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制度的人们的一般偏见

五、文明制度的人们的一般偏见

当我指出，我的发现将使人类从蒙昧、野蛮、文明制度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保证人类享有的幸福比他们敢于想象的还要多，并向他们敞开宇宙之谜的大门（他们本以为永远被排斥在这座大门之外）；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我在卖狗皮膏药，而“明智之士”们则称我为幻想家，却还自以为是采取克制的态度呢！

我不想在任何发明家都会遭遇到的这种冷嘲热讽方面多浪费时间，现在我要做的是使读者持公正的态度。

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发明家，如伽利略、哥伦布，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的意见被人接受以前常常受到迫害或者至少是受到嘲笑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普遍的厄运”和“学究的傲慢”。

第一，普遍的厄运　如果一项发明向人们许诺幸福，而人们总是担心自己所盼望的是一件不能到手的财物，并且摒弃这样一种前景：它能唤起尚未完全熄灭的希望和因被过于美好的诺言而增加对现在贫困的感觉。因此，出乎意外地赢得财富或继承权的穷人，总是不相信第一个好消息，不欢迎第一个传递佳音的使者，并且指责他在挖苦穷小子。

以上所述，是当我向全人类宣布他们即将享有无限幸福生活的时候将要碰到的第一道障碍，因为生活在公认为无法摆脱的社会穷困之中长达五千年之久，人们早已对这种幸福不抱任何希望了。假使我宣布的是一种平常的福利，那就会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此，我决心大大冲淡未来的幸福远景。当人们获悉幸福的全部内容时，就会感到奇怪：我竟然有这样的耐心迟迟不加宣布，竟然能够如此克制，而又用如此冷淡的语调来宣布这个使人人欢腾的事件！

第二，学究的傲慢　学究的傲慢是必须克服的第二道障碍。任何光辉灿烂的发明创造都会受到本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的嫉妒。他们为一个无名小卒一举成名而感到愤慨。一个同时代的人竟然揭穿了人人能够在他之前能够揭穿的秘密，这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人们也不能容忍他一下子使已有的智慧之光黯然失色，并把最杰出的学者们远远抛在后边。这样的成功是对当今一代人的侮辱。人们忘记这一发现即将带来的幸福，而只想到它对未拥有这种发现的那个时代所引起的混乱，而且，每个人在进行推理以前，首先要替受了侮辱的自尊心报仇。因此，在没有研究和判断这个辉煌的发明以前，人们总是嘲笑和迫害发明者。

人们不会嫉妒牛顿，因为牛顿的研究如此出类拔萃，它使世俗学者望尘莫及。但是人们攻击、诋毁哥伦布，因为寻找一个新大陆是如此容易，可以说人人在他之前都能想到的。于是，人们就一致刁难发明者，阻止他去实验他的思想。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文明制度的人对发明者所普遍存在的恶意。

当那愚昧无知的教皇对哥伦布在宗教上和舆论上施加雷霆万钧的压力的时候，难道这位教皇不是哥伦布计划圆满成功时的最切身的受益者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美洲一发现，教皇就把他的权力扩大到这个新世界上，并且发觉从这一发现中是非常容易敛财的，而过去他一想到这点就会怒火万丈。前后自相矛盾的教皇也是和每个人一模一样的。偏见与自尊心迷住了教皇的眼睛，使他连自己的利益也看不清了。假使教皇事先进行推理，他就会懂得，教廷在当时是能够给这片尚未发现的土地以世俗的主权的，并且能使这片土地在宗教上服从教廷的领导。从各方面来说，鼓励寻找新大陆对教廷都是有利的，但是教皇及其御前会议由于自尊心太重，拒不进行推理。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具有的狭隘胸襟，这也是时常折磨发明者的一个不利因素。发明者应该想到他的发现越辉煌，他受到的迫害就越残酷，特别是他如果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在他偶然受到启发而掌握了知识以前没有出过一本书，那他所受到的迫害就更要残酷了。

假使我是同一个公平时代打交道，同一个力求打破宇宙之谜的时代打交道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向它证明，牛顿这类的科学家仅仅把他们所探讨的那个部门的运动规律（即天体运动的规律）解释了一半。

因为，如果向他们问起星体分布系统怎么样，他们就会哑口无言。……这些人对分布论毫无概念，他们对天体运动规律的大部分是无知的，尽管他们自以为曾解释过这些规律而洋洋得意。

而我呢，从1814年的发现开始，就恰如其分地解答了所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完成了牛顿派所草拟但却未曾完成的任务吗？

对天体理论的全部认识还只不过涉及宇宙运动规律的一个分支，还有别的分支需要解释，其中如社会运动或情欲运动。而人类的统一组织，人类的社会命运之发现，则有赖于社会运动或情欲运动。要发现这类运动，只有对运动的全部规律都加以研究才行，而牛顿派只掌握了一个对幸福毫无裨益的片断。

在创立运动的一般理论时，必须给它一个响亮的名称，以保证它能够经得起审查与考验。假使是牛顿或是他的对手，或是他的继承者之一，如莱布尼茨·拉普拉斯[4]宣布情欲引力论，那就会万事顺利。每个人都会由此看到这是物质引力发现后的自然引申，这是宇宙统一论的必然结果。根据宇宙统一论，任何物质和谐原理都应该适用于社会或情欲的理论方面。因此，如果是一个牛顿派或其他有威信的人物宣布这个消息，所有批评者都早就会交口称赞发明者了。人们会在发明者进入竞技场以前就欢呼他的胜利。可是，如果发明者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乡下佬”或科学界的贱民，一个像皮隆[5]那样犯了连院士也当不上的错误的不速之客，他就要成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我所举出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宣告了有个新大陆，他一连七年受到嘲讽和侮辱，并被逐出教门。那么，当我宣布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时，岂不也要遭到同样的不幸吗？

触犯别人意见的人不会不受到惩罚。在十九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为了反对我而凭借的偏见，超过了宗教迷信在十四世纪反对哥伦布时所依据的偏见。但是，既然哥伦布能找到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这样比当时所有的才智之士都更少偏见，而且也更正确的国君，难道我就不能像他那样指望得到一个比同代人都更开明的君主的支持吗？十九世纪的诡辩家同十四世纪的诡辩家一样，喋喋不休地叫嚷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发现的了。难道不能有某个君主愿意进行一下像昔日卡斯蒂[6]的君主们所做过的那种实验呢？卡斯蒂的君主们不冒什么风险，他们仅仅派了一只船去寻觅新世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帝国。十九世纪的君主也可以这样说：“在一方块土地上试建农业协会。为了把人类从社会混乱中拯救出来，为了登上宇宙统一的宝座，并且把全世界的王笏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而进行试探，这谈不上冒什么风险。”

前面讲过，“普遍的厄运”以及“学究的傲慢”用种种偏见来反对我。我的目的是借此提醒读者，要预防那些不懂装懂的群氓的冷嘲热讽，这些人用文字游戏来对待推理，而这种文字游戏癖已经传染到了一般老百姓身上，因此到处散布戏谑的恶习。当我的发现已经证据确凿即将开花结果的时候，当人们就要看到宇宙统一将在野蛮制度与文明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时候，批评家们将会突然从鄙视而转为狂喜，他们要把发明者抬高到半神的地位，他们又会极尽阿谀之能事而五体投地，正像他们现在用不恰当的讽刺而贬损自己的身份一样。

至于那些大公无私的人，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怀疑正中我的下怀，而且是我招致他们怀疑的，但请他们稍待片刻，请他们等到我研究进步谢利叶的机构时再下断语。头两篇论文不涉及这一方面，它们的目的只在铺路，以便使人类在精神上习惯于接受正在酝酿中的大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