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挤的福建省其他社群在1900年前后的崛起

第一节　被排挤的福建省其他社群在1900年前后的崛起

泉州府和漳州府，自宋代以降，就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尤其是宋代泉州进士的数目要远远多于漳州。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甚至是同属闽南方言的漳州话和泉州话，都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成为南来华侨乡土认同的基本出发点。

南来槟榔屿的漳州海澄县三都的各个宗族大姓，他们由于和泉州的同安县紧邻，且多有婚姻往来，所以同安县籍人在槟榔屿很容易被漳州社群所接纳。而在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社群之外，在槟榔屿的泉州南安、安溪、永春等籍贯社群，由于在19世纪上半叶南来人数较少，经济实力有限，无法在广福宫捐赠中居于主导地位。且在福建人为主的诸神庙，如清水岩（蛇庙）或者大伯公庙，很难有一席之地。因此，南安、安溪、永春诸社群建立了凤山社的祭祀组织，供奉广泽尊王，以团结泉州籍社群。1864年槟榔屿凤山寺《广泽尊王碑》记载：“福建凤山社藉我泉属董事：永郡孟承金，南邑梁光廷，安邑叶合吉，爰我同人等公议建立庙宇于山川胜地，崇奉敕封广泽尊王，威镇槟屿。国泰民安，名扬海内；则四方之民，罔不咸赖神光赫显垂祐永昌。”[1]“永郡”即永春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福建总督郝玉麟请准，升永春县为永春州，辖德化、大田二县，直隶福建布政使司。民国二年（1913），废府、州，仍为永春县。永春州原本就是从泉州中划分出来的，因此很自然地和泉州府籍社群联合在一起。被漳州宗族组织排斥的泉州社群，在广泽尊王的名号下，建立凤山社作为自己的组织。广泽尊王是源于南安县的地方神明，可以想见在凤山社的成员中，南安人应该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同安人也不落人后，胡渊衡、李丕竣及洪添庆等，在重建福寿宫（供奉大伯公）、弯岛头水美宫（供奉三王爷）时居领导地位，似乎与漳系的神权组织，平分秋色，泾渭分明。[2]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槟榔屿，华人秘密会社凭借其不外传的礼仪和三十六誓，以地缘和方言群为组织纽带，构建起华社的内层，展现出强劲的凝聚力，抗暴御侮，团结自强。除了广府人为主的义兴公司（1799）外，还有和胜公司（1810，天地会一房，惠州人），存心公司（1820，原邱昭修为19世纪40年代领袖。后漳州人另组建德会，仅剩泉州人，安溪人叶合吉为19世纪中后期的公司家长），客家为主的海山公司（1823），和漳州人为主的建德堂（1844）。最终的格局是以漳州海澄人为主的建德堂和广府人为主的义兴公司、惠州人为主的和胜公司势不两立，也排挤同为闽南人的存心公司。[3]

同安人虽然在19世纪并未被五大姓排挤，但是除了陈氏之外，却也未能居于核心。在19世纪后期，同安人在槟城闽南社群中，最著名的闻人是李丕耀。他是南来的第四代华人，其父李心钘祖籍同安金墩，种植家。从1848年开始，在威省拥有大片园丘，广植甘蔗，并生产砂糖，为当时著名的制糖业闻人。其子李丕耀是当时槟城华人社会的著名领袖，也是开辟福建第二公冢的功臣。同安人的地缘社团，直至20世纪初才出现。1920年年初，先贤吕毓甫等假杜福星氏别墅陶然楼开座谈会，议决从速创立会馆，后数日正式开发起人大会，是日议决定名“南洋同安会馆”，旋因经济困难，停止活动。1923年吕毓甫重新提起复兴之议，四处募捐，因陋就简，购置打铁街巷门牌22号一楼一底，10月10日举行成立典礼。因1913年厦门从同安县划出设立思明县，金门岛划出设置金门县，为扩大组织联络感情起见，1947年4月6日召开特别大会，改名为“同安金厦公会”。[4]

同安人在槟榔屿还有另外一群比较特殊的人群，那就是姓氏桥桥民。比如姓周桥桥民来自同安县杏林社、姓李桥桥民都来自同安县兑山村、姓陈桥桥民来自同安县丙洲社，还有姓林桥、姓杨桥。其中姓周桥桥民人数最多。百年前，槟城海港曾是许多外来船只卸货起货，买水集粮的地方。各姓氏桥的桥民在1970年代以前几乎清一色靠海为生，居民几乎都是船工。[5]

最早成立的福建省籍的地缘会馆是槟榔州南安会馆，成立于1894年，初期在柑仔园租赁屋舍为会所，多年后迁至红毛路（现为苏丹阿末沙路），再迁至甘光内店屋，后来于1927年在打石街153号买下两层店屋作为会所，1978年再购置一间坐落在鸭家律的会所，作为永久基业。[6]

安溪人在19世纪后期已经开始在华社崭露头角，前述1881年槟榔屿华人最高领导机构——平章会馆创建时的14位领导人，广东、福建两帮各7人。福建帮的是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抑、谢允协、陈合水、叶合吉和林花鐕7人。只有叶合吉不是五大姓成员，他是安溪人。1919年前，散居北马各地之安溪乡亲为数不少。由于要联结梓谊及维护乡亲之利益和团结，槟城先贤林文虎、施求来、林辉煌、李敬堂、林清渊、陈文扫、林德佑、沈文锦等，以及怡保、打巴、太平等地先贤，共同发起了组织。[7]

晋江人何时南来槟榔屿已不可考。背井离乡的“新客”，幸运的可以栖身较早南来的同乡或者亲属的地方。有的则寄居在各自的姓氏宗祠里，一间小房子，聚居十几二十人，所谓“估俚间”，大概不过如此。然后再由相关人士介绍工作。时间到了1912年，来槟榔屿的晋江人越来越多，经济实力渐趋雄厚，于是创立会馆的呼声渐起。刘惟明联络张茂檖、张贻谋、郭燕声、郭泰山、倪云山、陈清江、黄乃武等同乡进行筹组会馆的工作。当时会馆发起人之一的黄乃武系商场巨擘，熟习法律，对会馆的筹备奔走最多。最初租用四条路民宅，据《南洋名人集传》：刘惟明“君视同乡人旅槟日多，非集会团体，不足以联络乡情；于是召集同乡组织晋江会馆”。不久，筹资购置汕头街20号双层店屋，同时积极招募会员。王清波受到黄乃武鼓励，捐献吉打州铅埠数十英亩胶园，充作会馆产业，后胶园转卖，另购置四条路71号住屋一座。当时，不少晋江人在槟榔路的“吉宁万山”经营水果批发业，20世纪30年代后的庄明恩，就是当年水果业的翘楚，名下水果店多间。他为照顾南来同乡生活，多介绍他们到该“万山”（即巴刹，市场之意）贩卖水果。因此有段时间，“吉宁万山”的水果生意，几为晋江人包办。[8]

惠安人侨居槟城者，为数不少。惠安人南下，在民国十三四年（1924/25）到二十一二年（1932/33）之间，此时惠安农村破产，经济崩溃，盗匪蜂起，社会不安，人民痛苦臻于极点，迫使男女纷纷出洋。过港仔乃惠安侨民最初的开拓地，至今仍繁华，有“第二惠安”之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惠安华侨在槟城商业各界都有不俗的表现。树胶业，刘玉水带着在陈嘉庚树胶公司任职的经验，创办启成公司于万山后海墘街，后复开设大成树胶于淡水港，资本多从惠安华侨中募集，构成惠安华侨在树胶业内的重要地位。金业以许文麻、许生理、许吉成兄弟经营金联成号，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已成巨贾。此外从事铁器、木材、打铁、打石、机器修理的建筑商也特别多。旅馆业、民信业、饮食业等行业，惠安华侨也都有极大势力。人力车业、巴士车业及汽车修理业、脚踏车业，惠安华侨也执行业牛耳。帆船、渔船和造船业，八成都是惠安华侨的资产。[9]可知在“二战”前的槟城，惠安人已经异军突起为一股重要的华人势力。当时槟城华人“囿于封建陋习，富畛域姓氏之高度意识，每因芝麻小事，闹至不可收拾地步……鉴于邑人之积习亟需改革”[10]，先贤许生理、庄达德、林呈祥、骆宗汉等，提倡组织社团，创立“螺阳社”于头条路。嗣因环境关系，无形中停顿。1913年，林呈祥、庄达德、王妈安等在1913年8月设立联合公司，经营银信业，楼上暂时充作惠侨联合会会所，1914年2月6日获得华民政务司批准，3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1937年建立新会所，改名惠安公会。

福州人南下槟榔屿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州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俱乐部——闽南别墅。1925年时，多位乡贤认为福州同乡旅居槟城人数渐多，实有组织会馆惠泽乡亲，联络桑梓沟通声息，守望相助安危共仗的必要，在闽南别墅成立“槟城福州会馆筹备委员会”，推举募捐委员，在本外埠筹募基金，供购置会所之用。凑足16500元，购下槟城鸭家律36号现今会所房产。1927年7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