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福建省社群意识的形成
19世纪中期开始，被五大姓所把持的福建公司，不仅不能成为五大姓的代言机构，也无法维护福建社群的边界。大量非漳州社群的南下，改变了原有的槟榔屿福建社群的基本生态。新的省级社群意识开始在槟榔屿形成，并且得到发展。
一、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社群边界观
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社群边界，在前半期依赖于峇都兰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1805年碑刻有云：“我闽省踵斯贸易，舟楫络绎不绝。营谋寄迹，固属穰穰；而羽化登仙，亦复不少。义冢前人虽已建立，第恐日久年湮，茔重鳞叠，剃山航海，谁招死后之魂？沐风栉雨，长抱生前之憾。触兔狐以动怀，徒有情伤物感；返柩骸而无术，难求地缩神方。用是爰集同人，捐囊随助。”[12]这个公冢255名捐赠者中，175人姓名带“观”字。周凯《厦门志》第十五卷《风俗记》“俗尚”条：“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讹‘官’为‘观’，遂多以‘观’为名者。”说明闽南人占了绝大多数。加上姓“辜”“谢”“邱”等虽然没有名字带“观”，但也可基本判定为漳州海澄人者，可以断定这个公冢捐赠者基本都是闽南人无疑。1856年开辟浮罗池滑福建公冢（Pulau Tikus Cemetery），1886年开辟峇都眼东福建公冢（Batu Gantung Cemetery），槟榔屿形成福建人社群的三大公冢的格局。表面上福建公冢成功排挤了同属福建省的汀州和漳州诏安县的客家人，维护了福建人的团结，但是在福建公冢内部，却同样存在血缘排挤的现象。众多家冢的存在，是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具有显赫地位的族群的表征，代表着该族群在社会上的成就，可以加强一个姓氏族群内部凝聚力和本位观念。[13]但是李丕耀在掌管福建公冢的时候，将其开放给汀州和诏安客家人，省级籍贯意识开始出现。在这个时候槟榔屿福建公冢开放给福建省籍的客家人的原因，尚未有学者加以分析。笔者以为此时公冢的主事者李丕耀，祖籍泉州，是第四代华人，已经属于所谓的“峇峇”（即海峡华人）。这类华人对祖籍国的概念已经比较模糊，所认同的家乡已经不是清朝的福建，而是槟榔屿。他们虽然可以说闽南话，但是清朝原乡的那种地域观念，在他们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连带来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方言畛域已经模糊，而另外一种福建省的认同就开始发展。这在进入民国以后，更加在槟榔屿发展起来。
峇都兰章福建公冢因为是最早的福建公冢，单独成立董事会，浮罗池滑福建公冢和峇都眼东福建公冢则联合成立了董事会，因此同为福建人的公冢，却成立了两个组织。民国十三年（1924）两个董事会合并，成立了“槟城联合福建公冢”，完成了福建省社群边界的再建构。当时制定的条规“弁言”云：“此三地虽名称均为福建公冢，而管理则分两部分。峇抵万章为一部。波罗知滑暨峇抵眼东为一部。各位董事，各以三年一轮值，各尽义务之管理，各行各事，犹秦越人之莫不相关也。且办事分为两处，加以地点屡易，致同侨之欲领照安葬者，每每误趋门径，甚形不便。以同为一省，同一名称之公共机关，而分彼此，贻讥外人，势所不免，识者耻之。董等因鉴及此，爰于壬戌之冬，先通两方意见，继开联席会议，亦均以合并办理为宜。事既解决，即以癸亥年元旦，为成立开办始期，取名联合福建公冢。……向有畛域之分，今亦借此泯除。”[14]这个举措显示的是，闽南人为主体的福建公冢开始联合起来，维护了统一的社群边界。但是这个举措并未真正解决福建省社群的团结问题，因为新崛起的福建其他社群，没有机会进入福建公冢的领导层，真正的福建省的地缘组织，还要继续等待。
二、漳州意识的出现——漳州会馆的建立
漳州作为地缘意识，在如今马来西亚仅存在于槟榔屿和马六甲。早期南来槟榔屿的多为闽南人，尤其是海澄县三都的邱、谢、杨、林四姓。但是自1786年槟榔屿开埠以来，很长时间五大姓中的四姓并未建立地缘组织。直至1881年，槟城邱、谢、杨三姓组成具有资助家乡性质的“三魁堂”，这是因为邱氏所在的新江社、谢氏所在的石塘社、杨氏所在的霞阳社，都在三魁岭周围。建立“三魁堂”就是为了将房屋所得的租金汇回家乡，以协助组织地方性“武装乡团”，拱卫家乡。[15]据说原本“三魁堂”的印章是分成三部分的，只有三姓同时盖章，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印章，所通过的决议才能生效。同时三家姓氏公司各出四个人组成委员会，调节三家公司之间的纠纷和矛盾。[16]“三魁堂”至今犹存，每个姓氏公司轮流管理三年。三个姓氏公司又属于另一个扩大的地缘组织——槟榔屿三都联络局，这是1896年由福建省漳州海澄县内108社（村）组成的。当时因政局动荡，清廷调往厦门的粤军恣意掠夺，弄得民不聊生，岛内许多居民跨海到海沧避难，海沧乡绅发起捐助难民活动，但由于本地财力有限，三个月后捐资即无以为继，只得求助于马来亚槟榔屿的谢、邱、杨三家公司，因为其祖籍地分别是海沧镇的石塘、杏林镇的新江和霞阳。这几个华侨团体获悉后，马上联络槟城乡亲，成立“筹捐组”，并且向旅居东南亚各地的海沧侨胞通报情况，得到华侨的广泛响应，所得捐款陆续寄回海沧。第二年局势有所缓和，难民返回厦门，但是海外捐款仍在继续，槟城“筹捐组”于是派人回到海沧，检查救济款的使用情况，并与海沧乡亲商定，将临时机构“筹捐组”改为正式社团，以当时海沧区划属海澄县三都为名，成立“三都联络局”，总局设立在槟榔屿，海沧为分局，分局会址在海沧沧江小学里，并且用华侨捐献余款在槟榔屿购置总局会址，在厦门燕巢街（今镇邦路）、鱼仔市（今第八市场头）以及海沧购买了鱼池、果林，还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维修沧江小学校舍和八卦楼。[17]下面将《三都联络原序》和《槟城三都联络募捐善后序》移录如下：
三都联络原序
海澄，海疆一僻壤也，为朝廷所亟备防御之处，义为不易修防御之处。自戚继光、郑成功后，沿涯石砦、土栅，累累入望，诸父老犹能指数道之。烽烟之警，于斯也频数矣，而三都尤甚。三都东南背海，枕同安，腰厦岛。厦为中外停泊巨镇，轮蹄络绎，帆樯缤纷。山林啸聚亡命之徒，号召群不逞，乘而出没，穷无复之，则垂涎三都如屠上肉。时际秋冬，风霾云墨，闻有自西洋归，南洋、东洋归，穴辎重而尾之。手枪、刀、火炮，同安诸莽匪腰利械以助，虚布角逐之势，一炬号发，截门者、陷壁者、跳梁者、穴者、洞者，咆哮冲突。左右屏息蹑足以听，任捆橐去，战战不敢问谁何。即发朝蒋暮者，突遭诸林谷，身骈累以货，告无事，不幸又往往以伤杀闻。说者曰：“官有营汛，乡有守望，胡隔膜至此？”岂知官设兵以防盗，兵畏盗甚于官。邻里中，壮长者贾外。百十老弱，谁敢出劁虎狼牙？即有奋不顾身出喊救，被鱼肉，药米无资，瞪瞪号泣。一人失望，百族寒心。甚哉！先辈联络旧规，不可不举也。且联络之举，防盗亦以防官。澄邑自来、樊二公外，廉吏寥寥。妇孺睚眦，取法无人，势不得不讼。黠有力者，唆于前；愚无知者，陷于后。票签一掷，吏下乡，猛于虎，不问曲直，先问肥瘦。讼平，中人十家之产罄矣。此皆因文昌祠条款不行，诸绅耆无从措手。呜呼，凡我伯叔甥舅，走千万里风波，瘁数十年心力，无非为事父兄贻子孙计，岂知皆归盗橐，等谊关痛痒，爰邀诸绅耆之廉慎者，倡复募捐，略已就绪，不敢不赍送外洋，贻讥疏漏。如有同志助捐，点滴归公，帝天共鉴。此事行，庶可补朝廷未备之防御，息三都无端之讼狱，风俗人心，蒸蒸邹鲁。佥曰：猗欤休战。是为序。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日阖都绅耆 公启[18]
槟城三都联络募捐善后序
三都联络募捐经费，数年前曾已陆续举行。适其时埠中外缘之来征劝者多，恐大众不能踊跃应募，故不得不暂时延缓，以舒财力。第以联络之举，裨益无穷，勿论人心可以和协，地方可以安谧，即讼事亦可少减。所关正巨，迥非区区捐题之比。缓者，正所以郑重其事也。然而诸多美举。固在当行，而捐款应需，势难终缓。适总局董嘱邱君慕齐来槟催劝，因以出为再募，所有未收者收，未捐者捐。经今业已就绪，共计集得缘金六千二百廿六元。举成数六千元存屿，余二百廿六元除屿开零费外，尽数寄交总局应用。而存屿之六千元，公议寄邱、谢、杨三公司轮流生息，递年将该利息寄交沧江联络总局以应经费为久远之计，庶乡邻于此睦，风俗于此淳矣，所设规条即列如左，望永远遵守于无替焉可。
规条
一、本分局所收缘项计六千二百元，除开费及寄总局外，实存成数银六千元，即作为槟城本分局永远之公项，寄存龙山堂邱家大使爷、宝树社谢家福侯公、四知堂杨家使头公三公司生息，以垂久远，总局不得借端将此公项移动。兹经订定邱家作第一阄，谢家作第二阄，而杨家作第三阄，轮流当值，周而复始。公议每百元每月利息以六角伸算，递年逢十月值年者须将利息寄归沧江联络总局以资经费。若总局绅董办事不公，被本分局察出果属真情，此利息应行停寄。本分局合当具一公函前去总局诘问，待其重行整顿好势。然后依旧再寄。
二、本分局设日清账簿正副一样两本，凡出入银项均要载明在簿。值年者收银若干，须就正副簿上，结尾处盖该公司正印以为凭据。正簿存值年生息处，副簿存上阄收执，以昭公稳，庶无差错之患。
三、本分局设公印一颗，文曰“槟城三都联络分局印”等字样，将印剖分三角，邱、谢、杨三公司各执一角，凡事用印，必集三姓合而盖之，方能准行。
光绪二十七年阳月□日 槟城三都联络分局董事邱天保、温文旦、邱有用、林有氾、林花鐕、杨忠万、蔡水义、谢自友、杨允两、谢应莱启
三都联络局的建立，第一次将中国原乡海澄三都作为一个地缘观念在槟榔屿落实，并且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组织。在此时，海澄三都的几个大姓的上层很多已经是在槟榔屿出生且长大的“峇峇”，他们的方言畛域已经不似前辈那么明显，地缘观念成为他们认同的主要方面。通过上述“三魁堂”的建立，邱、谢、杨三姓建立了三魁岭的乡里观念，通过“三都联络局”又将三都观念在槟榔屿坐实。经历了槟榔屿一百年的开埠之后，几大姓的实力在槟榔屿已经开始衰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泉州籍大量南下的时代，这种社群之间的竞争和挑战，是摆在海澄三都几大姓面前的重要课题。泉州籍大量南下，促成了漳州地缘意识的出现。漳州地缘组织应运而生。
图3-9 槟榔屿漳州会馆（槟榔屿三都联络局）（2016年5月24日，宋燕鹏摄）
漳州计有龙溪县、漳浦县、长泰县、南靖县、海澄县、诏安县、平和县、云霄县、东山县及华安县10县。据傅侨明回忆：“忆及远在公元一九二八年初旬，吾同乡先贤因欲组织漳州会馆十县，漳侨联络机构，当由一般热心同乡父老辈，挺身出来，不辞劳瘁，分离奔波。广召会员。结果获得良好之反应，乡亲相继入会者，日益增加，未及一年之光景，已拥有三四百名会员，成绩甚为可观。当时本乡筹备会的地址，位于此间碧春律门牌三十九号一间住宅，全座承蒙由老乡亲故实业家邱善佑，慷慨惠借者，其对本乡会之热忱，实属可嘉，当时筹备委员会，发起人计有邱善佑，杨章安，林耀椿，邱有益，谢自会，邱永再，邱龙水，邱龙标，温文旦，邱宗等多人，继而着手进行申请注册手续。在同年年底即获得当地华民政务司批准为正式社。”[19]从发起人的姓名可见，10名主要发起人中有6名邱氏、1名杨氏、1名谢氏、1名林氏，属于五大姓中的四大姓，温文旦是三都赤石社人。邱善佑于1886年10月27日出生于马六甲，在槟城大英义学攻读，离校后即襄助父业，成为槟城大实业家。他历任平章会馆信理员，1922—1964年任主席，1933—1941年任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华人参事局参事、保良局主席、工部局议员、中央医院委员、华侨仁善会发起人兼会长，益善社邱善佑奖学基金、龙山堂邱公司、绍德堂邱公司、敦敬堂邱公司主席，邱氏家族会信理员、大英义学校友会主席、中华体育会副会长、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非官吏议员、平粜局局长等。1920年曾荣膺太平局绅。[20]可知漳州会馆是由邱氏龙山堂发起，杨、谢、林三姓参与，容纳其他漳州成员的社团组织。原来五大姓中的陈氏，由于主体是泉州同安陈氏以及其他地区的杂姓，而被排除出去了。漳州会馆的建立，就是四姓漳州意识崛起的标志，不仅容纳了漳州其他闽南方言社群，而且诏安客家人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了。
三、福建省社群意识和组织的形成——槟榔州福建会馆
槟榔屿具规模的福建籍地缘社团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很多了，一直到1959年5月29日，以槟城晋江会馆当年主席苏承球乡贤为首，联合各乡团代表共同发起组织福联会，议决定名为：槟榔州福建会馆。当年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兴安会馆（2人）、永定同乡会（2人）、安溪会馆（1人）、南安会馆（2人）、同安金厦公会（1人）、惠安公会（2人）、龙岩会馆（1人）、福州会馆（2人）、惠北同乡会（1人）、德化会馆（1人）、永春会馆（1人）、惠南同乡会（1人）、漳州会馆（1人）、晋江会馆（2人）等14个乡团代表。1961年福联会成功获得注册官批准，1961年10月28日，筹委会召开会员团体大会，选出第一届职员，主要职员姓名及籍贯如下：
正主席：苏承球（晋江）
副主席：庄汉良（漳州平和县）、骆葆亨（惠安）
正总务：李仰宗（龙岩）
副总务：李成兴（永春）、黄云霖（南安）
正财政：李华春（安溪）
副财政：林怡玉（福州）
正交际：王种罐（同安）
副交际：徐有勋（德化）、陈金宝（同安）
图3-10 槟榔州福建会馆
（2016年5月25日，宋燕鹏摄）
从上面的名单可见，邱、谢、杨、林四大姓已经离开了“二战”后的槟榔屿福建省社群的中心，在新的槟榔州福建会馆的领导层里已经毫无踪影。通过组织槟榔州福建会馆，福建省各地方言社群在社团里进行了职位的重新分配和整合。晋江人和惠安人在“二战”后的槟榔屿异军突起，成为福建社群的重要力量。据当时苏承球所言：“组织的动机及目的，是为了联络各县、乡友会感情及推进在本州的社会福利事业，然后由小团结实现大团结，产生新的团结力量，以贡献本邦。”[21]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是1900年以后福建省的地缘会馆纷纷出现，但是没有联络机构，所以有必要组织起来，以增进感情和推进福利事业，第二是由小团结实现大团结，各个地缘会馆已经团结起来各自的籍贯社群，再联合起来就可以团结整个福建省的籍贯社群，这个更大的社团，就是新的团结力量。
槟榔州福建会馆的建立，是20世纪上半叶槟榔屿华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不仅是福建社群势力的重新整合，也是大历史的变迁中，槟榔屿华人社会集体反映的一个面相。19世纪赫赫有名的五大姓衰落了，衰落的不仅是经济实力。随着五大姓土生华人的增多，他们的中国原乡观念逐渐淡薄，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认同与日俱增。五大姓公司逐渐变得内缩，更多关注自己内部事务，五大姓组成的福建公司也变成纯粹的祭祀组织。[22]五大姓的衰落，与晋江、惠安等籍贯社群的崛起，此消彼长，是槟榔屿200年来福建社群演变的一大脉络。
[1]《广泽尊王碑》，［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565页。
[2]［马来西亚］张少宽：《同安人在槟城领风骚》，《马来西亚槟城同安金厦公会庆祝成立七十五周年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城同安金厦公会，1998年，第58页。
[3]［马来西亚］陈剑虹：《槟榔屿华人史图录》，槟城：Areca Books，2007年，第75—76页。
[4]《本会史略》，《马来西亚槟城同安金厦公会庆祝成立七十五周年钻禧纪念特刊》，第29—30页。
[5]《槟城同安人与姓周桥》，《马来西亚槟城同安金厦公会庆祝成立七十五周年钻禧纪念特刊》，第60—61页。
[6]《槟榔州南安会馆简史》，《槟榔州南安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州南安会馆，1994年。
[7]《槟城安溪会馆史略》，《槟榔屿安溪会馆重建落成纪念特刊1919—2007》，槟城：槟榔屿安溪会馆，2007年，第63页。
[8]［马来西亚］张少宽：《槟榔屿晋江会馆90年成长中的史迹》，《槟榔屿晋江会馆九十周年庆典特辑1919—2009》，槟城：槟榔屿晋江会馆，2009年，第12—13页。
[9]［马来西亚］骆世生：《槟城惠侨之今昔》，《槟榔屿惠安公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刊》，转自《马来西亚槟榔屿惠安公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第231—237页。
[10]［马来西亚］骆金狮：《星马惠安社团先河 槟榔屿惠安公会沿革》，《马来西亚槟榔屿惠安公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惠安公会，2013年，第59—60页。
[11]《槟城福州会馆》，《槟榔州福建会馆成立五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州福建会馆，2012年，第137页。
[12]《重增义冢碑记》，［德］傅吾康、［美］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第713页。
[13]［马来西亚］张少宽：《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年，第33—35页。
[14]《槟城联合福建公冢第一本办事章程暨三冢山条规》，《槟城联合福建公冢二百年》，槟城：槟城福建联合公冢董事会，1994年，第183页。
[15]刘朝晖：《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16]Yen Ching-Hwang, "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1, 12 (1):62-92；颜清湟：《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亚洲文化》第25期，第59—64页。
[17]刘朝晖：《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第129页。
[18]《三都联络原序》，《马来西亚槟榔屿三都联络局105周年纪念特刊1900—2005》，槟城：槟榔屿三都联络局，2005年，第35—36页。
[19]［马来西亚］傅侨明：《漳州会馆今昔浅谈》，载《槟榔屿漳州会馆金禧纪念特刊1928—1978》，槟城：槟榔屿漳州会馆，1978年，第11页。
[20]杨炳坤主编：《杏林文史资料》第一辑，厦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杏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第112页。
[21]《槟十二闽属同乡会决组织槟榔州福建会馆昨日会议 即席产生筹委会》，《南洋商报》1959年5月30日，第11版。
[22]2017年8月7日，槟城乔治市田野调查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