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上述发现的征象和方法
我决不想研究命运，我同意下列一般看法：把命运看成不可捉摸的东西，把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列入星相家、占卜家的幻觉领域。我所从事的研究不超出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范围。这里，我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概念。
自从“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初显身手就表现出自己的低能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的学术是人类精神上的迷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光辉的洪流，只不过是幻想的洪流而已。唉！这些博学之士花了二十五个世纪的时间来使他们的理论臻于完善，并汇集了古今所有智慧之大成，可是一开始，他们所产生的祸害就不比他们所许诺的幸福来得少些，并且使文明社会堕落到野蛮状态。除此以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还能看到什么别的东西呢？
以上就是法国经受“哲学理论”考验的头五年的结果。
自1793年大灾难以后，种种幻想都一一破灭了，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都无可挽救地受到了贬斥和摒弃。从此人们可以依稀地看到不能期待从已有的认识中得到任何幸福，而应该在某种新的科学里面寻求社会幸福，应该为政治才能开辟新的道路。显而易见，不论是哲学家或是他们的竞争者都没有医治社会疾苦的灵丹妙药。在前者或后者的教条的影响下，所看到的不外是连绵不绝的诸如贫穷之类的可耻的灾难。
以上的思考首先使我想到有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新科学，并鼓励我想方设法去发现它。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才疏学浅，我想，如果能认识到二十五个世纪以来没有能发现的东西，这才是莫大的光荣。
理智上彷徨失措的种种迹象，特别是社会经济所遭遇的悲惨情景，如贫穷、失业、欺诈成风、海盗行为、商业垄断、骗人为奴，还有我不能列举的其他种种不幸。这一切不禁使人们提出一个疑问：文明化的产业经济是不是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祸害？这一切都促使我从事我的研究。
由此我就设想，这样的产业经济颠倒了自然秩序，它的运用也许违反上帝的意旨。这许多持久性的灾难之所以产生，可能是由于缺少一种安排，这种安排是符合上帝意旨的，可是学者们竟对它茫然无知。最后，我想，按照孟德斯鸠的见解，人类社会确是患了“萎靡症、隐疾、肿毒症”，但是可以找到补救之法，只要不走非精确科学所走的老路就行了。非精确科学的存在已有不少世纪了，但总是找不到这个救世妙方。因此，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准则，是“绝对怀疑”与“绝对排斥”。应该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说明，因为在我以前还没有一个人采用过这两种方法。
1.绝对怀疑 笛卡儿曾想到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尽管赞扬和推崇“怀疑”，却只是局部地和不恰当地运用它。他提出的是一些荒唐的怀疑，他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他忙于利用古人诡辩论故弄玄虚，而不是寻求有用的真理。
笛卡儿的后继者比笛卡儿本人更少应用怀疑论。他们只是把怀疑应用到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上，例如他们提出宗教有无必要的问题，因为他们反对传教士。可是，他们绝不会提出作为他们生活来源的政治学与伦理学有无必要的问题。现在这些科学在强有力的政权下公认为是无用的东西，而在脆弱的政权下却又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东西。
由于我同任何学术派别没有关系，我决心一视同仁地对各家论点都持同样怀疑的态度，即使对公认的原则，也不例外。文明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所有哲学派别崇拜的偶像。它们总认为在“文明制度”一词中找到了尽善尽美的化身。可是，还有什么比带来千万种祸害的“文明制度”更糟糕的东西呢？文明社会只不过是社会长河中的一段，这难道还不很清楚吗？如果说在它之前存在过蒙昧、宗法、野蛮三个时期，难道就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它是第四个时期也必然是最后一个时期吗？难道就不能产生其他的时期，就不能看到第五、第六、第七个社会制度（它们也许比文明制度幸运一些，但仍属未知数，因为一直没有人去发现它们）的出现吗？因此，必须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完善性以及它的持久性。这些都是哲学家们不敢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怀疑文明制度就会怀疑到他们的理论是否有效。这些理论都建筑在文明制度上，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这些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
因此，哲学家只局限于“部分的怀疑”，因为他们需要维护本集团的书籍和偏见。由于深恐损害本集团的著作和派别利益，他们总是回避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什么派别要支持，所以就可以采用“绝对怀疑”，并首先把它用来对文明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偏见上。
2.“绝对排斥”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要做到有效发现，最可靠的办法是在各方面都离开非精确科学所走的老路。这些科学对社会集体没有创造过丝毫有益的新东西。尽管工业上有了伟大的发展，而这些科学却连预防贫穷这一点都做不到。因此，我的任务是经常同非精确科学对抗。鉴于它的作者们为数众多，我假定他们对研究过的所有主题都已经谈深谈透，因此，我决定只探索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谈过的问题。
我有意避免对有关王位及祭坛的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因为哲学家们自从建立他们的学说以来，一直不停地探讨这些问题，他们总是在宗教革新与行政革新这两方面寻求社会幸福。恰恰相反，我要努力做到的，只是在同政教没有任何关系、而单单同产业与家庭方面的措施有关的各种活动中寻求幸福。这些活动不违反任何政府制度，也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我遵循这两个指导原则，即对一切偏见绝对怀疑，对所有已知的理论绝对排斥，这就能够给自己开创新事业，如果真的有什么新事业的话。但我决不想研究命运，我决不好高骛远。首先，我只研究一些十分普通的问题，其中两个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协会”和“对岛民商业垄断的间接抵制”。我之所以讲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互相有联系，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没有“农业协会”的活动，就不可能间接打击岛国垄断，反过来也是一样。一找到建立农业协会的方法，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消灭岛国垄断、海盗行为、证券投机、破产以及转嫁于工业本身的其他灾害。
我急于要提出这些成果，目的是在引起对农业协会这个问题的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平淡无奇，以致博学之士向来对它都不屑一顾。
请读者记住前面提到过的一件事，即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展示我的研究，是因为这些研究为我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因此，我在下面讨论一个看来同命运无关的主题，即“农业协会”。我自己在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研究竟能导致命运理论的发现。可是，既然这个问题起了关键作用，那就必须费点篇幅来谈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