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非精确科学而产生的理智的迷误
荣誉与学问，无疑地都是人人所追求的对象，但若没有财产相伴，就会美中不足。智慧，功业以及其他的幻想都不能导致幸福，因为幸福首先在于拥有财富。在文明制度下，学者们之所以往往遭受不幸，正是因为他们贫穷的缘故。他们只有在替代文明制度的协作制度下，才能享有财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任何学者和艺术家，只要具有真才实学，就会拥有大量财富。在下面，我将指出这种真才实学是如何通过世界各地区一年一度对应该表扬的作品的民意表决而得到证实的。
但在向精确科学（和艺术）指明其光辉前景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语气来宣告即将向文明制度的旧偶像，即向非精确科学猛烈冲击的风暴呢？是不是应该穿起丧服，向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宣告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他们汗牛充栋的书库将全部化为乌有呢？还有柏拉图、塞涅卡[1]、卢梭、伏尔泰之辈，以及古今非精确科学的大师们都将从此默默无闻呢？（我不是指他们的文学作品而言，而仅仅是指他们的有关政治与道德的著作来说。）
如果说最有名的哲学家们已经离开人间，当然也就感受不到失败的耻辱的话，那么，这种作品和声誉上的败坏，并不构成对整个哲学界的侮辱。至于他们的仍然活着的徒子徒孙，只需想一想精确科学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的那份财富，想一想终于能够跨上自然界的圣坛就够了。而他们的鼻祖却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圣坛之门。
唉！难道他们不早就预料到了正在威胁着他们的雷霆闪电吗？从苏格拉底起（苏格拉底希望光明总有一天会降临人世），一直到伏尔泰（伏尔泰急于要看到光明来临，曾大声疾呼：“然而，多么深沉的黑暗，还笼罩着大自然啊！”），我早就在他们的声名显赫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先见之明。他们都承认自己的学术无济于事，也承认他们立志要使之臻于完善的理智已陷入歧途，而终于异口同声地附和编纂大师巴泰勒米[2]的名言：“这些被称为高级知识的宝库的图藏馆，只不过是一所充满矛盾与谬误的极其简陋的储藏室而已。”
这话说得太对了！自从有了政治与道德科学的二十五个世纪以来，这些科学对人类的幸福毫无贡献。随着经过革新的科学的日益完善，它们反而使人类变得格外狡黠。它们所做到的，只是使贫穷与欺诈持久化，并且使过去同样的一些灾害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在经历了为改进社会秩序而进行的各种各样无效的尝试之后，哲学家们只是感到困惑和失望。公共幸福问题对它们来说是个不可克服的暗礁。只要看一看城市中充满赤贫的居民，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启蒙哲学的巨浪就是一股黑暗的洪流吗？
可是，大家都感到一种普遍的不安，这说明人类还没有到达大自然要引导他们去的目的地。这种不安似乎预示着即将发生某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一切民族，由于受到不幸的煎熬，都如饥似渴地追求着能向他们预示一线幸福之光的政治的或宗教的理想。这些民族酷似一个指望得到妙手回春的治疗的垂危病人。大自然似乎向人类窃窃私语，说幸福在等待着他们而他们却不认识幸福之路。它又对他们说，一种奇妙的发现会把文明制度的黑暗一举驱散。
不论理性如何夸耀自己的进步，只要它不能向人类提供人人需求的社会财富，它就对幸福毫无贡献可言。所谓“社会财富”的意思，是指能使穷人不虞匮乏的那种不同程度的富裕，它至少能保证人类享有通常称之为市民生活水平的那种极其平常的生活水平。人们说，财富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是仅次于健康的主要幸福源泉。如果说这句话确是言之有理，那么，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相对富裕或不同程度的福利的那个理性，就其夸夸其谈的理论来说，只不过是一番毫无目的的冗长的废话而已。我所宣告的发现，假使它只谈科学，永远只谈科学，而不给我们带来人人更需要的财富，那么，它就会同那些政治和道德的学说一样，只不过是理性的又一次出丑罢了。
命运理论可以满足各民族的要求，保证人人得到某种程度的富裕。这种富裕是共同希望的目标，它只有在进步的谢利叶制度下才能获得。至于我们即将摆脱的文明制度，我将证明它绝不是人类在经济上的命运，而只不过是大多数星球在存在初期所遭到的暂时性的灾难。它对人类来说，正如儿童出牙一样，是一种短暂的病痛。它之所以能多延续两千三百年之久，是由于不重视研究“协会”和“引力”的哲学家们的傲慢和疏忽的结果。总之，蒙昧社会、宗法社会、野蛮社会以及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为了上升到一个较好的社会制度，即进步谢利叶制度而经过的荆棘丛生的小径或阶段。而进步谢利叶制度则是人类的经济命运，离开了它，即使世上杰出的明君贤相竭尽全力也都不能拯救人民的不幸。
哲学家先生们，只要你们一天不能拔除社会不幸的老根（这里指的是同上帝意旨背道而驰的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那么，你们纵然为了追求幸福而著书立说，典册浩如烟海，也是枉费心机。你们埋怨大自然向你们关闭了洞察自然规律的大门，唉！既然直到今日你们还没有能够发现自然规律，那为什么还迟迟不承认自己在方法上有错误、不去寻找新的方法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大自然不愿意人们得到幸福，要么你们的方法受到大自然的摒弃，因为这种方法没有能从大自然那里发掘出你们所追求的秘密。你们以为大自然敌视物理学家的努力也同敌视你们的努力一样吗？不然，物理学家是研究自然规律，而不是把规律强加给自然的，而你们所研究的只是如何压制大自然的声音，压制作为大自然代言人的引力论，因为引力论在条条道路上都通向建立进步谢利叶制度。看，你们的错误同精确科学的奇迹之间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每天你们总是新错加旧错，而每天物理学却在真理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用其光明普照现代生活。这种光明同由于你们的幻觉而给十八世纪永远烙下的耻辱，彼此也形成了同样鲜明的正反对比。
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在每个星球上只能出现一次的景象，即由分散状态突然过渡到社会协调制度。这是宇宙中最辉煌的成果。这种希望可以安慰我们这一辈人的种种不幸。发生变化的每一年都将抵得上好几个世纪，并将提供为数众多的重大惊人事件。如果草率从事，贸然予以说明，那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决定把“协调制度”和“进步谢利叶制度”的理论放在第三篇论文中去论述，而在目前只讲述它们的一般性的成果：例如，原始蒙昧人自发地从事产业活动；野蛮人赞同妇女和奴隶的解放（因为妇女和奴隶的自由是建立进步谢利叶制度所必需的前提）；还有在全球建立统一，如语言、度量衡、印刷体的统一，以及其它种种关系上的统一。
至于谈到协作制度的特征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种种享受，我要再次说明，应该要有分寸、有节制地向文明制度的人宣布这一切。由于受到生活在不幸之中的习惯以及哲学成见的束缚，文明制度的人总以为上帝注定他们要受苦受难，或者只能享有极其平凡的幸福，因此，他们不能突然适应幸福在等待着他们的这一想法；如果贸然地向他们展示不久即将享有的种种欢乐情景，他们在精神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不到两年的工夫，就可以在每个郡建立协作制度，不到六年工夫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协作制度，而且这还是在时间上作出的最长的估计。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难以置信的。
协调制度建立的时间越迟，它就会在建立之初越显得辉煌。古希腊在梭伦[3]时代就已经能够着手建立这个制度了，而当时的豪华已经达到足够建立这一组织的程度。但是现在的豪华与精致的程度至少超过雅典人时期的一倍（雅典人没有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没有丝棉织品，没有糖，也没有美洲和东方的其他产品，如指南针、望远镜以及现代的其他科学发明）。因此，我说我们现在的奢侈和享乐资料至少超过往昔一倍，这并不夸张。在协调制度下，一开始就会光芒万丈。现在已经到了采集在十八世纪中阔步前进的物理科学的果实的时候了，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成就。只要文明制度在延续，科学奇迹对于人类幸福总是害多于利。因为虽然增加了享乐的资料但同时也加倍扩大了绝大多数无衣无食的人的贫困。科学奇迹只能给大人先生们增添很少的乐趣（这是由于他们的消遣单调无味的缘故），却日益刺激人们贪婪的欲望，越来越加深腐败堕落之风。
直到现在，在奢侈上精益求精的科学所能做到的只是有利于狡猾之徒，因为在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中，这些人总是比诚实人更早地占有财富。这一咄咄怪事，必然促使我们在两种意见当中选择其一：或者上帝有罪，或者文明有罪。当然选择后者才是合理的，因为不可能设想上帝有罪。假使上帝有意罚我们永远在灾难重重的文明社会之中苟且偷生，那他才真是为恶不仁。
哲学家们不从这个观点来考虑问题，而是设法躲避由于人性狡猾而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或者怀疑文明，或者怀疑上帝。哲学家们接受了一种非驴非马的见解，即无神论。无神论认为上帝并不存在，因而使学者们可以不去探求上帝的意旨，并授权他们制订离奇古怪和矛盾百出的种种理论来作为善恶之准绳。对政治上和道德上十分无知的人来说，无神论是最方便不过的理论。由于传播无神论因而被称为才智超群的那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无能。他们唯恐在探求上帝有关社会制度的意旨方面一无所获，就宁愿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把被他们在背后嫌弃的文明制度公开奉为至宝。他们由于受到文明制度外表的迷惑，终于堕落到了怀疑神灵的地步。
在这个问题上，不单哲学家们有错。如果说不相信上帝是荒谬的，可是对上帝半信半疑，认为上帝对我们的保佑不能全部兑现，也不能满足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如创造一个幸福社会制度的需要），那也同样是荒谬的。当人们看到工业上的种种奇迹，例如巨轮以及其他种种发明（如果考虑到我们政治上的幼稚，这些发明可以说是早熟的奇迹），难道可以设想那个对人类传播大量宝贵知识的上帝，竟会拒不传授组织社会的艺术的知识吗？何况，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都将等于零呢！假使上帝传授给我们的宝贵知识，只能用来建立像文明制度那样邪恶多端、令人可憎的社会，那么，他给了我们这些宝贵知识岂不是自相矛盾，应该受到斥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