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马来亚霹雳州金宝地区广东社群的帮群结构——以金宝古庙为考察中心
自从麦留芳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方言群认同”的观点后，近30年来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方言群内部的次生社群的研究，并未被多少人注意到，主要是资料匮乏所致。19世纪中叶后，英殖民政府开始在其所管辖的马来亚进行系统性的人口普查，[28]将华人划分为不同方言群，但并不处理方言群内部的各次生社群。认识方言群内部的帮群结构和籍贯分布，对我们深入剖析华人社群内部结构，和华人移民社会建构途径，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方言群内部的籍贯比例，所依靠的资料，首先是义山的墓碑籍贯统计，其次是义山的埋葬收据。正因类似资料的匮乏，对次生社群的籍贯分析，往往比较欠缺。同时对方言群内部的次生社群是如何组成的，也未有详细的文字材料证明。因此在没有上述史料的情况下，对历史上的方言群内部的帮群结构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其他史料来推测。本节就试着以霹雳州金宝古庙的匾额对联为中心，来推测20世纪初金宝广东社群内部的帮群结构，并由此反思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建构的几个问题。
霹雳州是如今马来西亚重要的一个州属。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由于这里发现了锡矿，来自槟榔屿的华商大量涌入，不同籍贯的华商和土著各势力进行联合，最终因资源抢夺和霹雳州王位继承问题而爆发拉律战争，英国殖民政府介入后，1874年《邦咯条约》（Pangkor Engagement）签订，霹雳苏丹阿都拉把除了宗教和文化事务外的所有政治要事交予英国参政司（British Resident）。霹雳州正式成为英国保护国。1896年，霹雳州连同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个马来土邦成立了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随着霹雳州中部近打县（Kinda）锡矿业的大发展，怡保也迅速繁荣起来，最终霹雳州首府也迁到那里。英殖民政府最早的霹雳州人口调查数据是在1891年，当时近打县有华人39513名。1901年的时候，近打县华人有89190人，其中依方言群来划分，广府人有48964人，福建人有8170人，客家人有29322人，潮州人有2734人。[29]其中金宝（Kampar）华人有5056人，但英殖民政府的人口调查数据没有提供金宝地区的华人内部方言群数据。因此，我们对广东社群内部的帮群结构，就只有从金宝古庙中去寻找答案了。[30]
图4-5 金宝古庙门口（2014年11月8日，宋燕鹏摄）
一、金宝古庙所见广东各社群
金宝古庙（Tokong Cina Kampar），北纬4.1847°，东经 101.0913°，位于务边路（Gopeng Road），坐东朝西，面朝庙街（Jalan Tokong），背靠布章马六甲山（Gunung Bujang Melaka）。它是金宝城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华人神庙，在金宝当地人的信仰空间内占有重要地位。该庙始建年份不详，最早的重修记录是光绪三十年（1904）。自然该庙的创建必定是在金宝开埠之后。金宝何时开埠，因为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一般推测为1886—1887年间。[31]不过，根据1886年及1887年的《霹雳年鉴》（Perak Annual Report）报告，金宝的名字尚未出现。[32]金宝古庙的创建年份不会早于此。由于霹雳锡矿的发现，金宝也随之发展起来。当时金宝到处都是荒芜之地，充满着野兽、疾病的威胁，加之医疗条件有限，就造成南来华人对各路神明的普遍祭拜祈求。
金宝古庙现在主神供奉观音，在塑像前的香炉上也刻有“水月宫”字样。金宝古庙拥有全霹雳州最多及最华丽的楹联、匾额，可惜缺乏碑文。现在金宝古庙可见最早的文物建造于光绪三十年（1904）。金宝埠19世纪向英政府注册的庙宇有三王爷庙（1895）、何仙姑庙（1895）和谭公庙（1897）。何仙姑庙和谭公庙皆可见于今日之金宝，唯独三王爷庙已不知去向。根据陈爱梅在《霹雳州近打县百年观音庙及当代观音信仰调查》中所言，在1895年注册的三王爷庙可能是已搬迁到双溪古月（Malim Nawar）镇上的三山国王庙。[33]不过，由于金宝古庙的配祀是三王爷，所以1895年注册于金宝的三王爷庙也可能被观音庙所兼并，由主神变成配祀，由此，金宝古庙跨越籍贯帮派，使广为华人世界所接受的观音成了主神，并成为整合和团结金宝华人的庙宇。
“水月宫”是起源于广府的庙宇系统。最早的水月宫，创设于肇庆七星岩。水月宫原名观音堂，建于嘉靖年间（1522—1566）。因观音有32种应化色相，以“水月”最为高洁，故以“水月”为名。肇庆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成为两广总督驻地，水月宫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崇祯九年（1636），两广总督熊文灿倾赀十余万重建，第二年铜像成，郑芝龙还曾来此赋诗。清代以降，水月宫的名号不仅进入广州城内，也走进佛山、香港。清代在广州城内主要有两个水月宫：一是官洲水月宫，在海珠区官洲居仁外街陈氏大宗祠东侧，又称观音庙，建于清嘉庆三年（1798），“自未建庙以前，山魅肆其往来，乡民常思安静，父老谋所以镇之”[34]，同治二年（1863）重建；另一个为棠下水月宫，位于天河区东圃镇棠下村中心地段，始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三十八年（1773）、咸丰元年（1851）曾重修，该庙与七星岩水月宫是否有关系，暂不可知。乾隆以来香港的水月宫与佛山的水月宫，亦皆供奉观音。由此大概可知，水月宫分布的地区主要是粤语地区。
图4-6 金宝古庙中余东旋敬献的“水月宫”香炉（2014年11月8日，宋燕鹏摄）
从光绪三十年（1904）古庙匾额上的落款，可以看出广东人内部各自的小帮群，以府为名义送匾额，是潮州府、惠州府、琼州府三府人。其余皆是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县份为名义送匾额，有的是一个县单独送匾额，有的是两个县，有的是三个县，可见其组合之模式。我们可以这一年为观察点，来剖析20世纪初金宝广东社群内部的结构。
图4-7 金宝古庙内的匾额和对联（2014年11月8日，宋燕鹏摄）
（一）广州府
1. 南番顺
在金宝古庙中，有“海禺沐德”匾额，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南番顺三邑联合敬送。四字蕴含着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之名。主神前的供桌，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南番顺阖邑同人敬送”。南海、番禺为广州府的附郭县，顺德县本来就是从南海县三都分置的。“顺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乡为多，聚族以处，烟火稠集，楼房高至五六丈，遥望之如浮阁，高出林表，参差不一”[35]，与南番二县风俗习惯相同。“岭以南，顺德为壮县。地廓人众，膏壤沃野弥望。木石之工遍邻邑。郡会居肆者，皆邑人也。……音声嗜好，与南番大同。”[36]因此，三县又被称为广东首县[37]，是故三县连称。三县人出洋，容易结合成团体以互助自保。如在墨西哥的三县人在民国时就建立了南番顺公所，成为墨西哥华团之一。[38]美国旧金山七大华人社团就有南番顺三邑会馆。可见三县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组成社团。19世纪中期广府人多赴美、墨等国为劳工。在霹雳州的安顺也有南番顺会馆。19世纪末来到金宝的南番顺三县人，成立南番顺善后社，为三邑华人互助慈善组织，1933年方成立南番顺会馆。1904年时，三县一起在金宝古庙敬送匾额，可见其具有一定的势力。
2. 新会县
门首“金宝古庙”四字，书写者为“新会陈凤翔”。察陈之事迹，大致可知其为新会外海人。晚清时赴日本攻读宪兵科，民国初年回国，任广东宪兵学校校长，都督府军法处处长，叙陆军少将。及警察厅成立，调任司法科科长。在职多年，公正严明，有政声。民国十二年（1923）病故。[39]当时金宝古庙与他建立联系，应该也是同乡之缘，但1904年陈凤翔的行事已不可知。新会县，如今是江门市新会区，近代名人以梁启超为代表。古庙门口的花鸼刻有“古冈州”字样，新会县曾在隋唐时期为冈州，明清以来陆续分置开平、鹤山、台山等县。当然金宝本地除了新会县人士，亦应有开平等县人士，因1934年创立了金宝古冈州会馆。
3. 清远县
在南番顺敬送的匾额之后，就是“清远阖邑敬送”的“威灵显赫”匾，朱汝珍书。朱汝珍（1869—1942）字玉堂，号聘三、隘园，清远人。曾入读广雅书院。1903年中举人。次年举进士，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归国后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续纂修法律。1909年奉命创定商律。翌年任第一次法官考试贵州省主考。后奉派修纂《德宗实录》。1930年南归。次年受聘为香港大学教习。1933年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兼附中校长。著有《词林辑略》《词林姓氏韵编》《清远县志》《阳山县志》等。他不仅因科举闻名，而且也擅书法，兼具王、柳之风而自成一家。作为清远籍的闻人，他的书法就出现在金宝古庙里。
4. 从化县
在南番顺敬送匾额之下，是从化县所赠香炉，上刻“光绪叁拾年仲冬吉旦 从邑众弟子敬送粤东小半甫元和店造”。“小半甫”为番禺县城西一地名。香炉凳也是“从邑众弟子敬送”。从化人在金宝应该势力比较雄厚。古庙主要神明有三，主神观音，左为北帝爷，右为三王爷。北帝爷，即“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神像上匾额为“从今显赫 从邑众弟子敬送”，嵌入“从”字，以示“从化”之意。
5. 新安、东莞
三位主要神明面前的香炉，观音前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水月宫新安、东莞两邑众弟子敬送”，北帝爷前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玉虚宫新安、东莞两邑众弟子敬送”，三王爷前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三王爷新安、东莞两邑众弟子敬送”，均为新安、东莞两地信众结对敬送。两县位于广州府东南。东莞县在757年设立，1152年分设香山县，1573年分设新安县，管辖今深圳和香港，直至近代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先后被英国“租借”。东莞方言属于粤方言的次方言莞宝片，分布在东莞、深圳（宝安）和香港新界一带。东莞话以莞城话为标准。莞城话与广州话差别很大。未受过训练的广州人很难听懂莞城话，很少接触广州音的莞城老人也很难与广州人对话。[40]
6. 增城、龙门
进门处有一香炉，刻有“光绪叁拾年仲冬吉旦 增邑王龙元敬送省城义和承办佛山生合炉镌”。“增邑”就是增城。在主神观音神座框上刻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旦增龙两邑众弟子敬送”。“增龙”即增城、龙门两县。龙门县和增城县人联合活动，缘于龙门县本来就是增城县东北部分。明弘治九年（1496）割增城县东北部的西林、平康、金牛三都及博罗县西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设龙门县。如今龙门县属于惠州市，但清代时两县却同属广州府，处于东北部。同时龙门方言是一种与广州话较为接近的粤方言，属于包括珠江三角洲各地方言及肇庆话、花县话、东莞话、增城话在内的粤语粤海系。[41]所以从地域情感上，增、龙两县容易走到一起。
7. 花县
在北帝爷和三王爷的神位上分别刻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旦 沐恩花邑众弟子敬送”。花县是现在的广州市花都区，方言上也属于广州话。
（二）肇庆府
1. 四会、广宁
在主神观音神像前，有香炉，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金宝古庙 四会广宁两邑众弟子敬送”字样。四会、广宁两县信众结对。两县皆位于肇庆府北部，且都属于粤语区罗广方言片，口音很明显与其他地域有差异。
2. 高要、高明
在琼州匾额后是“光绪甲辰年仲冬吉旦 佑我高高 弟子高明两邑等敬送”。上述“高高”，分别指“高要”和“高明”两县。高要县是清代肇庆府的附郭县，清代前期两广总督署还曾设在城东门内。高要县地控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高明县原属高要县，明成化十一年（1475）分置。相比高要县为肇庆府首县，高明县经济就差很多。“置县以来，民始毁砦归农。邑以下刀耕火种，仅给峒炊，山利悉无所出。邑以下皆沮如泽国，沙堤不任捍雨，一日夜，潦起寻丈，田庐与鱼鳖争命。以故民苦耕趋读，君子秀而有文，小人巧而弄法，亦驱之使然也。”[42]所以高明县虽然建县数百年，到清末依然处于自然条件差、社会不安定的状态中。但因二者原本一县，因此在心理上容易抱团。
（三）韶州府（英德县）
在古庙西墙下的铁钟上，铸有“光绪叁拾年仲冬吉旦 英邑众弟子敬送 省城义和号承造 佛山生合炉铸”。英德县长期属韶州府管辖，处于韶州府最南端，与广州府北部的清远县紧邻。在地理位置上，英德县又处于岭北地区进入广州的必经之路，方言受到广州话的深刻影响。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数据，英德县的方言分为两种：市区部分讲粤语，郊区讲客家话。客家话属于粤北小片，没有细分。但根据当地人描述，其实当地的语言情况比《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复杂很多。郊区不仅有粤语，而且分布上还跟客家话犬牙交错。加上客家话口音也不止一种，镇与镇的居民间一般多用广州话交谈。[43]
（四）韩江（潮州府、嘉应州）
三王爷神像上的匾额，有“光绪乙巳年春 泽被潮黎 韩江众等敬送”。光绪乙巳年是1905年。这个额是在1904年重修落成之后数月就放上去的。这里的“韩江”应该是指潮州府和嘉应州。因为“韩江”是粤东主要的河流，贯穿嘉应州（五县）和潮州。嘉应州原本属潮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统领潮州府划来的兴宁、长乐、平远、镇平4县，加上本属的程多县，称“嘉应五属”。因此以“韩江”可以涵盖潮州府和嘉应州两地的民众。[44]
（五）惠州府
在庙内东墙下，有众神牌位，下面的香炉上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惠州众弟子敬送”。门外两个石狮子的石座，分别刻有“惠州十属弟子敬送”“光绪甲辰仲冬立”字样。惠州十属，指惠州府下辖的归善（今惠阳）、博罗、海丰、陆丰、河源、龙川、和平、长宁（今新丰）、永安（今紫金）县及连平州，共九县一州。惠州多属客家，因此可推测在金宝的惠州客家可能来自上述十邑。
（六）琼州府
在古庙内，朱汝珍所书匾额后，就是“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赫声濯灵 琼州众等敬奉”。可知在金宝还有一定数量的海南人。当然海南人具体来自什么县份，就需要依靠义山墓碑的统计及义山收据了。
从上述叙述大体可知，金宝古庙内的匾额皆来自广东省，且主要集中于广州府、惠州府、潮州府、嘉应州、琼州府，以及受广州话影响的韶州府英德县。此外，金宝古庙捐赠者中，还有“北城行”，在琼州府的匾额后，就是“光绪甲辰年仲冬穀旦 壮丽规模 弟子北城行等敬送”。“北城行”是木匠为主，包括泥瓦匠和砌砖工等职业的手工业行会，1856年槟城北城行是最早成立者，而且早年会员多来自广东台山县。[45]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以操广东话为会员标准。这就为我们认定金宝古庙是广东省的社群组织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嘉应州则没有出现，可知金宝的客家人主要来自惠州。且广州府人数之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从庙内的匾额可见一斑。下面就从这些匾额，来推测金宝广东帮群内各社群的地位。
二、金宝古庙所见广东帮群内的诸社群之地位
一座庙宇向来不是安静的供奉神祇的场所，而是各种势力的角力场。各种势力在庙宇的创建或者重修过程中，都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以此庙宇构成一种无形的权力场域。金宝古庙也未能例外。通过对其中匾额和香炉的空间位置的设计，各个社群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位置。当然，通过重修，也有将原本的空间位置挪动的可能。
（一）居核心位置的广府南番顺社群
走进庙宇，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匾额，就是上述南番顺三县联合敬送的“海禺沐德”。从匾额的位置来看，第一个匾额往往让人印象深刻。三县不仅是广州府的首县，也是广东省的首县，在广东省的地位独一无二。南番顺社群不仅有第一个匾额，而且敬送了第一个供桌，处处体现其居首位的角色，以其势力之大而居于核心的位置。这不仅体现在第一个匾额上，也体现在主神观音前面的香炉上，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水月宫 南邑弟子余东旋敬送”。古庙就是以余东旋为首筹建的，故华侨推他、潘三、黄楠英、李贵水为古庙产业受托人。义冢之前的款项也由他旗下的汇兑办公处“生和号”管理长达约半个世纪。
余东旋父亲余广（1853—1898），南海县人，1876年从佛山南来寻找商机，开设杂货店“仁生号”，后改做药材生意。他后来陆续投资锡矿，1889年已拥有4个矿场与1家药店，成为金宝临近的务边（Gopeng）首富。余东旋（Eu Tong Sen，1877—1944）生于槟榔屿。幼年回中国家乡受教育。1892年返回槟榔屿。1897年继承其父在霹雳州经营之锡矿，随后扩展其事业的网络至金宝、怡保和吉隆坡。如今依然著名的药店“余仁生”，就是他父亲创下的产业。1907年，他在霹雳州有8个锡矿，8000名工人；在雪兰莪有两个锡矿，3000名工人；在森美兰有1个锡矿，约1000名工人。他于1911—1920年任马来联邦议会（Federal Councilor）华人代表，是当时著名的华人矿家、银行家、商人。[46]
主神观音神像上方的匾额，刻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仲冬 泽及同人”，署名皆为商号名。虽然并未点名商号籍贯，但其中余东旋的“生和号”作为建庙值理位列第一，可见以其为核心形成的金宝南番顺社群，在古庙重修过程中居于主要地位。
（二）居其次的从化、韩江社群
在南番顺社群以外，就是从化人出尽风头。除了门口鼎炉为从化社群捐赠外，三位神明中的北帝爷上方匾额也是其所敬送。拿下这一匾额，基本奠定了其在广东人社群里的地位，不能说地位最高，起码也是实力不俗。且主神观音两边柱子上的对联，亦是从化人所敬送。对联云“金色现辉煌，从此囸（同日）借神力扶持多稳富；宝光生瑞气，化斯时感圣灵默佑乐安康”，落款为“光绪甲辰冬月吉旦 从邑众弟子敬送”。对联藏头“金宝”，中间第六字藏“从化”二字，别具用心。
包括潮州府和嘉应州的韩江社群尽管只出现一次——三王爷神像上的匾额为其所敬送——但时间为光绪乙巳年（1905）春，要比其他匾额、对联、香炉晚了几个月。大可推测其为后来之安排，并非原本确定下来的位置。三王爷一般认为是三山国王，是起源于潮州饶平县的著名信仰，因此，将潮州人的神祇纳入，且能够占据三个主要匾额的其中一个，也显示了韩江社群的地位。
（三）居其三的新会、琼州、清远、高要和高明、惠州社群
新会人虽然在庙内并无捐赠，但其以门楣“金宝古庙”四字已然令人印象深刻。如今在古庙门口旁边就是古冈州会馆，成立时间在清末，虽然会馆成立越早说明其势力越小[47]，但其能争得庙宇的题名，也说明实力不可小觑。另外门楣上方的花鸼，刻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仲冬吉旦 沐恩古冈州弟子敬送”。可见以新会人为代表的冈州社群，能争得门口的位置，也是有一定实力的。
琼州人争得靠近门口石柱的一副对联，题“辅天地以掌水衡，赫赫恩播六合；握乾坤而司钦位，昭昭灵应九霄”，落款“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 琼州众等敬奉”。这副对联使琼州人匾额虽然在清远人之后，但其出现的频率增加，也使得双方地位得以平衡。
清远人敬送的匾额紧随南番顺之后，说明其在广府人内具有一定的地位。不过清远人的捐赠再无出现，他们的实力和南番顺社群是无法相比的。高要和高明社群因为同属肇庆，且历史上高明即属于高要，故二者联合起来，方能在古庙中获得放置一个匾额的位置，不过这体现出两县社群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惠州社群相比之下就比较落魄，不仅与三位神明无法靠近，且庙内的匾额、对联皆无法争得，只能捐赠庙外的石狮子。如果据此认为惠州社群没有势力，也不可靠。因为金宝还有一座谭公庙，是惠州客家所供奉的神庙。庙内有不少信众捐赠，最早的如甲板（Kapan）华侨捐赠的牌板“光绪丁酉年”（1897）。外面有“赏戴花翎、知府衔，梅州沐恩弟子潘祝华敬奉”的对联，落款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还有同年惠州众弟子敬送的匾额“恩周南亩”。说明这里有惠州客家，也有梅州客家。谭公庙就是金宝客家人的精神符号。可知惠州社群在金宝并不属于少数，且与广府人到来的时间不相上下。
图4-8 金宝古庙题记所显示出来的广肇两府县份社群的组合模式
（四）居其四的增龙人、新安东莞人、四会广宁人、花县人、英德人社群
前述社群优先瓜分了庙宇的内部和外部空间，那些重要的、显眼的捐赠位置都被抢占。增龙社群只有王龙元自己捐赠的鼎炉，说明该社群有闻人。其他增龙人能争到的位置，就是主神观音的神座。新安东莞社群争到的是三座神像前的主香炉，四会广宁社群争到的是三座主香炉边的六座次香炉。花县人争到的是北帝爷和三王爷的神座。至于英德人，争到的是西墙下的铸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广肇两府内部县份社群的组合模式，类似的模式在各地的优势社群中也应能见到，但因为前贤不注意史料的保存和记录，致使我们无法知晓。只不过由于金宝前贤在古庙内部的匾额、对联、香炉等摆放的空间座次上稍费心思，就构成了我们认识金宝广东社群的绝佳的无意识史料。
作为岭南道教的重要分支，龚善德道长将道教文化传入怡保，在当地华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满足了华人的生活需要，同时也将华人的信仰文化带入，完成了岭南文化的部分移植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看，南天洞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南天洞以其特殊的凿山为窟的建筑景观，成为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其中透露出来的百年前道教传播的势力弱小，以及其发展迟缓、后继无人的历史事实，还是令人有很多感慨的。如今虽然马来西亚有全国性的道教协会作为组织，但是其内部在正本清源与扩大发展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分歧。这与佛教在5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相比，属实落后不少。
放眼整个19世纪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宗教传播包括汉传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但与佛教高僧在南洋弘法相比，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无论是势头还是势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迄今尚无专门研究的东南亚道教，尚需要加大力气去搜集、整理资料，才有可能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
根据麦留芳先生的研究，华人方言群在早期的新马一带，的确有各自据地而居的现象。且方言的认同，是早期华人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方言群在理论的层次上，可以被界定为操相近方言的社群，而方言群认同表现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组织的排他性或封闭性。[48]依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也是如此，在海外，如果对方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亲近感，更何况对方如能操一口和自己相同的方言，那更是感觉亲近无比。金宝古庙内部的匾额、对联、香炉等捐赠，不仅是对神明的虔诚之表现，也是各次生社群在金宝地位之表现。更进一步说，就是金宝当地华社在开埠不久，就迅速经过方言群认同的阶段，进入了籍贯认同的阶段。
庙宇不仅是华人拜神的场所，也是华社内部帮群竞争的场所。王思福先生在对台北神庙的重修进行研究后有云：“每一次增加神，每一次重大的新的修建活动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庇护和产生领导人的机会，或者是为新的想毛遂自荐当领导的人创造了机会。”[49]金宝古庙在1904年的重修，就通过庙宇匾额、对联、香炉等捐赠，以空间来重新划定金宝广东社群的内部地位。据笔者所见，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华人聚居地，保存有像金宝古庙这样完整的百年前的匾额等文物，实属罕见。因此笔者以之为个案，探究的金宝广东帮群内部的社群结构，不仅是对金宝广东帮群独特的社群结构进行分析，也希望由此对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的建构途径有所思考。
[1]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9页。
[2]［新加坡］李庆年编：《南洋竹枝词汇编》，第14页。
[3]《怡保市升格为自治市》，《南洋商报》1962年5月30日，第2版。
[4]［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下册），第430—438页。
[5]Census of the State of Perak 1891. Taiping: Printed at the Perak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30.
[6]惠阳市侨务办公室编：《惠阳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7]杨大金：《近代中国实业通志》，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第266页。
[8]黄韫山：《艺苑续谈》：“霹雳南天洞，一名南道院，为怡保名胜之一；洞天空大，气象雄伟，余曾题一长篇于其上，内有句云：‘有如月氏天马将腾空，明皇羲象欲搏贼。惊鸢跕跕坠水来，大鹏矫矫待风击。羊肠九径让盘纡，太华三峰嫌修饰。钟乳累累垂玉带，醴泉涓涓涌石隙。’”见《南洋商报》1934年9月1日，第15版。
[9]其他两个是霹雳洞、三宝洞。
[10]《怡保市升格为自治市》，《南洋商报》1962年5月30日，第2版。
[11]《马来西亚吡叻州怡保南天洞（南道院）创立120周年纪念特刊》，怡保：南天洞，1988年。
[12]（清）彭德源：《正宗祖派源流全部》，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转引自杨净麟《青莲教祖师著述新考》，《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3]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33页。
[14]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
[15]王丽英：《广州道书考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括号内文字为《博济仙方》有，而南天洞保存者无。
[16]林国平：《药签与吕祖药签初探》，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研究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5页。
[17]［马来西亚］李永球：《龚善德创建南天洞》，《星洲日报》2009年5月17日，“田野行脚”专栏。
[18]归善县客家人多居在高潭、安敦、多祝、白花、梁化、新庵、稔山、平山、良井、永湖、麻溪坑、淡水、镇隆、龙岗、坪山等山区、半山区。参见《惠阳文史资料》第9辑，1995年，第99页。
[19]张磊编著：《东莞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20]周大鸣、吕俊彪编著：《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21]鹤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山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5页。
[22]《马来西亚吡叻州怡保南天洞（南道院）创立120周年纪念特刊》。
[23]梦笔：《怡保南天洞的开山祖》，《南洋商报》1950年9月18日，第9版。
[24]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载韦生理主编：《晚晴文存》，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25]《超过百年南天洞 第五代没有传人》，《民生报》1988年4月23日，第6版。
[26]水母娘娘的传说，可见［法］禄是遒著，王惠庆译《中国民间崇拜：道教仙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27]黄金河：《文化三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249页。
[28]英殖民政府最早在海峡殖民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可追溯到1801年。严格意义和完整的人口普查，要等到1871年才出现，见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7, p. 318。
[29]General Remarks on the Census,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01.p.32.
[30]笔者先后于2013、2014和2015年赴金宝古庙考察，本节所使用资料皆为笔者亲自拍摄记录所得。
[31]陈长兴：《金宝100年（1886—1986）》，直落英丹：瑞文印务有限公司，2001年，第10页。
[32]见Perak Annual Report 1886和1887。
[33]［马来西亚］陈爱梅：《霹雳州近打县百年观音庙及当代观音信仰调查》，《亚洲文化》第37期，2013年8月，第117页。陈爱梅错置金宝古庙最早文物的年份，她已在2014年11月20日的《东方日报》的《学术与错误》篇中做出纠正。
[34]《重建水月宫碑记》，李仲伟、林子雄、崔志民编著：《广州寺庵碑铭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35]（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一五《舆地略七》，光绪五年刻本。
[36]（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一五《舆地略七》，光绪五年刻本。
[37]《考试冒籍宣设法限制论》，《申报》1874年7月30日，第1版。其中提到“福建之闽、侯，湖南之长、善，广东之南、番、顺，诸省首县”云云。
[38]《墨西哥最近之排华运动》，《申报》1929年9月21日，第13版。
[39]江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龙溪风华》，1995年，第52页。
[40]詹伯慧、陈晓锦编：《东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41]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08页。
[42]（清）屠英等修，江藩等纂：《肇庆府志》卷二，道光十三年（1833），《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43]刘镇发：《广东英德连江口银坑乡土话调查》，甘于恩主编：《南方语言学（第5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44]此点承蒙韩山师范学院吴榕青教授指正，谨致谢忱。
[45]［日］今崛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榔屿：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第99页。
[46]Lian Kwen Fee and Koh Keng Wee,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Malaya: The Case of Eu Tong Se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3), p.423.
[47]［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40—41页。
[48]［新加坡］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第8—16页。
[49]［英］王思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