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的场域：空间里的会馆
会馆一定有会所，无论最初是亚达屋还是租借房屋，最后总要在有财力之后，建造独立的建筑物，然后将底层出租，以租金来维持会馆的日常开支。所以那些历史悠久的地缘会馆，往往有丰厚的产业，这成为华人会馆的一大特色。会馆的空间，带给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会馆给每个人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一、社会地位的象征：会馆大字的题写
匾额对联是会馆重要的历史记录，尤其是落款，往往体现出该会馆的社会网络，也彰显出会馆努力结交社会名流，以提高会馆在本地的社会地位的努力。著名的如新山琼州会馆，落款是中国国民党大佬宋子文，能够使人联想到宋子文是海南文昌人，与新山海南人的关系走得很近。
槟城台山宁阳会馆，会馆门口写有“民国元年壬子重修”，“子砺陈伯陶”，陈伯陶（1854—1930），字子砺，号象华，又号九龙真逸，广东东莞人。6岁拜陈澧为师，10岁通读五经，后就读于罗浮山酥醪别院。光绪元年（1875）中秀才，光绪五年（1879），获乡试第一名（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刘福姚榜进士第三人。官至江宁提学使署江宁布政使。[42]虽然他不是台山人，但是可以想见在广东省还是很有影响的，所以才会请他书写会馆名。
图6-3 槟城台山宁阳会馆（2017年4月1日，宋燕鹏摄）
槟城顺德会馆始建于1838年，大门门楣上的“顺德会馆”四个大字是民国十七年（1928）重建时，将罗家勤所书重刻的。罗家勤（？—1891）为广东顺德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刑部主事。工书法，曾为羊城书院、顺德凤山书院院长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43]罗家勤兄弟和众子皆为一时俊才，罗氏也成为顺德望族。因此槟城顺德会馆请这位乡贤题写会馆门楣大字。
图6-4 槟城新会会馆志贺牌匾（2017年1月3日，宋燕鹏摄）
二、关系网络的体现：志贺牌匾
屹立在槟城乔治市，古色古香的新会会馆是槟城最古老的会馆之一。新会，古称冈州。不过，冈州之名只出现在中国隋唐时期。虽然如此，今天海外的新会会馆，又以冈州会馆，或古冈州会馆命名。1960年马来西亚古冈州六邑联合会成立，六邑指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和赤溪。根据马来西亚古冈州六邑联合会1998年赠送槟城新会会馆的匾额落款，该联合会的成员有：
吡叻古冈州公会，宋溪古冈州会馆，端洛古冈州公会，拿乞古冈州公会，吡叻赤溪会馆，和丰古冈州会馆，安顺古冈州会馆，金宝古冈州会馆，美罗古冈州公会，华都牙也古冈州会馆，太平古冈州会馆，丹绒马林古冈州公会，槟城台山宁阳会馆，雪兰莪冈州会馆，雪兰莪台山会馆，雪兰莪鹤山会馆，吉隆坡赤溪会馆，槟城开平会馆，马六甲宁阳会馆，马六甲冈州公会，森美兰台山会馆，森美兰四邑会馆，彭亨古冈州会馆，柔佛古来鹤山会馆，任罗宏古冈州会馆，马口古冈州会馆。
基本上马来西亚与古冈州有关的会馆都送了匾额，但是也有个别的没有送。这说明了会馆与同乡会馆的关系网络。
三、会馆的自我认知：墙壁上的历史
对于会馆后人和外人来说，只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无法了解会馆的悠久历史，因此会馆自己书写的历史，如贴到墙壁上的会馆史，是了解会馆历史的重要资料，因为这是会馆自身认知的体现。
据《清史稿》，广州府下辖14县，依此是南海、番禺、顺德、花县、东莞、从化、龙门、新宁、增城、香山、新会、三水、清远、新安。在1828年的时候只有9个县的社群在槟榔屿有一定规模。在1860年的时候，一些县份地缘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咸丰十年（1860）时的《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列有广州府下辖县份地缘组织的名字，摘录如下：
宁阳馆捐银弍佰大元正
仁胜馆捐银叁拾大元正
从清馆捐银叁拾大元正
伍积贺捐银叁拾大元正
伍积齐捐银叁拾大元正
冈州馆捐银弍拾大元正
南海馆捐银弍拾大元正
顺德馆捐银弍拾大元正
香邑馆捐银壹拾五元正
番禺馆捐银壹拾大元正
东安馆捐银壹拾大元正
五福堂捐银壹拾大元正
宁阳馆就是新宁县（后来的台山县）的籍贯组织，实力强大，捐银“贰佰”，名列第二，仅次于义兴馆。义兴馆就是义兴公司，虽说是由四县府（新宁县、新会县、惠州府、肇庆府）人组成，然而大权几乎全操在新宁人手上。[44]仁胜馆是增城龙门人的地缘组织，1801年就在嘉应会馆旁边建立了。从清馆是从化和清远县籍的联合组织。冈州是隋朝新会郡改名之后的旧称，治所在今新会县。所以冈州馆是新会人为主的地缘组织，包含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赤溪六邑。而伍积贺和伍积齐是新宁人[45]，也单独捐款。南海、顺德、香山（香邑）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地缘组织，东安馆是东莞和新安县籍的联合组织。
上述碑刻有“五福堂”，就是后来的“五福书院”，广州府人联合起来将之作为会所。槟城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的大厅墙壁上，有手写的会馆历史：
槟城“五福书院”之名称，沿自中国，在中国内地之通都大邑皆有“五福书院”之建立，尤其是赴北京应试路经之都邑，书院是粤籍人士旅居该地者所建，大抵以该地粤人居多，乃建斯院以资联络，同时为同乡谋福利，举凡流落该地而无亲友照顾者，使有暂栖之所。昔年赴京应试之广东士子，多由陆路动程，途中常寄寓于乡郊区之寺刹，及至通都大邑则寄寓于同乡建立之“五福书院”，使得暂居兼攻读场所，以俟试期，书院之称，迨由于此。其间有经济充裕者，则延聘乡间医士驻院，以利同乡兼济当地贫病，恒作赠医施药之举。
槟城自一七八六年英人莱特氏开辟之后，华人社团之最早成立是广东公司（即现时之广东汀州会馆），成立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次为仁和公司，亦称嘉应馆（即现时之嘉应会馆）与谢氏宗祠。两者皆成立于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年），再次便是槟城五福书院。成立于嘉庆廿四年（一八一九年）与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同时，它原来的地址是现在义兴街那所古色古香的“慎之家塾”。（按：慎之是郑景贵之别字……）槟城五福书院当年是广东省广州府之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清远、三水、龙门、从化、增城、宝安、花县十二县人士所组设，其宗旨以联络乡情，共谋福利为主。而十二县皆可各别假此书院召集其同县人士会议，商议本县庆灯及春秋祭等事务。因当年十二县中，能独立自建会馆者不多，故其未建会所者必假五福书院为集会场所。迨至一八九五年间，院址为业主郑慎之索回以兴建家塾，乃自动捐献其在牛干冬街（即现在之院址）地皮一块，同时贷予巨款，并任总理以主持新院宇之建筑工程，迄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乃告落成。[46]
图6-5 槟城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2017年4月1日，宋燕鹏摄）
四、会馆历史的日常：档案存放处
1. 会馆（社团）会议纪要
会馆中最重要的中文史料是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资料。会馆纪要记录的重点有如下几个：
（1）参加者。每次会议并非董事全部出席，总有一些董事经常出席，有些就不怎么出席，分析这些董事的籍贯和职业，就可以看出会馆决策者的倾向性。
（2）汇报上次会议决策之后的执行情况。
（3）讨论重要议题。每次开会都会有主题，通过这些主题可以发现会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如何应对重大历史事件。
（4）临时动议。平时会馆董事不开会，日常信件往来交由秘书来处理，每次开会秘书都把问题提交董事会议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
2. 会馆其他档案
马来西亚华人会馆的中文史料，还有另一重要部分，就是会馆档案。这些档案主要包括下面几类：
（1）与各级政府的电报、函件
早期的档案显示，会馆经常与中国各级政府联系。这些档案包括与中央政府部委的函件、与福建省政府的函件，甚至还有与广东省政府的电报。南来第一代华人多与中国原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类似的函件所在多有。而现存的华人会馆与本地政府的来往函件，以1900年以后的华民护卫司为主。
（2）赈灾救济的记录
中国每次发生重大的灾害，海外华侨都会自发组织捐款，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侨亦概莫能外。这从清末就已经开始。捐款记录就成为我们了解会馆活动的很好的史料。七七事变之后，组织抗战的募捐活动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会馆活动。募捐支持中国抗战，在当时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每次募捐都会有募捐册。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就保存有柔佛州麻坡华人的抗日募捐记录册，给历史学者研究当时的马来半岛的抗日募捐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而对本地灾害的赈灾救济，也保存有名册。且对本地医院、学校的建设，会馆也会加以支持。这些都造册保存。
（3）与社团的来往函件
与其他社团的来往函件，包括与本地中华大会堂的来往函件，与学校、医院等公益组织的函件。
（4）财务档案
会馆的年度财务报告，都会作为档案保存，以备查阅。其中还包括出租房屋的证明，收取租金的收据，等等。
五、慎终追远的场域：神主牌
在新马地区历史悠久的地缘会馆，经常供奉很多年代久远的神主牌。神主，为古代东方社会，尤其儒家文化所影响的区域，于祭祀之时用以代表祭祀对象的象征物，一般为木质或石质柱状物、牌状物，大多于其上题写或刻出受祭者名号，一般有特定形制与礼仪制度。原本神主是帝王贵族祭祀所用，在宋代以后逐渐进入民间，宗族祠堂是神主的主要供奉场所。产生于明代中国的会馆，除了供奉神明之外，并无供奉神主的制度和传统。在中国地方有宗族可以依赖，有宗祠可以慎终追远，但是在东南亚，大量孤身南来的华人没有了宗族和宗祠的凝聚力，多数在地缘会馆里寻求组织的依靠。因此早期地方上的华人公司或会馆模拟成宗祠，在馆内将当地故去的成员的神主供奉祭祀，这成为东南亚华人会馆的特征。密密麻麻的神主，代表了社群的群体意识，也是凝聚社群的有效方式。每年在会馆举行的春秋二祭，也是维系社群意识的重要方式。
图6-6 笔者在槟城新会会馆研究神主牌（2017年1月3日，陈爱梅摄）
图6-7 新山海南会馆2019年春祭仪式（2019年4月27日，宋燕鹏摄）
六、仪式的举行：会馆的礼仪化
会馆不仅是开会的场所，也是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会员授勋，会馆会出面举行庆祝活动，或者在报纸上刊登祝贺。会员子女领取奖励金，会在会馆举行颁发仪式。会员子女获取学位，有的会馆也会举行庆祝活动。春、秋二祭的仪式，不少会馆也会举行。会馆成为各种仪式的举办地，所代表的是一种乡里的荣耀。
美轮美奂的建筑物，为会馆提供了一个空间，会员走进大厅，通过墙壁上的照片，可以缅怀有功劳的会馆各位先贤；通过墙壁上的重修碑刻，可以不断熟悉那些为会馆出钱出力的各位先贤的名字；通过墙壁上的历史叙述，可以培养年轻人热爱会馆的念头；供奉神主牌，可以为同乡提供精神寄托。会馆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会馆，是表达社群认同和形塑社群意识的空间。
笔者曾在马来西亚居住一年多，回到中国也已经八年了。笔者每次重返马来西亚，必到会馆，有的是初访，更多的是旧地重游。这一章，是总结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华人会馆观察及研究的心得，尝试从多视角研究马来西亚的会馆，例如题字和神主牌研究等，都是学界较少系统性关注的。当然，本章没有讨论的，还有英殖民政府档案中的会馆资料，档案学是非常专业的学问，恰恰也是以中文研究马来西亚会馆者甚少注意的部分。这部分还是等待有志者进行更多的研究吧。
华人地缘会馆从来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且复杂的。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内部组成，我们可以发现会馆构成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这也是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会千差万别的主要来源。在不同历史时期，会馆面临不同的重大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会馆社会关系演变的重要内容。从大字的题写、志贺匾额，再到墙壁上的历史、档案存放，以及神主牌的供奉，会馆建构出了一个特定的实体空间，不同的活动，不同的陈设，带给每个看到的人不同的精神上的感受。
华人建立的地缘会馆，无论历史悠久的，还是新成立的，所代表的都是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想法，凝聚的是一部分特定的华人人群。穿越历史时空的会馆，见证了重大的历史时刻，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而新成立的地缘会馆，虽然没有见证过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光荣的过去可以骄傲，但也担负起凝聚社群，建构集体历史记忆的重任。会馆从来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建筑物，从精神上无言的述说，到物质上可触摸的物件，它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因人而异，但殊途同归。
[1]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11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3]［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148页。
[4]马来西亚各地原本就没有华人的土著社会，没有既存的社会结构，所有人都是新进移民，因此个人自我的社群归属，是建立在方言上的。参见［新加坡］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第108页。
[5]“老乡认同”往往表现为情感归属，归属可为个体提供属于某一群体的心理安全感。情感归属最直接的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认同，这种方言所形成的内群体偏好就是对优势方言的一种情感依附和社会认同。参见张海钟、姜永志：《中国人老乡观念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李丕耀与福建公冢的论述，可见［马来西亚］陈爱梅、孙源智：《福州寺院的南洋印记——福州佛教与马来亚华人社会关系探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1—112页。
[7]［马来西亚］许崇知：《槟榔屿潮州会馆史略》，《南洋文摘》总第55期，1964年，第36—37页。
[8]相关论述，可见［马来西亚］陈爱梅《客家的建构和想象——以马来西亚槟城大伯公信仰和海陆丰社群为例》，《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3—149页。
[9]戴荔岩：《大安社史略》，《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刊》，槟榔屿：槟榔屿大埔同乡会，1968年，第212页。
[10]［马来西亚］胡育文：《永安社史略》，《槟州永定同乡会银禧纪念特刊》，槟榔屿：永定同乡会，1977年，第105页。
[11]张翰碧、张维安、利亮时：《神的信仰、人的关系与社会的组织：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及其祭祀组织》，《全球客家研究》第3期，2014年11月。
[12]随着学者的研究逐渐深入，“五属”当下又回归到“五属”的地缘特性，不再强调“客家”的方言属性。
[13]符大荣：《北马琼乐同乡会史略》，《马来西亚琼乐会馆联合会成立特刊》，1988年，第104页。
[1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96—197。
[1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47—148页。
[1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157页。
[1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0页。
[1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7页。
[1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36页。
[2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7页。
[2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26页。
[2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40页。
[2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33页。
[2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53页。
[2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6页。
[2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63页。
[2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32页。
[28]Sanitary Board，即卫生委员会，但当时译为洁净局。吉隆坡卫生委员会成立于1890年，第一次会议在6月4日召开。早期业务仅与卫生问题有关，直到市街发展愈来愈复杂，委员会的管理开始纳入人口、建筑、经济，乃至未来的都市规划等事项。参阅张集强《英参政时期的吉隆坡》，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年，第103—131页。
[2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16页。
[30]《吉隆坡威镇宫观音寺沿革》，《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2010年，第145页。
[3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96页。
[3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30、159页。
[3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4页。
[34]《中华史略》，《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85周年校庆特刊》，2005年，第14页。
[35]《中华女校简史》，《吉隆坡中华女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第15页；亦见《吉隆坡中华女校国民型华文小学八十周年纪念暨二〇〇五年第六十五届毕业特刊》，2005年，第22页。
[3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41页。
[3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54页。
[38]此为2013年7月马来亚大学林德顺博士调查小组所获得的数据。
[39]《福建义山沿革》，《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2010年，第158页。
[40]其他“二战”以前吉隆坡的福建籍会馆创会时间分别为：福州会馆（1912）、龙岩会馆（1918）、安溪会馆（1929）、南安会馆（1939）。
[4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23页。
[42]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东莞人物录》第1辑，1988年，第71—72页。
[43]顺德市博物馆编：《顺德书画人物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44]古冈州六邑总会特刊委员会编：《马来西亚古冈州六邑总会特刊》，槟城：庇能台山宁阳会馆，1964年，第68页。
[45]此点为陈剑虹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46]庞鹤芝：《五福堂广州府会馆史话》，槟城五福堂广州府会馆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