后裔迁台资料》，海沧石塘社世德堂谢公司提供，2017年3月27日。

[24]傅衣凌：《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华侨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

[25]［马来西亚］陈剑虹：《槟城福建公司》，槟城：槟城福建公司，2014年，第52—53页。

[26]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ment Gazette, May 26, 1916. p.1835.

[27]《谢公司历史》，参见http://cheahkongsi.com/history/。笔者2017年3月在海沧区田调发现，槟城谢公司的十个角头与如今海沧谢氏世德堂华侨联谊会的角头名称有些许出入。现行槟城世德堂谢公司的章程所载：每个角头出2名信理员。这已经与原乡按照人数多寡来分配理事名额的做法不同。参见《石塘谢氏世德堂福侯公公司章程》，1999年，第4页。

[28]［马来西亚］陈剑虹：《槟城福建公司》，第71—72页。

[29]G.T. hare(ed.). 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 pp.17-19.

[30]《重修辉明仙祖宫碑记》，载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7页。

[31]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同安县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16页。

[32]林殿阁主编：《漳州姓氏》（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470页。

[33]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ment Gazette, May 26, 1916. p.1835.

[34]2017年3月笔者田调所获。

[35]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ment Gazette, May 26, 1916. p.1835.

[36]《慎终追远：乔治市的宗祠家庙》，槟城：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2015年，第32页。

[37]《“被遗忘”地契证明成立年份　颍川堂陈公司“身世”大白》，《星洲日报》2014年3月22日。

[38]转引自［马来西亚］张少宽《陈公司的〈公议〉书为历史解开谜团》，《光华日报》2017年5月6日，第C6版。

[39]［马来西亚］陈剑虹：《槟城福建公司》，第57—60页。

[40]笔者2015年4月5日槟城田调所得。

[41]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ment Gazette, May 26, 1916. p.1835.

[42]蔡氏建立水美宫作为宗族祭祀活动的场所，见《水美宫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第877页。

[43]1863年，来自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鼎美村之胡氏族人召集同乡的宗亲组织胡氏宗祠，并依据故乡祖庙，将宗祠定名为鼎美胡氏敦睦堂，以提醒后人不忘原籍。参见《第二届星马胡氏恳亲大会暨槟城帝君胡公司144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帝君胡公司，2008年，第71—72页。

[44]南安叶氏宗祠和供奉惠泽尊王的慈济宫是一体的。可知叶氏早期亦是围绕家乡神的崇拜而组织起来的。

[45]有关槟榔屿和吉打州同安庄氏的研究，笔者仅见吴小安教授有专门论述。参见Wu XiaoAn，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Routledge. 2003。

[46]［马来西亚］黄文斌编著：《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第111页。

[47]《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1086页。以下正文简称“族谱”。

[48]《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46页。

[49]（清）邱威敬：《重修正顺宫碑记》，碑镶嵌于正顺宫右侧碑廊。录文可参见许金顶编《新阳历史文化资料选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50]《创建广福宫捐金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526页。

[51]邱氏捐赠者引自上述《创建广福宫捐金碑记》。“官”是闽南人对男子的尊称。上述数人无法在族谱查到，因为族谱都是双字官名。

[52]《重建广福宫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532页。

[53]《文山堂建立公项碑》，［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58页。

[54]《诒穀堂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60页。

[55]［马来西亚］黄裕端：《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马来西亚］陈耀宗译，第35页。

[56]《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1018页。

[57]《龙山堂碑》，［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56页。

[58]《重修龙山堂邱公司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64页。

[59]董事邱心菊在族谱中未见到，故缺房属。

[60]邱炜萲：《重修龙山堂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862页。

[61]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第1辑）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62]《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28页。

[63]《新江邱曾氏族谱（续编）》，2014年，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