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前后中国有关北婆罗洲的叙述

第二节　1882年前后中国有关北婆罗洲的叙述

今天所谓的加里曼丹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知为“婆罗洲”（Borneo），是全亚洲最大的岛，也是全球第三大岛。今日之婆罗洲分属三个国家，即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就是如今的马来西亚沙巴州。沙巴西岸位于南中国海，东岸则面向苏禄海。据居住在沙巴北岸的人表示，从菲律宾南方岛屿游泳即可到达沙巴北岸。沙巴东面是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长长的海岸线和国界，脆弱的国界防守，加上地广人稀，使沙巴州拥有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多的非法入境者，绑架事件频传。

中国文献记载与婆罗洲最早通航的记录，或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之《梁书》。根据1998年出版的《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和2002年出版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文古籍中婆罗洲的古地名包括三达门、山达根、日丽、什庙、长腰屿、古达、东西蛇罗山、可达、北般鸟、北般纽、圣山、拉布弯、拉浦湾、拉畔湾、咕哒、西龙宫、万年港、西蛇龙山、苏勿里、赤土白面山、佛泥、沙罢、文莱、哱泥、萨拉瓦、婆利、婆罗、腊婆恩、渤尼、渤泥、北慕娘、拉浦湾埠、根那峇东颜、实朥越、剌曷那卓和仙港那等。[52]但上述两本资料汇编中，并没有收录《申报》所记载之婆罗洲资料。

《申报》对了解19世纪后期的南洋地区多有帮助。[53]笔者近来曾整理《申报》有关马来半岛，即今日之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报道。通过当时《申报》的新闻，来探讨1882年前后中国有关北婆罗洲（即今天沙巴）的叙述，就是本节所要重点关注的。

一、1882年前后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北婆罗洲之信息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文莱苏丹和苏禄苏丹都宣称对北婆罗洲有管辖权。但在当地并未有统治机构存在。当时人宣称北婆罗洲最廉价的就是人的生命。这里的海盗和猎头族已经停止了对人的袭击。因此吸引了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工程师威廉·克拉克·考伊（William Clarke Cowie），他日后成为英属北婆罗公司（The 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的总裁。他进入和苏禄苏丹有合作关系的一家贸易公司任职，在山打根建立了一个基地，他看到这里的经济前景，计划将这里变为英国所有。他势单力孤，但是恰好某位澳洲男爵先生和登特兄弟对他的计划很有兴趣。经过漫长的谈判，阿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利用了两位苏丹争执不下的漏洞，1878年1月22日在苏禄苏丹宫殿顺利签署割让条约。这时的北婆罗洲没有秩序，到处都是土著的稻田和热带雨林。随后公司开始派遣官员深入原始森林，和土著部落交朋友，劝说他们放弃抵抗，并承诺给予他们保护和公正、仁慈的管理。公司开始建造办公室、兵营和房子。[54]北婆罗洲开始进入发展的轨道。1881年成立英属北婆罗洲临时协会有限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Provisional Association Ltd.）。隔年，北婆罗洲渣打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取代了英属北婆罗洲临时协会有限公司，并以古达（Kudat）为公司总部。[55]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的建立吸引大量的华人迁移到这里。沙巴首任总督德里泽（William Hood Treacher）对引进中国劳工采取积极的态度，认为他们是良好的、有秩序和素质的人。[56]曾在上海等地担任英国领事的华特爵士（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82年被渣打公司任命为“英属北婆罗洲移民官员”（Immigration Commissioner of North Borneo），制度性引入中国移民。[57]

配合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的移民政策，《申报》在1882年开始出现相当数量北婆罗洲的资讯。1882年10月20日在香港的《循环日报》就出现了北婆罗洲招垦的消息：

北般鸟一埠，虽属新开，近日愈形繁盛，华人前往者几于络绎不绝。垦地捕鱼，无不各获其利。前日北般鸟总理大宪曾将新埠纳税章程寄来港中刊诸日报。今闻所拟税章将来似可减轻，因总办各埠行旅处大员麦君特邮信与北般鸟总理大宪并英京值理人员请将纳税章程重行删改，凡有出入口货物，酌量减轻，借以惠商便民而广招徕，想总理大宪与值理人员必定俯如所请也。如是，则北般鸟新埠物产既庶，税饷又轻，往旅民人皆有如归之乐。其阛阓之旺，田土之辟，岂不日盛一日也哉！[58]

报纸将新开辟的北婆罗洲描述为繁盛之区，华人去那里谋生者络绎不绝，这是具有煽动性的新闻而已。事实上，在1882年10月27日，《循环日报》才第一次刊登火船去北婆罗洲的广告：

兹有火船一只，名海南，于九月十八日礼拜早前往搬鸟忌督及汕打根埠。贵客如欲附货及搭客者，祈请至中环巴厘公司面议。此布。

九月十五日　巴厘公司启[59]

“忌督”即古达，自此之后，香港开往北婆罗洲的火船的广告就经常出现了，火船从香港到古达的时间一般是6天左右[60]，从此，北婆罗洲的劳动力也开始得到初步补充。

1883年，英属北婆罗洲公司把首府从古达迁到山打根。古达位于今天沙巴的北端，与菲律宾的苏禄群岛遥遥相望。在1883年时，有福建商人去北婆罗洲贸易，在他眼里：

古达港口，见其礁石岩巉，星罗棋布，幸皆有浮桩以示儆，故不为灾，计是处海约有西里三里之阔，六里之长，深则约有三十尺，岸旁有码头一座，约长一百尺，阔五十尺，两旁水深约十四尺，船艘泊此可无搁浅之虞。陆路人民以中国及马孻人为多，是处屋宇衙署虽大兴土木，日事建造，仍未一律告竣，地方官以商旅辐凑，深虑无以为栖息之所，特饬工人辟荆棘、诛蓬蒿、斫树木、启山林，以便建广厦而盖房屋，故迩时惟闻斧斤之声丁丁彻耳也。[61]

该篇报道给我们提供了有关1883年古达港口的情况。（1）古达港口“礁石岩巉，星罗棋布”，可知不是自然良港，需要设置浮桩才能提醒轮船躲开礁石。（2）港口有三英里宽，六英里长，深有三十尺。（3）码头一座，长一百尺，宽五十尺，水深十四尺，足够船舶停靠。（4）陆地人民，以中国人及马孻人为主，马孻人即马来人。说明该处华人已经人数不少。（5）此地建设依然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惟闻斧斤之声丁丁彻耳也”。对于刚刚开埠的古达港，当时港人明珊氏来此游览，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板屋茶寮四五十间，另有新建砖屋八间，尚未完善，其瓦面墻壁皆赭色，缘物料概由别处运来也。……登岸游览，见有粤人铺户十余间，皆作小买卖，内有新宁李姓数人……据云只到此三四个月，生理不多，水土亦劣。离埠七八里始有甜水，取之殊难。五、六月间因传染疫症死者颇众。但斯时此患已除，幸获无恙。本处出产，惟有沙藤、木料、树胶、燕窝等物，仍不甚多，盖因土人去埠较远……现观此埠不过甫辟数月，规模粗具，尚未能壮其观听。但见英人之伐木焚林，平治道路，极意经营，不遗余力，谅数年后或成一都会亦未可定。[62]

可见此时古达港的建设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但相比山打根，古达港落后不少，这才有第二年首府迁到山打根之举。

同时期的山打根是什么情况呢？1882年8月明珊氏从古达转来山打根时，住在“志兴隆号内。该号系香邑陈君志廷所开，专做西国伙食生意，获利颇厚。陈君到此已四五年，乃此埠华人初来之始。性情慷慨，西人甚器重之。余居此多赖其周旋，殊深感佩。同船搭客，则分住广帮各号，亦有暂寓于粤东会馆者，各适其宜，差堪告慰。按此埠，草莱开辟已阅四载，埠中居民约三千名，内粤人约五百名，闽人二百名，欧洲人三十名，其余则巫来由及苏绿土人，而印度人在此当差役者亦有百数十名”[63]。可知山打根开埠伊始，就已经有华人前来贸易。1882年时山打根的华人以广东人居多，并且有了粤东会馆这一地缘组织。

1883年，有人从山打根回香港，在西文报纸上刊文发表观感。《申报》很快就将之转载，移录如下：

西字报谓：有某西人由北般鸟之山达根埠游历回港，据述是处民居率多滨海建造，华人之商其地者，设肆于市，贩售水族、杂货等物，密如栉比，颇形热闹，西人希十以所承领之地段，林麓深密，斧斤斫伐，猝难获效，拟用火焚之，俾便种植玉桂、豆蔻等物，中西人之领地者，实繁有徒。澳大利亚国人所设某公司，因其地宜于甘蔗，用以制糖，香味悉佳，特领地五万二千西亩，以便种植甘蔗。闻有某商亦拟在是处开设糖局，经在外埠购有制糖机器，不日即可运至矣。[64]

山打根是英国殖民者在北婆罗洲开辟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1884—1945年是英属北婆罗洲的首府。在这篇报道里，山打根民居大多“滨海建造”，这和当地刚开发，遍布热带雨林有关，民众只能沿海居住。华人已经开始在此地设肆经商，贩卖水产品和杂货。此时山打根百业待兴，英国人承领的各个地段，都开始了开发的进程。比如西人希十以所承领之地段，“林麓深密，斧斤斫伐，猝难获效，拟用火焚之，俾便种植玉桂、豆蔻等物”，即此处山林繁茂，用人工砍伐效果甚微，因此打算放火烧山，以便种植玉桂、豆蔻等香料作物。香料作物经济利益巨大，在马来半岛和荷属印度尼西亚也广泛种植。在目击者看来，这样做的人还挺多，无论华人还是西人。澳大利亚的某位商人，则“特领地五万二千西亩，以便种植甘蔗”，种植甘蔗的产业下游，就是制糖业，因此“某商亦拟在是处开设糖局，经在外埠购有制糖机器，不日即可运至矣”。可见，这里开始形成产业链条。能够使山打根的商业得到发展的原因，即这里的交通便利。

在转载香港《循环日报》的另一篇报道里，山打根被称为“新爹根”：

新爹根一埠……土膏腴沃，天时和暖，水土相宜，商人到此，疾病无惧，将来垦辟荒芜，各物皆可种植……现在拍买建铺地段甚为兴闹，各商俱争先恐后，约有地五十段，经人买受，每段价值不等，计自二十七圆起至百圆止者均有之，有荒地四万英亩，在是处经已购买，而上海某华商公司复购得地四万英亩，更有人商拟购地大段，用以种植甘蔗，观此情形将来定成一大口岸也。[65]

这篇报道提供了很多有关19世纪后半叶山打根的信息。（1）这里自然条件好，“水土相宜”，适合人居住，商人到此不怕热带疾病。且地力较好，适合种植各种作物。（2）殖民者在迁徙之初，就开始拍卖地段，约有五十段，经人买断，价格自27圆到100圆不等。有荒地四万英亩已经被购买，上海的某华商公司又购买了四万英亩。还有人要购买更大的地块种植甘蔗，和上文相呼应。（3）交通便利。新加坡早已开通与纳闽（Labuan）、古达和山打根之间的邮递业务[66]和轮渡业务[67]，并且在1884年将增加新航线。当然这和山打根的港口条件有关。山打根港口的“海面约有西里十里之长，五里之阔，水深约五十尺，内有礁石暗伏于下，船艘出入时须小心留意，现经地方官拟设浮桩以便船艘往来，港内又有码头一座，并木屋数十椽，盖是处土人每于海旁搭盖房屋，效秦风板屋之遗，聊资栖止……是处人民强壮，水土甘美，想将来可成一大都会也”[68]。可见此时的北婆罗洲给时人一种欣欣向荣、未来一片美好的印象。

1883年，德国企业家在欧洲人和三个华商的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中国沙巴农业土地公司”（China Sabah Land Farming Company）。这个公司在山打根取得四万英亩的土地种植烟草等。[69]《申报》转载《循环日报》的报道，似乎鼓励人们前往这片欣欣向荣的南洋乐土。不过，这家公司经营数年就放弃了。[70]

虽然英方鼓励中国移民，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北婆罗洲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1890年薛福成撰《出使日记》，曾对北婆罗洲的情况有所描述：

其省城曰山打根埠，内华人不过数百，散处内地作工者千余人……但开埠仅六年，地广人稀，全未开辟，水土尚有毒气，伐木华工多染脚气等症，是以未甚畅旺。政治之坏，莫如设立赌税。又山打根本系英公司租地，所租在般鸟全岛不过四分之一，地势偏北，号北般鸟，周围有十万方里。而山打根本港，内地河道甚多，宜于种植；港门外一河，长四百五十里，左右两岸皆金沙也……

……自英公司禀准英廷在山打根开埠，并请英廷派官监理港务，不过六年。华人数百，板壁铺户二百余家，生意未见繁盛。察看北般鸟英公司四省之地，此时全未开垦……地土肥饶，开垦之利必赖华工，英官皆能知之。[71]

薛福成并未亲自到北婆罗洲一探究竟，而是于光绪十六年（1890）6月22日查旧卷，发现光绪十二年（1886）6月准两广总督张芗帅咨开“南洋各埠华民商务情形，现经奏派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候选知府余瑞，前往南洋各地访查体察，详细禀陈”，其中就有北婆罗洲。他不过是“将王、余二委员先后所禀闻见实情，摘录如左”。他所摘录的是1886年的情形，有几点需要我们关注：（1）山打根在1886年时华人不过数百人，散处内地做工的华人千余人。（2）开埠6年地广人稀，水土有毒气，伐木工人多感染脚气等病，因此不甚畅旺。（3）与马来亚地区一样，英属北婆罗洲公司也开设赌场收取赌税。（4）“港门外一河，长四百五十里”，即乾那八达颜河（即Kinabatangan River，今译京那峇达岸河），为马来西亚第二长河，长达560千米。当时《申报》刊登有对此河两岸的描写：“而遥河岸一带，地土肥沃，居民鲜少，宜于耕植，数百里皆平原，五谷、烟叶、甘蔗、西米、沙谷、米洋靛、金密各物为最，合人民于平远小山结庐而居，亦有种植别项果木，如香蕉等类，处处有之，大木极盛，而土人善于斩伐，木质美而坚，于建造船只及诸般木工所作，无不相宜。河边果木，其实累累，汁多味美，虽不知名，莫喻其妙，且丰盛烂熟，无人收取，欲果腹者，不过一举手之劳耳。数十里内，一望皆然，若鱼虾之类，充斥河滨，其味甘美，取之亦易，然则以安分良民，携挈妻子定居于此，勤力稼穑，又何患衣食之不给、饥寒之交至也哉。”[72]此河两岸物产丰富，居民少，土地肥沃适合耕作，在作者看来，只要“勤力稼穑”，就可衣食无忧了。

顺便说一下，随着华人日渐增多，源于原乡的风俗习惯在北婆罗洲也开始出现。比如华人民间的迎神赛会，在北婆罗洲也成为每年一度的节庆。1888年的《申报》有报道：

西报述般鸟地方现在华人日渐众多，其地亦建有寺院神像，今年寓居该处之华人迎神赛会，颇形热闹。有龙三条，其长者约三十丈许，惟日不足，继之以夜，男妇老少往观者，咸衣服丽，都与在华无异。闻此举需费约三千金云。[73]

华人移民到海外，也将原乡的信仰形式带了过去。1888年，北婆罗洲的华人已成规模，他们集体庆祝神诞，除了保佑平安之外，也是聚集华人以强化认同的方式。此时，距离山打根开埠也才十余年而已。

二、1882年前后清朝人对北婆罗洲的观点

清政府对星马地区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直至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时候亦不清晰。而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始于清政府外交使节在新加坡有所经历之后。这些人的奏疏和记录成为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决策依据，也因此才有了在星马设置领事的措施。星马的领事始于1877年，首任新加坡领事为土生华人胡璇泽（亚基），他祖籍广东番禺，同时兼日俄新加坡领事，1880年病卒。清政府1882年正式任左秉隆为领事。左秉隆上任后，清政府对星马地区乃至南洋的认识更加接近理性。时人对婆罗洲的认识，也更趋理性。1883年7月《申报》刊登了一篇《婆罗洲拟设华官佐治说》，就是其代表。原文移录如下：

婆罗洲为南洋大岛，自中国琼台出洋，大小岛屿散列于南洋，不啻百十，而此洲实为巨擘。前明郑和赍诏航海，历诸岛开读而群番忽焉内附，遣使封王，贡舟岁至。盖迄中叶，役属于上国者，百余年矣……得字小之道，而无吞并之谋，所以为中国之体统也。顾世变百出，大局全翻，荷兰东来，诸国踵至，彼见番人拥有旷土，不知远图，弃地利而勿取，于是智驱力驭，渐怀荐居之志……于是封使贡舟绝迹，而中国亦坐向无治理藩属之故，不暇诘问，此明季所以失南洋之大势也。

自是以后，西国占有诸岛，此攘彼夺，大半为其属地……道光以来海禁大开，港澳互市，渐而内地，各□外洋情形始有讲求者，方知明季诸岛之不来，非小国之疏逖也，为泰西所制，无以自通耳……

自苏门答腊、噶罗巴[74]两处海峡迎入西船，星罗棋布之区，何者不为诸西国之属□，中国反以地近而失之，形势不如西国多矣。前著《保越南十策》，内有二事，一言中国宜派兵船时巡南洋，以遥为越掌缅逻之声援，一则南洋诸岛凡西国所开埠之处，华人前往贸易佣作，其数多于西人二三十倍，虽相沿既凉地为西国统辖，宜归西人办理，然华人既多，不免交涉纷烦，苟有华官以为听断，华船以为保护，按诸西国通商章程，应有此事，亦非中国之奢望于西国也。……顾中国之于南洋，目前不及因越而争，而将来原不以越而止。

尝观北般鸟一埠，开自英人，风气日新，利益渐扩，而地面太广，数十年中尚未经营十二，缘英国三岛之民不敷迁居，富商巨贾出入四洲之上，往往于著名埠头，而不于新寻旷地，以故开辟无几，而岛中深山大泽，茂林平原，招徕多年，犹未有人满之虞也……窃谓洲境数千里，大于琼台，由内地以去，水程不过数十更，中国游民所在多有，闻之如水赴壑，事权纵归于英国，而工作实资乎华人，无论近在南洋从前内附，本为中国属岛。即以泰西各国，凡有华人之处，比类并观，按照和约，亦应由中国派设理事之官，以资钤束，地面归之英管，而民事可由华理，而且富商闻风挟资贸易，日渐众多，将来大局无非英人综其成，收其赋税而已，其余地上之利，大半必为华人所有。然则设华官以治华事，恶乎非宜。至于声势联络，兵船出洋，往来各岛之间，以为保护，而且借是以树越掌缅暹之援，又必至之势也。此事虽小，关凿中国大局，实非浅鲜，愿当事者及早筹之。[75]

这篇文章是《申报》当日的头版头条，足以说明其重要。有几个方面可以体现作者的观点：

（1）明代中国与南洋诸国，属于中华朝贡体系，诸国以朝贡之名，行货物商贸之实。明朝亦在此制度下，获得天朝上国的地位和自尊。因此说“得字小之道，而无吞并之谋，所以为中国之体统也”。

（2）明代后期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殖民者东来，纷纷占领东南亚各土邦王朝，原有的东南亚朝贡体系内的邦国先后成为殖民地，朝贡体系基本崩溃。而中国由于和这些邦国没有藩属关系，因此也未能加以干涉，失去了对南洋的掌控。这就是“中国亦坐向无治理藩属之故，不暇诘问，此明季所以失南洋之大势也”。

（3）西方殖民者的争夺不断，南洋各地逐渐被瓜分。时间流逝，与南洋各国的朝贡体系已被遗忘。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澳门成为通商口岸，“方知明季诸岛之不来，非小国之疏逖也，为泰西所制，无以自通耳”。作者认为如果在南洋各国设官治理，“则亦何至他族逼处如今日之其哉”。而越南就是因为没有设官治理，所以法国才决意夺取。

（4）南洋各地，距离中国很近，却在西方人的控制之下。作者曾著《保越南十策》，其中一个建议是派军舰巡航南洋，以为中南半岛各国之声援，另一方面南洋各埠华人众多，如有纠纷，由华官治理，军舰保护。如此南洋各地华人互相联络成势力，法国人安敢觊觎越南？如按现在的情势，如果不和法国争越南，则将来法国的野心肯定不会止步于越南。

（5）作者笔下的“北般鸟”埠，其实就是山打根，“地面太广，数十年中尚未经营十二”。因为英伦三岛居民不乐迁居，故“开辟无几，而岛中深山大泽，茂林平原，招徕多年，犹未有人满之虞也”。在作者看来，婆罗洲幅员数千里，比海南岛都要大，而且内地过去，水程不过数十更。且中国游民在婆罗洲已然很多，权力归于英国，工作则依赖华人。依照南洋其他地方的合约，也应由中国派设“理事之官”，以资约束。这明显是仿照新加坡设置领事的情形。最终的目的是“将来大局无非英人综其成，收其赋税而已，其余地上之利，大半必为华人所有”。并且兵船出洋，除了保护各地华民之外，还可以为中南半岛各国作声援。因此，作者认为“此事虽小，关凿中国大局，实非浅鲜”。

作者的建议不可谓不精到，虽然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真知灼见，但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这个建议也是在19世纪后期有识之士请求在海外设置领事保护侨民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在新加坡的领事馆在1891年升为总领事馆，1893年槟城也设立了副领事馆后，在北婆罗洲依然没有设立领事馆。可见，在清政府设立海外领事的考虑中，北婆罗洲的重要性是比较低的。

新加坡的中国领事胡璇泽在1877年10月份上任之前，《申报》刊登了一篇讨论新加坡和槟榔屿领事馆的文章。文章表示，这两地华人众多，一华商且表示无须建立中国领事馆，因为英国官员已对华人保护有加。提供给《申报》消息的人以为，当地华商因害怕中国领事馆贪婪而不想另设中国领事馆。[76]在中国设置领事馆后，同年，英政府即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由精通多种华人方言和习俗的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担任首任护卫官。英殖民政府在中国领事馆成立后即设立专门管理华人事务之部门，这时间点上的“巧合性”，值得进一步深研。

北婆罗洲设置中国领事馆的缘由，始于北洋政府派谢天保监督率领山东侨民来亚庇（Jesselton）开垦。北洋政府在1913年设立中华民国驻北婆罗洲总领事馆，以保护侨民，改命谢天保为首任总领事，驻亚庇。1929年，领事馆在商务辐辏之地的山打根设立办事处；1933年，北婆罗洲总领事馆迁往山打根。[77]

《申报》讲述在北婆罗洲设领事馆的理由，也倾向于从中国视角出发，表示这是系关中国大格局的政策。这篇《婆罗洲拟设华官佐治说》也透露了中国以“上国”的姿态俯视历史中的藩属国，表示这些地方“因番俗蠢陋沿习既久”，所以需要以中国法令治之。虽然如此，文章表示这无吞并之谋，只是为了“中国之体统也”。

19世纪西方殖民者到东南亚扩充殖民势力时，普遍是以“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这居高临下的视角来看待被殖民者的。光绪年间的中国，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等的挫败，但这篇文章的书写正值洋务运动时期的19世纪80年代，作者对中国的政教还是有高度的自信，故在姿态上仍居高临下。当然，自顾不暇的中国无向外殖民的能力和野心，倒是有数百万的华人涌出境外寻找生计。

众所周知，除非亲自到异域，否则我们头脑中的异域都是由各种渠道传来的零碎信息所拼合而成的图像，更多属于异域的想象。而带给19世纪后期中国人异域想象的，更多的是报纸和传闻。当时能够接触到这些零碎信息的，则多为《申报》所能发行到的区域，这一区域有限，且买报纸阅读的为有文化的知识阶层。故而《申报》有关星马的新闻，就成为这一阶层建构星马印象的有效手段。

近代南下星马的华侨多为劳工，文化水平不高，无法通过文字来记载自己的活动，以供后人研究之用。因此中国早期对星马地区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魏源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所撰的《海国图志》，仅对马六甲和新加坡有所记载，但并未深入。他对英人“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78]的现状大为叹息。不过很快，随着近代沿海口岸的开埠，清朝使节的出访，加上新加坡总领事和槟榔屿副领事的先后设立，国人对包括星马在内的海外诸国的了解越来越接近真实。这些信息通过《申报》等报纸、刊物进行传播，使中国有关星马的异域想象，也越来越清晰。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对星马的认知也必定不断发生变化，这就有待新的信息来提供异域想象的素材。

与晚清使节和文人多路经星马，留下众多或详或略的记录相比，有关北婆罗洲的中文史料比较少。这源于婆罗洲既不在南海的交通要道上，在晚清时也未能吸引更多的华工南来，使得北婆罗洲的发展在1900年之前较为缓慢。为此英属北婆罗洲公司的管理者也极为焦虑。在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状时，明确规定在北婆罗洲不能使用奴隶，这就促使北婆罗洲公司迫不及待地要从中国吸引合同劳工南来。《申报》在这时候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北婆罗洲渣打公司接管北婆罗洲，以及华特爵士制度性引进中国移民的这两年，转引或报道北婆罗洲的资讯，字里行间皆是物质丰富的南洋乐土。北婆罗洲渣打公司、华特爵士和《申报》之间是否有商业上的契约？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通过当时亲历者在《申报》上的言论，我们就可发现这一点。北婆罗洲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原始森林遍布，虽然时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冀，但是现实仍令我们在百年后读起来，依然感到英属北婆罗洲公司早期的开发情况并不乐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早期开发的缓慢，才促使北婆罗洲公司对待中国移民比较友好，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展开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北婆罗洲在内的东马与西马相比，在19世纪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造成今天东、西马社会存在巨大差异的历史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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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

[2]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521—522页，657页注168。

[3]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4]［澳］颜清湟：《清朝对华侨看法的变化》，《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第88页。

[5]《航海余谈》，《申报》1874年3月7日，第2—3版。

[6]J.R. Innes,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 p.68.

[7]《以下二则香港近事编录》，《申报》1872年6月21日，第7版。

[8]参见The Sing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ne Advertiser (1884—1942), 29th Feb 1892, p. 3; New Nation, 21st August 1975, p. 9; 星洲日报社编：《星洲十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36—440册，第999、1014页。

[9]参见曾衍盛《青云亭个案研究》，吉隆坡：曾衍盛，2011年；宋燕鹏《19世纪上半叶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领导权的式微与再造尝试》，《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2013年第2期。

[10]当时英文报纸对1893年去世的第五任青云亭亭主陈明岩的评价：“On the death of his elder brother Mr. Tan Beng Swee, the deceased, Mr. Tan Beng Gum, was ele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their leader, a position in which he was recognised by the Government.”参见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19 September 1893 (5)。

[11]《暹逻宝矿》，《申报》1879年9月19日，第2版。

[12]《厦客谈新》，《申报》1889年9月5日，第3版。

[13]《华工苦况》，《申报》1890年8月26日，第2版。

[14]《痛陈烟害》，《申报》1892年12月2日，第2版。

[15]Yen Ching 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 147.

[16]British Malaya Opium Committee, Proceeding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nd High Commissioner to Inquire into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Used of Opium in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4, p. C223.

[17]Article of C. A. Trocki, "Opium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2), Jun 2002, pp. 297-314.

[18]李仲明：《报刊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

[19]《申报》转载《循环日报》的篇数，按年份统计，1874年73篇，1875年76篇，1876年50篇，1877年66篇，1878年90篇，1879年113篇，1880年53篇，1881年13篇，1882年13篇，1883年16篇，1884年7篇，1885年4篇，1886年2篇，1887年1篇，1888年1篇，1889年0篇，1890年1篇，1891年1篇，1892年1篇，1893年0篇，1894年6篇，1895年6篇，1896年15篇。大概可知1874—1880年为主要转载期，最高为1879年113篇，最低为1876年50篇，1881年后减少，这与当时信息来源和途径增加有关。

[20]《士地列士地名考》，《申报》1880年2月16日，第3版。

[21]“士地列士埠乃英国属土，在亚细亚洲，为最要之区。其埠有四：曰新嘉坡，曰威里士厘，曰麻六甲，曰庇能。合计四埠地约四千七百六十里，人约三十一万。新嘉坡广袤二百四十里，人民十万有余，庇能又名布连士阿富威路士挨伦，在新嘉坡西北，纵横一百六里，人六万一千，数十年前基达国王割以畀英者也。威里士厘在内地，与庇能相向，广袤二百三十四英里，亦割之基达，国民七万。麻六甲介于新嘉坡、庇能之中，纵横六百九十五里，葡萄牙始踞之，荷兰复踞之，英人复有之，人六万一千。以上四埠合称之日：士地列士。”（清）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上），光绪六年二月十六日（3月26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22]相关条约可见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1874, Enclosure F. in Clarke to Earl Kimberley, No. 43, Singapore, 24/2/1874, CO 275/17。条约英文原文亦可见［马来西亚］陈爱梅和杜忠全主编《南洋华踪：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岩洞庙宇史录与传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23]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ns, 2007, p. 318.

[24]The Straits Times, 14th July 1877, p. 1; Straits Time Overland Journal, 15th Feb 1879, p. 5; Straits Time Overland Journal, 22nd Feb 1879, p.1; Straits Time Overland Journal, 14th June 1880, p. 9.

[25]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第150页。

[26]（清）曾纪泽：《曾惠敏公奏疏》卷五《恳留新加坡领事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

[27]《书新加坡近事兼论藩属大势》，《申报》1882年6月24日，第1版。

[28]《咨送前出使日本参赞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一书请查阅》，《黄遵宪著呈日本国志案》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馆藏号01-34-003-09-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29]《示颁新政》，《申报》1891年11月30日，第2—3版。

[30]（清）薛福成：《出使日记》，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31]（清）薛福成：《出使日记》，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第146页。

[32]黄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第44—46页。

[33]《西商续捐赈款》，《申报》1878年5月10日，第2版。

[34]郝平、高建国主编：《多学科视野下的华北灾荒与社会变迁研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

[35]《上海陈家木桥协赈顺天直隶山东水灾公所粤闽江浙同人书》，《申报》1884年2月28日，第3版。

[36]有关“甲必丹”的历史沿革和马来亚华人甲必丹的介绍，可参阅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37]Ho Tak Ming, Ipoh When Tin was King, Perak: Perak Academy, 2009, p. 27.

[38]《福州筹赈公所致英翻译官法垒斯函稿》，《申报》1886年9月18日，第4版。

[39]《福州筹赈公所启》，《申报》1887年2月9日，第9版。

[40]《奕助等议奏薛福成请豁除海禁旧例折》，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5页。

[41]（清）张之洞：《保荐使才折并清单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张文襄公奏议》卷四十八《奏议四十八》，《张文襄公全集》民国刻本。

[42]陈爱梅：《英属马来亚华人二战前社会运动类型》，《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43]《槟榔屿副领事改派同知梁廷芳已咨会英外部请查照由》，《张德彝使英》册，《外务部》全宗，馆藏号02-12-010-02-01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44]梁廷芳：《振兴矿务刍言》，《商务官报》，第六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廷芳（译）：《白蜡办矿则例》，《商务官报》，第十八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30—34页；第二十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35—37页；第二十三卷，民国十年（1921），第33—36页。

[45]孙士鼎：《南洋各岛华商兴办学堂情形》，《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五日，第19页。

[46]《免葬鱼腹》，《申报》1888年5月15日，第2版。

[47]《严查漏税》，《申报》1888年11月28日，第2版。

[48]有关峇峇的研究，可参见陈志明（Tan Chee-Beng），The Baba of Melak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8; John R.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9]《鹭江即事》，《申报》1890年2月27日，第2版。

[50]参见［马来西亚］陈剑虹《槟城福建公司》。

[51]《鹭江寒讯》，《申报》1889年11月8日，第1版。

[52]整理自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以及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53]徐云：《早期报刊史料在华侨研究中的价值——以〈申报〉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54]Owen Rutter, "British North Borneo",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Vol. 71, No. 3658 (DECEMBER 29, 1922), pp. 103-109.

[55]George Mc. T. Kahin, "The State of North Borneo 1881-1946",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7, No. 1 (Nov., 1947), pp. 43-46.

[56]Danny Wong Tze 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pp. 13-14.

[57]Danny Wong Tze 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第11—14页，以及该章节注8。

[58]《意广招徕》，《循环日报》1882年10月20日，第2页。

[59]《火船往搬鸟忌督》，《循环日报》1882年10月27日，第3页。

[60]British North Borneo,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8 January 1883, p.10.

[61]《般鸟记略》，《申报》1883年1月3日，第1版。

[62]明珊氏：《婆罗洲游记》，《申报》1882年11月8日，第3版。

[63]明珊氏：《婆罗洲游记》，《申报》1882年11月8日，第3版。

[64]《南游略述》，《申报》1883年10月17日，第2版。

[65]《般鸟来札》，《申报》1882年12月28日，第2版。

[66]Mails Close, The Straits Times, 21 September 1883, p.3.

[67]Arrivals, The Straits Times, 19 January 1883, p.4.

[68]《般鸟记略》，《申报》1883年1月3日，第1版。

[69]Danny Wong Tze 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p.17.

[70]Danny Wong Tze K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8, p.17.

[71]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第546—547页。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则未收薛福成有关北婆罗洲的论述。

[72]《北般鸟乾那八达颜情形》，《申报》1883年7月12日，第2版。

[73]《般鸟赛会》，《申报》1888年8月10日，第2版。

[74]指今印度尼西亚之雅加达。

[75]《婆罗洲拟设华官佐治说》，《申报》1883年7月14日，第1版。

[76]《畏设领事》，《申报》1877年4月19日，第2版。

[77]陈伟玉：《中国驻婆罗洲领事馆的设立及其职能之探讨（1913—1950）》，《亚洲文化》第32期，2008年6月，第196页。

[78]（清）魏源：《海国图志》卷六《东南亚海岸国四》，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