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中国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
马来西亚在1963年才成立。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如此，在很长的时间内，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同属一家——英国殖民地，因新加坡原被称为“星加坡”或“星架坡”，故而在中国文献中将其和马来亚合称为“星马”。今日南海诸国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最高，华文教育最为完善，因此，中文史料得到学者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1786年莱特（Francis Light）登陆槟榔屿后，就开启了英国殖民的篇章。1826年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1895年霹雳、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1914年玻璃巿、吉打、柔佛、丁加奴和吉兰丹则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本节所说的“星马”包含上述三个部分。
本节梳理《申报》1872年创刊至1900年有关星马的记录，即19世纪末中国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申报》所提供的资讯及关注的内容皆以华人为主。由于新加坡和槟榔屿华人众多，所以《申报》所报道的星马，主要是以这两个地方为主。清朝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从鸦片战争时的“汉奸”转变为后来的“苦力”。颜清湟表示，19世纪70年代，清朝官方或半官方的记载，称海外华人为“华民”“华人”“华商”“中国人民”和“中国商民”等。[4]19世纪70年代始的《申报》支持颜清湟的这项论述。
虽然华南地区下南洋的风气由来已久，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则少之又少。很长时间内，中国对星马的认知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模糊的阶段。《申报》1872年创刊后，出于新闻的猎奇目的，有关星马的新闻也多有刊载。本节就主要以《申报》19世纪后期有关星马的新闻和评论为研究对象，试着以中国“他者”的视角去窥视星马。
一、回国人士的口述
直接询问从星马归来的人，是当时中国获取星马知识最便捷的一条途径。这个途径也是中国古代有关异域知识的最普通的获取方式。试举一例，1872年时有人从槟榔屿回来，《申报》就对其做了采访：
客有航海归来者，历叙所遭，合座为之色变。天风琅琅，海山苍苍，气象如在目前，重洋波浪，一叶扁舟，直令人有不堪设想者。……客盖游于槟榔屿者。地邻亚细亚洲，东西南三面濒海，其北与暹罗接壤，海口有岛名槟榔屿焉，为英国所管辖，士民醇朴，土物繁庶，多闽广人贸迁于此，其地常热，虽严冬只御单夹之衣，纩挟黄绵还嫌多事，更无论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也。土产槟榔、椰子、波罗、胡椒等物，由星架西行，计程两日可到。[5]
上述口述地点，笔者以为不是在华南，可能是在《申报》所在地上海。“天风琅琅，海山苍苍，气象如在目前，重洋波浪，一叶扁舟，直令人有不堪设想者”，这些皆为没有航海经历的人的反应。这段文字比较早地记载了有关槟榔屿的情况。原因在于这位“客”曾有槟榔屿的生活经历。他说槟榔屿“地邻亚细亚洲，东西南三面濒海，其北与暹罗接壤”，所说的是马来半岛，东面是南海，西、南是马六甲海峡，北部与暹罗接壤。槟榔屿本身为马六甲海峡的岛屿，东面和马来半岛相隔3.2千米的海峡，四面皆海，和陆地并未相连。因此，如按照地理的描述，文中“客”所游并不是槟榔屿，而是与槟榔屿海峡相隔的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简称威省。1786年，莱特从吉打苏丹手上获取槟榔屿；1800年，吉打苏丹再割让威斯利省，使之成为槟城的一部分。不过，位于槟榔屿上的乔治巿（Georgetown）是槟城的行政、文教、商业和交通中心。所以，“客”所游之处可以包括槟榔屿。因此“其北部与暹罗接壤”的槟榔屿地点有几种可能解释：（一）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威省也叫槟榔屿；（二）“客”错误形容槟榔屿的地理位置。
此外，他说“士民醇朴，土物繁庶，多闽广人贸迁于此”。广东和福建是中国的侨乡，早期南来槟榔屿的华人，亦多来自福建和广东，1800年的时候，槟榔屿就建立了广福宫，是华人的最高领导机构。1891年的人口报告，槟城华人被分为：广东（Cantonese）、福建（Hokkiens）、海南（Hylams）、客家（Khehs）、潮州（Teo-chews）和海峡侨生（Straits Born）。海峡侨生，即在槟城出生的华人后裔，占比19.3％，其余的皆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不过，英属马来亚的华人分类是以方言群为主，分类中的“广东”其实是指讲广府语系的人；而“福建”则是指讲闽南语系的人。福建和广东人各占27.5%和19.7％，是两个最大的方言群。[6]因此，“客”所形容的“多闽广人”是正确的，不论他所说的“闽广”是指广义的福建和广东省，还是狭义的方言群。
“其地常热，虽严冬只御单夹之衣，纩挟黄绵还嫌多事，更无论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也。”这是对当地气候的直观印象。槟榔屿常年炎热，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紫外线极强。因此一年四季皆为夏天，穿衣极少。“土产槟榔、椰子、波罗、胡椒等物”，槟榔屿为热带地区，槟榔、椰子、菠萝等热带水果多且好。胡椒为经济作物，南来闽广华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多种植胡椒。“由星架西行，计程两日可到”，“星架”为新加坡早年之音译。
除了这些暂时南来的“客”外，长期在南洋的船工，也会成为《申报》采访的对象。“有八闽舵工老于航海者，自言往返于南洋最久，于其地风土人情无不稔悉，所至各岛，无不有闽粤之人流寓其间，皆已有室家，蓄妻子、处其地，或一传数传，甚至有传十余世，然皆自为风气，与别种土民不相混也。所聚之处，咸有豪侠慷慨者，以为之长，其操业，或耕种贸易，或掘金探铁，多有以此致富者。因探怀袖中，出其前后两目示余，因为之记于别纸，以见概略。……新嘉波岛，华民一百七十八万，为之客长者，闽人陈金钟、佘友进，广人胡亚基也。麻六甲岛，六万人，客长陈明水、薛茂元，俱闽人也……”[7]“八闽”是福建之代称，此处所云即闽南人之船工。所述简明扼要，尤其对华侨领袖的叙述真实可靠。新加坡之“客长”即华侨领袖，陈金钟（Tan Kim Ching，1829—1892）为陈笃生之子，祖籍福建海澄县，继承父业，是新加坡最大的米商，也是暹罗驻海峡殖民地总领事。佘友进（Seah Eu Chin，1805—1883）祖籍广东潮州，是新加坡种植胡椒第一人，被英报视为19世纪50年代缔造现代化新加坡的开埠人之一。[8]马六甲的陈明水（Tan Beng Swee），祖籍福建永春，为马六甲青云亭第四任亭主。[9]亭主是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被英国人取消后，华人自发推举的领袖，其地位也为英国人所承认。[10]薛茂元是新加坡福建人领袖，同时也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二任亭主薛佛记之子，陈明水则是薛佛记之女婿。
除了描述星马的内容，《申报》也会以中国人的见闻，描绘出南洋的吸引力。例如，“旅居槟榔屿人来信谓暹逻国现在查有出绿色宝石”，这导致“现居槟榔屿之人闻之若狂皆纷纷投入”，并评论他们“见利之所在，人必争趋，其情形有如是也”[11]。
描绘南洋遍地黄金的同时，《申报》也以归客谈论移民之艰难。其一，在中国境内面对贪官。从同安琼头内洲各乡居海港的居民口中，得知海关人员“咸以过番客人为肉”，向前往新加坡或槟榔屿等埠过番客勒索银两。[12]其二，华工做新马工作的苦况，《申报》报道：“一听其便某某近又在新加坡槟榔屿各处开设估俚佣工馆包雇华工。”估俚，苦力也，即英文之coolie，指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熟练工人，通常指中国南方以及印度向外输出的劳工。这些估俚到了南洋后，“乡民初至新加坡等埠，举目无亲，且以估俚馆保荐作工五日，内怀感迫，到日里书立合同，始知伊等所卖，悔已晚矣”[13]。
华工在南洋的生活状况，《申报》也多有所述。比如南洋华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根据在广州寄寓的西医所述，“华人吸烟者日异月新，即爪良慕娘、苏门答腊、越南、暹罗、实叻、槟榔屿等处，一律蔓延，其害皆由华人为之先导，以致流毒难堪”。这些华工“一经吸烟成，避除筹计，阿芙蓉外不能多积数文，最要者莫如饔□亦难饱餐一顿”。这种行为“不特本人之身体有损，即室家亦同被荼毒，为祸之烈，盖有不忍言者矣”[14]。华工吸食大烟的比例很高，1880年，约有20%的华工都染上烟瘾。[15]在锡矿场工作的华人吸大烟的比例更高，1904年，约一半在霹雳州端洛锡矿场工作的华人吸鸦片。[16]鸦片给马来亚带来丰厚的税收，托基（C. A. Trocki）甚至将鸦片视为华人在东南亚的资本主义起点。[17]20世纪初期，西医伍连德在马来亚带领反鸦片运动，因得罪既得利益者而遭陷害。鸦片的猖獗，导致真空教（俗称戒鸦片教）在星马的兴起。
回国人士对星马的转述，普遍而言具有可信度。《申报》在报道这些内容，尤其是华工在星马的状况时，充满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二、转载其他报纸新闻
当时新闻线索有限，获取新闻的手段也很有限，因此转载其他报纸有关星马的新闻报道，也成为《申报》获取星马知识的途径之一。转载的报纸，既有英文报纸，也有中文报纸，如香港的《循环日报》。该报的创办人兼主编王韬，生于1828年。青年时曾和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合作，完成了《格致西学提要》等译著。1861年他上书条陈太平军被清军缴获，遭清廷通缉，遂于1862年秋逃往香港。王韬在香港生活、工作二十几年，耳濡目染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深感中国要富强，必须改变现状。1873年，王韬和朋友——留美归国学生黄平甫开始筹划办报。先集资设立中华印务总局。翌年2月，《循环日报》创刊，在当时影响很大。[18]由于香港靠近星马，《循环日报》所获取的星马的新闻不仅多于《申报》，而且更真实。因此成为《申报》不断转载的主要中文报纸。[19]
1880年2月16日《申报》转载了《循环日报》的《士地列士地名考》，以下为节选：
日报中常言士地列士埠，恐人未能遽明，兹为详言之，俾读者知其梗概焉。士地列士，乃英国属土，在亚细亚洲为最要之区，其埠有四，曰新嘉坡，曰庇能，曰威里士厘，曰麻六甲，合四埠之土地，计之约四千七百六十里，合四埠之人民，计之约三十一万，此版籍之数，乃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所稽核者也。新嘉坡在马孻海股南嘴，广袤二百二十四里，人民十万有余，一千八百十九年为英国所得。其时英国总兵官为士担活喇富路，后封爵授巴图鲁。英于新嘉坡设官置戍……今设总督一，曰罗弼臣……辅政司一，曰师蔑，即前本港华民政务司师君也……以下律正司一人，……库务司一人，……经历司一人，……司机器官一人……臬司一人……副臬司则有二人……复有议政局司书一人……。庇能又名布连士阿富威路士挨伦，在马孻海股之西，纵积计一百有六里，人民六万一千余，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基达国王割以界英者也。威里士厘，则在内地，与庇能相向，广袤合英里二百三十四里，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基达国王割以畀英，而又以奇里善河颠丁邑地属焉，民籍七万一千余，此埠不设官吏，以庇能副总督兼摄其政。……威里士厘，水土淑嘉，气候和煦，土产香料甘蔗，殊为繁植。麻六甲则介于新嘉坡、庇能之中，纵横广袤，合计之约英里六百九十五里，一千五百一十一年为葡萄牙人所据，建立埔头。一千六百四十一年荷兰人逐葡萄牙人，踞为外府，广为招徕，日益繁盛，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英人又逐荷兰人而有之，此地遂为英之属土，隶入版图，建立书院，文教聿兴，英以此事曾于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与荷兰人立约。民籍七万七千七百五十六人，其中马孻人五万八千余，中国商民约一万三千五百人，拥厚赀、为巨贾、购田园、长子孙者，不知凡几。物产则胡椒、树胶、牛皮、牛角、糖米、香料、颜料、加非、烟丝、锡等。一千八百七十八年，麻六甲公家入息，共金钱三十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九磅，国家每岁度支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五磅。设官则总督一人，议政员九人，定例局员十六人，其中有官守者十人，无官守者六人，皆国家所遴选者。以上四埠合而称之曰士地列士。[20]
该文为较早介绍马来半岛英国殖民统治情况的文字，简明扼要，叙述准确，较之晚清一些文人笔记中的记载也不逊色。该文无撰者，前面部分文字与薛福成于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所记载的类似。[21]但《循环日报》所刊发时间早于薛福成日记一个月，或许是当时对星马的记载已经有所本，二者为一个来源，只不过《循环日报》提供的信息更为详细具体。
“士地列士”当为海峡殖民地的音译。该篇文章先介绍何为“士地列士”，曰：“其埠有四，曰新嘉坡，曰庇能，曰威里士厘，曰麻六甲。”这就是1826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辖区。“新嘉坡”即新加坡，“庇能”即槟城（Penang）的音译，“布连士阿富威路士挨伦”即“威尔士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则是指槟城早年的另一个名称；“威里士厘”，即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在槟榔屿东部的半岛上，与槟榔屿隔海相望；“麻六甲”即马六甲，1824年英国用苏门答腊岛的明古连（Bencoolen）与荷兰交换而来。这段论述是在地理上将“士地列士”分为四埠，其实当时海峡殖民地分为三个行政区，威斯利省属于庇能，即槟城的一部分。1874年，英国分别与霹雳州马来统治阶层，以及华人帮派领袖签署《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22]，在这项条约中，此文提及的“颠定”，即天定（Dinding）也归属海峡殖民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重还霹雳州。
这篇地名考的特色可归纳为以下数个：
（一）使用官方资料。“士地列士”人口的资料来源，该文指“此版籍之数，乃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所稽核者”，这表示撰文者采用了英殖民政府1871年的官方数据。虽然英殖民政府在1801年就开始在海峡殖民地进行人口调查，不过就槟城和马六甲而言，严格意义和完整的人口调查，要等到1871年才出现。[23]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引用了1871年的英殖民政府人口调查的官方资料。
（二）资讯缓慢。文中所提新加坡的总督是罗弼臣。罗弼臣在1877年上任，到1879年2月就离开新加坡[24],《申报》在1880年2月转刊《士地列士地名考》时，罗弼臣已离开新加坡，不再担任总督了。
（三）以清朝封号理解英属马来亚。《士地列士地名考》说：“一千八百十九年为英国所得。其时英国总兵官为士担活喇富路，后封爵授巴图鲁。”“士担活喇富路”，为英人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新加坡海港城巿的创造者。1819年，莱佛士占据新加坡时，他是明古连的总督，但《士地列士地名考》作者却以“总兵官”来称之。更有趣的是，作者称莱佛士在1819年占据新加坡后，被赐封“巴图鲁”头衔。巴图鲁是清朝极有特色的民族封号，汉译英雄或勇士，后来成为清朝封赐有战功人士的封号。显然，作者把清朝封号套在星马英殖民官员身上是不正确的。
《申报》转刊《士地列士地名考》是中国内部有关星马知识传播的具体表现。《士地列士地名考》在译名上自成一格，如将“马来”（Malay）译成“马孻”，“吉打”（Kedah）译成“基达”等，这应该是作者的方言音译，流行并不广，因为这些词在后来的文献中就鲜少出现了。作者要求准确，使用了当地的官方资料，可惜没跟进最新发展。我们现在很难得知，作者是出于自己的视角，还是出于读者群的需要，将远在南洋的英国官员套上清朝的封号，这都透露出中国在了解星马时，偶尔会使用自己可以理解的词汇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三、来自星马地区的论述
清政府对星马地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始于外交使节的活动。这些人的奏疏和记录成为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决策依据，也因此才有了在星马设置领事的措施。星马的领事始于1877年，首任新加坡领事为土生华人胡璇泽（亚基），他祖籍广东番禺，同时身兼日俄新加坡领事，1880年病卒。[25]清政府1882年正式任左秉隆为领事。他毕业于同文馆，于光绪五年随曾纪泽出洋，派充英文三等翻译官，其头衔是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充任新加坡领事后，不负众望，在任内纠正前任的积弊，“清理华洋讼案，劝谕富商捐资，设立义塾，奖掖绅民，因应得宜，操持不苟。不惟华民爱戴，即各国驻坡官绅皆敬佩之”[26]。因此曾纪泽连续保荐他连任九年。左秉隆上任后，清政府对星马地区乃至南洋的认识更加接近理性。《申报》1882年6月头版有一篇论述，虽然没有标明作者，但是应是由新加坡寄回的。
新嘉坡，暹逻南境尽海处，盖逻地北接云南，其形势侠长，南入于海者千有余里，诸番各成部落，而仰暹逻为望国，如大年、彭亨者，百里之封，十有余部。暹为中国之藩，而诸部又为暹之蔽，假令暹之君臣修其政教，诸部奉之，如辅车之依，指臂之助，岂不有益于暹？而惜乎其无统驭之术也。暹不能有诸部，故不能有新嘉坡。而地势锐出南洋，与南境对峙之苏门答腊，俨成扃键之形。欧人西来，舍此门径，其将奚从，乃乘暹人不能抚治之间而据之，以为外府。欧人之通商于太平洋，其利益更大于阿墨两洲者，未始不因得新加坡而起。顾西人之计得矣。窃谓暹罗不足深论，而近来中国仿欧人之所为，行见东西两洋轮帆四出，在有事于日本美国之时，道不经此，无所关系，惟西达印度洋，北历欧洲诸国，则为西人必入之门，即为我必出之路。而此地之属于他国，亦越有年。大有托人宇下之慨，殊非所宜。[27]
该文为当期《申报》头版头条，可见对其的重视。不仅因其所论震动人心，窃以为也缘于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该文开篇论述新加坡的地理形势，所论重点不在暹罗，而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成“扃键之形”，“欧人西来，舍此门径，其将奚从”，“惟西达印度洋，北历欧洲诸国，则为西人必入之门，即为我必出之路”，马六甲海峡为东西交通门户，欧洲人东来必须经过此门户，而中国西向印度洋，也必须经此。1882年已经有人将其地理重要性鲜明地提出了。“而此地之属于他国，亦越有年。大有托人宇下之慨，殊非所宜”，交通上受制于人，事事掣肘，将会成为心腹大患。在140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
在19世纪末期，星马地区华人人数与日俱增，原有的新加坡领事只统辖一地，未能对星马华人加以保护。因此清政府的有识之士如丁汝昌、薛福成等拟定在新加坡设总领事，并兼管槟榔屿、马六甲及附近各处的奏章，于8月间具折陈奏，交总理衙门议奏。因为“先议准新加坡总领事为急，此事关系南洋全局，办不牵涉他事”的宗旨，清朝政府很快就决定：“新加坡领事升为总领事，奏准以黄遵宪充补。”光绪三年（1877），黄遵宪（1848—1905）就开始了他在日本的外交生涯。驻日期间，他探研日本国情，完成《日本国志》。光绪十四年（1888），他被派任驻英二等参赞前，向北洋大使李鸿章呈《日本国志》。[28]1891年黄遵宪由伦敦驻英参赞转任新加坡总领事，仍然致力于了解当地地理、历史等。黄遵宪在1891年11月就职后发布的公告，《申报》也全文转录，成为时人了解星马的一个窗口，全文移录如下：
大清钦命驻劄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二品衔、候补班前先补用道黄，为示谕事：照得新嘉坡设立领事，保护吾民既十余年，惟新嘉坡以外大英属地甚多，寄寓华民□盛，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念近日通商之局日开，吾民出洋谋生者益众，不可不加意保护，因特咨请出使英国大臣□商诸大英外部□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既□外部允行，即奏请将本领事充补此职，复经总理衙门议奏，奉谕旨，准行。兹本领事业已到任视事，查南洋各岛大英属地，除远处不计外，其归新嘉坡管辖者，曰麻六甲城并省，曰槟榔屿岛，曰丹定斯群岛，曰威利司雷省，曰科科斯群岛，是皆属土。此外保护各邦有：白蜡、硕兰莪、芙蓉等处。前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大英政府联合各地，定其名称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即为海门属部。兹当总领事创设之始，本领事到任之初，自应普告我华商人等一体知悉：凡新嘉坡总督所辖之地，所有寄寓华民，本总领事均有保护之责。本总领事办理交涉已十余年，在日本五载，居金山四年，兹复由驻英参赞调充是缺，凡总领事职分之所，当尽权力之所能为断，不敢不殚竭心力，上以抒报国之忱，下以尽护民之职。我华商等来寓此邦远者二三百年，多有置田园、长子孙者，近者或十数年，或数年。远方服买，亦能以善□，积耐旁苦，著名于五部洲，而衣冠制度不忘故土。频年以来，□捐赈款。其急公报上之忱，久为中国士夫所推□，尤为本总领事所爱慕。若能视本总领事如一乡之乡望，一姓之族长，同心合力，无分畛域，□□美举。既可以增国之辉光，亦可以延己之声誉。至于负贩细民，劳苦工役，远□异方，自食其力，但能安分守业，不背地方官法律，即不失为我国善良。本总领事实有厚望焉。此谕。
大清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九日示[29]
在黄遵宪来新加坡之前，新加坡领事只保护新加坡一地之华民，奈何星马华侨众多，权力所限，无法尽行保护职责。因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即当时的庆郡王奕劻，才建议改新加坡领事为新加坡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海门”即马六甲海峡。黄遵宪到任后，查明“其归新嘉坡管辖者，曰麻六甲城并省，曰槟榔屿岛，曰丹定斯群岛，曰威利司雷省，曰科科斯群岛，是皆属土。此外保护各邦有：白蜡、硕兰莪、芙蓉等处。前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大英政府联合各地，定其名称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即为海门属部”。“归新嘉坡管辖”，其实就是1826年在槟榔屿成立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归属东印度公司管辖，1832年总督府迁到新加坡。1858年东印度公司取消，归加尔各答总督管辖，1867年成为直属英殖民地部的皇家殖民地。丹定斯群岛，即天定州（Dinding），包括如今的邦咯岛（Pangkor）及曼绒（Manjung）。“威利司雷省”即前述“威斯利省”，槟榔屿对面的大陆部分。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南，澳大利亚以西，原为锡兰总督管辖，1886年划入海峡殖民地管辖。保护邦“白蜡”即霹雳（Perak）,“硕兰莪”即雪兰莪（Selangor），“芙蓉”即森美兰（Negeri Sembilan），都是英国保护州（Protected States）。对于此事，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1893）的记载为“光绪十一年（1885），联合坡、屿、甲及颠定群岛、威烈斯雷省、科科斯群岛，暨归英保护之硕兰莪、大小白蜡、彭亨诸国，定其名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即海门属部，而总督则驻新嘉坡”[30]。“实得力”，即新加坡，薛福成云“新嘉坡番言狮子城也，或作息辣，或作息力，又作实得力，为英国海门属部之都会，海门总督驻焉”[31]。“实得力塞多尔曼士”即海峡殖民地的音译。海峡殖民地成立于1826年，而英国则在1895年把雪兰莪、霹雳、彭亨、森美兰合并为马来联邦。
黄遵宪云：“我华商等来寓此邦远者二三百年，多有置田园、长子孙者，近者或十数年，或数年。”他对华商的叙述比较公允。马六甲三宝山现存最早的墓碑，为1614年“明故妣汶来（？）氏墓”与1622年的“黄维弘与谢寿姐墓”。[32]可知华商南来星马地区有记录者在明代，故而黄遵宪说“二三百年”恰如其分。“衣冠制度不忘故土”，除了少数土生华人，多数华侨都还保留着清朝的礼仪制度。“频年以来，□捐赈款”，星马对清朝的捐款，在1878年《申报》就有记录。“西国官商闻中华晋豫之洊饥也，踊跃乐输，源源不绝。昨阅晋源报，知香港已寄第四次赈银来沪，计银三千两。英国又邮寄两次来华，共银一万一千两。槟榔屿一埠，亦寄来一千一百七十五两……”[33]晋豫之饥，指的是1876年山西的旱灾达到极点，旱灾波及82州，赤地千里，哀殍遍野[34]。1883年顺天、直隶、山东水患，南洋各埠收到善士来款，其中包括“新加坡招商局陈君金钟；槟榔屿招商局胡君紫珊；巫来由夹毕丹郑君嗣文”[35]。“巫来由”在清朝可指马来亚；“夹毕丹”，即甲必丹，是当时英政府赐予马来亚华人的最高封号。[36]郑嗣文（1821—1901），又名郑景贵（Chung Keng Kwee），字慎之，生于广东增城，到南洋发迹，被霹雳参政司（Resident）称为全霹雳最富有的人，[37]积极参与各项慈善活动。《申报》所指之“胡君紫珊”是何许人呢？照推论，他应该是当时槟城有名的侨领，因此，推论为胡子春，而“紫珊”可能是“子春”的音误。
1886年福州筹赈公所领导人致信英国驻当地领事馆官员，请其通过外交系统代为筹赈等[38]。次年2月，就已经收到捐款，“王锦堂军门在槟榔屿劝捐，前已电汇番银二千元，兹复汇至番银三千六百元。又暹总领事陈篆金钟在新加坡劝捐，两次共汇番银二千余元，俱见谊敦桑梓，泽普灾黎，有加无已之至意。谨此登报，以达谢忱。同人拜启”[39]。因此福州筹赈公所登报鸣谢。可见晚清星马华侨对清朝灾情的关心。
正是因为有了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在当地查询华人境况，并上报清政府，才有了光绪十九年（1893）的豁免华侨流寓海外无法回原籍的政策出台。“兹经据派驻新嘉坡总领事官道员黄遵宪查得南洋各岛商民，华人十居其七，数逾百万，闽人又数倍于粤，最称殷富。百余年来，正朔服色，仍守华风，遇中国筹赈，多捐巨款，以封衔翎顶为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40]因为有黄遵宪长期在当地的调查了解，才为清政府提供了实施正确决策的依据，这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举荐黄遵宪当驻日本大使时，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深悉外洋各国情形”[41]。
除了黄遵宪，在中国刊物介绍星马知识的还有梁碧如。梁碧如（1857—1912），又名梁辉、梁廷芳，是马来亚联邦议会（Federal Council）的第一位华人议员。[42]此外，他也是清朝槟榔屿副领事。[43]他在担任副领事期间，曾在《商务官报》发表《振兴矿务刍言》，并翻译《白蜡办矿则例》[44]，具体介绍马来亚的锡矿业规范。《商务官报》刊登诸多南洋星马的消息，如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著之《南洋各岛华商兴办学堂情形》等。[45]虽然如此，《商务官报》的读者群并不是一般民众，对于在中国传播关于星马的普遍性知识，远不及《申报》。
四、来自厦门的星马信息
星马虽然与华南远隔南海，但是由于华南是华侨的祖籍地，因此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厦门在1842年《南京条约》后开埠，逐渐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南下星马的华侨也多在厦门乘船。在厦门有准备南下星马的华侨，也有星马北上的商人，有关星马的各路人群都在此混合，故厦门多有关于星马的新闻，是《申报》有关星马知识的来源之一。
下南洋的福建省人，主要是闽南人，因此在星马地区闽南话又被称作福建话，尤其是在槟榔屿与新加坡，福建话多为通行方言。《申报》有云：“福建漳泉两府以及永春、龙岩等县人，大半远赴南洋各海岛贸易，往年轮船争相揽载，船价日跌。去冬由厦开赴新加坡、槟榔屿，每名连饭食仅收银二元二角，各洋行无不亏折。今年遂不敢多置轮船，每行仅二三只，每月往来仅十一二只，船少而人多，船价为之大涨。时移事变，固有出于意计外者。”[46]福建漳州、泉州、永春州、汀州为下南洋人数最多者，大略符合早期华侨出洋的事实。新闻所述为厦门开往新加坡、槟榔屿的船票由于船只减少而价格大涨，为时人提供了对星马华侨的一般认识。
除了华侨出洋外，也有星马土生华人回到厦门做生意者，他们的活动也构成了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之一。1888年一则新闻说：“有一等华民，在新加坡、槟榔屿、荷兰、吕宋各埠贸易，即在彼处娶妇生子，隶籍彼国者，名为妈妈。其人仍服中国衣冠，入英国籍者尤多。在厦门开设行栈，比比皆是。概目之为洋行，归英日各国领事管辖。在公正之家自无包揽偷漏之事，而资本有限者则不免借洋行之名为走私之事。盖香港上海各口运来呢羽绸缎布匹，均将提货单送交洋行代提，报关后将货提至行中存贮，乘便零星运送，或有在厘局报三五匹，以为售与本地店铺，借此一单更番转运，因此厘金日减，曹芷沅司马深悉其弊，特悬重赏购买眼线报信者，以罚款数成给赏。日前有某洋行代某字号偷漏羽毛缎匹，经局查获，料罚关帝庙前。著名某号恃有护符，向以偷漏为事者，现亦不敢公然作弊，此外各家亦多敛迹云。”[47]此则新闻提供了对土生华人的一般认识，即在“彼处娶妇生子，隶籍彼国者，名为妈妈”。“妈妈”应为“Baba”，即“峇峇”，也被称为“海峡华人”，虽然很多“峇峇”失去了识别汉字的能力，但是依然保有中华服饰以及礼俗等。星马的海峡华人出生即为英国籍，此即“仍服中国衣冠，入英国籍者尤多”[48]。这些人因通英文和方言，故而在厦门开设洋行，以行走私贸易之实。1890年的一则新闻曰：“鸿记洋行主丘、柯二姓，本海澄县新安乡人，后皆入英吉利籍，专运货物往新加坡、槟榔屿、西贡各海口，以博蝇头。”[49]丘、柯皆为“海澄县新安乡”人，该地即为海澄县三都所在，丘氏在槟榔屿即为“邱氏”，为大名鼎鼎的邱氏龙山堂，是槟榔屿福建人五大姓之首，势力极大。[50]此则新闻为我们提供了邱氏在1800年前后到槟榔屿，发展近百年后，又回到祖籍地进行商业活动的证据。柯氏也是海澄县三都人，在槟榔屿势力虽不及邱谢林陈杨五大姓，但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南下星马的华侨并非一去不返，而是和祖籍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经常返回，也会对当地的神庙祠堂等建设予以捐赠。“厦门一隅，以陈吴黄王四姓为最多。粤籍陈姓在厦多年，与厦人联为一族，前年在浮屿地方购得旷地一区，捐集巨资建造大屋一所，名曰‘陈姓祖祠’，无论贫富贵贱，凡属陈姓后裔，有愿将家中祖先神主迁入祠内者，悉听尊便，但核其捐款之多寡，以定位次之尊卑。去秋遣人在南洋各海口、实叻、槟榔屿、安南、西贡等处捐集数万元，今秋祖祠完工，上月落成。雇名班演戏，二三十抬，陆续迁木主入祠，热闹异常，各人所定戏班，按日搬演，壁间粘贴已有一百数十本之多，按日演唱，非半年不能完。族大人多，于此可见。”[51]很明显，这是粤籍陈姓和厦门陈姓的联宗组织，当地在南洋星马一带同族众多，因此才能获得数万元的捐赠。星马华侨对祖籍地的祠堂神庙的捐赠并不鲜见。笔者曾在厦门田调，于海沧区青礁慈济东宫发现一块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功德碑，来自槟榔屿的“新江邱龙山堂捐缘银壹仟陆佰大银”居捐款数额的首位。身居星马的捐赠者众多，其中有前述陈金钟，他的头衔是“二品衔、候选道、驻新加坡暹罗总领事”，捐赠了“英二十大洋”，当然他于1892年就去世了，但迟至1896年才立的功德碑还是将他的名字头衔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