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的演变：时间里的会馆——以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为例
马来西亚的华人会馆，规模大大小小，不一而足。但是论在地的社会功能，虽然看起来大同小异，但是细究起来，却也各有千秋。比如，雪兰莪福建会馆管理吉隆坡福建义山和威镇宫观音寺，雪隆海南会馆和天后宫二位一体，雪隆数个广东籍会馆联合起来组成广东义山理事会，管理吉隆坡广东义山，等等。每个会馆并非离群索居，会馆与其他会馆等社会组织之间多多少少都会产生联系，尤其是在重大事项来临时，华人会馆之间的联系就更为紧密了。19世纪早期地缘会馆担负着为同乡“新客”提供住宿和寻找工作机会的功能，甚至如茶阳会馆还设置有回春馆为同乡治病。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缘会馆的社会关系开始变得更为复杂且多样化。20世纪“二战”前后华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广为人知。以下即以雪兰莪福建会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为例，来说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华人会馆的社会功能。
一、关注中国国内时局
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袖，多是由福建南来的第一代华人，与祖籍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福建的时局非常关注，尤其关注福建的政局和建设。1932年10月29日，总理洪启读发言：“新嘉坡马来亚闽侨联合会筹备处来函，略谓吾闽自蒋、蔡二公驻节以来，举凡庶政皆有澄清之希望，土匪益有肃清之可能，地方善后千头万端必须民众与政府打通一气，兴革问题诸多待决，拟由该筹备处召集代表大会，以便归纳众意作为具体方案呈请政府采纳施行，应否召集大会，请为答覆。”“和先君提议云：吾闽侨救乡之工作在昔日未有时机，尚能牺牲物质精神努力为之，今十九路军入驻吾闽，可谓闽人绝好之机会，地方庶政百待兴革，弟极赞成该筹备处所召集之代表大会。”主席付表决通过，又关于20元之补助费议决照付。[14]
1933年11月27日，会馆董事联名函称“……近且发生闽省独立，另组政府，恐将来中央军南下戡乱，人民罹祸更惨不聊生，请召集紧急会议广征众意共商挽取之策。或能化解戾气为祥霓”。决议电闽当局，请其取消独立政府，拥护中央。另电广州总指挥陈济棠，请其设法制止。[15]
1936年6月12日，“年来祖国国难方深，不看再有内战，今两粤借故出兵，恐将贻误大局，应有本会馆分电广东陈总司令、广西李、白总副司令请其服从中央，奠安邦国”。分拍电报广东、广西各一通。[16]
二、关注福建本地公益
1935年8月17日，闽南各县水灾异常严重，“屋宇坍塌，田园冲毁，生命财产损失至巨，受灾难民望救孔殷，而日昨新嘉坡福建会馆亦来函请急速筹款，故此本会馆特召集此会共同研讨。决议：1. 组织筹赈会：定名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筹赈闽南水灾委员会；2. 职员：主席 黄重吉君……3. 汇款机关：请福建省政府主席转闽南再去分别闽南各县灾情轻重施赈；4、推洪进聪、黄重吉等七君负责向本坡华侨银行先垫国币五千元，电汇急赈，此款待向各慈善家募集后清还”。[17]
1937年5月24日，副会长杨兆琰函请代呈福建省主席饬令仙游县政府按月拨助仙游红十字会产科医院经费一百元，暨令省卫生科代为物色产科女医师一名，以资发展。决议：照案通过，由本会馆转呈福建省主席核办。[18]
三、与本地其他社团的关系
1930年4月29日，“马六甲闽侨各会馆联合会来函，备述关于呈请中央政府遴简华侨加入闽省委员会及划闽南为自治区两案，请同作一致进行，以增力量事”。决议：“先函覆该联合会，至呈请中央国府电暂缓办。”[19]1937年9月27日，“霹雳福建公会来函请通同设法马（？）闽汇兑办法案”。决议：“由本会馆召集本埠汇兑商资讯办法，并呈请福建省政府饬属保护内地各属之民信局，以免因时局影响致妨侨胞之寄款。”[20]1934年8月23日，“新嘉坡河水山一带此次惨遭火灾，侨胞流离失所，厥状殊惨。新嘉坡已有纷纷救济，外埠亦多捐款赞助。”议决：“本会馆捐助二百元，交新嘉坡福建会馆救济河水山火灾委员会代为施赈。”[21]其他福建籍会馆亦会请福建会馆出面摆平事件。1930年6月30日，“安溪会馆许志雄来函为叶渊因许案受押法院，请本会馆电厦法院请愿。”决议：“致电不及具函之为愈，且备函事事能说明清晰，免词意莫达之弊。”[22]1934年11月1日，“巴生坡闽南公所致函，请为设法营救巴生港口同乡庄市。前年庄生携眷南来住巴生港口，与印尼人比邻而居，不料其妻与印人私爱，印人竟将市妻强占，突于数月前不知因何事故，妻被刺殒命。经法庭审讯数堂，遂将市判决死刑。同人等不揣冒渎，恳同乡列位先生召集紧急会议。”议决：“会馆调查事实后，于法力所能逮可营救，当设法援助之。”[23]
四、调解华人民事纠纷
早期地缘性社团也负起进行仲裁的司法性任务，这与中国传统乡村民间调解制度一脉相承。乡民之间发生纠纷，往往寻找乡里有声望的士绅来进行仲裁，轻易并不去县衙打官司。而马来西亚的地缘性社团的领导人，主要是德高望重的社会闻人，拥有很高的公信力，受到乡亲的信任。因此，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以及与其他籍贯华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少案件都是由社团领袖来共同进行调解和仲裁，即闽南话“做公亲”。这种情况，从马六甲青云亭到雪兰莪福建会馆概莫能外。马来亚的英殖民当局在早期懂华语的人很少，所以交由华人甲必丹自治，到后来又乐得由华人自己调停纠纷，可以减少法庭工作。因此华民护卫司经常把福建籍华人的纠纷转到福建会馆来调解。
华民政务司来函专门请福建会馆协同判决案件。[24]华民政务司亦按照会馆的汇报来判决。1930年1月7日，颜垂涛与刘国远发生纠葛，请会馆为之调解。会馆即举六人调解。[25]
五、执行华民护卫司及其他政府部门之政令
1930年12月13日，总理洪启读报告去月十日承华署委办黄番之工友工银事。“本会馆接到华署来函，即登报通告黄番之各工友到本会馆领取，并由弟请叶养骞、颜滂祜、侯乌磷、陈云祯等君为监视员，于每逢星期一、星期六到本会馆监视分发，至本月十日结束手续尚余十一条未到领计银一百四十一元二角正，经弟将余存之款项缴回华署，已告完结。”[26]此时会馆还接受华民护卫司的委托，监管南天宫（九皇爷庙），并且有权检查其账目，对其还款收据及戏金收条也可以提出催缴。[27]
福建会馆还接受市政当局的其他指令。1931年10月5日，“山知礼勿[28]来函谓本会馆暗邦街门牌九十七号店屋楼板窗户等多有损坏，限三星期修理完竣等”。决议：“店屋既须修整，虽经济匮乏亦应设法”，“请总理履堪后，雇工办理”。[29]
六、宗教功能——管理威镇宫
华人南来漂洋过海，他们都随身携带原乡祭拜的神明，以祈求平安到达目的地。抵达目的地后，便建简陋的庙宇供奉神明，定期祭拜。威镇宫观音寺就是福建会馆下辖的主要寺庙。1898年之前，雪兰莪福建会馆董事会出钱出力，尤其三位先贤叶蔚松、叶城及叶岱南拨出巨款资助，把威镇宫建立起来。接着回国迎接释迦牟尼佛等神像前来本寺，从此威镇宫成为吉隆坡各籍贯华人膜拜神明的地方，不限于福建人。基于福建会馆和福建人的要求，英殖民当局于1919年3月15日发布政府通告：这座庙宇是福建人的寺庙，由雪兰莪福建会馆管理。[30]威镇宫租给广通和尚，在1930年时欠租已四年，会馆多次派员催缴。1931年7月11日，因广通和尚常住槟城，由黄鹤汀带会馆专函面洽，如仍置不理，即可由法律追还。[31]以后还有陆续催缴。[32]
1937年3月29日，“赵鹏金女士来函，请准予其父赵赐爵木主神位免费移祀法主公宫案”。决议：“查赵赐爵生前于本会馆卓著勋绩，交付修筑威镇宫专员刘国远、黄和先、戴文郁、叶养骞、林世吟向该宫主持洽商，以便其家属移祀，用彰勋劳。”[33]
七、对学校、医院的捐助
各个方言群地缘性会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兴学办教，起先是以设在祠堂、庙宇或会馆内的私塾为主，而后因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改设新式学校，海外的华校也都改为新式学校。自辛亥革命前后，这股潮流席卷了整个马来半岛。在20世纪上半叶，吉隆坡文良港一带华裔居民日众，适龄入学儿童日渐增加，当地关心民族教育的福建侨领叶养骞、黄重吉、洪启读和陈炳坤等诸先生，乃集议在当地创办一所学校，登高一呼即获得热烈响应及支持。几经筹划及筹款后，学校终于在1919年3月21日宣告诞生，命名为“中华学校”。首任董事会总理是叶养骞，司理是黄重吉。二位亦皆是福建会馆的董事。1939年成功组建中学部。改名为“雪兰莪中华中小学校”。[34]
中华女校创于1925年，校舍最早位于秋吉律，只占两间店铺，学生不满百人，初具规模而已。当年校董会包括洪进聪、洪启读、黄振秀、黄重吉、叶养骞、陈仁堧、林世邦、林世玲、颜滂祜、戴文郁等，亦多是当时福建会馆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董事部与教员们协调无间，办学认真，使本校得以迅速发展，数年后人数倍增，共开五班。[35]
在亲自办校之外，会馆对其他教育事业也极为热心。1930年6月30日，中华夜学校董事部函请会馆将现建筑新馆宇拨借一隅为该校教室。决议：“中华夜学校原为培植许多欲受教育之青年而设，以建设而论同属社会事业，俱未公益，且其来函又非固定借用，不过以经费问题，土产崩溃，无法维持，固有向本会馆借用之举，若商况有转机，该董事部亦自欲另行设法迁出。”[36]会馆附加四个条件同意借出。
1936年6月12日，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为宋溪葫芦麻风院募捐戏院建筑费，决议：“关于此事自有各大慈善家巨量捐输，本会馆可拨助拾元，聊表赞成之意。”[37]
八、丧葬功能——义山
除了上述功能外，福建会馆最重要的功能是丧葬。早期福建人和其他华人一样，怀揣着赚钱改善生活的目的南来，但无论赚钱与否，绝大多数都客死异乡。于是马来西亚各地地缘性会馆都会向政府申请义山，作为同乡身后的葬地。雪兰莪福建会馆也不例外。会馆现有两个义山，皆坐落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一处是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旧飞机场路福建义山，另一处是20世纪80年代开辟的新街场路福建义山。
旧义山何时成为福建人的葬地已不可考，但吉隆坡开埠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57年，福建人大量涌入之后，集中入葬才有可能。在义山有一大伯公庙，神台前悬一对联，时间为光绪辛丑年，即1901年。因此就义山现有的调查来看，最早的墓碑是1873年，但可能是迁葬过来的。[38]故而认定福建义山的自发形成是在1900年之前，或者福建会馆创建的1885年左右，当不为过。旧义山当初远离市区，直至1920年1月16日，英殖民地政府才根据1911年土地法令在宪报504号上公布，保留此地作为坟场的用途。[39]福建义山能够由福建会馆单独管理，缘于其管理层多为永春人。雪兰莪永春会馆1892年成立，原名“永春公司”，1922年方易名永春会馆。1930年福建会馆主席陈日墙是永春籍，同时他又是永春会馆的主席，且永春籍乡贤占据了福建会馆半数以上的董事席位。当时福建省籍的其他地缘性会馆多未建立[40]，说明其他福建籍人数和实力远低于永春籍。福建会馆独自管理福建义山，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这种单独管理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义山坟地等级，按照大小可以分为特种和甲乙丙丁戊己七个。大小和地价依次有差异，尤其为照顾贫穷家庭，最低等级的己类葬地蠲免费用，并且在1939年11月2日，决议对贫穷小孩死亡，也准予免费，掘坟费由总务酌量补贴。[41]此点体现出了义山的“义”的一面。
不言而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人会馆的社会功能和关系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早期华人会馆主要是面向方言群内部，协调华人事务，并且代表了方言群和地域社群的主要利益，使之成为华人社群的代表。因为华人会馆的影响力，英殖民政府通常视会馆领袖为华人社会代言人，使其充当政府和华人民间社会的桥梁，且乐于赋予会馆及其领袖仲裁之类的自治权力，以协助政府维持华人社会内部的安定与秩序。可以这么说，会馆曾经是华人社会的枢纽，各个华人方言群体的“自成一格”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分合聚散，皆由此生发。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如1949年中国的政权鼎革，1957年马来亚独立，等等，每个华人会馆都无法置身事外，必须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反应。我们看当代华人会馆，不能忘记过去百多年它们自身的发展轨迹。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通过华人会馆的社会关系的构建，也确立了今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