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喀什噶尔
最早关于喀什噶尔的记载见于《汉书》，这要归功于张骞的著名西域之行之后，中国人对西域的了解扩展到了妫水和波斯国家，于是在汉武帝治下（公元前140—87年），汉朝势力开始向中亚大规模扩张。《汉书》中描述从玉门关和沙州地区到妫水和药杀水（今锡尔河——译者）的两条重要道路中的北线时，很适宜地第一次提到疏勒。据描述，这条北线经过吐鲁番（古代高昌），然后沿着天山山脉南部脚下一直延伸到疏勒。它无疑对应着通过沙州、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和阿克苏的路线，这条路现在仍然是中国内地与喀什噶尔之间最常使用的交通线。从疏勒“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这一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被认为是古代粟特的地盘。从喀什噶尔过铁列克山口进入费尔干纳的有名路线构成整个塔里木盆地进入上述粟特地区的直接的和最容易的路径。
《汉书》中关于“疏勒”的特别条目告诉我们，这个王国的都城在疏勒城，离长安9350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其中提到在那里驻有一些朝廷官员，表明处于汉朝的保护之下、在约公元前1世纪中叶终于形成建制的疏勒构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统治中心。条目中特别提到它的“市列”，表明疏勒早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书中“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的陈述充分地说明了它为什么能获得这种重要性。《汉书》使我们看到张骞出使之后汉朝与粟特和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之间贸易的一些画面，而喀什噶尔就变成了这种贸易的一个方便中转地。上述“疏勒”条目中记载的道路里程——东至汉代都护治所乌垒2210里，南至莎车560里——对我们用处不大，因为这两个地名所对应的位置不能确定。
《汉书》中有一个段落提到中亚有名的被称为“塞”的部落的迁移。根据弗兰克博士最近提出的解释，我们好像应能从上述段落中离析出有关疏勒建立的信息。“塞”这一名称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转写为Sök、Sz
、Sse、Ssu、Sa、Se，等等，在很久以前就已被认定为经典记录中的Sacae和印度文中的Śakas。《汉书》中的记载告诉我们，塞的国王如何迫于西面大月氏的压力而向南迁移并控制了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尽管被大月氏赶走以前（约公元前150年），“塞种人”的势力有可能曾扩展到喀什噶尔地区，但不论是弗兰克博士对此段落的翻译还是原书这段话所在的“罽宾”条目中的上下文，似乎都没有暗示说疏勒就是“塞种人”建立的。
在西汉衰落前王莽这位篡权者统治的时期（公元9—23年）里，西汉王朝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混乱，因而在半个多世纪里停止了对塔里木地区的治理。到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明帝的统治时期（公元58—75年），东汉在西域重新确立起了它的地位。其时，像包括莎车在内的其他十几个小国一样，疏勒处于于阗即和田王的控制之下。公元70年，汉朝著名将军班超消灭了和田统治者。到公元76年，除了现代焉耆和库车之地的一些区域，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承认了东汉的宗主地位。
据弗兰克博士认为，《后汉书》关于西域纳贡国的记载包含了那一时期（公元25—220年）疏勒历史的细节。但是因为至今没有完全而可靠的翻译可供参考，所以我们无法像在前面讨论同样值得纪念的高仙芝远征（公元747年）那样，来确定公元95年时班超是经由哪一条路通过喀什噶尔的。
班超著名的远征标志着东汉向西部获得了极大的扩张。比这种结果更加持久的，是此次远征对于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发展直接贸易的影响，以及在远东与西方这两个大帝国之间传播对于对方的更明确的知识方面的影响。从西方这一方面讲，极为幸运的是，一位真正有天才和有着突出的广阔视野的地理学家马里奴斯利用了这个机会，记录下了一些很有开创精神的商人所提供的消息——那些商人曾深入中国或至少进入了它在塔里木盆地的外围领地。这些记录保留在托勒密的著作中，主要是他关于“赛里克”的章节里。他用“赛里克”一词指称从伊摩斯山以远的斯基泰直到未知的极东部海洋之间的地区。马里奴斯收集的这些记录讲的是带来了丝绸的赛里斯地区以及从西方通往那一地区的商路的事情。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对之猜测却毫无结果。终于，李希藿芬以敏锐的眼光对它进行了阐释。因为有了这位专家的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在这里简要地谈一下那个记载中所隐含的不寻常的旅行路线，并指出该路线与喀什噶尔之间的关系。
在托勒密的明确记述中，马里奴斯收集的关于赛里斯的地区的地理数据是根据一位马其顿商人马艾斯的叙述。这位商人又称“提提亚奴斯”，曾向那个地区派出办事人员。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这些人员所行路线是从中国到帕提亚王朝的丝绸贸易常走的驼队路线。这条路从幼发拉底河旁的希拉波利斯出发，经过海卡托姆佩罗斯、阿里亚和马尔基纳（即唐代之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的霍腊散）到达巴克特里亚。从那里，这条路首先向北到达库摩迪的山区，然后沿此山区向东南方向“一直到达一条通向一片广阔平原的深谷”。在这条深谷中，旅行者必须向北上行50朔尼“到达石塔。在那之后山脉向东渐渐消逝，与从帕利姆伯特拉向北延伸的山岭伊摩斯相会”。托勒密的另一段记载说“商人向塞拉出发”的“站”——萨拉伊——在石塔的东面、伊摩斯山的轴线上。
享利·于尔爵士和拉乌林隼爵士合作的工作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库摩迪山区一方面就是玄奘记述中的拘谜陀，另一方面就是早期伊斯兰学者所说的“Kumēdh”之地。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库摩迪山谷”就在将瓦罕夏普河及相连的喀拉特勤高山地区与妫水地区分开的山岭中。有一条直接的和较为容易的交通线从喀拉特勤沿着瓦罕夏普向上到达宽阔的阿拉依高地上的丰饶草场，再从这块高地向东端上行穿过妫水与塔里木河分水岭的最低点桐木伦山口，而后经不远的距离，在喀什噶尔河的源头附近与喀什噶尔到费尔干纳（经铁热克达坂）的大路相遇。
李希藿芬通过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证证明了，描述中马艾斯的人员所循的路线与上述路线吻合得有多好。但著名的石塔的准确位置目前尚不能确定，只能有待于在当地进行古迹调查。不过，考虑到马艾斯的叙述中提到，那些商人的“站”在石塔以东，是通向塞拉的路的起点，我想，不会改变的地理状况应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托勒密说这个“站”位于伊摩斯（无疑指的是拱绕于帕米尔地区东端、分开了妫水与塔里木河流域的山岭）线上，故而李希藿芬指出，应到上述路线所经的分水岭附近寻找此“站”。他还注意到，上述的“站”的最可能的位置应是从费尔干纳经铁热克达坂的常有人走的路线与从瓦罕夏普河谷来的路线的交会点。
令我高兴的是，1901年6月从喀什噶尔到费尔干纳的返回途中，尽管时间匆忙，我还是找机会去了解了从喀什噶尔到奥什的古代商路的地形特征。我收集的观察资料完全支持上述那位出色的地理学家的观点，因为在那条路线上几乎不可能发现比伊尔克什坦（汉代之休循国——译者）更能与托勒密记载中所暗示的商站有关状况相符的地点了。现在的伊尔克什坦是通往喀什噶尔路上的俄罗斯海关和边防要塞所在地。它位于从费尔干纳和从阿拉伊来的道路的交会处，在桐木伦山口（来自阿拉依的道路从此山口穿过分水岭）之下距离很近的地方。那里现有一座小堡垒和一个哥萨克军镇。除了位于两条重要道路交叉点这一项，这一地点还有其他的优越性。它的海拔是8500俄罗斯尺，不仅是一个相对来说被掩蔽的地点，而且显然由于山脉以西和以北方向所提供的充足水汽，与它紧邻的山谷就有更充足的牧草地和燃料，而过了这里之后往喀什噶尔去的道路则大部分经过的是荒秃岩石和碎石的峡谷。俄罗斯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把伊尔克什坦包括进它的边境线之内。（此地附近的边境线保持在喀什噶尔河与另一面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分水岭处。）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路线构成喀什噶尔与古代巴克特里亚之间最直接的交通线。有意思的是，现有关于班超向西胜利远征之后喀什噶尔的最早记载，正是关于巴克特里亚（大夏、大月氏——译者）对喀什噶尔的入侵。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07—113年，疏勒的统治者安国曾被迫把他的近亲、王子臣磐送去给大月氏国王做人质。从其他资料中我们又得知，在那一时期，这位大月氏国王的治下不仅包括他们在巴克特里亚的旧地，还包括喀布尔和印度西北地区相当大的部分。结果，公元114—120年，安国死后，大月氏的军队推翻了他的继承者，让臣磐做了疏勒王。
斯皮希特和马尔库尔特曾指出，《后汉书》中的上述记载与玄奘的故事吻合得非常好。玄奘在他对于迦毕试国［Chia-pi-shih，即卡皮萨（Kapiśa）］的描述中记述道，在犍陀罗确立了月氏统治的迦腻色迦曾将他的势力扩展到葱岭以东，并在他的宫中接纳了从中国的西域属国而来的人质。如马尔库尔特博士所敏锐指出的那样，迦毕试佛寺（据玄奘转述的当地传闻，该寺是那些人质的夏季住所）的名称沙落迦（Sha-lo-chi）很有可能是因喀什噶尔王族人质而来。这个汉文转写要代表的也许是“Shālaka”或“Shāraka”，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由喀什噶尔古称之一的“沙勒”演变而来，因为根据中国字的古音，“沙勒”很可能读作“Shalek”。
克拉普罗斯显然是通过收集中国资料指出，公元120年前大月氏干涉喀什噶尔的事件使佛教被介绍到那一地区。现在还没有找到有关这一陈述的汉文引文；但毫无疑问，佛教在兴都库什两侧的大月氏领地内确实相当繁荣，使得那位喀什噶尔王子因做人质的缘故而受到佛教的长期熏染。那之后，当他被推上王位的时候，一定促进了佛教在塔里木地区的推广。这个假定与玄奘记下的传闻相吻合。传闻中说那些王族人质住在伽蓝里，来自沙勒即喀什噶尔等葱岭以东的国家。传闻并且是将他们在迦毕试的停留与那位支持佛教出了名的迦腻色迦的统治时期连在一起说的。
不管喀什噶尔的佛寺最初建于什么时期，它都多半是从巴克特里亚这一边而不是和田那一边传入的。除了巴克特里亚，和田是唯一可能的另一个传入渠道。而我们已确知，在和田，大乘部如果不是唯一的教义和崇拜形式，至少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从法显的时代起，在喀什噶尔就已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小乘部。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是玄奘书中提供了佛教调查的地方，我们就总是发现，从巴尔赫（捕喝国）到萨里库勒（朅盘陀），兴都库什北面脚下的地区中建立的佛教都属于小乘部。
考虑到上述地区相对于喀什噶尔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几乎都长期臣服于大月氏的统治，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上述观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也许同样值得注意，即中国的西域属国那些王族人质据信所居的迦毕试古代伽蓝（直到玄奘的时代那里还珍存着关于他们的记忆）依奉的是小乘部佛教；而如同兴都库什南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在迦毕试的无数其他寺院里，享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却是大乘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