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关于喀什噶尔的记载

第四节　唐代关于喀什噶尔的记载

我们已简单地概述了唐朝第二次崛起时期里塔里木地区的历史，现在转向这一时期文献中有关喀什噶尔情况的记载。

首先，也许应回顾一下从《唐书》“疏勒”条目中获知的一般情况：

疏勒一曰佉沙，环五千里，距京师九千里而赢。多沙碛，少壤土。俗尚诡诈。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迦师城。突厥以女妻之。胜兵二千人。俗祠祆神。

这里给出的对喀什噶尔及当地人的描述实质上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相同，显然是《大唐西域记》的摘要。统治家族的姓氏裴在沙畹先生转录的公元728年给疏勒头领裴安之册封帝国称号的朝廷诏书中已出现过；另外又见于公元753年到帝国朝廷朝贡的喀什噶尔高官裴国良的名字中。上面提到的册封诏书中还同样记下了“阿摩支”一称。这无疑也是公元8世纪的和田统治者都使用的名字。不仅在《册府元龟》中有关公元728年“册封于阗阿摩支……尉迟伏师为于阗王”的记载中，而且在丹丹乌里克发掘出的、年代定为公元768年的唐朝官方文件中也都发现了“阿摩支”一词。

都城的名字“迦瑟”（《唐书》记为“迦师”——译者）我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不过，尽管有各种不同写法，它却显然与喀什噶尔的名字（佉沙）有关。这里提到的突厥人“以女妻之”的国王姓名不详，也许可以假定为唐朝治理之时在位的王子。他的武装部队的人数与《汉书》“疏勒”条目中的记载相同；而据沙畹先生所言，他们所崇拜的“祆神”是祆教的神。

《唐书》在对疏勒描述之后，简单介绍了这个王国于公元635和639年派出的使节。公元698年（从吐蕃人手中收复四镇后），疏勒王裴夷健曾向唐朝“遣使朝贡”。约公元705年时，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在受到反叛的突厥部落袭击时曾安全地撤退到疏勒领地内的“栅口”。公元728年，已经拥有疏勒的阿摩支称号的裴安之接受了皇帝册封的疏勒王称号。公元739年，唐朝在疏勒的镇守使曾干涉疏勒的事务，直打到怛逻斯城。公元753年，即悟空前往犍陀罗途中路经喀什噶尔之后不久，疏勒的一些权贵又来到唐都长安朝贡。在此日期之后，《唐书》就没再专门提到喀什噶尔。但是我们看到，晚至公元786年，悟空从印度返回途中路经喀什噶尔时，仍在疏勒的裴冷冷王身旁发现了唐朝政府的代表。这位王的姓氏表明他属于旧时的当地王族。

悟空等朝圣者在离开或回国的路上访问喀什噶尔的记载对上述记载进行了补充，这从沙畹先生的研究中即可了解到。尤其重要的是沙畹先生对法显记述的“竭叉”一名所对应的地点的确认。鸠摩罗什的传记记述道，这位印度朝圣者在约公元400年的时候访问过沙勒（即喀什噶尔），并且特别提到，在那里，他把佛的托钵放在自己的头上。这个钵据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变化重量。中国和尚智猛于公元404年经由罗布泊及和田往印度进发，他在奇沙国也看到了有关佛的托钵的同样圣迹。“奇沙”这一名称与“佉沙”（玄奘的记述和《唐书》均以之指代“喀什噶尔”）一称如此相近，表明智猛记述中所指的就是喀什噶尔。

智猛在奇沙不仅看到了佛的托钵，而且见到了被他描述为五色石制成的佛的唾壶。法显关于竭叉的记载中提到同样的遗迹，这一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沙畹先生将竭叉确认为喀什噶尔。法显在塔什库尔干（法显称之为於摩，即权於摩的简称）安居，那也许是公元402年的夏天。“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朝圣者们从塔什库尔干赴印度的直接路线当然应是向西南方向穿越帕米尔而不是向北去喀什噶尔。但是，法显有同伴已先他从和田到了竭叉，现在法显要去与同伴相会，再说又想要去访问那个宗教中心，所以就绕道经过了喀什噶尔。不过，朝圣者的叙述使我们看出了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来解释这些圣徒为什么要离开正路向北而行。“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华……”下面富丽地描述了这个集会的盛大景象以及国王和大臣布施供养的“种种珍宝，沙门所需之物”。这表明，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一批完全依靠布施远道旅行的贫穷和尚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大会被他们忽略不顾。

法显对竭叉的描述与我们从其他地方得知的古代或现代的喀什噶尔吻合很好。他的“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尔”的记述正为下述事实所证实：塔里木地区仅有的一种需要更温暖的气候的谷物——水稻——在喀什噶尔没有任何规模的种植，而是从莎车或阿克苏运入。同样，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一地区夏末的暑热天气在收获季节前后急剧地向冬天一般的秋寒转变的人，都会理解法显叙述的习俗：“众僧受岁已，其晨辄霜。故其王每赞众僧，令麦熟然后受岁。”

法显接着写道：“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这个佛钵是法显在富楼沙城（即白沙瓦）见到的，在那里它是崇拜仪式的主要对象，法显描述它“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我们不免感到疑惑，法显既然记下了与上面智猛的描述完全相符的、作为圣物的唾壶，为什么他在讲述竭叉时却只字不提在他之前几年访问的智猛和鸠摩罗什都看见过的佛的托钵。沙畹先生对此的回答在我看来从各方面说都相当完满：法显应该也曾看见过在喀什噶尔出现的佛的托钵，但是因为他后来在白沙瓦见到的那个圣人遗物样本有着久远的传说，供奉它的寺院又那样庄严，所以对他来说，那个托钵就成为唯一正宗的一个了。他因此很自然地对喀什噶尔的这一个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另一方面，他并没忘记告诉我们，如同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竭叉也能够夸耀它“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法显唯一提到的竭叉的工业产品是制造衣服的材料。据说他们是由不同种类的细致羊毛和斜纹哔叽布料制成的。除此之外，“俗人被服絁类秦土”。玄奘也记下过喀什噶尔的毛毡、极棒的织物和精巧细致的织毯。即使在今天，喀什噶尔仍然出口相当数量的粗糙而耐久的棉制品。

关于两位中国朝圣者法扬和道友，我们仅知道他们分别于公元420年和公元5世纪中叶前往印度，路经喀什噶尔，但他们的旅行记载已经遗失，而他们的传记也不能提供他们访问沙勒（即疏勒）的细节。同样地，关于一位印度佛教学者、旅行到中国并在那里去世的爱枝（即古加拉特）人法护，我们也仅知道他从迦毕试过巴达赫尚、瓦罕和萨里库勒（塔什库尔干），到达疏勒，在那里的王家寺院中居住了两年（公元580—582年）。

我们所知的下一位过访僧人是玄奘。十分幸运，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佉沙（即喀什噶尔）的精确细节记载。他告诉我们，佉沙国“周五千里（即约50天的行程）。多沙碛，少壤土”。然而在仅有的土壤上却“稼穑殷盛，华果繁茂”。他描述道，那里“气候和畅，风雨顺序”，“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义轻薄，学艺庸浅”。

他在这里对喀什噶尔居民的不怎么恭维的描述倒可以和马可·波罗的证词配成一对。马可·波罗称喀什噶尔土著是一种“恶劣吝啬的人，饮食方式粗陋”。我相信，这两位伟大的旅行者记下的判断可以说是公正地反映出今天新疆其他地区尤其是和田的人们对于喀什噶尔人所持的看法。至少对玄奘来说，看来很可能因为他曾长期待在和田而且喜欢那里，所以那一地区的人们对于邻居的批评就不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玄奘描述佉沙人“容貌粗鄙，文身绿睛”。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其俗生子，押头匾”（玄奘在屈支即库车居民中也观察到同样现象）。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玄奘对喀什噶尔织物的赞叹。他介绍喀什噶尔的书写的段落句意不十分明确，然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书写字母是印度式的，即怎么说都是婆罗米字体文字的变体。另一方面，玄奘又告诉我们，其“语言词调，异于诸国”。

玄奘访问时期，佛教在喀什噶尔相当繁荣，这在玄奘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淳信佛法，勤营福利。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上面结尾句中显出那里的佛教缺乏学者的阐发，也许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玄奘没有屈尊特别提到那无数宗教场所中的任何一个，而他的传记作者也一样——在谈到和田与其他大的宗教中心时那样洋洋洒洒，对佉沙却一笔带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玄奘曾在离开和田之前派人出去搜寻，以试图补上他在渡过印度河时遗失的佛教书籍，而他所派人前往的两个地点之一就是疏勒。

在玄奘之后，我仅能找到两位僧侣访问者对喀什噶尔的记载。公元747年，一位叫法月的印度僧侣曾试图从中国内地经喀什噶尔返回他的国家，在其后通过识匿（即锡格楠）途中被当地的叛乱所阻，被迫转回喀什噶尔，后进入和田，却在那里去世了。11年后，悟空在前往犍陀罗的途中经过喀什噶尔。当他于约公元786年返回时，又在疏勒停留了5个月。他的简短记载对我们了解唐朝对四镇地区的治理具有极大的价值。

唐朝势力的向西扩张，不仅有助于与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及佛教在中亚的旧地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宗教从西方传入中国。基督教和祆教都从这种对传道事业的开放环境中得到了发展。我们知道，公元621年，第一座拜火寺庙在长安落成；10年后，祆神（即火祆）的宗教就在唐朝由祆教师何鲁在传布了。西安府即旧时长安的著名碑文证明，最早的景教传道者于公元635年带着传道书籍和圣像到达长安；公元638年，朝廷正式颁布诏书承认了他所宣扬的教义。上述碑文还表明，在刻碑的那一年即公元781年，“处在中国的主教和教皇”之下的景教教团与他们远在波斯的教会的大主教辖区仍然保持着联系。

塔里木地区无疑是这些首批传教者及其神职继承者到中国内地去的通道。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大主教（公元778—820年）对中国景教教区的最后一次任命恰与塔里木地区完全归入唐朝管辖同时。我们必然要合理地推断，这片景教和祆教由之传入中国内地的地区里本身拥有属于这些宗教的教团。不过目前，直接的证据仅限于有关祆教的部分，《唐书》的两条记载分别提到在喀什噶尔及和田的祆神的宗教。

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古代遗迹都不能显示出伊斯兰教控制塔里木盆地之前基督教在这一地区早期传播的情况。不过到公元13世纪中叶时，我们就发现喀什噶尔在景教主教辖区的名单中出现了。马可·波罗在他经喀什噶尔赴中国内地的路上（约公元1273—1274年）写到喀什噶尔时说：“这个国家里有许多景教基督徒，拥有自己的教堂。”他还在莎车发现了景教和詹姆斯二世党人基督徒。

我们并不知道在喀什噶尔建立景教大主教教区是不是公元11世纪以后突厥和蒙古的大批部落基督教化的结果。但如果要从最近在热海湖以西托克玛克和皮西派克发现的墓碑年代从公元858年至1339年的景教教徒墓地得出什么结论，那么我们看到的喀什噶尔与托克玛克周围地区，在唐朝统辖时期及公元10、11世纪中巴拉沙贡的葛逻禄汗统治期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喀什噶尔在被升格为一个主教辖区以前很久，已拥有了自己的景教教团。