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者们的骗局：欧文派

人们已经可以看出，我的协作理论绝不会陷入体系制造者的专断之中。这个理论以汲取于自然界的、符合情欲要求和几何学定理的特殊方法为基础。因为情欲谢利叶的结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几何学的。在谈分配和类比的几章中，这一点会得到证明。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十九世纪在这方面前后不符、自相矛盾的地方。十九世纪在改变人类命运所系的问题上，在协作社方法的发现上，竟然信赖用博爱的词句把自己装扮起来的吹牛大王，而没有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对这些问题制定出任何应该遵循的规则。

人们看到，需要发明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情欲谢利叶。这是一个发现。这个发现要求对与文明制度格格不入的动力的种种安排和利用深入地进行探索。

如果人们希望有步骤地行动，就应该向罗伯特·欧文先生或别的野心家们要求发明创造，而不是向他们要求诸如宣布财产公有、取消拜神仪式，以及突然废除婚姻之类的章程或者奇思怪想。这是政治蛮干者的怪癖，不是什么新办法。然而，十九世纪正是对这种幻想已经信任了二十年。

让我们注意，罗伯特·欧文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协作社的意义背道而驰的行动。他不懂得农业应该成为协作结构的基础，以致连一阿尔班[1]的耕地都没有就在新拉纳克聚集了两千多名纺织工人。他在铸成这个大错时，竟夸耀已经按照他的办法改变了人民的信仰，并且向国王介绍自己是社会世界的假定的革新者。他的科学只不过是诡辩家的学说而已——在各方面冒险，正如孤注一掷的赌徒在新奇的事物上进行赌博一样；audaces fortuna juvat[2]。特别是——大声疾呼地传播自己的博爱，——这种假面具总会使某些人上当的。

在进行了这样多试验之后，在四十年中看够了所有用这个称号怪模怪样地打扮起来的野心家之后，我们的世纪怎么能够让自己再来受慈善事业的伪币的欺骗呢？真正的博爱者要说：“应该试图进行协作社的试验，但同时还应该对符合本性的做法进行探讨，并且悬赏征求这种发现。”

这种正当的步骤永远不会被那些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办法却希望起某种作用的人采纳。欧文先生宁愿冒充发明家去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乃是公谊会创始者潘恩体系的复本。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把它们作过一个对比。让我们留意一下在欧文方法上的政治蛮干之徒的行径。这类政治蛮干之徒决心孤注一掷，进行骇人听闻的试验，而不去预见其后果。

例如：在关于爱情关系自由的问题上，他不了解，当新的分支体一旦稳固，它必然会举办的集团爱情的狂欢的后果将会怎样。他在自由恋爱关系的结构方面，如同在废除拜神仪式的后果方面一样，似乎所知不多。在只许恋爱有半自由以前，就必须采用一种甚至在和谐制度下的人只有经过十五到二十年的活动之后才能创造出来的那种平衡力量。

何况，恋爱关系制度所能容忍的变动，只有在政府、僧侣、父辈和丈夫需要这种变动之后才能发生。当这四类人一致投票通过某种新事物时，才能相信这种新事物是有益无害的。

毫无疑义，现在婚姻制度产生许多罪恶。我曾经在插曲中举出很多。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并不是主张废除婚姻的理由，而只是把它重新纳入有条理的序列的理由，以及在婚姻问题上建立包括七级、外加中间级和中枢级的正规谢利叶的理由。

而且，如果只是谈到第一级和第二级，不生育的婚姻比会生孩子的婚姻的关系更不巩固，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这就是第一级与第二级的区别。还要确定其余七个级的区别。我先抛开这种详细情况不谈，而指出这一点：甚至当认识到在婚姻方面所应该建立的全部九个级时，还必须懂得和安排这种会带来平衡与和谐的事物状态，以防止滥用自由和权力。这是诡辩家欧文所没有预见到的。他想一下子就实行解放，解除恋爱问题上的束缚，仿佛我们是在塔希提岛、哈姆、朗萨罗特、爪哇、拉普兰，以及在习惯和偏见都已经建立了平衡力量的其他地方似的。

我们不要去重视这个讨论，因为它只是人们在和谐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年以后才应该开始研究的问题。在协作制度的第一代期间，让恋爱关系仍然处于作为文明制度的特点的普遍虚伪和欺骗状态乃是必要的。恋爱和亲属关系是两种最后才能进入诚实制度的情欲。那些像欧文先生那样想在情欲自由方面来进行同1791年哲学家们在突然解放黑奴方面进行过的同样鲁莽试验的人，完全不知道这种困难。

正是这些大批涌现的诡辩家预先安排好要来反对真正的发现者，并且使我们的世纪陷入非正义的诽谤的深渊。这种诽谤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占支配地位的乖僻。然而，这都是文明制度性质所固有的缺点。最宝贵的发现，在它作出的时候都会遭到反对。咖啡和土豆曾经遭到法律的禁止，并且被列为毒品。轮船的发明者富尔敦和煤气照明的发明者勒蓬，在巴黎竟找不到一个听他们的话的人。

根据诽谤家们最近犯的这些过错，便可以估计他们的判断应该受到多少信任。他们自命为启蒙运动的拥护者和黑暗势力的敌人。他们责难某位部长，说他是新欧马尔[3]。他们责难某种社会，说它是摧残者的集团。可是，当他们发表言论，说在引力计算方面不会有任何发现的时候，当他们鼓动人们不要阅读那种以完备的形式阐明牛顿只提供了一个片断的理论的书籍时，他们自己又是什么人呢？

十九世纪表明自己是十五世纪以及迫害哥伦布和伽利略的那个时代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那时，迷信曾经反对新的科学。而现在，那些冒充是迷信之敌的人又来反对新的科学了。这就是他们对智慧知识的所进一步表现出来的虚伪的热情的秘密。这就是他们的高度飞跃。他们攻击迷信势力，只是为了取而代之，为了同样进行压制，而且比迷信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行压制。

多么奇怪的前后矛盾啊！把引力计算方面的首倡者，把用渊博的学识来考察只具有纯粹奇怪特性的无用的部门的牛顿捧上了天。我们知道每个行星的重量有什么用呢？引力领域内还有两个重要部门尚待研究，即：

有益的，或情欲引力的理论；

愉快的，或类比和因果关系的理论。

按照诽谤家们的说法，谁提供这两种科学，谁就是粗野的畜生。而诽谤家们之所以赞美牛顿，是因为他考察了无用的部门，考察了引力领域中物质效用的部门。在引力领域内，牛顿却不能够说明任何一种因果关系。如果问牛顿主义者，为什么上帝给了土星七个卫星，却给了体积比它大一倍的木星四个卫星，为什么它给了土星光圈，而没有给木星光圈？他们对这个问题是不能作出任何的回答的。

虽然如此，他们的科学由于具有数学的准确性，仍然是很卓越的。不过，这门科学只是一种限于说明后果，不能说明原因的萌芽而已。当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的理论的时候，就应该或者谴责牛顿，因为他只不过开始研究引力，或者庇护比他更值得支持的继承者，因为这个继承者考察了有益的和愉快的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导向社会的幸福，而社会的幸福，就另一种意义来说，当然比科学本身更宝贵。

让我们补充这一点：类比的计算虽然是愉快消遣的部门，也毕竟还有它有益的一面。因为正是应该把所有这些大部分还没有人知道的自然解毒剂，例如防治痛风、恐水症、癫痫，以及目前还是医疗技术的暗礁的其他病症的解毒剂的发现归功于这门新的科学。下面这点对我们的世纪说来，特别对法国说来，是一种诱惑：对发现者暂时放弃恶意的态度，对于最宝贵的发现，如果不是积极庇护，那么至少应该半信半疑地接待。根据任何不偏不倚的人都会赞赏的一些考虑，这种接待是有理由的。这就是简略的叙述：

“这是人们第一次向我们提出关于协作社问题和关于情欲和谐的结构问题的精确的理论。前者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后者被当成是不可解的谜。如果这个理论切实可行，它会给予我们自古以来枉费心机梦寐以求的好处——通过向贫苦阶级让步，以便使他们能过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这种途径来消灭赤贫现象；依照协议来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建立真理和正义的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而真理和正义将在新制度下变成获利的道路。因此，这样的做法是审慎的：仔细考察这个理论，指出它的不足之处，请比较能干的人来纠正它，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没有这种可能时，就对它进行实际的、绝不会有危险的试验，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仅仅是农业和家务工作。由于它建立协调和节约制度，这些工作显然都会得到好处。”

一些有才智之士谈到这里就提出异议说：“如果作者能采取常用的形式，并且对现代庄严的哲学表示敬意的话，我们听听是可以的。”瞧，这就是所有诡辩家的诡计。如果发现者采取了这种假仁假义的作风，人们就会非常怀疑他。那时人们就会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和别人一样，只不过是个一心想向上爬的江湖骗子而已。所有这些科学的走私商人都善于打学院式的官腔。这种腔调是谬误与花招的通行证。这里的问题在于唤醒文人雅士们，要他们警觉自己抱有的幻想，警惕上当受骗；向他们证明他们将是第一批因轻信体系制造者而牺牲的人。

人们谈论协作社二十年以来　如果他们采取了措施来达到目的，如果他们不对诡辩家欧文表示愚蠢的信任，他们便会得到真正的理论。实验本来就会决定大的转变。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混乱世界早已会消失。学者和艺术活动家本来会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而不会被迫痛骂书报检查和蒙昧主义了（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用蒙昧主义来反对发现者的）。他们本来会享受充分的自由、财富和荣誉，再不会受到欧马尔之流的严密控制了。

为了使他们从这种欺骗，从这种选择奴隶角色和贫困的怪癖中醒悟过来，难道一定要我向他们屈膝下跪吗？我愈是低声下气奉承他们，他们就愈不相信我。不久以前，当普遍体系时髦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个口若悬河的诡辩家曾经对学者们奉承谄媚，指名道姓地把他们全都颂扬了一番。可是他也没有能够引起他们对他的总体系给予信任（他在总体系中只是忘记了对人或情欲和引力进行研究，对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三种结构及其固定的、变化的和组合的特点进行研究，以及对文明制度卑劣行为如欺骗性商业或倒行逆施的竞争和倒行逆施的流通进行分析；以及他同样忘记了关于未来的和以往的命运的理论，关于运动领域内的因果关系的理论，等等，等等）。

学者们责备他，说他并没有说过什么新鲜的东西，说他只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了他以前其他几百人早已说过的话。这种责备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用他们那种往往很少有什么益处的学院派的形式来装扮的话，我也就会让自己置身于这些滑头的体系制造者的行列中了。上面所说的那位作者只博得了十分庸俗的祝贺，祝贺他善于使人阅读他的东西，善于逢迎科学院的有权势者。

谄媚的腔调绝不是发现者所习惯的。他们没有演说家那种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但是具有正直和坚强的性格。贺拉斯赞赏具有这种性格的正义之士：non civium ardor prava jubentium mente quatit solida[4]。我的这个题目并不包含对谄媚的腔调的论述。问题在于再向人们指出：他们不相信天意；他们探求神圣法典的愿望和积极性不够；他们缺乏慈悲心；他们对于那种会把奴隶制度、贫困和人类其他灾难一劳永逸地加以铲除的发现漠不关心。

在这里，唯一恰当的腔调是说教的腔调。人们不要求鲍修艾[5]、布尔达鲁[6]那些人去阿谀奉承邪恶的时代。人们称赞他们敢于大声疾呼，反对那些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虚伪的学说。即使我没有他们那种雄辩的口才，我也应该学习他们的行为，鄙视科学江湖骗子们的庸俗的灵活性，保持那唯一适合发现者的、以数学的和无法否认的证据为支柱的真诚和直率的态度。

学术界必然会遇到的暗礁——嫉妒心。人们不高兴地看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局外人竟得到了最好的猎获物。人的本能就是否定和扼杀他自己不能够得到的发现，攻击那个教门之外的发现者，因为这个人不顾精神的垄断，竟希望自己挤进特权者的行列，而不承认这条规律：

“除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之外，任何别的人是不会有智慧的……”

我知道，如果问题是关于普通的发现，违背这条规律将是不明智的。近代一位诗人维奥里·列鸠克说得很精辟：

“如果您产生任何一种新思想，

您要善于小心地把它说成是

用其他方式修改过的他们自己的思想。”

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发现得到承认，作者应该向精神的垄断者们说：“我正应该把发现归功于你们的渊博知识。我正是从你们的学术著作中汲取了它的要素。你们创造了这门新科学的全部资料。我遵循你们明智的方法运用了这些资料。我把这个发现献给你们是偿还自己的债务，因为这个发现与其说是我的，还不如说是你们的。它只不过是从你们的花冠上脱落下来的装饰品而已，我应该物归原主。”

哲学界听了这些话便会说：“这是一部严谨的、不偏不倚的著作。作者善于使人阅读自己的著作。他的态度是合乎礼仪的。他的风格绚丽多彩、谦虚优雅、脍炙人口。Aera metet Sosiis，—dignus i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书籍给苏齐伊[7]兄弟以金钱——他们配得上加入我们的学术团体）。”

如果我这样阿谀谄媚的话，就无异于欺骗学术界。为了学术界的利益最好还是坦率地向它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和我将会有怎样的利益，并且要确定每一方面应得的一份。

学术界的收益是无法估量的。除了已经指出的金钱收入外，他们还会有同样无法估量的荣誉的收获。我要把未经开采的矿脉交给他们。我的理论给他们打开了通向新科学世界的入口和我一个人甚至无法部分地达到的二十种科学的道道。我为自己仅仅保留了关于情欲引力的科学。而且在我之后，关于这门科学还有很多东西可谈。至于其他科学，我献出一把打开它们的钥匙。关于类比的科学本来需要写二十万篇洋洋长文。我限于能力只能写两百篇，因为我对于自然科学史的所有三个部门都不内行。我必须花三年时间专门研究这门学问。这一点我过去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

因此，学者们对于胜利品落到了一个无法消受它、因此不得不把它的大部分留给他们、只为自己保留发现者的荣誉的人的手里，仍然会表示满意的。命运把科学的矿脉交给我，这对他们是很好的效劳，比我更有学问的人则会独揽一切。

作了这番坦率的说明，还要他们提防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诽谤和嫉妒的倾向。因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会使他们上当受骗。我现在让比我更受到信任的人说几句话，让责备他们被骄傲自大和器量狭小迷惑住心窍的人说几句话。孔狄亚克向他们说道：“以高度的鲜明性、高度的准确性来研究新科学是不会被所有的人理解的。什么书都没有读过的人，比那些进行过重大研究的人，特别是比那些著作很多的人，会更好地理解这些科学。”

这是针对骄傲自大和嫉妒说的。这两种东西把他们迷惑到这种程度，以致他们断言，仿佛以高度的鲜明性和高度的准确性形成的关于情欲引力的科学是不可理解的。我曾经看到，十五岁的姑娘们对于根据三种原因和三种结果加以阐明的（依据第五和第六章）情欲谢利叶结构有很好的了解，而经验丰富的学者们却断言，它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了解。如果不是我还活着，如果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地剽窃的话，他们会很好地了解，并且歪曲我的理论，会力图把它部分地攫为己有，因为谁都不能够把它全部剽窃。那些声称在引力理论领域内不会有所发现的同代人的攻击，大大证明了我拥有这种发现。为什么他们不用这种学术裁决来反对牛顿呢？要知道，他们并没有像把哥伦布开除教籍那样，硬把牛顿开除教籍。后来当罗马的元老院更好地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赶快宽恕了哥伦布。协作理论的反对者们也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对于否认自己的野蛮行为不会拖延的。

上面所说的孔狄亚克曾经注意到促使他们反对新科学的骄傲自大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则注意到他们狭窄的器量。我现在把他针对当时诽谤家们侮辱一位著名人物的事所说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成了十八世纪的同时代人的有预见天才的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出真理的无穷无尽的宝藏的培根，曾经飞跃得太高了。他在当时的人和思想上面高高地飞翔着，以致不曾对当时的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就这一点而论，他是有过错的。”——茹伊[8]

现在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我的学说和培根的学说一样，绝不是过分高超。但是，我们的世纪也和培根的世纪一样，除了个别能否遇到的特殊人物之外，过于低下，不能理解。Pauci，sed boni（量少质精）。我只是在寻求像培根和孔狄亚克这种人物，因为他们曾经给自己所处的时代以明智的劝告，劝告重新培养人类的理解力，把人们从哲学方面所学来的一切统统忘掉，因为这时的哲学家比耶稣责难他们为黑暗势力的时候还更加黑暗。当时耶稣曾经说过：“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引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的律法师们还是耶稣时代的那种样子。牛顿向他们提供了引力科学的钥匙，他们把它夺去了，但自己却没有本领深入到里边去，比牛顿更向前迈进一步；没有本领来研究这种几何学所不曾考察过的部门。他们现在却希望窃取这些部门的知识，并且对那些给世界带来了使牛顿的计算学得以继续发展的理论的人，带来了情欲引力和协作统一理论的人，带来了这种如果没有它、则所有其他科学便只不过是理性的耻辱的科学的发现者，竟公然加以诽谤。现在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大众的处境，还不如那幸福地生活在自由的、无忧无虑的状态中的野兽。只要这种现象存在，这些科学的成就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

批评家们说：“我们同意这点。不过，在您的理论中应该慎重地对待深受尊敬的科学，例如温存的道德。它是人类交往的仁慈而纯洁的朋友。”唉！道德正就是由于与交往和欺骗勾结而变得受人鄙视。她在最后时刻背教变节。当它根据在文明制度下几乎不可能通过诚实的途径获得财富的这一观点来宣传鄙视财富时，它的过错是情有可原的。当它与重商精神妥协时，便丧失了自己享受尊敬的权利。如果它能通过探求诚实制度的方法来对重商精神进行攻击，它就会为自己开辟一条摆脱文明制度的美妙出路和进入社会进步的光辉灿烂的境界。可是它怯懦地向交上红运的恶习让步，对金牛犊顶礼膜拜，——它怎么能够奢望受人尊敬呢？

我承认，人们一天不了解引力理论或情欲和谐发展的理论，他们就只能满足于被称为道德的压制方法。但是，从这时起，道德已经成为无用的东西，也就谈不上光荣的投降了。因为它摒弃光明，摒弃这种唯一能够保证得到奖励的协作理论，因为它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的职责，例如大胆考察文明制度及其特点和探求人类交往的诚实方式等。它只是把希望建筑在推销体系上。人们看到，这些体系每年约有四十种都是为贩卖道德服务的。

1803年有一家报纸惋惜这方面收获不大。它写道：这一年内，我们只有十七篇关于道德的论文。它指的是法国。如果加上其他国家，那么，甚至在萧条时期，每年也至少达到四十篇论文。贩卖或制造道德这种事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非常活跃。由于所有这些关于道德的论文互相矛盾，每篇都推翻在它之前最新发表的那篇的论点，因此，一个人每年至少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习俗四十次，才能成为对仁慈而纯洁的道德训示唯命是从的人。此外，还得花很多钱去购买数不清的争论道德的文章；还得有很多时间和耐心去阅读；还得有很好的脑袋瓜去理解。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彼此并不了解。难道这些文章会向我们阐明，怎样才能既做人类交往的朋友，又做阴险的财富的敌人吗？！要知道，这两个道德的教条，和所有其他教条同样合理，具有同样的性质。难道其中有一条不被它的作者怀着惋惜的心情来看待吗？塞内克[9]教导我们要从即日起就放弃财富，要立刻接受哲学而不要等到明天，但他自己却积累了一亿法郎的财富。由此可见，道德永远只是一种演说家的花招和野心的假面具。任何一个蓄意从事某种欺诈勾当的伪君子，都是小心翼翼地拿关于道德的议论来作掩护的。

人们回答说，道德虽然给假仁假义作了掩护，但是它本身却是好的。不，它是罪恶的，这是因为：一、道德把那些试图拿它的学说在实践中准确地应用的人引向毁灭，却把那些拿它作假面具而不是作行动指南的人引向发财致富；二、它的教条是相互矛盾的，其中大部分是行不通的。例如命令人们爱好和支持庄严的真理的这一教条就是这样。不妨让一个人到某一个沙龙去讲一讲使在座的人闻而生畏的老实话，揭发在座的某个太太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最后，揭发所有在座的人的阴私。于是大家都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异口同声辱骂他。不妨让他想起要揭露真相，揭露关于挥霍国帑的全部真相并且因而牵累达官显贵，于是他就会懂得，实践庄严的真理会使他落到什么下场。道德的一切教条都同样是行不通的。

难道事实不是屡屡证明，道德总是把人引导到与它的诺言相反的结果吗？证明一个民族关于道德的论文发表得愈多，它便愈加陷于堕落的深渊吗？因而，无论在实际上或者在学说本身，欺骗的科学总是互相矛盾的。它的下场是很糟的。它晚年与万恶之源的重商精神同流合污之后，便出卖了自己的贞操。宗教就没有沾上这种可耻的污点。

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俏皮话来攻击温厚的道德呢？因为伪君子们依靠道德来诽谤引力理论。他们嫉妒地看待这种即将提供狡猾的道德曾经许诺但不能兑现的幸福的科学的诞生：建立真诚、正义和善良风俗的王国，使那些在实践中应用真诚、正义、善良风俗的人们发财致富，使那些企图在生活中弄虚作假的人们破产和受辱。

这些诽谤者中的某些人也希望用宗教精神来滑稽可笑地打扮自己，硬说引力的理论与宗教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不来答复这些伪君子，《福音书》已经答复了他们。耶稣的话使他们狼狈不堪。我要写一篇专文来论述这个问题。

正因为我的理论在每个问题上都与宗教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它必然同近代的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同这些狡猾的道德家，同这些大讲特讲美德的小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为耶稣曾经彻底揭穿过他们，并且骂他们是黑暗势力派，是野蛮的诡辩家。这些野蛮的诡辩家装出一副仿佛是在寻求光明的样子，实际上却勾结起来，以便在光明一出现时就扑灭它。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在耶稣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他们会忘掉诽谤神圣智慧的杰作和这种应用于生产活动的协作一致和情欲和谐的法典吗？

如果道德家是好心的，并且硬要表现得这样，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挑战，不同意进行实验以便看看经验是赞成他们的科学还是赞成我的科学呢？既然他们预言，他们的行为会产生善，我的行为会产生恶，他们就应该通过实验来挫败我。这对他们说来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我的目的和他们伪装要追求的目的仿佛是相同的：建立真诚、正义和真正美德的王国。人们很快就会看出，这两种方式中究竟哪一种会达到目的。

如果我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该在充分运用的六个星期之内解决争论。他们的方法在许多国家内不是进行了六个星期，而是进行了三十个世纪，结果只获得恶的发展。何况，他们至少对冒牌的协作方法和罗伯特·欧文的方法提供了进行二十次试验的机会。他们依靠报纸上的经常鼓吹，保证了它的作者获得创设大量机构的捐款。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机构都遭到了失败。因为没有一个奴隶主会为黑奴而接受它，也没有一个集团会接受它。

因此，他们正同在经济的分散制度上一样，在协作社制度上也弄错了；他们的手段显然是虚幻的。这对同他们的理论相对立的、并在几个星期内发生作用的那个理论来说，是个有利的假设。如果他们不接受挑战，那么，这将证明他们没有诚意，证明他们对真正的社会进步漠不关心。

让我们就他们陷入荒谬的立场这一点向他们提出警告。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使他们全体突然改变以前的主张。只要一个有名望的和希望扮演重要角色的作家抱着怀疑的态度表示赞成考察和试验，丢脸的诽谤家们便会提出意见，主张不要等待那会使他们受到嘲笑的试验而赶快放弃自己原先的声明。当伊萨培拉的忏悔牧师比学者们更加通情达理地表示拥护考察时，那些批评哥伦布的人便陷入狼狈的境地，诽谤者们立刻就全部破产。

在这里，怀疑的作用，对作家说来是可靠得多了。因为哥伦布还要冒两种风险：船舶在大海里遇险，以及有走错路和探索得不到结果的危险。但是，在劳动引力的试验中不但不冒风险，而且还会得到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巨大收入的保障。作家根据笛卡儿的训诫——怀疑和试验，提出这种试验时，便会获得最辉煌的成就。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胜过圣奥古斯丁在宗教方面的成就。他推翻了虚伪的科学偶像，摧毁了腐朽的哲学建筑物。他将是社会变革的使徒。现在，我仍旧回到关于这种角色将给宣讲者带来巨额财富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