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1.论学习态度
《颜氏家训》非常重视学习态度问题，认为学习态度直接决定着人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效果。它对于人的学业成就和道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颜氏家训》指出：
（1）学习是为了修身立名，而不是为了做官、窃名和充当谈资。“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通过学习才能心开目明。所以，学习要首先端正态度，将学习目的指向“修身利行”上面去，而未可将学习作为增加谈资，显示学问或谋取官职的工具，“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同上）学习不是为了“求名”，更不是为了“窃名”，而是为了“立名”，为了“修身慎行”，广普善道，将德行推广到千万人之中去。
（2）学习应当虚心，不可骄傲自大。学海无涯，知识无限，故人之学习也是一个不断充实、不断提高的过程，未可骄傲自满，不求再进。而且学习的目的就在于“修身利行”，而不是露才扬己，显示学问，所以，即使有了一点知识也不应该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
（3）要珍惜光阴，不失时机，刻苦学习，以至终身。《颜氏家训》之重视早期教育已如前言。于此不再赘述。《颜氏家训》认为，即使少年失学，亦未可自暴自弃，成年从头学起，同是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即使是盛年失学，亦未可因循苟且，以老废学：“人有坎
，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同上）《颜氏家训》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事例，劝人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以至终生：汉代公孙弘40岁才读《春秋》，朱云40岁才学《周易》、《论语》，晋朝皇甫谧20岁才开始学习《孝经》等蒙学教材，但最后都大器晚成，成为一代名儒。
2.论学习方法
在《颜氏家训》中，有关学习方法的论述较多，除集中反映于《勉学》篇之外，《风操》、《文章》、《涉务》诸篇亦间有论述。《颜氏家训》提出的学习方法主要有：
（1）勤学博学。《颜氏家训》特别强调学习必须勤勉，反对高谈虚论，坐谈玄远的恶劣学风，指出，“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涉务》）这里列举了苏秦（“握锥”）、文党（“投斧”）、孙康（“照雪”）、车胤（“聚荧”）、儿宽（“锄则带经”）、路温舒（“牧则编简”）等生动的古人勤学故事，来说明勤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勉学》篇还列举了一些当时的勤学之人：“彭城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获尺寸折之，燃明夜读。义阳朱詹，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人在智力上是有差别的，但只要勤学不倦，都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勉学》只有勤勉，才能博学；只有勤勉，才能对知识“皆欲寻根，得其原本”（同上）。
《颜氏家训》也很重视博学，认为“学者贵能博闻”，反对道听途说，偏信一隅，“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同上）博学的目的在于有利身行，有利涉务，所以，博学必须要有“指归”“要会”，博学的内容必须是实学，而那种“书卷三纸，未见驴字”的博士之学风只能令人气塞！所以，真正的博学，应该是“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2）师古眼学。汉人盛行师法家法，故甚重视学习典籍。魏晋以降，玄学兴起，重清谈轻典籍，道听途说已成当时学风。颜之推对此深恶痛绝，转而提倡师古和眼学的学习方法，认为，典籍所载，都是古人实践经验的结晶，学习典籍，认真借鉴古人的经验，不仅经济，而且易于减少片面性，“不知学古人，何其蔽也哉！”（同上）师古并不仅限于学习统兵、理政、治民、办案等统治经验，“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眼学也很重要。耳闻易失真，眼见方为实，一味道听途说，专靠耳闻而得，往往经不起推敲和考察，所以，“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同上）当然，耳受也可以扩大知识，拓展视野。
（3）切磋琢磨。《颜氏家训》说：“《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但优于我，便足贵之。”（同上）读书需要切磋琢磨，以利相互启明，文章写作也需要切磋琢磨，“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文章》）这是一种虚心好学的好作风。
中国古代一直就拥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颜氏家训》问世之前，即有马援的《戒兄子严孰书》、诸葛亮的《戒子书》、杜预的《家诫》等家教专篇，但是，家教专著的出现，当以《颜氏家训》为标志。
《颜氏家训》是一部思想混杂、瑕瑜互见的教育著作。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它重视教育在人的后天养成和安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目标面向培养既能“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的统治人才上面，同时，又将教育和学习作为“不为小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取功名富贵，使人成为统治人民的“劳心者”的手段。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上，它高度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出儿童“精神专利”，易于背诵经典，这一观点已为现代心理学关于儿童语言学习敏感期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关于爱子和教子相结合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颜氏家训》又不放弃棍棒教育的主张，认为棍棒教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这又使其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思想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在士大夫教育上，《颜氏家训》对醉生梦死的贵游子弟进行了非常激猛的抨击和揭露，批评了远离现实的清谈派和食古不化的冬烘的恶劣学风，极力宣扬实学知识的价值，极力主张士大夫应该成为以《五经》为根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重视为一般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士大夫于“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涉足太深，这说明《颜氏家训》依然没有冲出儒家轻视百工和农业生产，主张“君子不器”的思想樊篱。另外，其“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主张，明显是一种贵柔守雌，明哲保身，求生图存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颜氏家训》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教育在保证个体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个体生存功能放在首位，而相应地忽视了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这是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魏晋南北朝的政局在《颜氏家训》中的具体反映，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
《颜氏家训》不是以其深刻的思想立于教育名著之林的。它却内容丰富，结构完整，通篇“实话”，举凡立身、治家、处事、为学无不涉及，俨然是一部为人处世的百科全书。正如范文澜所言：“《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2]。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3]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评价很高。诸如：“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4]“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5]“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即颜之推之子辈）而已”。[6]“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7]“余观《颜氏家训》……，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足令顽秀并遵，贤愚共晓”。[8]从这些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