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品藻
人物品藻是汉代以来兴起的一项社会活动，它先是与汉代以来的政治选举制度有关。汉代任用人才的途径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两种方式。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并且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行为产生直接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当时地方上的察举活动往往是由名声很高的名士来掌握，《后汉书·许劭传》上说：“初，劭与靖（邵从兄）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来人们干脆把人物品评叫做“月旦”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人们都迫切地希望自己得到外界较高的评价。对此，《世说新语》有真切的记载。如“品藻”篇中记载当时人们把温峤划在第二流中的上品，所以每当那些名人高士在谈论第一流的人物快要结束时，温峤总要脸色尴尬地几乎无地自容。这说明他对自己居于二流地位是何等的害羞和不甘心，从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外界的评价是何等重视。
正因为人们对名声是如此重视，所以有的人干脆自封一流，以引人注目。“品藻”篇又记载一次大将军桓温问清谈大师刘劭说：“听说会稽王司马昱近来讲话水平很有进步，是吗？”刘劭回答说：“是很有进步，不过他仍然还是第二流的人物。”桓又问：“那么谁是第一流的人物呢？”刘答道：“当然是我这样的人了！”
至于在言谈中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胜过别人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以殷浩为例，当晋简文帝问他比裴頠如何时，他的回答是“故当胜耳！”外界舆论对殷浩和桓温的评价差不多，认为二人齐名。但二人互不服气，恒温问殷浩：“你比我怎么样？”殷浩回答：“我和我自己周旋已久，还是觉得自己好！”而桓温则对别人说：“小时候我和殷浩一起用竹竿骑马做游戏，常常是当我玩够了把竹竿丢掉，他才开始捡起来玩，所以他当然应当在我之下。”这些都反映出人物品藻风气对人们心态的重要影响。
从书中的一些故事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物品藻活动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如有的直接根据人物外形进行评价。如“容止”篇记载刘惔对桓温评价道：“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他从容貌入手，看出孙权、司马懿和桓温三位雄才大略的相同之处，正是通过外形来确认一个人的才性的范例。另如潘滔在王敦少年时便从他目如马蜂、音如豺狼的形象中看出其野心家的本质（《世说新语·识鉴》）；王浑的妻子钟夫人在为女儿择婿时，从形体和骨相中，看出此人虽有才干，但寿命不长，所以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世说新语·贤媛》），都是这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交谈来品评人物。刘邵在《人物志·材理》中认为，依言知人也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途径。在玄学兴起、清谈盛行的年代，言语谈锋就显得更为重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吴人张凭来到洛阳访问刘惔时，先受冷遇，很快便以谈锋获得盛誉，不仅使刘惔、王濛等清谈大师震惊，而且连晋简文帝经过亲自谈话后，也称之为“勃
为理窟”，立刻任用为太常博士。
还有一种途径是根据人物行为本身来考察或评价人物。由于汉末以来有一些名实不副的伪名士，所以很多玄学家特别注意从人物行为中来判断其人格高下。如：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回：“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世说新语·德行》）
王朗的行为有始无终，华歆的行为有始有终，在二人行为的对比中作出评价，就令人信服。另如华歆与管宁在锄莱和读书时对外界干扰的不同反应（《世说新语·德行》），桓温摆下鸿门宴，准备对谢安、王坦之下手时二人截然不同的神态（《世说新语·雅量》），都可见人们如何根据人物行为对其评价。
不过，书中记录的人物品藻内容价值最大的，还是以形象的故事，表现出人物品藻由社会的政治需要而转为审美行为这一鲜明的时代色彩。
汉末以来，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央政府的集权力量大大削弱，曹魏政权在政治、经济上不得不依靠门阀土族的支持。因为当时士族地主庄园经济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魏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很快就被门阀士族阶层所把持和垄断。《晋书·刘毅传》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说明当时大族已经牢牢掌握人物品藻和官吏任用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不过是门阀士族结党营私的美丽装饰和例行程序，而人物品藻也就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一变化，迫使人们把人物品藻的目光由实用功利转向对人物的个性、智慧、才能的高度重视和观察批评，从而使魏晋两代的人物品藻，更多地带有超功利的审美色彩。这一现象，在《世说新语》中表现得极为充分。
东汉“清议”运动前后对人物的品评是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汉末魏初在曹操“唯才是举”原则指导下的九品中正制是重政治之才的人物品藻，而魏代正始（240—249）以后的人物品藻则把人的主体个性及其相关的情感才能放在首位，并且十分注意从美的观念出发，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如：(https://www.daowen.com)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世说新语·豪爽》）
桓温所谈论的“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的内容，虽然与政治军事相关，但最后的落点在“人”、“才”二字，这说明他的关注点在人的才能。况且在座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也是在于桓温那磊落之状，雄情爽气，以至使“一坐叹赏”。很显然，这里美的取向更胜于实用的政治评论。
因为人格美在人物品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属于人格美的才能和情感就格外受到关注。《世说新语·品藻》：“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受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倘若让汉代的品评家来品评这两个人物的话，那么至少孙绰的“秽行”是被彻底否定的依据。而在晋人看来，这种“秽行”并不影响对其才藻的欣赏。至于许询的“高情”更是当时人们普遍追求的人格美：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魏晋人不仅注意到人格、情感和才藻所构成的人格美，更注意到这种人格美所传达的内在气质。这就是与他们玄学的人生态度相关的“玄味”气质。这种人格气质，实质上就是老庄所提倡的超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表现，它体现了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性质。其具体表现，就是魏晋文人在放达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洒脱飘逸的气韵风度。这一点是当时人物品藻中的一条重要审美标准。谢安于风起浪涌、众人躁动不安时的悠闲自得，在恒温所设鸿门宴上的镇定自若，当得知淝水捷报时的不动声色等（均见《世说新语·雅量》），都表现出这样的玄味气质。
又如王戎对“妙于谈玄”的王衍品评说：“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对于山涛，王衍认为用不着读老庄的著作，只要听一听山涛的吟咏，便会体会到老庄的旨味所在。裴楷对山涛品评道：“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均见《世说新语·赏誉》）这种“玄味”气质的人物，在美的自然事物中得到了贴切的比喻，显示出“玄味”之美的人格魅力和深邃实质。因为玄味的气质是一种心灵的美，哲学的美，神韵的美。它是不粘滞于物的自由精神，其最高归宿，就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即在有限、有形的生命中去追求无限的人格力量。人称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谢安的风度气质风靡大江南北，都是这种玄味气质的力量。连对女子的品评，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世说新语·贤媛》）
从字面看，“清心玉映”、“闺房之秀”也是肯定性的评论，但如果了解了晋人对玄味气质的追崇，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贬义的恭维，无异于现在人们说的“小家碧玉”。而能“神情散朗”，并与竹林七贤一类名士等量齐观的王夫人，才是当时人们所赞美的崇尚的气质标准。“林下风致”作为成语，已经是千百年来形容女子脱俗气质的最佳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