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群集聚的认同标准:会馆构成的区域差异——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为例

第一节 作为社群集聚的认同标准:会馆构成的区域差异——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为例

海外华人社群的形塑,并无固定的规律可循。因为每个地区华人的祖籍地、移民经验等都大相径庭,由此就造成各地华人社群的形塑途径各不相同,具有相当明显的在地化的特色。这就需要学者对所研究的区域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方能躲开“板块化”的研究模式。我们可以从各地建立的“会馆”略窥各地不同的社群集聚的模式。此处以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社群为例。

一、大埔与汀州永定的方言认同

大埔县位于岭南山脉东端,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居韩江中上游,全县除了高陂部分村庄讲潮州话外,都操客家话。嘉靖五年(1526)分饶平县的清远、滦州二都设立大埔县,治所在茶阳镇,属潮州府。1958年大埔县才划归梅县地区管辖,正式与潮州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汀州府位于闽西,管辖有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明溪)八县(操客家话)。在英属槟榔屿地区,南来的大埔人依据原乡的地缘认同,与汀州永定人早早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道光八年(1828)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买义冢山地,功德碑名单显示其各自按照中国的行政区划来捐款:汀州府题银八十一元,大埔县题银十五元。汀州府包括永定县。咸丰十年(1860)《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中,就出现了“永大馆捐银叁拾大元正”,此时汀州已经不见,有了“永大馆”(后来发展为“永大会馆”),顾名思义,永定人和大埔人已经联合起来成立地缘组织,可知南来汀州人主要是永定人。

在马来亚地区,永定人和大埔人联合起来成立地缘组织的,还有新加坡的丰永大会馆,是丰顺、永定、大埔三县组织。永定人与大埔人联系紧密,加上槟榔屿早期福建人主要指的是闽南人,闽南人排斥其他福建省籍人葬入福建公冢,故而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的汀州及漳州诏安客家人只能葬入广东暨汀州公冢,这种情况虽然在19世纪后期李丕耀掌福建公冢的时候按照福建省的行政区域做出修改[6],但是直至1939年广东暨汀州公冢才拒绝了汀州人的葬入。

虽然有“永大馆”的组织,但是永定最早的结社组织是海珠屿大伯公庙的“永安社”。1947年10月10日,创立北马永定同乡会。早期南来的多是永定为主的汀州客家人,所以槟城汀州会馆实际上是被永定人所把持,而后虽然成立了北马永定同乡会,汀州会馆馆址依然是和永定同乡会在一起的。但是随着19世纪末从龙岩县来的“新客”增多,就成立新的组织,那就是槟城龙岩会馆。乍一看,龙岩会馆似乎是当今福建龙岩市的会馆,事实上,这里的龙岩指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龙岩县。

二、包括大埔人的韩江认同

在清代潮州九县中,大埔的地理环境最为恶劣,它地处粤东北和福建交界山区,偏僻难行,在潮州九县中的地位最低。加上大埔县绝大多数是操客家话者,使得这里对潮州府的认同并不十分强烈。道光八年(1828)槟榔屿广东暨汀州府诏安县买义冢山地,功德碑名单有:潮州府题银贰百卅四元。咸丰十年(1860)《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中,“潮州公司捐银陆拾大元正”,潮州公司和永大馆并列,可见早期潮州人的认同里是不包含大埔人的。但是1864年在潮州公司的基础上,许栳和、黄遇冬等先贤创立了韩江家庙。有地缘组织,为何还要创立家庙?根据已知的说法是“奉祀各邑列祖列宗,祭典岁凡再举,旨在‘思源报本’而‘承先启后’,借以‘敦睦乡情’而‘联络梓谊’,与中国一般家庙立场相同”。[7]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家庙的祖先崇拜信仰,以吸引和整合潮州地区的不同人群,涵盖当时潮州府下辖的九个县,即潮安、揭阳、普宁、澄海、潮阳、惠来、饶平、丰顺、大埔,正因此,如今韩江家庙的匾额有“九邑流芳”和“九美齐荣”。韩江家庙就名正言顺地把操客家话的大埔人纳入潮州人内。类似的有大山脚的韩江公会,以及怡保的韩江公会,就是包含大埔县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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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槟城韩江家庙“九邑流芳”匾(2015年4月3日,宋燕鹏摄)

三、海珠屿大伯公:从地缘塑造客家认同

针对马来西亚的客家认同,半个多世纪以来,客家知识分子及近代的客家领袖和学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形塑工作。最为明显的,就是槟城海珠屿大伯公的“客家化”,由一个地缘组织悄然渐变成方言组织。[8]

大埔、永定、嘉应、惠州和增城,这五个会馆共同管理海珠屿大伯公庙。该庙属于五属,但除了一个总炉之外,各会馆各有自己神的香炉,在庆灯节时,各自清自己的炉,庆灯节也是各自举行。五个会馆各自都有祭拜大伯公的组织:嘉应会馆是嘉德社,惠州会馆是惠福社,永定会馆是永安社,大埔会馆是大安社,增龙会馆则是增龙社。来自五属的人,并非同一时间成立各自的大伯公祭祀组织,例如大埔、嘉应与永定的客家人是在“二战”前就已经成立祀奉大伯公的组织。反观惠州与增龙人,则是在“二战”之后才成立以大伯公为信仰中心的祭祀组织。这五个海珠屿客家祭祀团体,成立时间最早的是大安社,成立在19世纪末期,“以祷神祈福,共谋同乡团结为主旨”[9]。永安社:“海珠屿大伯公威灵,保佑合境平安,经营生意者祈求事业顺利,特订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在大伯公神案前庆灯聚集,当众掷犒决定炉主一人,协理二人,任期为一年,下午一时设联欢宴会,本外埠邑人前来参加者,甚为踊跃。”[10]最晚的是增龙社,成立于1975年。对客家五属而言,除了大伯公生日一起祭祀外,其仪式仍是分开进行。[11]

历史中的海珠屿五属大伯公是地缘组织,如今已悄然变成了海珠屿客家五属大伯公,完全边缘化了不属于客家群体的部分海陆丰人,以及永定的闽南人。海珠屿五属大伯公的“客家化”表明,马来西亚的会馆原是地缘组织,但随着第一代移民的离世,在马来西亚出生及成长的二代移民对祖籍地没有记忆,会馆渐渐成为方言组织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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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2019年3月30日,宋燕鹏摄)

四、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广州府社群集聚

广州府事实上有14县,但是“五福书院”自述只包括广州府12县,也就是排除了新宁县(宁阳县,后来的台山县)和新会县籍人。这两县在早期英属槟榔屿属于实力较强的两个县级社群。新宁县、新会县和惠州府、肇庆府联合起来组成义兴会,能够在1860年捐款名单上名列第一,而新宁县的宁阳馆捐款名列第二,新宁人伍氏兄弟单独又捐款,这个后来被视为私会党的组织在当时风头无两。相比之下,广州府其他12县,除了后来增城人郑景贵崛起带领五福书院外,并未涌现太多有实力的领袖。所以当时的12县,有8个县或是单独或是联合,都成立了自己的地缘组织。只有花县、三水还未成立会馆。新宁(台山)和新会人没有参加广州府会馆的情况,并没有一直持续。因为如今槟城新会会馆主席钟卓佃兼任广州府会馆理事,但是新会人何时参加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五、肇庆府的认同

广东省肇庆府共有16县,即高要、四会、新兴、高明、鹤山、开平、恩平、广宁、封川、云浮、开建、郁南、罗定、德庆、阳春、阳江。肇庆府会馆究竟创自何年,因年代久远,无可稽考。又因日本南侵,首陷槟屿,执事者为免招麻烦,而尽将历年之档案记录付之一炬。是故会馆初期之人文史迹,无从考究。据本屿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之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内刻有“肇庆会馆捐银壹拾伍元正”之字,时为清咸丰十年。由此证明肇庆府同乡远在公元1860年已有互相联络,集体活动。又据在第一公冢之肇庆府总坟碑刻明“同治四年重修”。此又证明肇庆府同乡在1865年以前就建立总坟,祭慰先贤。肇庆府下属县份南来比较多的,可以从现有县份会馆看出。下属县份会馆有:鹤山会馆、会宁会馆、高要会馆和新兴云浮会馆。

六、海南会馆及海南认同

琼州是如今的海南岛,孤立于广东省外,方言上海南话自成一派,构成五大方言之一。海南人南来槟榔屿时间很早,槟城海南会馆位于槟城南华院街(旧称新海南公司街)。根据史料,海南人约于1866年前由海南岛乘船南来,在槟城落脚;在义兴街海记栈对面,租屋设馆供奉天后圣母(海南话叫“婆祖”)。1895年买下现今馆址地段,兴建馆宇。海南先贤于1925年开办益华学校。天后宫于1997年完成重修。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南会馆、天后宫和益华学校连成一体,见证了海南先贤的远见和对社群的贡献。在海南人内部,万宁人和琼乐人又有槟榔屿万宁同乡会和北马琼乐同乡会[13]等组织。

以上所述展示了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内部认同层次,有地缘认同,有方言认同,有地缘和方言的混合认同。从地缘会馆的组合模式,可以略窥得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内部情况。再以马六甲广东社群为例。

表6-1 1936年马六甲的广东籍会馆名单(依建立时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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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马六甲的大埔人单独建立了茶阳会馆。相比槟榔屿广州府县份社群的人数较多并纷纷单独成立县份会馆,马六甲的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五个县组合成“五邑会馆”,而东莞又同宝安和惠州的博罗县组合成“东安博会馆”。通过每个地区的地缘会馆,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此地华人社群内部的组成,由此又可以发现每个地区都各不相同,对当地华人社群的形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