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成分散的家庭的五个时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时期

九、论组成分散的家庭的五个时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时期

在这一章中,我将谈谈五个社会时期。如果对每个时期的特殊细节都加以阐明,那就会过分冗长,就会超出概述的范围,而这一概述甚至谈不上是一个通常的简介。

姑且不谈第二时期或蒙昧时期,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现在讲一讲宗法时期或第三时期。这是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社会。这个制度,虽然被人认为是原始的制度,其实初期它并没有在任何民族中占过统治地位。一切种族在有生之初并无偏见,也绝不会想到把自由恋爱称之为犯罪行为。他们精力充沛,寿命长,这就使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即放浪形骸,近亲杂交,纵情声色。一般来说当人们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八岁,也就是在足足一百年中可以谈情说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像说服文明制度的伪君子那样去说服他们,在这一百年内只应该同一个妇女谈恋爱而不能再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呢?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产生终于不得不限制自由恋爱的那些情况。必须等到一个人种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始精力,它才会接受同壮健体魄的利益相反的那些规定。但是,由于谢利叶制度一解体,眼看人的精力也随之衰退,因此,谢利叶制度的衰落必然会打开在爱情上实行强迫命令的大门,也就是打开通向蒙昧社会以及宗法社会等等的大门。

正如对原始社会一样,我们对宗法社会也是一无所知的。人们所描绘的亚伯拉罕和雅各并非有德之士。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凶恶与不义的暴君。按照野蛮制度的惯例,他们有许多妻妾和奴隶。他们是在一平方法里以内为非作歹的巴夏[4]或暴君。亚伯拉罕把阿格尔和她的儿子伊斯迈尔送往沙漠地带活活饿死,其原因只不过是对玩够了的妇女已不再感兴趣罢了。难道世上还有比这种丑行更恶劣、更不义的事吗?

这就是他把这个妇女和年轻的孩子置于死地的动机;这就是宗法道德的全部美德,而你们在宗法社会首领的所有行为中只能找到同样丑恶的东西。

可是哲学家们要把我们带回到宗法社会的人情风俗中去。哲学家雷纳尔[5]在他所写的《东西印度史》中,一开始就对中国人大肆吹捧,把中国人说成是最完美的民族,因为他们保持了宗法社会的人情风俗……………………………………………………………………………………………………………………………………我现在回到本题,仅限于指出文明制度的人对属于分散性上升的第三时期的联合宗法制度是何等无知!

联合宗法制(或组合宗法制)是按鞑靼人的方式,是由邻近的、自由的、结盟的家庭通过代表大会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法家庭关心改进正房的命运,逐步扩大她们的特权和民权,一直到使她们具有目前所具有的半自由地位。对宗法制度下的人们来说,这一措施是跨出第三时期的门槛,是通向第五时期即文明制度的大门。文明制度不可能从蒙昧制度或野蛮制度中产生出来。从来没有看到过蒙昧制度的人和野蛮制度的人自发地接受我们的社会习惯。美国人,不论他们如何竭尽诱惑和耍弄花招之能事,还是没有能够把任何一个游牧人群引进文明制度中来。按照运动的自然趋势,文明制度只能从联合宗法制度或者从像古代东方人那种大大改进了的野蛮制度中产生出来。这种大大改进了的野蛮制度在各个方面都类似联合宗法制度。

至于像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宗法制度的那样“简单”的宗法制度,则是一个只能导致野蛮制度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个父亲都成为一个州长,把自己的爱好提高到美德的地位,在自己的家庭中施行难以忍受的暴政,并完全仿效亚伯拉罕和雅各的所作所为。而亚伯拉罕和雅各,其邪恶不义的行为并不亚于阿尔及尔与突尼斯王位上所看到过的任何暴君。

我们对蒙昧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的了解,也并不见得比对宗法制度更清楚些。当我在谈论到每个时期的阶段和本质时,我将证明我们的哲学家对文明制度,以及对如何脱离文明制度而进入第六时期的方法和手段的学识,同样都是自欺欺人的。

这第六时期,即保证制度,本应由哲学家们来发现的。因为第六时期距离文明习俗不远,还保持着“家庭经济”、“婚姻制”以及哲学体系的主要特性,但已经大大减少了贫穷与革命。此外,不管发现第六时期是如何容易的一件事,可是哲学家们连如何把人类提高到文明制度都不懂,也就是说对从蒙昧制度、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这件事都茫然无知,他们又怎能把人类提高到比文明制度更高一层的境界呢?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促使文明制度前进。当我把文明制度分成四个阶段的时候,我将指出,这个制度所以达到第三阶段是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而哲学家们对他们所珍视的文明制度的进展却从来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他们是延误而不是加速了文明制度的到来。正好像那些糊涂的妈妈一样,由于宠爱孩子而使孩子身心疲乏,染上了有害的怪癖以及种下了病根,她们自以为是疼孩子,实际上却是害了孩子。哲学家们沉溺于文明制度,其所作所为也是同糊涂的妈妈一样。他们总是把文明制度搞糟,还自以为在改进文明制度。他们向占支配地位的幻想提供养料,散布错误思想,而不是去寻求真理的康庄大道。到今天,我们还看到他们十分迷信重商精神,而他们只要有一点羞耻心,本应该对这种思想展开斗争的,因为他们在整整两千年期间,总是在嘲笑商业。

总之,假使单靠哲学家们,那么,文明制度仍然会停留在第一阶段,并保持着野蛮制度的习惯,例如被希腊、罗马学者所赞赏的奴隶制,也许会仍然保存下来。

人们对文明机构可以说是普遍无知,我想就这一方面再提供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从那些袭击我们每一代人而又预见不到的灾难中提取出来的。最近的一次灾难是政治俱乐部或与世隔绝的雅各宾党人式的灾难。在1789年,人们对这种灾难还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对文明制度已经作过不少学术性的分析。此外,还有对相继发生的其他灾难,哲学家们也丝毫没有预见到,如商业封建制的丑恶程度绝不会亚于政治俱乐部的统治。商业封建制将是商业精神日益对社会制度发生影响的产物。它的侵袭就会产生文明制度的人所预料不到的非常可怕的变革。用不着害怕这一预测,因为这个预测不会引起恐惧,而只能引起欢乐。由于借助社会运动的理论,人们即将获得能够预见得到并且又可避免一切政治风暴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